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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柳永诗词的悲愁情怀

2020-05-05 98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中国诗词自古以来便被悲愁情怀所笼罩，文人墨客常希望通过借酒释怀或寄情山水，寻求心灵与情感上的解脱，但这样的行为往往会使其陷入到更深的悲愁情绪之中。这种悲愁情怀所展现的除了是文人墨客对自身身世、怀才不遇、去国怀乡的陈述，更有其对生命进行探索之后所表达的出世感与入世感之间的对立。本文通过对柳永的身世和其生活的时代背景进行简要分析，全面探析其具体作品中的悲愁情怀。

关键词：
悲愁情怀
时代背景
柳永
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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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诗人表达自身情感与经历的主要方式。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主要以情感表现见长。笔者在对我国古典诗歌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豪放派诗词虽一度占据中国古代诗坛主流，但大部分诗词中依旧表现出一种悲愁情怀，始终弥漫着一种无法抹去的忧伤和哀思。诗人作为心思高度敏感的人，大多会看到世间的苦厄，他们在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也常会因此而郁郁不得志。由此可知，诗词中常见的悲愁情怀之一便是表达生平期盼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著名词人柳永正是如此，作为官宦世家子弟，他始终期盼自己能够在政坛上一展风采，但梦想却始终不肯让他得偿所愿。因此，柳永的作品中常会书写因理想与现实激烈冲撞而产生的悲愁情怀。除此之外，诗人作为艺术家，也会对人生与爱情有一定的思考，而自古以来，命运的无常、爱情的悲欢离合总是为人生蒙上一层愁闷的阴影，所以几乎所有的诗人在描述生命时都会染上一丝悲愁情绪，柳永自然也不例外。

一、柳永生平

（一）时代背景

柳永生活于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当时宋朝的整体环境较为安定，商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大都市的兴起使整个社会对文学、音乐等艺术的需求也出现转变。柳永常年生活在繁华都市，各色人景对其诗词风格的影响与塑造不可忽视。

柳永年少时曾在汴京居住过一段时间，这时的汴京高度繁华，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太宗时期，汴京的人口便已达到100多万，徽宗时期，汴京的人口更是增长到150万。社会环境的稳定、人口的高度集中既催生了繁荣的经济，同时也增加了对文艺的需求，文学、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高速发展起来。在这种环境中，词人柳永常会接受歌妓或乐者的邀约创作多种曲调与歌词，这为其之后的诗词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柳永的身世与生平

北宋时期对于文教较为重视，科举取士使儒家教育影响远播，极受重视。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文人更重视以科考的方式博取功名，并在求学时将为官治国当作自己终身的发展目标，柳永也是这其中的学子之一。

柳永，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原名柳三变，后因病改名为永，表字景庄。《宋史》对柳永生平没有记载，但《乐章集》与历代评论家的词话著作中却常常涉及其身世。除此之外，在一些地方志及文人笔记中也可寻到柳永的身影，如《福建通志》《福建建宁府志》《福建崇安县志》《余杭县志》等书籍中均能找到与柳永的家世及其任官情况有关的记载。根据唐圭璋《论柳永词》中的考证可知，柳永大约生于宋太宗时期，具体年份约为公元987年或985年，卒于宋仁宗时期，具体年份约为公元1053年。

柳永生于典型的文人世宦之家，其祖父、父亲及叔父皆有较为显著的文人声名。柳永本人为进士，其兄弟也均为进士出身，当时并称为“柳氏三绝”。

柳永文才极高，有很多诗词作品被记载于后人的笔记、词话之中，但其行为却被时人所诟病，因此文献中的记载多为贬斥之语。柳永在后人书籍中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事情，是“奉旨填词”一事。柳永早年受家庭影响，将读书做官看成自己人生的目标，他在大约30岁时离开家乡，来到京城考进士，但一连两次落榜的打击使他对科举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产生了怀疑，因此便写了一首《鹤冲天》来发牢骚。但这首牢骚之作却被宋仁宗不小心听见，并因此记住了柳永。几年后柳永成功通过了科举考试，但宋仁宗却将他的功名一笔勾掉，令其“且去填词”。柳永在仕途上遭受的这一打击，使其常年流连于社会最底层，结交了许多底层生活的朋友，并为他们写曲填词，因此他自嘲是“奉旨填词”。

根据相关文献考证可知，柳永再次成为进士之后被任命到睦州去做幕僚，该职位的身份与吏相等，与官尚存在一定差距。他想要报效祖国，却无处施展才能，只能辗转于南方各地四处宦游，最终以屯田员外郎的身份与世长辞，这对于一个进士而言是一件难以接受且非常难堪的事情，因此，其晚年作品更多融合了去国怀乡的悲愁，所表现的情感更显悲情。

二、对柳永诗词中悲愁情怀的全面探析

（一）生命

诗词中常见的悲愁情怀体现了诗人对生命的探究。一直以来，生命都是使心灵产生困扰的话题，在柳永的诗词中，同样也有对生命的探究。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人生如寄的悲哀常常会引发柳永作为诗人的敏感情思，他会因宇宙浩渺而慨叹自我的渺小与人生的短促，尽情叹息宇宙天地的永恒与伟大。面对斗转星移、花开花落的时间更替，他更容易产生伤春悲秋的情感。这种伤春与悲秋，不仅是柳永对于自然变化的悲愁，更是他对个人经历及人生际遇的悲愁。在短暂的人生中，日常琐事总是会让柳永心中的敏感涟漪为之荡漾，离别、死亡使其情绪更为波动，所作诗词更显凄然愁苦。如《满江红·暮雨初收》一词，便表达了柳永在长期宦游后心怀疲惫、意欲归隐山林的情感。长期的漂泊使他看遍世间繁华冷暖，宴会的觥筹交错、妓馆的莺歌燕舞，已经无法消解他内心的空荡与悲愁，此时，寄情于山水之间已然成为柳永最好的选择，“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一句便表达了诗人想要效仿陶渊明，不愿再为跻身朝堂、实现理想而烦扰愁闷的心思。

（二）爱情

缠绵悱恻的爱情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墨客吟咏的主题。柳永作为婉约派词人的代表，对爱情悲愁的书写更是无出其右。柳永爱情词作中写快乐欢愉的内容极少，大多充溢着悲伤忧愁的情绪。柳永还擅长在爱情诗作中描写别离，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举世闻名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这是诗人与爱人在码头上分别时所见情景，淅淅沥沥的冷雨已经停歇，而柳永心中的哀婉情思却无法随着雨止而停歇，秋蝉肆意噪鸣，而这种噪鸣又给即将分离的爱人平添了更多的愁闷。“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即使再怎么留恋，要离开的也终将远去，心中思绪万千也只能用酒来表达。“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诗人和爱人手牵着手，泪眼婆娑地凝望着彼此，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明明心中有千千万万的情绪，却只能随着这千里烟波和沉沉暮霭，一起流逝到天边。“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秋一直是抒写离别、描述悲愁的季节，诗人在清秋的背景中深深感叹离别的悲伤。“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凄伤地猜测，今宵酒醒的时候又会在何处呢？或许是杨柳岸边，只有萧瑟的秋风和残缺的月亮陪伴罢了。“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心中对于离别已有千愁万绪，也知道在离开爱人之后，所有的良辰好景都已经成为一派虚言，纵然有千万种的情绪，无人诉说也只是一片虚妄。整首词中，柳永将个人情感完全融入，表现出无尽的悲伤与凄凉。

（三）理想

北宋时期，儒家思想占据主流，文人大多恪守“达则兼济天下”“学而优则仕”的古训积极入世，希望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实现自我价值，建功立业以报效国家。但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才华卓著的文人恃才傲物，个性张扬，在仕途上往往举步维艰。政治的黑暗、官场的伪善，使得多情敏感的诗人根本无法释怀。柳永本就因《鹤冲天》为皇帝所厌，其仕途自然更加坎坷，颠沛一生，也难得其志。主观的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剧烈冲突使柳永始终怀有一种悲愤和牢骚，但诗人心怀高洁志向，在自我描述时常常会冠以各种美好品德。因此，为摆脱现实生活中的苦恼，柳永找到的合适方式便是沉溺于底层群体之中，以“奉旨填词”为借口，流连忘返于酒肆歌台，期盼能以此方式排遣自己心中的愤懑与不甘。但这样的繁华喧嚣更会加重悲愁情绪。以柳永的《少年游》一词为例，柳永在词作中主要描写了以下场景：“我骑着瘦马在长安古道上缓缓行走，高高的柳树上，知了正在声嘶力竭地鸣叫，在夕阳的照射下，秋风肆意的原野之上，举目远眺只能看见天幕向四边垂下，飘荡的云朵已杳无踪迹，往日的期待又在何方呢？到处游玩、参与宴会的兴致渐趋低落，以前的酒友也都开始四散各处，此刻的我早已不似当初。”理想的破灭无形中为柳永的诗词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使其在创作任何诗词时，都无法排遣内心的忧闷，尤其是晚年阶段，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更让他的诗词充满着悲愁，年轻时还能寄情山水，流连歌台，而年老时诗人只能醉卧枯守，回忆一事无成的人生，因此也只能感叹一句“不似去年时”。

历来研究柳永诗词的人与书籍较多，各个研究者的切入点不同，研究结果自然也就存在一定差异。柳永自身已树立了非常明确的“失意词人”形象，本篇以“失意词人”形象为基础，试图从理想的幻灭、爱情的分别中讨论柳永词作中的悲愁情绪，以此对柳永的作品进行分析探索。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与柳永生平相关的史料实在无法满足研究的需求，以苏轼为例，他的作品能够整理出非常详细的创作年表，但柳永的生平却无法满足这个条件。研究诗词作品常常需要与诗人的生活历程相联系，柳永词作题材前后落差如此之大，明显可以看出其创作是有明确情感、经历分期的，因此还需要有更多的与柳永相关的史料才能对其进行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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