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总结和分析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采取团体人际心理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本研究选取168名2021年7月~2023年1月在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就诊的抑郁障碍青少年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个组别人数相同均为84例,患者分别采取不同治疗方案,接受氟西汀药物治疗,研究组在用药的基础上,追加团体人际心理治疗,观察治疗全程。干预前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临床总体印象量表(CGI)评定两组的抑郁情况,采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评估人际关系情况,采用席汉残疾量表(SDS)评估社会功能情况。结果 研究组治疗后的临床疗效、人际关系、社会功能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采取团体人际心理治疗后,整体干预效果评价明显改善,同时能够缓解患者的抑郁情绪,帮助改善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适合在临床进一步进行研究。
青少年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青少年心理障碍之一,以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导致活动减少和劳累感增加的精力降低为主要表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在2023年发布的《我们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3)》中披露,2023年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达到了24.6%[1-2],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抑郁症可能造成自伤自杀、物质滥用、冲动攻击等严重后果,对青少年、家庭、社会影响极大。有研究认为人际压力是导致青少年抑郁的主要因素[3],不良的人际关系是抑郁引发和维持的重要因素[4],当个体缺乏社会支持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时,会感到无助、虚弱,从而体验到更多的抑郁情绪[5]。这为通过改善人际关系、增加社会支持来降低青少年抑郁提供了理论依据。青少年人际心理治疗(interpersonal psychotherapy for adolescents,IPT-A)是一项循证干预措施,旨在通过发展亲密的依恋关系和减轻与抑郁症相关的人际关系压力,从而成功治疗抑郁障碍[6]。前人研究成果中[6],提出将青少年人际心理治疗应用于团体,可以较好地修正认知偏差,使得患者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阻断人际关系和情绪抑郁之间的联系,从而达到治疗抑郁症的目的。本文将探讨团体人际心理治疗对青少年精神状态和人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本院从2021年7月开始,到2023年1月为止接收的168例青少年重度抑郁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患者的一般病历资料,判定其是否符合重度抑郁障碍患者的临床诊断标准。分组标准参考实际干预方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患者人数相同,均达到84例患者,对照组患者中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的人数占比为44∶40,患者的年龄在13~17岁,患者的平均年龄为16.47±3.52岁。研究组患者中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的人数占比为46∶38,患者平均年龄为16.66±3.34岁,患者性别、年龄等基础数据差异不显著,符合组织后续研究的标准与要求(P>0.05)。本次研究方案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2021)桂精卫伦审第(003)号]。患者自愿参加本研究,患者、患者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入组标准:①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DSM-5)抑郁障碍,目前为重度抑郁发作诊断标准;②年龄13~17岁;③智能正常,理解能力足以配合完成心理测试;④HAMD-17≥17分,临床总体印象-严重程度(CGI-SI)≥4分;⑤本次发作使用氟西汀药物治疗,可联合使用小剂量苯二氮卓类药物对症治疗(氟西汀使用剂量为10~60 mg)。排除标准:①受试者要求提前终止;②患者出现转躁;③患者出现活动性自杀意念或是自杀企图;④受试者失访;⑤受试者出现其他由受试者认为应该退出研究的情况。
1.2 方法
两组均给予氟西汀口服治疗,研究组联合团体人际心理治疗。心理治疗频率为每周一次,为期八周,在治疗前、治疗后第二周末、第四周末、第八周末随访患者,再次分别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临床总体印象量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对患者人际关系进行评估。治疗前和第八周末采用席汉残疾量表评估社会功能。
团体人际心理治疗的治疗分为以下阶段:在正式开始治疗前与研究组每人进行简单的会谈,了解每个人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和抑郁的关联性,邀请他们来积极参与到团体当中,一起讨论治疗的目的和治疗的规则。治疗由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完成,并利用同性质开放式团体形式完成相关治疗,每一小组划分8~10例,1次/周,90 min/次,患者需持续治疗8次。初始阶段(第1周)、中间阶段(2~7周)以及终末阶段(第8周)。
在进行第1~4次团体治疗的过程中,为患者提供笔记本,笔记本内涉及个人抑郁症状的描述和循环圈提示卡,详细记录人际关系、团体治疗抑郁评定表,通过这种方式,及时、准确、高效追踪个人抑郁情况和改善效果。初始阶段任务是定义和诊断抑郁症,通过探索患者当前的人际关系清单,来发现潜在的社会支持以及人际关系障碍,赋予患者病人角色,定义一个人际治疗的聚焦点,以及把这个聚焦点和医院诊断关联起来。中间阶段将大部分的面谈都集中在四个人际心理治疗问题领域中的一个:悲伤反应、角色冲突、转换或人际关系缺陷。终末阶段包括评价对治疗的感受和回顾成果。在团体人际关系治疗中,团体会谈带领者帮助团体成员认识抑郁和当前生活问题之间的关联,培养人际沟通及其他人际关系技巧来帮助成员妥善有效地处理现实的问题。团体的人际特征及成员之间的交谈是这一治疗过程中有用的组成部分,因为每个成员是通过会谈来相互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旦个人掌握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他成员会受到鼓舞,然后在紧接其后的会谈中讨论试行的结果。这也会帮助团体成员本人或团体中其他人产生新的有用的想法。
第一次团体治疗中,采取团体介绍的方式,集体讨论如何进行团体活动,确立团体规则;第二次团体治疗中,回顾分析团体规则,回顾抑郁症有关表现,在此基础上,开展人际关系讨论等活动;第三次团体治疗中,按照既定的程序,开展系列团体活动,护理人员组织患者讨论自身的主要病症,填写抑郁评定量表,并进行一周回顾。患者提出不同的人际关系症状,提出相应的反应和处置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患者出现明显的自杀倾向,护理人员要及时干预,整个团体活动结束后,进行个别咨询,辅助药物治疗,逐步消除认知障碍。在第5~8次团体,要认真检查核实患者的抑郁状况,帮助患者立足自身存在的问题,采取新的方法与策略,完成人际事件的认定、处置。在上述周期内,积极邀请患者家人和朋友参与进来,通过家庭会谈等方式,认真分析进步情况,科学修正治疗目标和治疗内容,推动患者快速回归家庭。
1.3 观察指标
1.3.1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入组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一般人口学资料。
1.3.2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评定患者治疗前后抑郁程度,反映病情严重程度,量表有17项,总分52分。分数越低表示病情越轻,以17分作为抑郁症的分界点,0~6分:正常,无抑郁。7~16分:有抑郁倾向。17~24分:有轻度抑郁症,25~52分:有严重抑郁症。
1.3.3临床总体印象量表(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 scale,CGI)[7]:临床总体印象量表包含病情严重程度与疗效总评,本研究选择病情严重程度量表,病情严重程度采用8级评分法,0~7代表无病~极重。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与同类患者进行比较,来评定其病情的严重程度。该量表的内部一致信度为0.82。
1.3.4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28个题目,两点计分(“是”计1分,“非”计0分),4个因子,包括交谈方面、人际与交友方面、待人接物方面、同异性朋友交往。分数越高表明人际关系越差。该量表的内部一致信度为0.86[8]。
1.3.5席汉残疾量表(Sheehan disability scale,SDS)评估患者社会功能,共包括3项目,10个题目,分别测量抑郁症状对患者在家庭、工作、学校和社交中的表现所造成的影响[9]。每个题目采用0~10评分,53~62分为社会功能轻度障碍,63~72分为社会功能中度障碍,72分以上为社会功能严重障碍。该量表的内部一致信度为0.92。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选择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和数据处理。正态计量资料表示为,采取t检验;计数资料表示为例(%),采取x2检验。P<0.05说明差异性显著。
2、结果
2.1 治疗前后的HAMD对比
数据资料统计结果表明,干预后研究组系列评分明显优于干预前,差异显著(P<0.05);第二周、第四周、第八周研究组患者的抑郁情况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详见表1。
2.2 治疗前后的GCI对比
数据资料统计结果表明,干预后研究组GCI评分明显优于干预前,差异显著(P<0.05);研究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详见表2。
2.3 治疗前后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对比
数据资料统计结果表明,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干预后,ICDS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前,差异显著(P<0.05),详见表3。
2.4 治疗前后的SDS对比
数据资料统计结果表明,干预后,研究组SDS评分低于干预前,差异显著(P=0.022);研究组患者的社会功能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21),详见表4。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HAMD对比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GCI对比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对比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SDS对比
3、讨论
有研究表明,在青少年阶段个体承受的最主要的压力是学习压力和人际压力[8],人际压力往往比非人际压力对青少年的影响更大,也更普遍[9]。人际压力是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自我内部或自我和环境之间失调的结果,当个体对人际环境要求的评价超过其自身能力和资源,或在人际交往中感到自身需要与价值受到威胁或无法实现,便产生了人际压力[10]。青少年的抑郁是对人际压力源的反应[11],一些人际风险因素(如对父母依恋关系差、朋辈欺凌等)是青少年抑郁的纵向预测因素[12]。而青少年在人际交往中可能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难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进而产生人际冲突,可能进一步引发青少年的情绪问题。同时抑郁或社交焦虑水平高的青少年在人际交往方面较困难,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同龄人的伤害,而朋辈欺凌可能进一步加重抑郁和社交焦虑的症状[13]。所以青少年抑郁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的社交适应不良,从而导致拒绝上学、网络成瘾等问题,在成长过程中造成不可磨灭的负面效应。由于青少年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抑郁障碍药物治疗的研究非常有限,前人根据文献回顾分析结果提出药物治疗只能与心理治疗结合使用,不能作为单独的治疗方法[14]。美国心理学会(APA)、英国NICE指南推荐人际心理治疗为轻度和重度抑郁症的青少年的一线心理治疗方法,并建议疗程至少3月[15]。本研究中,研究组在氟西汀药物治疗基础上联合团体人际心理治疗,结果发现研究组治疗后的临床症状、人际关系、社会功能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团体人际关系治疗能帮助青少年改善抑郁症状,治疗后残留症状较少,社会功能更好。这可能与团体人际心理治疗改善了患者的人际交往结构和社交技能,减少了人际冲突从而降低患者的抑郁情绪有关。团体人际心理治疗后,患者相互间的认同感增强,内聚力和安全感也得到提高,人际敏感、焦虑、敌对等心理症状降低,能够和别人一起分享和应对一些深层的人际冲突和忧虑,能有效缓解心理症状[16]。
人际心理治疗在国内外的个体治疗应用和研究较多,如Susan H等[17]的研究指出,青少年人际心理治疗后,被试的人际功能的得到改善。Mackenzie等[18]的研究指出在为期14周的团体人际心理治疗后,8名成员中的5名显著减轻了抑郁症状,效果维持了4个月。在Bolton等[19]的为期16周与创造性游戏治疗的对照试验中,青少年女性在接受团体人际心理治疗后抑郁症状有了显著且持续的改善。说明无论是个体还是团体人际心理治疗联合药物治疗青少年抑郁障碍确实较单药治疗具有更好的优势,是临床上值得采用的一种治疗方式。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笼统地将抑郁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没有考虑到共病的可能性,比如共病童年创伤或者人格功能失调的特征等,导致对患者症状的评估比较粗略,对研究结论的推广有一定的局限。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可以使用IPT针对不同的青少年抑郁障碍亚型进行干预,也可以将团体人际心理治疗与其他相关心理疗法的效果进行对比,在证实团体人际心理治疗疗效的同时也能进一步探索青少年抑郁障碍发生机制,以便使用个体化的治疗手段正确有效地针对该风险因素进行干预,提升治疗效果和提高的应答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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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自筹经费科研项目(Z-C20221700);
文章来源:唐放放,汪苑苗,黄庆河,等.团体人际心理治疗在青少年抑郁障碍中的应用效果观察[J].心理月刊,2024,19(17):140-14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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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青少年心理障碍之一,以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导致活动减少和劳累感增加的精力降低为主要表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在2023年发布的《我们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3)》中披露,2023年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达到了24.6%[1-2],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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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0从世界范围看,约有2‰的婴儿会因多种因素发生脑性瘫痪(CP)[1],我国14岁以下儿童中,脑瘫CP患儿约有500万[2]。CP大致可分为痉挛型(80%)、不随意运动型(15%)和共济失调型及其他(5%)[3],所有类型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诸如髋关节疼痛或脱位、生活功能障碍、认知障碍等问题[1],如不及早纠正和治疗,可造成终身残疾[4]。
2024-08-16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一种起病于婴幼儿期,以不同程度社交障碍、兴趣范围狭窄和刻板重复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又称孤独症,这些症状通常伴有语言、情绪认知损害以及睡眠障碍,严重影响患儿生长发育及生活质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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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7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是起源于儿童早期,以社交障碍和重复刻板行为、狭窄兴趣和活动为核心症状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1]。除了核心症状外,ASD儿童的粗大和精细运动发育延迟、缺陷也较常见,65%的ASD儿童精细运动发育迟缓[2,3,4],如果不给予干预,其成年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达70%[5],且书写问题会伴随终身。
2024-07-12多发性抽动症是一种以不自主慢性、波动性、多发性肌肉快速抽搐为主要特征的神经精神疾病,同时可伴有语言障碍,且该病病因复杂,与情志失调、产伤、窒息等因素相关[1,2,3]。研究显示,约11%的多发性抽动症患儿与A族溶血链球菌感染密切相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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