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论述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时，提出过一个重要观点：“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邓小平的这个判断不但为在实践层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参照系，而且也引导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列宁及其理论创造的价值。在此背景下，国内有学者针对“读懂列宁”的呼声，主张必须从“东方视域”出发，认识和把握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从邓小平明确肯定“列宁思路”，到学术界主张重新阅读和理解列宁，无论基于对思想体系、精神实质和基本内涵的准确把握，或者出于科学认识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目的，还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都很有必要而且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列宁思路”是否只是新经济政策？如何在深入把握“东方视域”基础上真正“读懂”列宁及其“思路”？

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建设社会主义，但20世纪的麻烦在于：共产党的革命主要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成功，而这些国家面临的首要难题却是早已由19世纪世界历史发展所铸定的现代化“问题”。“主义”与“问题”，二者既相矛盾又紧密联系。或许，我们只有从二者互相交织的结合点出发，才能够对邓小平提出的“列宁思路”有更加深刻与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俄国本质上属于东方。然而，“东方”究竟意味着什么？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成为与“西方”相对应的“东方”，难道就如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仅仅因为生产力落后以及有着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吗？

与“东方”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一样，对于“东方”民族或社会的具体特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做些简单的梳理。例如：

第一，民族历史悠久，尤其是古代农业文明异常发达与成熟；

第二，政治上始终实行以高度极权为特征的专制主义统治；

第三，治水等必须以国家出面组织的公共工程频繁且面广量大；

第四，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

一定的历史进程会将上述许多方面通过革命的方式作轻而易举的改变，因而所谓“东方”，最后遗存下来的或许只是独特的文化。任何文化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社会存在”的上述共同的特点，“冶炼”出了如梁漱溟等文化学者早已做出概括的、与西方不一样的文化态度、文化精神以及许许多多具体的文化样式。

对于俄国是否属于“东方”，同样是存在争论的。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认识：首先，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文明形态考察，俄国都属于介于文明的西欧与野蛮亚洲之间的“半亚洲式的国家”；其次，俄罗斯“在许多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亚洲的，在文化上也就是属于东方的。列宁的这个认识源于对历史以及当时国情的深入研究，同时也和他对“文化”的理解紧密联系。能否紧扣这一认识，对于我们“读懂列宁”以及深入理解“列宁思路”极为重要。

回顾20世纪，包括俄国、中国在内的一些东方落后国家都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通过一场革命（通常是暴力性质的）推翻旧的反动统治，然后再以政治的或行政的方式迅速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度，就可以很快建立起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不断的失败甚至是极为惨痛的失败最后告诉人们：这是纯粹的空想，社会主义绝对不可能在落后国家轻易建成。那么，东方落后国家之“落后”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人们首先认识到并达成共识的，主要在经济方面。于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要迅速增强国家财富积累和实现人民生活富裕。然而，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吗？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否经济发展了、生产力发达了，在这些国家就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其实，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中后期才逐渐凸显并被广泛认知的“主义”与“问题”，在世纪之初的俄国就已经露出端倪，而且生性敏锐并具有很高理论修养的列宁在当时，就已经初步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论我国革命》写于1923年初，动因是为了反击苏汉诺夫以及“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对十月革命的诋毁，但文章没有就革命论革命，而是将革命置于俄国整个社会历史进程分析其意义，同时又注意将俄国社会发展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相联系。其中最重要但恰恰长期为人们在努力“读懂列宁”时所忽略的，是这样两个概念：“文明”和“文化水平”。

在文中，列宁首先承认并完全肯定“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请注意：这正是马克思的基本立场与基本观点）；同时指出当时的西欧已经是“文明国家”，而俄国介于文明西欧与“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那么，十月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列宁明确指出：是为落后的俄国在文明方面“赶上别国人民”创造“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即“建立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从而“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从文中论述可以判断：为列宁所强调的“文明”，实际就是近代以来西欧社会的全部发展成果，即当下所说的“现代化”。如果这一点大体能够成立，则可以将列宁的上述思想整理归纳为以下逻辑关系：

大前提：建立社会主义需要现代化；

小前提：当时的俄国还没有现代化；

结论：十月革命的意义不在于使俄

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而是实现现代化

以便能够推动俄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势必凸现如下疑问：

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条件下实现现代化，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执政党又如何能够保证现代化的最终结果是使俄国不断“走向社会主义”？

在20世纪发展进程中，俄国以及步俄国革命后尘的东方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两方面都出现过比较大的波折：或者现代化速度缓慢甚至经历“流产”与“难产”，或者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又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这些波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当政者主观愿望如此（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确实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而在根本上，是由“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复杂性决定的。尽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需要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充分发展也有可能“自然”导致社会主义后果，然而处于过程中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价值等确实又是存在矛盾的，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或者说如何尽可能地化解这些矛盾并使经济与社会发展付出较小的代价？尤其是：执政党如何既能够始终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有效、有力领导者，同时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以便牢牢掌握历史进程的社会主义方向？

对于上述困惑或困窘，或许我们至今仍然能够从“列宁思路”中获得诸多有益的启示。

世界近现代历史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然伴随着文化转型任务。一方面因为现代化具有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强调对自然的征服与运用及物质财富创造和享受的最大化作为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等特征，因而必然引申出与农业文明完全不同的文化要求；另一方面，还由于现代化本身意味着人们心理、道德、价值等文化因素的根本性转变。翻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史，首先是有文化的世俗化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激发起人们创造财富、享受财富的欲望，同时整个社会越来越将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充分满足视为理所当然；继之是商业资本主义时期，接着再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在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保护下，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一日千里、波澜壮阔。然而当时的俄国既缺乏历史上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启蒙、文化转型，同时由革命动力以及执政党执政宗旨所决定，又不能不使革命后的社会具有或多或少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特征。和现代化的文化要求相比较，社会主义的文化要求与文化定位显然有所不同，甚至存在质的差别，例如前者偏重于功利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则更提倡以关怀他人与社会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因而在客观上，从解决“主义”和“问题”之间的矛盾出发，东方落后国家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其文化转型或文化建设必然存在双重指向:一是适应社会迅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需要；二是有助于巩固和发展新生的社会主义（暂时还主要表现而且也只能表现在基本制度方面）。但是从可行性角度考察，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又只能以其中某一指向为侧重点，兼顾其余；并且在同一时段，理应对不同群体或阶层提出不同的文化建设目标与具体要求。

“列宁思路”在这方面，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阶段，号召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进行全面否定和将“学习共产主义”作为文化建设的内容与目标；但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尤其到“政治遗嘱”时期，列宁逐渐倾向于认为文化建设首先应服从和服务于“维护和创立”现代化“文明”。这是因为在革命成功后，俄国虽然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但社会发展在总体上“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因而文化建设只能根据现代化发展的规律与要求，率先做好“启蒙”这一“繁重的工作”，然后才能够逐步“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即建设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要求与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即使在考虑如何提高国家机关的文化质量时，列宁主张重要的是，政府部门是否能够吸引和接纳“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列宁坦承：或许“对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来，这个要求是太低了”；然而，“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列宁特别反对“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认为“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

实现文化“启蒙”，正是现代化的必然文化要求。文化建设以“启蒙”为重点,目的是为了使整个社会尽快摆脱“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为此，一方面应重视知识与科学技术的“学习”。列宁有区别地对各类不同人员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广大工人、农民做到“人人识字”,有“足够的见识”和能够“读书看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要进行现代行政管理方面的教育，使之“通过关于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甚至中央高级干部也必须“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提高科学修养，从而具备“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知识与科学的教育固然是文化启蒙的基础，但除此之外，列宁认为“启蒙”还应包括对旧传统、旧习惯的改造。在俄罗斯根深蒂固的奥勃洛摩夫习气、缺乏法治传统和科学精神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对行政权力的过度崇拜等，都与分散落后的小农业经济、自然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经济形态的改变,是实现文化启蒙的根本保证。列宁晚年提出在俄国发展商品经济，其目的不仅在于经济，同时还着眼于巨大的文化意义。例如在谈到如何实现使“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时，要求之一，是号召人们学做“文明商人”；所谓“文明商人”，即不是“按亚洲方式”而是“按欧洲方式做买卖”。这实际上是提出了要通过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来实现对旧文化根本改造的主张。

从特定历史条件下现代社会变迁要求出发，对前资本主义的文化心理、传统习惯实行根本改造，这在东方之俄国，不能不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因此，列宁“文化革命”提法的最重要的意义，其实是指出了在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东方国家文化转型、文化建设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特点：后者在原有文化背景下展开，是自下而上、渐进和缓慢进行的（大约有几百年的历史过程）；而在东方国家，所要达到的文化目标由于和民族原有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因而更具有突变性，并且在过程上又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具有突变性并不意味以急风暴雨般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同时也并不意味着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列宁的下述思想对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东方国家至今面临的文化建设重任，或许仍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人的事情”；而要改造大大小小的“奥勃洛摩夫”们，也“必须长时间搓洗敲打，才会产生一些效果”；总之，“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

文化启蒙（文化转型、文化建设）→现代化（“文明”）→社会主义。

正是基于俄国革命后社会变迁的如此逻辑,列宁强调如果撇开国际斗争不论，“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摆在苏维埃政权面前“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由此也才能够理解列宁晚年为什么强调只要以“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为“重心”，就标志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其实文化建设不仅对解决现代化“问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不但意味着有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与发达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水平,而且也是一种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的文化。同时,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建设也都需要一定的文化作为根基、导向与支撑。对于后者,如果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时期认识还不是很深刻的话，那么，“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而在以市场、国家资本主义为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与逐渐暴露的种种旧政治陋习,则使列宁在逝世前进一步清楚意识到文化问题决不像党内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无足轻重。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同时又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固然不能把现实一切复杂的社会问题都推向文化“决定”，但也应该承认：人们在进行新制度条件下的生活创造、生产发展时,文化传统作为“遗传密码”总是有意无意地对社会主体创造历史的方式与限度形成各种制约。再好的制度也要靠受一定文化支配的人来建立与执行。肯定在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进行十月革命，并且也可以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但革命后的发展未必就一定顺利，尤其未必能够始终保证其社会主义目标与方向。革命后的发展必然存在多重阻碍与制约，缺少现代大工业和生产力不发达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社会变迁的特殊性使文化落后更加成为不容丝毫忽略与轻视的因素。诚如列宁所感慨：“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娜拉走后”，出路何在？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始终保持文化上的先进性！

“问题”（现代化）离不开执政党的领导，“主义”又必须取决于执政党的坚持；而执政党自身的文化水平如何，自然成为解决东方落后国家革命后必然面临的“主义”与“问题”困惑的关键所在——这是列宁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遗产之一，也是“读懂列宁”的一把钥匙。

在理论上，共产党的队伍由社会最先进分子组成，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在实际上又难免不受旧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列宁晚年特别指出：巨大的文化惯性会使共产党人成为官僚主义者。在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列宁以相当多篇幅和异常认真的态度阐述文化落后可能产生的最严重后果：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有可能像历史上许多民族一样，从军事上的“征服者”变为旧文化的“被征服者”。仔细回想一下导致前苏联剧变和苏共垮台的种种原因，我们会觉得列宁的担心和忧虑是有道理的。20世纪30年代“肃反”和日益滋长的特权待遇，40年代开始泛滥的个人崇拜，50、60年代逐渐严重的个人高度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度和干部等级授职制，再加上始终存在的大国民族沙文主义、经济领域的极度计划化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缺乏民主和法制——这些现象的发生和蔓延，表面上与某个人或一定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有关,实际根源却多少通向俄罗斯特有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的消极方面。制度、体制方面的僵化、保守和70年代以后的经济停滞、8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趋于下降等,这些构成最后结局总爆发的导火线或直接原因。和经济、政治方面比较，隐型文化的作用在党内会较为间接并且不易被人们所觉察或重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文化因素不重要或不是原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是执政党能否保持党的社会主义性质，能否保证国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更为深刻的原因。

更何况如列宁所指出，20世纪东方落后国家在革命之后，政治上的一大特点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这就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人尤其是高层领导在文化上必须更具有先进性。从事关执政地位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提出共产党自身的文化建设命题，正是列宁晚年“思路”的重心所在。1921年10月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1922年3月俄共十一大政治报告,是列宁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如果说这两份文献是面向全党的，那么最后的“政治遗嘱”则主要针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中央高级领导人及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透现出列宁在执政党建设问题上的一种更深刻的文化批判态度及其发展期望。

历史证明：“列宁思路”中的上述分析以及对未来共产党执政中文化制约的警惕是有根据的，特别是他当时有可能成为“被征服者”的预言实际上已经获得某种应验。如果说有所不足，那就是“列宁思路”虽然将问题提出来了，却没有完全找到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仅此而言，就已经足以奠定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共产党在东方落后国家执政史上的地位。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2.马克思曾经有过这样的认识:“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9卷,第145页)

3.关于东方国家历史上是否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这在国内外理论界存在争论。文中判断,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19世纪50年代初期,他们在阅读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东方国家的游记或其他文献后,首先是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后来恩格斯复信给马克思表示同意这一观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256、260-261页)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甚至《资本论》和《反杜林论》时期,也依然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

4.有关论述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151页。

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6.全部引文参见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778页。

7.参见列宁写于1920年的《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青年团的任务》等文献。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3页。

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4页。文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其中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其实也就是指符合现代化要求和指向的文化成果。

1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11.《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8页。

14.参见“遗嘱”中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文献。

15.《列宁选集》第4卷,中文第2版,第770页。

16.《列宁全集》第32卷,中文第2版,第205页。

17.《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12-13页。

1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4页。

1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20.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未来社会实现与人的自由之间关系论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三个阶段内容。

21.列宁曾经说过:共产党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114-115页)

2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2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0页。

24.《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2版,第3-4页。文中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韦定广.“主义”与“问题”困惑中的“列宁思路”[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42(03):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