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双参数MRI(bpMRI)联合临床特征预测前列腺癌包膜外侵犯(EPE)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2023年12月本院收治的经手术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110例的临床资料,术前均采用bpMRI进行检查,纳入MRI前列腺癌包膜外侵犯评估系统(MRI-EPE)、PI-RADS 3~5类评分、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病灶最大径、前列腺体积、年龄因素进行分析,分别构建临床特征、bpMRI特征、临床+bpMRI特征的Logistic模型预测EPE。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和Delong检验验证各模型以及比较模型间的差异。结果 110例前列腺癌患者中,EPE阴性组59例、EPE阳性组51例。分析结果显示MRI-EPE(χ2=26.326,P<0.001)、PI-RADS 3~5类评分(2=16.683,P<0.001)、tPSA(t=-3.269,P=0.002)、病灶最大径(t=-2.704,P=0.008)与EPE情况具有相关性,基于上述参数进一步建立临床特征(tPSA)、bpMRI特征(病灶最大径+MRI-EPE+PI-RADS)、临床+bpMRI特征(tPSA+病灶最大径+MRI-EPE+PI-RADS)模型。临床+bpMRI特征模型的AUC为0.841(95%CI:0.767~0.915),分别高于临床和bpMRI特征模型的0.672(95%CI:0.571~0.774)和0.782(95%CI:0.697~0.867),Delong检验显示临床+bpMRI特征模型的AUC分别与临床、bpMRI特征模型具有统计学差异(Z=3.056、1.982,P=0.002、0.047),临床、bpMRI特征模间不具有统计学差异(Z=1.449,P=0.147)。临床+bpMRI特征模型的准确性、特异性、敏感性、阳性预测值以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0.800、0.780、0.824、0.764、0.836。结论 基于临床+bpMRI特征所构建的模型对预测EPE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前列腺癌作为男性高发恶性肿瘤,临床上主要采取根治性切除术予以治疗。根治性前列腺癌切除术术后需要重点关注阳性手术切缘( positive surgical margins, PSMs )的风险,PSMs风险增加是肿瘤生化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1]。为了降低PSMs风险而过度扩大切除范围,可能会引发患者术后的尿失禁和勃起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由于前列腺癌包膜外侵犯(Extraprostatic extension, EPE)与PSMs密切相关,因此术前能否精准预测EPE对手术切除范围的选择至关重要[2]。EPE是指前列腺肿瘤突破前列腺包膜向前列腺以外组织或器官侵犯,Mehralivand等提出应用磁共振(MRI)评估EPE(MRI-EPE),观察者间一致性较高,但单独应用MRI-EPE预测的效能欠佳[3-4]。本研究旨在构建双参数MRI(bi-parametric MRI,bpMRI)与临床特征的联合模型预测EPE风险,并验证其诊断效能,以辅助临床决策。
一、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2023年12月于本院经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的男性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术前经超声引导下穿刺证实为前列腺癌;(2)均行根治性前列腺癌切除术;(3)穿刺术前1周内行MRI检查且根治性切除术与MRI检查间隔在1月内。排除标准:(1)PI-RADS评分≤2;(2)以往存在其他恶性肿瘤或内分泌、放化疗治疗史;(3)图像质量差,癌灶显示不清或无法观测;(4)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otal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tPSA)>100 ng/ml(值不准确)。入组110例前列腺癌患者,年龄48~81岁,平均(66.53±6.96)岁;tPSA 2.30~61.95 ng/ml,平均(16.37±11.39)ng/ml;前列腺体积15.00~148.00 ml,平均(53.48±24.63)ml;病灶最大径4.07~51.67 mm,平均(21.02±11.93)mm。入组患者均经蚌埠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豁免知情同意。
2.影像检查:
采用PHILIPS Achieva 3.0T MR扫描仪,使用腹部16通道相控阵线圈。成像范围包括:完整前列腺、精囊。扫描前适度充盈膀胱,无需特殊肠道准备,检查前患者禁欲3~5 d。成像序列包括:横断面、矢状面T2WI,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序列。扫描参数:横断面、矢状面T2WI(TSE序列,TR 4200 ms, TE 100 ms),层厚3.0 mm, FOV=350 mm×350 mm,重建矩阵300×300;DWI(SS-EPI序列,TR 3100 ms, TE 50 ms),层厚4.0 mm, FOV=350 mm×350 mm,重建矩阵256×256;表观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图像由DWI序列自动重建,b值选取0、1000 s/mm2。
3.MRI图像分析:
最新的PI-RADS V2.1是基于多参数磁共振(multi-parametric MRI,mpMRI)制定的前列腺病变的标准化评分系统。本研究采用去除了动态增强(dynamic contrast enhancement, DCE)序列的bpMRI进行PI-RADS评分评估,bpMRI是基于T2WI和DWI/ADC图像进行的PI-RADS评分,DWI是前列腺外周带主要评价序列,DWI评价为3分的外周带病变不会因DCE序列影响而增加,其余前列腺解剖带评分标准依旧保持不变[5]。MRI-EPE是在MRI图像上对病灶进行EPE风险评估的等级系统,依据病灶与前列腺包膜的曲线接触长度(curvilinear contact length, CCL)、病灶边缘形态以及有无直接延伸或侵犯周围组织、器官,分为以下4级[3]:0级,无MRI可疑EPE;1级,CCL≥1.5 cm或囊袋状不规则凸出;2级,CCL≥1.5 cm和囊袋状不规则凸出;3级,病灶延伸至周围脂肪间隙或侵犯邻近器官,如图1。在T2WI的矢状面、横断面计算前列腺体积与病灶最大径,前列腺体积=最大横径×最大前后径×最大纵径×π/6,病灶最大径在病灶最大横断面进行测量。MRI图像分别由两名放射科主治医生在临床信息未知的情况下按照PI-RADS V2.1标准和MRI-EPE分级系统进行评分、分级,当出现分歧时由另一名副高级职称医生进行重新评估,前列腺体积和病灶最大径则取平均值。
4.病理结果分析:
对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标本进行固定,以3 mm为间隔自前列腺尖部垂直尿道进行逐层切片、染色,由一名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副高级别的泌尿生殖病理学专家进行诊断、评估。依据病理结果进行分组,EPE阳性组定义为前列腺包膜破损,肿瘤突破前列腺包膜并侵犯前列腺周围组织,如脂肪、精囊等。EPE阴性组定义为前列腺包膜完整,周围组织未见癌细胞。当存在多个前列腺癌病灶时,则选取PI-RADS评分最高的病灶作为目标病灶。
5.统计学处理:
应用R语言(Version 4.3.2)进行统计分析以及建模。计量资料以
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使用χ2检验。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及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验证模型的诊断效能,使用Delong检验比较不同模型之间AUC的差异,Hosmer-Lemeshow检验来评价模型的拟合优度。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图1MRI-EPE T2WI横断面分级示意图
二、结果
1.一般结果:
本研究入组110例男性前列腺癌患者,EPE阴性组59例、EPE阳性组51例。EPE阴性组与EPE阳性组病灶最大径、tPSA、MRI-EPE、PI-RADS 3~5类评分相关(P<0.05),而年龄、前列腺体积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模型建立与分析:
根据上述统计分析结果纳入病灶最大径、tPSA、MRI-EPE、PI-RADS 3~5类评分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建立了临床特征(tPSA)、bpMRI特征(病灶最大径+MRI-EPE+PI-RADS评分)以及临床+bpMRI特征(tPSA+病灶最大径+MRI-EPE+PI-RADS评分)联合的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不同预测模型对EPE进行预测。临床特征、bpMRI特征、临床+bpMRI特征模型的Hosmer-Lemeshow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729~24.457,P=0.141~0.348)。见表2。
3.不同预测模型的诊断效能:
临床、bpMRI和临床+bpMRI特征模型预测EPE的AUC分别为0.672(95%CI:0.571~0.774)、0.782(95%CI:0.697~0.867)、0.841(95%CI:0.767~0.915),临床+bpMRI特征模型预测EPE的准确性、特异性、敏感性、阳性预测值以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0.800、0.780、0.824、0.764、0.836,见表3、如图2。对临床、bpMRI和临床+bpMRI特征模型进行两两比较,Delong检验显示临床+bpMRI特征模型分别与临床、bpMRI特征模型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Z=3.056、1.982,P=0.002、0.047),而临床与bpMRI特征模型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Z=1.449,P=0.147)。见表4。
表1前列腺癌患者基本特征分析
表2不同模型Logistic回归分析
表3不同模型诊断效能分析
图2不同预测模型的ROC曲线分析
三、讨论
由于T2期以内的前列腺癌局限于前列腺包膜内,超过T2期的前列腺癌需进行周围神经血管束的一并切除,因此术前评估前列腺癌是否存在EPE,能判断患者是否需要术区扩大。既往研究中发现,31%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病理标本存在EPE,这意味着部分患者在手术前存在分期不足的情况[6]。本研究联合临床及bpMRI的特征对EPE进行评价,纳入了风险因素tPSA、病灶最大径、MRI-EPE和PI-RADS,并建立了不同模型。本研究发现在预测EPE上临床+bpMRI特征联合模型AUC值为0.841,优于其他单个模型(Z=3.056、1.982,P=0.002、0.047),说明联合临床以及MRI图像特征能提高前列腺癌EPE预测的诊断效能。之前研究也表明,联合MRI和临床风险特征预测前列腺癌EPE的效能优于单独使用MRI影像学特征[7]。
目前有关PI-RADS评分预测EPE的文献较少,但PI-RADS能对不同解剖区域及功能信息的前列腺病变提供细致的评分,基于bpMRI的PI-RADS衍生评分系统与mpMRI具有相同的诊断效能[8]。本研究也发现,基于bpMRI的PI-RADS(3~5类)评分与EPE分组具有显著相关性,纳入PI-RADS评分的bpMRI特征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AUC=0.782)。bpMRI去除了动态增强序列,使得bpMRI较mpMRI更具优势,如避免了过敏反应、肾功能损害等不良影响,还能缩短检查时间以及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等。虽然最近有学者指出利用mpMRI评估EPE具有较好的诊断效能(AUC=0.836),但是采用bpMRI同样也能有效的评估EPE,其AUC甚至高达0.887[9-10]。之前的研究者们直接使用MRI图像中的特征作为评估EPE的标准,包括曲线接触长度≥1.5 cm、精囊腺受侵、神经血管束不对称、直肠前列腺角闭塞等[11]。这些特征在MRI图像上表现为特定的形态学改变或信号强度变化,理论上可以提示肿瘤是否侵犯至前列腺包膜外。然而,这些评估指标众多,使得评估过程变得复杂而繁琐,且部分特征与MRI-EPE评价系统存在重叠。而使用MRI-EPE评估EPE则大大简化了评估过程,并且能获得与使用MRI特征评价相似的诊断效能[12]。最近也有学者使用Gleason分级系统对EPE进行评估,证明较高Gleason分级的病变更易发生EPE[13],但是笔者认为Gleason分级结果需进行有创检查获得,不利于“一站式”评估,采用MRI-EPE联合临床特征更易在实践中应用。
临床常使用tPSA作为前列腺癌筛查、诊断和监测预后的指标,同时研究也指出tPSA是EPE的独立预测因子[14]。本研究中单独应用tPSA诊断EPE的AUC值为0.672,诊断效能一般,这与tPSA较低的特异性相关[15]。前列腺的组织学结构并无真正的被膜存在,而是表现为一层围绕其周围的纤维膜。在T2图像上,这层纤维膜通常呈现为线性低信号,并被视作“包膜”。然而,研究表明MRI在识别前列腺包膜受侵或破裂方面的准确性并不高,其敏感性相对较低[16-17]。此外,前列腺的顶部区域缺乏纤维包膜,因此这一区域的前列腺癌更易发生EPE[18]。本研究发现前列腺体积与EPE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分析原因可能是患者大部分存在前列腺增生导致前列腺体积增大,从而掩盖了前列腺体积与EPE之间的真实关系。近期有报道指出,前列腺体积与EPE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但病灶的大小与EPE的发生呈显著正相关[19]。前列腺癌病灶的大小可能反映了癌细胞的增殖速度和侵袭能力。随着病灶的增大,癌细胞可能更容易突破前列腺的包膜,向周围组织扩散,从而导致EPE的发生。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1)采用单中心回顾性分析,缺少外部数据来评估本研究评价系统应用的普遍性;(2)由于回顾性地确定每个病灶PSMs的精确位置及大小具有挑战性,本研究未能探究MRI-EPE分级与PSMs之间的相关性;(3)缺少对PI-RADS1、2类病例的分析,可能使得模型出现一定程度的过拟合。因此,为了确保模型的可重复性以及实用性需要进一步研究及探讨。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一种bpMRI联合临床特征预测EPE的模型,简化了EPE评估方式、改善前列腺癌临床分期效果,为临床制定手术计划提供依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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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蚌埠医学院自然科学重点项目(2022byzd063);
文章来源:周牧野,苏蕾,陈艾琪,等.双参数MRI联合临床特征预测前列腺癌包膜外侵犯的价值[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24,45(14):1355-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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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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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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