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联合射频消融(RFA)对复发性肝细胞肝癌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复发性肝细胞肝癌患者70例,将患者随机分为联合组(35例)和对照组(35例),对照组行TACE治疗,联合组采用TACE联合RFA治疗。比较2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自然杀伤(NK)细胞、T淋巴细胞分化群4+(CD4+)、CD8+]、肝功能[谷草转氨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以及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糖蛋白抗原199(CA199)、甲胎蛋白(AFP)]水平,比较2组临床疗效、生存期。结果 治疗后,2组CD3+、CD4+、NK细胞水平均升高(P<0.05),且联合组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2组血清CEA、AFP、CA199水平均降低(P<0.05),且联合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2组血清ALT、AST水平均降低(P<0.05),且联合组低于对照组(P<0.05)。联合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联合组生存期及生存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TACE联合RFA能够明显改善复发性肝细胞肝癌患者的免疫功能及肝功能,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提高疗效及生存率,延长生存期。
肝细胞肝癌(HCC)是发生在正常肝组织细胞内的恶性肿瘤,也是肝癌中最常见的类型,可累及正常肝组织、血管以及肝内毛细血管,临床主要表现为肝区疼痛、乏力、发热、腹痛等[1]。肝切除术是早中期HCC的主要治疗方式,但患者本身伴有肝硬化、活动性肝炎等疾病,因此术后复发率较高[2]。目前,临床对于复发性肝癌(RHCC)患者主要采取肝移植、二次切除、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以及射频消融术(RFA)等方式[3]。但肝移植受供体短缺的限制;多数患者首次行肝切除术后,肝脏残留较少、肝功能较差导致二次肝切除术难度增加,甚至无法进行二次肝切除术[4]。而TACE是中晚期肝癌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但疗效易受病灶体积、位置、肝动脉血供的影响,治疗效果不甚理想[5]。RFA是近年来被应用在肝癌治疗中的一种有效治疗方式,具有高有效性、安全性、创伤小等特点[6]。研究发现,在治疗肝癌时,联合TACE与RFA的疗效显著高于二者单独使用[7]。鉴于此,本研究联合TACE与RFA,探讨其对RHCC的治疗效果,以期为临床治疗RHCC提供有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选取2018年1月至2022年1月在本单位进行治疗的复发性肝细胞肝癌患者70例,将患者随机分为联合组(35例)和对照组(35例)。联合组男性22例,女性13例;年龄42~76岁,平均(61.38±5.43)岁;体质量指数(BMI)19.34~27.38 kg/m2,平均(22.25±0.43)kg/m2;对照组男性25例,女性10例;年龄40~78岁,平均(60.56±5.18)岁;BMI 18.86~28.03 kg/m2,平均(22.78±0.52)kg/m2。2组性别、年龄、BMI比较无差异(P>0.05)。
纳入标准:均符合《2010年美国肝病年会(AASLD)肝细胞癌诊疗指南》[8]中肝细胞肝癌的诊断标准,且经影像学、临床检查、病理检查确诊复发性肝癌;首次手术均为根治性切除,无肿瘤残留;肝切除术后首次复发者;肿瘤大小≤5 cm;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合并心肾肺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者;合并其他严重慢性疾病者;首次肝内弥漫性病灶者;血管侵犯及肝外转移者;曾进行放化疗,且进行抗癌治疗者;肿瘤破裂或出血者;肿瘤临近重要血管及胆管者;凝血功能障碍者;哺乳期及妊娠期者;不能够定时复诊及随访者;合并精神疾病者。
1.2 方法
对照组行TACE治疗。采用改良Seldinger技术穿刺右侧股动脉,注射对比剂后采用DSA机灌注造影系统对肝部肿瘤中脉进行选择性动脉造影,明确动脉位置后选择微型导管对肿瘤供血动脉进行插管,然后根据肿瘤情况将化疗药物混合乳剂(吡柔比星20~30 mg+奥沙利铂60 mg+超液碘化油+空白栓塞颗粒2 ml)灌注入肿瘤供血动脉,根据肿瘤动脉供血情况给予明胶海绵颗粒辅助,每3~4周进行一次TACE,碘油完全沉淀治疗结束。
联合组行TACE联合RFA治疗。TACE过程同对照组,在行TACE 1周后行RFA治疗,结合术前影像学检查,明确肿瘤情况,在CT引导下选择合适的穿刺数目、穿刺部位以及深度。对穿刺点进行常规消毒后,采用2%利多卡因进行局部麻醉,采用WE7568多级射频消融治疗仪(脉冲功率200 W、脉冲频率290 kHz)插至肿瘤靶区,根据肿瘤大小选择合适的消融针直径,明确消融时间。根据患者肿瘤形状、大小调整电极位置进行多次叠加治疗,消融范围超过肿瘤边缘1 cm, 使病灶区组织完全坏死,消融周期结束后,能量沉积自动终止。
治疗结束后2年内每2~3个月随访一次,2~5年内每6个月随访一次,随访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13日。
1.3 观察指标
(1)比较2组免疫功能,包括自然杀伤(NK)细胞、T淋巴细胞分化群4+(CD4+)、CD8+,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采集患者空腹外周血5 ml, 离心20 min(4000 r/min),血浆分装在EP管内,采用流式细胞仪[中生(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型号:SinoCyte]检测CD3+、CD4+、NK细胞水平。
(2)比较2组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包括癌胚抗原(CEA)、糖蛋白抗原199(CA199)、甲胎蛋白(AFP),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5 ml, 离心20 min(4000 r/min),血清分装在EP管内,采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检测血清CEA、AFP、CA199水平,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操作,所有试剂盒均购自雅阁德国有限责任公司。
(3)比较2组肝功能,包括谷草转氨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5 ml, 离心20 min(4000 r/min),血清分装在EP管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ALT、AST水平,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所有试剂盒均购自上海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比较2组临床疗效。2组患者均于治疗后进行CT或MRI扫描,测量肿瘤的纵径以及横径,纵径为瘤块最大层面的最长径,横径为瘤块垂直于纵径的最大径,肿瘤面积=纵径×横径,肿瘤缩小率=(治疗前-治疗后)肿瘤面积/治疗前肿瘤面积×100%。根据肿瘤缩小率判断临床疗效,缩小50%以上为显效;缩小25%~50%为有效;缩小25%以下为稳定;肿瘤没缩小,或体积增大,甚至病情恶化为无效。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5)比较2组平均生存期及生存率。分别统计2组患者随访结束时的生存率,计算平均生存期。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
描述,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描述,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比较2组免疫功能
治疗后,2组CD3+、CD4+、NK细胞水平均升高(P<0.05),且联合组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2组CD3+、CD4+、NK细胞水平对比
2.2 比较2组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
治疗后,2组血清CEA、AFP、CA199水平均降低(P<0.05),且联合组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表2 2组血清CEA、AFP、CA199水平对比
表3 2组血清ALT、AST水平对比
2.4 比较2组临床疗效
联合组有效率为74.29%,高于对照组的48.57%(χ2=4.884,P=0.027),见表4。
表4 2组临床疗效对比(例,%)
2.5 比较2组生存期及生存率
联合组生存期及生存率均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5。
表5 2组生存期及生存率对比
3、讨论
HCC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原发性肝癌,复发是HCC患者治疗后最严重的不良事件[9]。单独使用TACE或RFA的效果不太理想,故临床需探讨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案。
TACE是在影像学引导下将导管插入肿瘤供血动脉,将适量化疗药物注入肿瘤供血动脉,使供血动脉闭塞,促进肿瘤组织缺血坏死,诱导肿瘤细胞死亡,延缓肿瘤进展[10]。但部分患者肿瘤供血动脉呈丛状分布或动脉血供不丰富,治疗难以选择性栓塞造成肿瘤内碘化油沉积欠佳,导致肿瘤无法完全坏死;另外多次行TACE会损害患者肝功能,加重患者肝功能障碍,进而影响患者的生存期及生存率[11]。而RFA是在CT引导下将射频电极通过经皮穿刺插入肿瘤组织,通过高频电流造成局部微波电场加热,激发组织内带电荷离子发生高速振荡从而摩擦生热,而肿瘤组织的耐热能力较差,高温能够使肿瘤细胞蛋白质、溶酶体、DNA等出现不可逆的变性,凝固病灶四周血管,杀死肿瘤细胞;同时使肿瘤周围组织凝固坏死,切断肿瘤血供,抑制肿瘤远处转移[12]。TACE通过栓塞肿瘤动脉血供,降低肿瘤周围组织血管的热量转移,且肿瘤栓塞引起的炎性水肿能够降低pH值,增加组织热敏性,从而扩大RFA的治疗范围,确保肿瘤组织完全坏死,另外RFA作为TACE治疗的补充,能够杀死肿瘤周围可能存活的癌细胞,减少患者进行TACE的次数,减轻对肝功能的影响[13-14]。
CD3+、CD4+是T淋巴细胞,NK是免疫细胞,T淋巴细胞能够通过释放炎性因子,激活巨噬细胞、NK细胞,从而参与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能够反映机体的免疫水平[15]。CEA是一种由大肠癌组织产生的糖蛋白物质,CA199是一种粘液性糖链蛋白,CA125是一种糖蛋白,是临床常用的肿瘤标志物,其血清水平在肝癌、肺癌等疾病中异常升高,随着疾病的干预及控制,其水平也随之降低,三者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16]。ALT、AST是临床常用的肝功能评估指标,RHCC患者癌细胞侵袭、伤害肝细胞及肝组织,肝细胞受损程度越高,其水平越高[17]。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联合组CD3+、CD4+、NK细胞水平高于对照组,血清CEA、AFP、CA199、ALT、AST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说明TACE联合RFA治疗RHCC,能够显著改善患者肝功能、免疫功能,调节肿瘤标志物水平。研究发现,TACE联合RFA能够显著提高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疗效,调节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18]。陈安等[19]研究显示,与单独采用TACE治疗相比,联合RFA治疗原发性肝癌的效果更佳,能够显著改善免疫功能,降低复发率。朱德东等[20]研究表明,与TACE治疗相比,TACE联合RFA治疗大肝癌患者,能够明显降低患者肿瘤活性因子水平,提高机体抗肿瘤免疫功能,疗效俱佳。本研究进一步分析显示,联合组有效率、生存期及生存率均高于对照组,说明TACE联合RFA治疗RHCC,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和生存率,延长生存期。研究发现,与TACE比较,联合RFA治疗HCC能够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生存率,更好地控制肿瘤进展[21]。白涛等[22]研究表明,TACE联合RFA能够明显延长复发性肝癌患者的生存期,提高其生存率。
综上所述,联合TACE与RFA治疗RHCC,能够显著改善患者免疫功能、肝功能,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有效提高患者临床疗效及生存率,延长其生存期,在RHCC治疗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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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冉,常永闯,杜晓阳,等.TACE联合射频消融治疗复发性肝癌的临床观察[J].实用癌症杂志,2024,39(09):1493-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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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生物学现象,与肝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在我国,肝癌处于高发态势,是我国位列第四的癌症,也是导致死亡的一大诱因[1]。自噬在肝癌的发生发展、转移以及耐药中起重要作用,研究发现自噬对肝癌的发生发展具有双重作用[2-3]。肝癌未发生时,自噬可通过清除癌细胞、维持肝脏稳态而发挥抑制肝癌发生的作用[4]。
2024-09-11肝癌高发是我国面临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肝癌是我国排名第四的常见恶性肿瘤,也是排名第二的肿瘤致死病因,其按组织病理分型可分为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癌、混合型肝癌等,其中肝细胞癌(简称肝癌)约占85%。2019年中国恶性肿瘤标化发病率肝癌排名第8位[2]。据GLOBOCAN 2018估计,2018年全球肝癌新发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分别为84.11万例和78.16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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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9细胞质核糖体生物发生因子1(treacle ribosome biogenesis factor 1,TCOF1)是一种细胞核内调节真核生物核糖体RNA(ribosomal DNA,rRNA)转录的核仁因子,位于染色体5q32-q33.1,共包含28个外显子,编码糖蜜磷酸化蛋白[6]。近年来研究发现, TCOF1在多种肿瘤中高表达,并影响患者预后[7]。
2024-09-09肝细胞癌(HCC)是最具侵袭性的癌症之一。由于大多数HCC患者在早期缺乏特定的临床症状,确诊时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治疗机会(根治性手术),因此药物干预、放疗、化疗和分子靶向治疗在提高HCC患者生存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截至目前,HCC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随着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研究人员开始从分子遗传学的角度探讨肝癌的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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