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同时亦面临重要问题: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然而,实现这一目标遇到的一大困难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发展经济的经验,可供参考的国家只有两类: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二者的经济体系和发展经验完全不同。同时,西方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都迫切希望发展中国家走它们的道路,从而在冷战中战胜自己的对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几乎别无选择,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垄断了经济发展或经济现代化所需的几乎所有资源:

第一,物质资源和市场:①技术、设备、半成品,甚至粮食等农产品;②资金和外汇;③发展中国家出口农矿产品的市场。

第二,精神资源和人力资源: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理论、模式,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和计划专家等。

第三,国际体系:①关税总协定代表的世界贸易准则体系;②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代表的世界金融监察和援助体系;④以经合发组织和经互会为代表的经济组织。

二、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背景

影响战后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主要有:

第一,国家与市场的平衡。在近代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早期的现代化国家如英国、法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发展经济,而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如德国、俄国和日本等已经更多地运用国家干预措施[1](P56-57,74-86)。二战后初期,主流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主张国家干预,以便纠正所谓的市场失灵,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成为外援的接受者及本国自然资源(矿产等)的掌控者等情况进一步促成了国家干预的流行。

第二,有关各国生产要素的状况。生产要素一般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而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许多国家劳动力富裕,但缺乏资本以及熟练劳动力和技术人员;有的国家资本或自然资源富裕,但缺乏劳动力。

第三,资金的丰裕与否。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发展资金,从而依赖东西方的援助、直接投资以及本国的国有化、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动员私人资本等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另一种情形,有少数国家(主要是产油国)由于大量出口一些矿产积聚了丰裕的资本,从而由政府大量投资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四,资本的技术选择。即采用资本密集的先进技术还是劳动力相对密集、易于消化吸收的适用技术(appropriatetechnology)的问题,不少发展中国家偏好前者,但这会造成就业问题及劳动力收入的分化。另外,资本可以分为有形资本(看得见的设备等)和无形资本(看不见的技术和研发、教育等)[2](P9)。早期的发达国家重视有形资本,而后期更加重视无形资本(库兹涅茨增长模式)。

第五,增长与分配的平衡。即优先考虑增长、做大馅饼,还是优先考虑分配,减少贫富差距。这与有关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联系密切,如拉美的民粹主义传统使后者在该地区更受青睐。

第六,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影响。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的商业取向,以及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同,如中央集权的程度和传统。

第七,援助国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西方和苏东是冷战时期的主要援助国家,分别向亲西方和亲苏东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技术人员和顾问,传授自己的发展经验,开放自己的市场。西方国家倾向于市场经济,苏东国家倾向于计划经济。亲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包括菲律宾、韩国和沙特阿拉伯等,亲苏东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有埃及、叙利亚、印度等。从国际环境看,2000年联合国提出的千年计划更强调分配而非增长。

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从发展战略上看,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类似性。首先,不同程度地确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掌握了主要的发展资金来源(外援,通过国有化控制外国企业和私人大企业,控制采矿、农业和商业等部门的主要或部分收入等),制定中长期发展计划,控制主要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交通、能源、金融、外贸)和经济杠杆(价格、税收、贷款、工资、汇率等),大力发展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前者包括公路、机场、港口、水电等;后者包括教育、医疗设施等),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其次,制定具体的发展战略。从外贸和工业化的角度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第一,初级产品出口战略。这一类国家既有比较纯粹的原料出口国,如出口棉花的苏丹、出口石油的沙特阿拉伯,又有具备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如同样出口棉花的埃及、出口石油的伊拉克。

第二,进口替代战略。这类国家一般而言不同程度地具备发展制造业的基础,如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私人制造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等。这一战略的实施包括发展国有企业和鼓励私人企业发展,进口替代的对象包括消费品、资本品和中间产品。

第三,重工业先导战略。一般国家的工业化往往开始于资本和技术需求较低的轻工业,而奉行重工业先导战略的国家通常人口较多,有较好的技术基础、较为发达的教育体系和较强的管理能力等,以及与苏东集团关系较为密切,如印度、中国、埃及等。

第四,出口导向战略,又称出口替代战略。初期主要用劳动密集型工业的产品替代初级产品出口,后期则开始用重工业产品替代轻工业产品出口,具体措施如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从而带动经济外向型发展等。

三、主要发展中地区各国的发展绩效与问题

(一)发展绩效

1.拉丁美洲

拉美国家是第三世界最早独立的,经济基础较好,主要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拉美国家就积极开展了进口替代,努力发展纺织、皮革、制鞋、成衣等产业,并取得明显进步。20世纪50年代,各国的进口替代开始从一般消费品转向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制造业产值逐步超过农业,而且重工业在制造业内的比例开始上升。60年代中期,一些国家致力于促进出口的多元化和进口替代产业的升级,如巴西的汽车、飞机、电子产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哥伦比亚的咖啡等。进入80年代,拉美国家遭遇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财务状况恶化,被迫进行了经济调整。

2.东亚和东南亚

本地区经济体主要推行出口导向战略,这与该地区经济体内部市场有限以及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密切关系有关。其中,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即“亚洲四小龙”在早期也推行进口替代,但逐渐遇到了内部市场饱和、外汇短缺的问题。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它们利用美日调整产业结构的时机,积极发展出口型劳动密集产业,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进入7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再次利用美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部分重化工业的时机,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包括钢铁、机械、造船、有色金属、电子、化学、石化、核能等产业。1979年以后,努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

东盟国家的版图更大,资源也更为丰富,但人力资源较为逊色。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它们推行进口替代政策,包括纺织业在内的轻工业产业有了较大发展。为了打破进口替代产业的低效率,马来西亚和泰国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从7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努力发展出口型的劳动密集产业,积极引进外国技术和资本。从80年代初开始,东盟国家又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包括钢铁、水泥、炼油、机械、石化、化肥等,工业品开始在出口产品中取代初级产品。

3.南亚的印度

独立后的印度把基础设施和矿山收归国有,以市场为基础推进五年计划。“一五”(1951—1956)期间,国家以黄麻、木材、棉纺、制糖等轻工业为主要产业,同时推动钢铁、水泥、化肥、机床等重工业的发展。“二五”和“三五”(1956—1966)期间,重工业成为主要的发展目标,工业产值增长了1倍,建立起包括电力、冶金、采矿、石化、机械制造在内的一系列基础工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66年以后开始调整发展战略,降低工业化速度,轻工业比例上升。此外,“绿色革命”取得显著成效,农业生产发展强劲,1970年基本实现粮食自给。“四五”(1970—1975)期间,政府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加强已经形成的工业产能,并同时促进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产业的发展。“五五”“六五”和“七五”(1975—1990)期间,政府投资重点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出口创汇工业和高科技产业,推动能源结构从石油向煤炭转变(应对石油涨价),调动私营企业的积极性。

4.非洲地区

非洲国家数量众多,国情差异很大,其发展战略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采用西方式市场经济的国家,数量较多,有利比里亚、科特迪瓦等。第二类是选择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第三类是混合型经济的国家,如喀麦隆等。从具体发展战略来看,埃及和尼日利亚把工业化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埃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土地改革、国有化和重工业的进口替代,农业生产率明显提高,同时建立了机械、冶金、电子、石化、化工等新兴部门;70年代初萨达特(MohamedAnwarel-Sadat)上台后,致力于经济调整,大力发展石油、运河和旅游业,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尼日利亚在60年代主要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但收效甚微;进入70年代后开始发展石油工业以及钢铁、石化、建材、电器等部门,经济增长迅速。科特迪瓦则主要通过加大农业,木材、咖啡、可可的出口为国家换取了急需的外汇;从70年代开始,该国致力于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到90年代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农产品加工和日用消费品工业。但整体而言,非洲的经济发展存在不少问题。

(二)存在的问题与经济调整

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第一,国家干预的弊端突出。在政府的干预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规模不等的国有部门,但从事进口替代生产的国有企业在政策保护下往往缺乏效益,反而给政府造成财政负担,同时剥夺了农业和私人企业本来可以获得的经济资源,妨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二,人口增长过快,抵消了经济、尤其是农业的增长。独立后医疗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发展中国家人口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人口增长率快速上升,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构成了巨大压力,例如粮食供应方面。

第三,工业和科技缺乏竞争力,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局面延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缺乏效益和竞争力,科技创新不足。

第四,债务危机严重。发展中国家获得大量援助,但产出的效益有限,加上其他外部原因(如很高的商业银行利息和油价),债务国往往面临着还本付息的沉重负担。在1986年第八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RobertGabrielMugabe)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累计已上升到8112亿美元,仅其利息偿付就占到债务总额的61.2%[3](P102)。

第五,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这是上述问题造成的后果。在亚非拉地区,南亚、热带非洲和一些中美洲、太平洋群岛国家经济都较为落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市场上农矿产品价格下跌和工业品价格的上升,加上很多国家经济政策失误、旱灾严重、人口增长过快及严重的饥荒、难民问题,导致热带非洲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从60年代的4.1%增加至70年代的4.3%,80年代下降至1.5%[4];外债总额从1960年的约60亿美元猛增到1987年的1265亿美元[5](P4)。

第六,存在贫富分化问题。出于各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两极分化,从而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

针对上述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各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先后开始了经济调整,有关调整措施得到了西方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后者自80年代初开始甚至把进行调整作为克服因初级产品降价和利率上升而提供危机贷款的条件。早期的经济调整主要是应急性调整,后期则发展为结构性调整,其基本内容包括:

第一,改变国家干预方式,促进私人资本的发展。像东南亚国家从政府直接控制金融、外贸和工业,转变成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条件,如实行谨慎的财政政策,放松对金融和外贸的控制,将国有企业逐步私有化等[6](P227)。中东的埃及和土耳其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对消费品、能源和交通的补贴,并努力治理通货膨胀,取得明显成效。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非洲国家进行调整以促进经济发展,许多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体制,采取扩大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方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大力引进外资。在东南亚,各国政府颁布规定,确保外资企业的资产不会被挪用,其利润可以汇回国内;避免外资企业遭受来自新建的国企、国家垄断政策、政府进口和价格控制的影响,外资可以拥有土地和引进外国技术人员;在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及缴税等方面享有优惠和税收减免;在不存在本地厂商及从事出口和在开发区进行生产的外资企业享有建立独资企业的权利[7](P30)。在中东,埃及于1974年通过《43号法令》,主要涉及外资和自贸区。该法令明确规定,外资项目“非经司法程序,否则不能被查封、封锁、没收或扣押”[8](P89)。

第三,调整外贸和汇率政策。东南亚国家首先大大降低以出口为目标的零部件、原材料和机器的进口税;陆续许多国家降低了进出口关税,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税率最低,而印度尼西亚取消了大多数商品的进口许可证;最后放松外汇管制,逐步实现本国货币自由兑换,允许私人开办证券市场,同意银行放开利率。个别国家如菲律宾于1970年颁布《出口激励法》,对出口50%以上产品的公司提供补贴和免税1。

第四,调整产业政策。一些东南亚国家大力加强对各类农业初级产品的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实现产业的升级。有的国家如埃及则努力发展运河、劳务输出和旅游业等服务行业,增加外汇收入。

上述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四小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超过1万美元,其中新加坡和香港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同时,它们的经济模式由原来依赖农业或转口贸易的传统型发展为拥有现代先进技术装备的比较发达的工业经济,被称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共性及其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路径,亚非拉地区和国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绩效和问题也各有不同。实际上,历史上的发达国家也经历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因此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另一方面,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我们又可以总结出一些共同的规律。

第一,经济发展必须符合国情而不能墨守意识形态成规。

例如,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既不能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而忽视无法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农业和小型制造业,也不能反过来无限制地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忽视国家在提供公共品等方面的职能。20世纪80年代,即使在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政府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也达到了20%[2](P298)。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第二,资本固然重要,但技术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对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有学者指出,类似于教育和研究这样的无形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有形资本投资的两到三倍[2](P148)。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认为,创新包括引进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以获得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渠道,开发新的市场,采用新的产业组织。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创新而非资本积累。

第三,增长与分配的平衡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达国家早期一般经历了贫困的不断深化过程,此后逐渐出现逆转。同样,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殖民化的历史、社会结构的特点和政府的发展政策,独立后经历了一个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过程。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优先解决收入的再分配还是关注经济的发展。如果过分突出收入的再分配,实际上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因为相关的过多资源投入可能引发对生产性基础设施和服务投资的不足。

第四,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尤其对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来说。

二战后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城市化浪潮,从而使粮食和肉乳产品的消费、进口和有关的外汇负担成为一个严重问题,粮价的上涨也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成本增长。此外,农业的发展也可以为工业提供重要的原料,成为出口创汇的来源。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分重视工业化而忽视农业的发展,必然会造成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迟滞。

第五,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从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历看,一些最初发展条件接近的国家最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其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制度(包括社会经济领域的金融组织、银行制度、公司制度、工会制度、税收制度、教育制度等)的差别,或者准确地说在于是否进行了有意义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制度创新,而这又是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所决定的。

最后,反思经济发展的总体模式是必要的。二战后初期,东西方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倒性影响,包括资金、市场、技术、发展模式等方面。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及西方国家自身社会经济问题的逐渐显现,“华盛顿模式”的魅力日渐丧失。英国前首相布朗(GordonBrown)指出,“华盛顿模式”的基础是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倡导所谓的公平贸易;显而易见,这种基础如今已经受到冲击,必须顾及全球化输家的利益[9]。

在21世纪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的今天,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欧盟的经济发展止步不前,美国笼罩在经济衰退的乌云之中。中国等亚非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成为新时代来临的关键标志。尤其重要的是,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Jacques)认为,中国等亚非拉新兴经济体展现出的“发展实用主义”[10]模式为第三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期盼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能够努力摆脱国内外各种不利的短期因素干扰,认真总结本国经济的经验教训,找到符合本国国情、长远利益的发展战略,走上健康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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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白毓麟.东盟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及其影响[C]//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90年代的第三世界.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

[9]戈登·布朗.全球合作与人类命运共同体[N].参考消息,2018-12-18(10).

[10]马丁·雅克.美利坚的DNA里,“美国”与“世界第一”是同义词[R/OL].(2019-07-13).

黄民兴.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02):27-33.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18JF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