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水平持续快速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越来越受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的目标应由高增速向高质量转变[1]。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京津冀地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公平程度低,收入差距大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共享性”不强和“绿色化”缺失[2]。“共享式增长”(也被称为包容式增长)是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的概念,其最初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3],而后引申为在保障经济保持绿色增长的同时促进机会共享性、成果共享性提升的共享式绿色增长[4]。而如何引导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共享式、绿色化转型,已成为京津冀地区,尤其是河北省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共享性、绿色化?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该如何测度?区域差异存在怎样的特征?又有怎样的变化趋势?库兹涅茨[5]提出的“经济增长带动消费水平提高,引起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变迁,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三者循环促进理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共享式绿色增长?对上述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了解和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经济增长状态,还能够为我们引导京津冀经济共享式绿色增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拓展新视野。

1、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共享式绿色增长的研究可以主要概括为两部分。一是对初期共享式增长的探究。在内涵方面,Ali&Son[6]把共享式增长聚焦在社会机会方面,认为共享式增长是有利于穷人生活改善的经济增长;Rauniyar&Ravi[7]对共享式增长提出了更为精确的定义:共享式增长是伴随着收入增长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经济增长;杜志雄等[8]认为,从中国国情来看,共享式增长是一种“普惠式增长”,即不断为广大民众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进而实现公平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在测度方面,卢现祥和徐俊武[9]在SHPI(多维贫困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了PEG指数(共享式增长指数),发现1978—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共享性,但大部分年份的共享程度较低;郝云平等[10]构建了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公平机会的获取和成果的共享性这五个方面的指标体系,测度发现普惠金融对共享式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二是对共享式绿色增长的研究。在内涵方面,世界银行在2012年公报中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要保持经济增长共享性与绿色化,而共享式绿色增长具备绿色化和社会共享性的本质特征,因此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11];Slingerland&Kessler[12]指出共享式绿色增长应该重视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致力于改善社会福利;张晓颖[13]认为共享式绿色增长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协调好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周小亮和吴武林[14]认为共享式绿色增长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成果共享、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在测度方面,杨雪星[15]从绿色经济、包容性经济和绿色经济对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三方面建立包容性绿色经济增长指标体系,测度结果发现中国共享式绿色经济增长综合水平在G20国家中位列第四;郑长德[16]构建了涵盖收入、社会机会与环境三方面的共享式绿色发展指数,测算结果发现2001—2012年中国少数民族区域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明显上升。

总结现有文献,本文认为在以下三方面还有研究空间:第一,从研究主体来看,现有研究大多以单一省份或全国为主体,只能从纵向(时间)维度上进行分析,缺横向(空间)对比。第二,从指标体系来看,现有研究或只选取贫困指标构建指标体系,指标种类过于单一;或由于对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内涵与外延缺乏清晰定位,导致指标选取有较强的主观性。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文献在对指标体系权重计算时或用主观赋权法,或用主成分法计算权重。但主观赋权法的客观性难以保证;而存在负向因子载荷时,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权重的综合评价函数意义不明确。本文参考周小亮和吴武林[14]的研究,从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基本含义出发,构建符合京津冀地区特点的指标体系,运用计算精度更高且客观性更强的定基极差熵权法来测度2003—2017年京津冀地区的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并从时空双重维度进行分析以找到京津冀地区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走势与差异。

对于经济增长与消费结构的关系,吴薇和房树维[17]认为消费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经济增长又是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二者呈现双向因果关系。对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王锋等[18]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产业结构→金融集聚→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城镇化→金融集聚→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贺京同和杨垚立[19]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三次产业状况,认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传统行业的技术改进、效率提升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对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查道中和吉文惠[20]通过对我国城镇和农村经济现状的对比分析发现,相对农村而言,城镇居民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更能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在三者短期之间存在互动机制的基础上,王业雯[21]运用向量自回归的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广东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也存在明显的长期互动作用机制。基于已有研究,谭燕芝和彭积春[22]将共享式经济增长代替普通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纳入分析体系中,运用系统GMM模型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能有效改善共享式绿色增长现状。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对于共享式绿色增长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内涵界定与内在影响因素研究,共享式绿色增长与外在因素的关联性研究较少;而经济增长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总量的绝对增长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联分析,较少有文献针对共享式绿色增长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进行综合研究。相对经济总量的绝对增长,共享式绿色增长不仅能体现经济增长,更能体现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可持续性。因此,基于共享式绿色增长的测度结果,本文尝试对京津冀地区2003—2017年的共享式绿色增长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找到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从而促使河北在辅助京津的同时,借助临近北京、天津的区位优势以实现更高程度的共享式发展,进而实现各区域福祉的共同提升。

2、共享式绿色增长及其测度

2.1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内涵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共享式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现有文献对共享式绿色增长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范畴。其中一部分研究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义共享式绿色增长,认为共享式绿色增长是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特征的经济绿色增长方式,强调共享式绿色增长必须同时具备经济增长成果共享性和经济过程参与机会公平性的特征[23,24,25]。另一部分研究主要从福利经济学的范畴来界定共享式绿色增长,强调共享式绿色增长的目标是消除贫困,提高社会福利[26,27,28]。

本文认为,共享式绿色增长是一种以减弱地区差异为目标,为贫困地区和人群提供更多机会的经济增长模式,它能够拓展更多经济增长机会,并且让参与方都能获得这些机会,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的经济模式。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内涵可以看作是以经济绿色增长为前提,过程追求机会平等,共享经济增长成果,最终能够消除贫困的一种经济增长理念和方式的结合体。

2.2共享式绿色增长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定义,参考郝云平等[10]的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水平、经济绿色增长、机会的公平性和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4个维度构建了共享式绿色增长的指标体系(见表1)。经济增长水平的指标构建基于经济产出和收入水平两个方面,包括第二、三产业人均产值、人均GDP、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个指标。经济绿色增长维度从科研投入、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经济环境、绿色生产4个领域用R&D经费在GDP中占比,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单位产出能耗比和固体废弃物利用率5个指标来衡量。社会机会的公平性从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收入差距和基础设施6个领域,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失业率、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以及人均养老保险支出等6个指标衡量。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主要从减贫效果来考量,用改水覆盖率、人口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15岁及以上文盲率和高等教育普及率(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分别作为生活水平、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损失程度和知识水平损失程度和高等教育普及情况5个角度的衡量指标。

2.3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假设推演

根据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定义,本文从经济增长水平、经济绿色增长、社会机会的公平性以及成果的共享性4个维度进行理论分析,共享式绿色增长可用函数表示为:

S=S(level,susta,fairn,share)(1)

式中:S表示共享式绿色增长的水平,level表示经济增长水平,susta表示经济绿色增长,fairn是社会机会的公平性,share表示成果的共享性。

表1共享式绿色增长指标体系

假设上述四个维度变量具有以下特征:第一,level、susta、fairn、share均大于0,且每个维度的改善都能对S有正向促进作用。第二,这四个维度对S的正向作用是边际递减的。上述特征可以用如下函数形式表达:

假设共享式绿色增长函数的具体表达式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则全微分后函数表达式为:

对公式（3）左右两端乘以，并对上式右端分别乘以1，以的等值形式表示，得到如下结果：

2.4共享式绿色增长的测度方法

共享式绿色增长指数的测算主要包括两部分,即确定指标权重及测算综合指数,本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对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进行计算,所谓定基极差熵权法是定基极差法和熵权法的综合运用,定基极差法是在极差法的基础上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熵权法用于确定指标权重,最后将无量纲化指标值和指标权重进行加权得到共享式绿色增长指数。

步骤一:极差标准化。设为t年第j个指标第i个研究对象,极差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公式）

步骤二:计算权重。设为t年第i个研究对象中第j个指标所占比重,公式如下:

（公式）

式中:信息熵的值域为[0,1],信息熵与其权重呈负相关关系,指标信息熵越小表明离散程度越高,其包含的信息量也就越大,所以指标权重越大;反之,权重就越小。

步骤三:测算信息熵。为第j个指标第t年的信息熵,公式如下:

（公式）

步骤四:计算指标权重设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指标权重越大,表明指标对测度的贡献率越高,计算公式为:

（公式）

步骤五:定基极差法处理原始数据。以2003年为基年,公式如下:

（公式）

式中:为第j个指标第t年用定基极差法处理后的无量纲化指标值。

步骤六:计算共享式绿色增长指数。为第i个研究对象第t年的综合指数,将步骤四中确定的指标权重和步骤五中计算出的指标值进行相乘累加,计算出共享式绿色增长综合指数,公式如下:

（公式）

2.5测度结果

根据上述步骤,测度出京津冀地区2003—2017年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并根据测度结果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北京和天津的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均值分别为1.4830和1.1945,而河北仅为0.2292,这表明河北的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明显低于北京和天津;而北京和天津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标准差分别为0.6032和0.4653,大于河北的0.2181,可以初步判定,京津冀地区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差异较为明显(见表2)。

表2描述性统计

2.6测度结果分析

σ收敛性是反映单一省份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对京津冀区域整体水平的偏离差异度,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σ收敛是指各省份之间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σ收敛模型可以表示为:

（公式）

式中:t为年份,i为省份,n为省份数量,lnsit表示t年时i省份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对数值,σt表示第t年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σ收敛检验系数。若σt+1<σt,则认为京津冀地区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存在σ收敛。

根据2003—2017年京津冀地区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变动趋势,除个别年份略有降低外,2003—2017年三地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增高趋势,北京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7%,天津年均增长率达到7.9%,河北的年均增长率更是达到13.3%。此外,京津冀地区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σ收敛系数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提出后,σ收敛系数下降尤为明显,说明京津冀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存在明显的σ收敛特征,表明三地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河北对北京和天津有明显的“追赶效应”(见表3)。

表3共享式绿色增长测度结果及σ收敛系数

为探究京津冀地区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内在影响因素,本文分析了2003—2017年京津冀共享式绿色增长的4个维度变化趋势,发现2003—2017年京津冀的4个维度整体趋势呈现波动上升,部分维度存在下降趋势。具体而言,从北京来看,除经济绿色增长维度呈现小幅下降趋势外,其余3个维度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尤其是社会机会公平性维度上升幅度最大。从4个维度看,经济增长水平维度始终保持着最高贡献率,社会机会的公平性维度和减贫性维度分别超越可持续性维度位居第二和第三位。从天津来看,4个维度中仍是经济绿色增长维度出现了小幅下降,其余3个维度均为波动式上升,尤其是经济增长水平维度和经济成果的共享性维度,上升幅度十分明显。从总体水平来看,经济成果的共享性维度从2005年起超越社会机会的公平性维度和可持续性维度,成为天津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第二贡献者。从河北来看,4个维度均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尤其是经济增长水平维度,增长率超越了北京和天津,但除了经济增长水平维度外,其余3个维度的上升幅度略小。总体水平上,经济增长水平维度始终对河北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保持最高贡献率,其余三者的贡献率大致相等。

对比京津冀的4个维度,除社会机会的公平性维度三者基本持平外,其余3个维度均呈现北京向天津、河北递减的态势,并且北京、天津远高于河北,其中经济增长水平维度差距尤为明显。上述现象表明,经济增长水平维度是影响京津冀地区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最主要内在成因,其次是经济绿色增长维度和经济成果的共享性维度,在社会机会的公平性维度上三地基本实现了均衡。

3、共享式绿色增长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

要想实现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提高,在促进其内在因素提高的同时,我们还应找到影响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外在因素。基于前文提及的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循环促进理论,本文尝试对共享式绿色增长、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进行量化分析,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参照配第—克拉克定理以及王业雯[21]、谭燕芝和彭积春[22]等学者的做法,本文运用第二、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和(STI)作为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数,恩格尔系数(EC)作为消费结构的衡量指数,基于河北的共享式增长水平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建立PVAR模型。模型具体形式为:

（公式）

式中:Yit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进行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对共享式增长的实证检验主要包括S、STI、EC三维列向量,运用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可以将一维列向量称为第t年第i个省份的截面数据,将一维行向量称为第i个省份在第t年的纵剖面时间序列数据;是待估系数阵,n为自回归滞后阶数,εit为服从同分布无序列相关的随机干扰项。αit为地区固定效应向量,反映京津冀截面数据的个体差异性;用向量γit代表时间效应,显示各截面个体的时间趋势特征[29]。

3.1平稳性检验

本文运用ADF法来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所谓平稳性就是针对一个随机过程,必须经过n次差分后才变换成一个平稳的自回归移动平均(ARMA)过程,而当进行n-1次差分时仍是一个非平稳过程,也称此过程为n阶单整过程。从表4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来看,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原始序列均为不平等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故下文用原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分析。

表4单位根检验

3.2最佳滞后阶数

建立模型前要确定其滞后阶数,如果滞后阶数太长,容易丢失序列信息,太短又会造成伪回归的情况,本文在赤池信息准则(AIC)、斯瓦茨信息准则(SIC)、LR(似然比)检验和逆序滞后阶数选择法这四种方法的基础上,用LR、EPE、AIC、SIC、HQ来确定滞后阶数。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滞后一阶的结果带有“*”号,说明5种信息准则中一阶滞后阶数最佳。因此建立一阶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用单位圆法来判别自回归(PVAR)模型的稳定性,结果见图1,可以看到特征值都位于单位圆内,说明模型是稳定的。

表5最佳滞后阶数

图1PVAR系统稳定性判别图

在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后,由于模型整体的稳定性未知,因而需要对滞后一阶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整体稳健性检验,用单位圆法来判别自回归(PVAR)模型的稳定性,结果见图1,可以看到特征值都位于单位圆内,说明模型是稳定的。

3.3PVAR模型的GMM估计

本文使用LnessaLove和连玉君提供的PVAR程序进行实证分析,所用统计软件为stata15.0,实证分析前需要消除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影响,我们使用前向差分法来消除个体的固定效应,用连玉君“timeeffect”消除其时间效应,此后,再以各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各个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得到滞后一期PVAR模型的GMM估计系数。表6给出了共享式绿色增长PVAR模型的GMM估计结果,如下:

表6GMM回归系数

从系统GMM分析结果来看,滞后一期的共享式增长对于其自身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二、三产业的占比和作为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对于共享式增长水平的提高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来说,二、三产业人均产值、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等因素会显著提升,必然促使经济增长水平提升;从经济可持续性来看,二、三产业的占比提升肯定伴随着科研和发展经费在GDP中比重的提高以及更多二、三产业就业机会的出现,故产业结构升级能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水平提升;从社会机会的公平性来看,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加大医疗、教育、交通、保险等行业的资金投入,进而使得更多的居民分享就业、医疗等方面的参与机会,促使公平性更进一步。消费结构对于共享式增长的影响在显著性水平为10%的情况下也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也与我国“经济增长还是内需拉动为主,91%靠内需,其中六成还是消费拉动”这一经济学现实相吻合。此外,滞后一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之间也存在相互促进的现象。

3.4脉冲响应分析

上述分析只是基于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历史数据来反映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接下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法来分析外部条件变化时三者间的长期作用。图2为脉冲响应图,其中纵轴代表响应变量的响应值,横轴代表冲击作用滞后期数。

从图2可以看出,共享式绿色增长自身和产业结构对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冲击有较强的正向效应,但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冲击表现为下降趋势,最后稳定在0附近;产业结构对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冲击表现为先升后降,最后稳定在0附近,说明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提高与产业结构优化都能促进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共享式绿色增长自身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滞后一期,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滞后二期。消费结构对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冲击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也表现为先升后降最后稳定的走势,说明消费结构升级对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提高有正向促进作用。共享式绿色增长对消费结构的冲击为正且有明显的滞后性,说明共享式绿色增长和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消费结构对其自身的冲击响应虽有波动但一直为正,说明河北存在一定的“消费黏性”。产业结构自身和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冲击效应为正且逐渐趋于0,而共享式绿色增长和产业结构对其自身的冲击效应在0附近波动,说明消费结构升级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3.5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率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程度,具体数值见表7。从表7中可以看出,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对其自身的方差贡献率由100%下降到50%左右,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对共享式绿色增长的方差贡献率由第1期的0增加到第三期的20%以上,在此之后保持稳定。说明对共享式绿色增长影响较大的是其自身,然后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

共享式绿色增长对消费结构的方差贡献率一直在5%以下,说明共享式增长水平的提高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较弱;消费结构对其自身的影响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说明消费结构优化最重要的影响始终来源于其自身;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的方差贡献率从0增加到5.2%左右,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对消费结构升级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共享式绿色增长对产业结构的方差贡献率一直保持在10%附近,说明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提高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较为显著;产业结构对其自身的方差贡献率始终保持在80%以上;而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方差贡献率从初期的0增加到5.6%以上,说明消费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较小。

4、结论与政策建议

图2一阶滞后的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图

共享式绿色增长是促进我国发展转方式、调结构,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内涵,结合京津冀地区现状,构建了共享式绿色增长的指标体系,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测度了2003—2017年京津冀的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并从时空双重维度进行了分析。在测度结果的基础上,采用σ收敛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区域差异和收敛特征,并以河北为代表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提高与消费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从内、外两个方面找到提高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和缩小区域差异的有效途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从共享式绿色增长的测度结果来看,京津冀地区共享式绿色增长的整体水平呈现“北京>天津>河北”现象,省际差异显著,尤其是北京和河北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但从σ收敛系数逐渐缩小可以看出,三地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此外,京津冀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整体上升趋势均十分明显,年均增长率呈现“河北>天津>北京”,表明京津两地与河北存在“共享效应”。

第二,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结果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对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消费结构优化不仅能直接促进共享式绿色增长的提高,还可以把产业结构优化作为中间变量,通过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来促进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

表7方差分解

因此,在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逐步提高时,应从影响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及其差异的内外影响因素出发,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做对比,找出进一步提升共享式绿色增长和缩小差异的有效举措。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促进京津冀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提高。

从共享式绿色增长的内部要素来看,第一,从经济增长水平角度,应注重驱动经济增长,同时着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促进资源流动共享,引导京津两地的技术、资金以及人才等要素向河北流动,从而缩小省际差异,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第二,从经济绿色增长角度,政府“有形的手”应积极采取措施,防止过度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尤其是绿色技术的支持力度,尽可能地利用新能源、清洁能源以降低单位产出能耗[30]。第三,从社会机会的公平性角度,政府应更加关注就业机会、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公平获取与配置,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社会保障资源的有效供给,缓解社会矛盾。第四,从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角度,应注重对落后地区民生领域的投入,重点帮扶贫困群体脱贫致富,避免贫困代际转移。从外部因素来看,注重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引导居民绿色消费是河北提高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有效途径[31],但由于京津两地二、三产业在GDP中占比已达到95%以上,恩格尔系数已接近20%甚至更低,可以考虑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共享式绿色增长水平的政绩考核体系,促使各地区、各部门在推动共享式绿色增长过程中主动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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