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达尔纪(Montargis),又译作蒙达尼、蒙塔尔纪,是法国巴黎南郊一座小城,却在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留法勤工俭学思想的起源地,见证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的产生与发展;它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主要聚集地,保证了留法勤工俭学实践的落实与繁荣;它更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展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起点。蒙达尔纪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新民学会、工学世界社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主要代表,团结成为著名的“蒙达尼派”,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蒙达尼派”诞生的客观因素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最早在蒙达尔纪形成马克思主义集体有其必然性,这里存在诸多有利的客观因素。蒙达尔纪公学的收费标准为全法国最低,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湘籍学生邓庚熙等人致信国内媒体,详述在此留学“每月学膳、洗澡、洗衣、剃头等杂用,均包在内,共佛朗百四十方”。[1]这就为贫穷学生消除了物质障碍,使他们能够顺利在法国开始学习与研究。从1919年初到1920底,蒙达尔纪公学与蒙达尔纪女学共接收了146名学生,占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数的近10%[2]。

蒙达尔纪的工厂,保障了留法学生的勤工机会。蒙达尔纪附近有两大工厂,一处是距离蒙达尔纪四十千米的木材公司的加工工厂,一处是距离蒙达尔纪仅二十七千米的哈金森橡胶公司的分工厂。两厂长期招收体力工人,对应聘者技能要求不高。工作非常辛苦,却能解决不少人经济上的燃眉之急。许多勤工俭学学生陆续来到蒙达尔纪工作,其中就包括李维汉、聂荣臻、王若飞、邓小平等人,他们也第一次以无产阶级的身份,体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来到蒙达尔纪的勤工俭学学生,经济最拮据,对社会苦厄的感受最深刻,改变自身、拯救国民的愿望也最强烈。蒙达尔纪是一座城市街道不过五六条,城乡居民不到两万人的小城,远离大都市的声色诱惑,也鲜有奢侈消费的机会。在蒙达尔纪的市政通知、教堂布告、媒体宣传中,处处可见禁止酗酒的劝诫、节约能源的号召、高效工作的倡议。一战前后,蔡元培曾到蒙达尔纪调研,认为在此学习生活,“足以养勤朴之习惯,而拔除留学生接近官僚之流弊”。[3]蒙达尔纪树立了勤劳节俭、理性乐观的价值导向,帮助在此的留法学生坚守初心,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健康的精神生活。

蒙达尔纪的社会环境,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方面,蒙达尔纪政府与人民不排斥进步思想。蒙达尔纪长期由崇尚理性的小资产阶级管理,教会与贵族保守势力薄弱,也没有布朗基主义、沙文主义的干扰;加之其靠近巴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类思想在此自由融汇。以蒙达尔纪公学为例,该校校长和教员“都是富有新思想的社会主义者”“对于中国学生,管理极宽,一切皆极自由”,[4]他们支持中国学生创立学生会等自治团体,鼓励学生进步活动。学生们得以组织雄辩会,热烈讨论“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资本家与劳动家”“社会主义是否可行于今日之中国”等主题,比较研究各类学说,探寻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另一方面,勤工俭学学生能够蒙达尔纪近距离接触法国工人运动。1919年5月1日,蒙达尔纪举行了劳动节游行,这是勤工俭学学生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与迫切需求。同年,哈金森橡胶公司分工厂工人举行大罢工,从5月30日持续到6月26日,展现了工人阶级蕴含的巨大力量。蒙达尔纪政府对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并未禁止激进言论的发布,也未阻挠工人运动的发展。当地媒体则积极声援工人运动,如《蒙达尔纪之声》大幅转载了工会代表的演讲稿,抨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

独一无二的客观条件,使蒙达尔纪成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开展进步活动的中心。他们在这里最早开始民主自治,先后组织成立了中国校友会、勤工俭学学生会。他们在这里最早关心华工群体,1919年7月14日,蒙达尔纪上百名学生与两百余名华工欢聚一堂,共度法国国庆。华工向学生展现出高涨的求知欲望和强烈的爱国热情,让学生意识到“工学联合之后前途实有无限希望”。[5]他们在这里践行工学主义,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贺果等人于1920年2月创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并于1920年8月更名为工学世界社,成为勤工俭学的典范。他们在这里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考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其中以湖南新民学会最为活跃。在勤工俭学运动中,陆续有18名新民学会会员赴法。有的一到法国便住进蒙达尔纪,如蔡和森、罗学瓒等人;有的稍后迁入蒙城作工,如李维汉等人;有的虽不在蒙城常住,亦时常到此聚会,如张昆弟等人。1920年7月5日至7月10日,著名的“蒙达尼会议”召开,13位新民学会会员热烈讨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会后,“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6]决定将蒙达尔纪作为新民学会在法国的活动中心。自此,新民学会与工学世界社两个进步团体时常在蒙达尔纪聚会交流,为马克思主义在集体中的授受创造了极大便利,也奠定了“蒙达尼派”的组织基础。

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存在为基本前提。“蒙达尼派”的进步青年,最早开始接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蔡和森作为先驱,在宏观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在蒙达尔纪,蔡和森不入校上课,不做“随俗的迷梦”,以“通其语文、读其书报、査其情实”为目的,开始了“大规模之自由研究”。首先,在理论上,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进步思想“加番研究”“综合审缔”,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7]同时,蔡和森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联系社会现实,将各国社会党、工团和国际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和活动“尽先弄个明白”,重点关注了法国的劳工运动、德国的社会改良和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总结了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法国工团主义。紧接着,蔡和森“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矛盾,指明“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因此“中国社会必然要进行革命”。他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蕴含的巨大潜力,“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却也认识到革命的曲折性,“中国行俄革命,反动必较俄大”,[7]国内阻力颇巨,中国的无产阶级又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所以,在1920年7月的蒙达尔纪会议上,蔡和森率先公开了“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8月,蔡和森致信毛泽东,详述其对于组织共产党的意见:“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认为现在就要准备。”[7]9月,蔡和森再撰长信给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7]来领导中国的社会革命。可见,在法国蒙达尔纪,蔡和森充分发扬了“敢为人先”的精神,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国情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中国社会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另一方面,新民学会、工学世界社两个进步团体的成员,以李维汉、李富春、王若飞、罗学瓒、张昆弟、萧子暲、贺果、李林、包光溢等人为代表,在细节上对社会相关问题进行具体而深入的调研。自1920年下半年始,工学世界社成员分赴法国各地勤工,开始以无产阶级工人的身份体认法国的政治制度、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最初,绝大多数人仍秉持着感性认识,觉得法国是“文明灿烂之地、和平易乐之国、没有困苦之事”,肯定法国的政治制度与工团运动,认为这里“绝不见官场的势力,也不听得人民说官场势力的话。他们国内的官,都是服役的性质,决不敢对人民为恶”“又常看见工人罢工要求政府的事,总是政府屈服”。[8]此时,他们尚未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看到的是法国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并下意识地将这些表象同中国社会现状进行对比——“近年国内打仗,武人横行,盗贼遍野”“好像中国是一个深山穷谷豺狼虎豹横行的世界,又是一个凄风凄雨黑暗沉沉的景观,真令人痛恨者也”。[8]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在军阀和封建官僚的压迫之下饱尝苦厄,进而激发了救国救民的热情,坚定了改造社会的理想。

进入工厂做工后,他们亲自感受了艰辛工作和微薄工资的巨大反差,体验到“终日劳碌,永久劳碌,永久困苦”的残酷现实。[9]不少人已清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产阶级只会被残酷剥削,“这种为资本家生产的工作,单只能稍稍满足物质生活欲望的工作,单只用体力的工作,完全是一种掠夺的手段”;[10]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无产阶级也只能被残酷剥削,“为资本式生产而劳动,觉得有损于劳动的目的;但是为面包所驱使,不得不敛气入工厂”。[9]在物质压力与精神痛苦之下,一些人开始主动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理性思考,提出了“人生劳动,到底可以作商品样的发卖否?”“到底我们的时间、精神、脑力总算起来,只值十四法郎吗?”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经典问题。[8]

同时,他们从个体的主观认知上升到整体的客观研究,对法国的工人和工人运动进行了重点关注。在法国的1920年的“罢工风潮”中,他们看到了无产阶级劳动者蕴藏的巨大力量,“资本家如有不平等待遇,罢工风潮随时即起,政府对之亦无如之何”;[11]他们看到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将来世界势力之主人翁,将归于劳动界,可断言也”。[11]他们更看到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势成仇敌”的激烈矛盾,“自三月间罢工以后,工资虽加了一些,工作那可就累多了”,[12]进一步认识到“在现在这种资本制度底下,不想旁的法子,无论工资增加到什么地步,都是不行的”“你一加工资,他把货物愈加贵,结果还是资本家得利”,[13]无产阶级被剥削的本质不会改变。此外,他们还看到了大多数法国工人“因循苟且”的心理,“只要增加工钱,便心满意足了”。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心理“实在是社会根本的改造一个大障碍,比资本家的抵抗力还大”。[13]所以,工人的阶级觉悟亟待提高,刻不容缓,“非全世界工人全体,有彻底的觉悟,把这万恶的资本制度,根本推翻不可”。[13]

更重要的是,他们深入华工群体,寻找留法华工群体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并结合国内工人阶级的情况,认识到在中国开展工人运动的切实问题:工界同胞急需教育,“一方面应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一方面应尽力求精神生活”,[14]从根本上改变大多数工人沉迷嫖赌、精神麻木的“半身不遂的生活”;工界同胞急需组织,国内工人受尽了资本的苛待,受尽了武人和官僚的压迫,却“又没有什么组织,散沙子似的”。[12]综上,工学世界社的进步青年们从实际出发,以实践经验为基础,逐步认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认可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他们常常在工余返回蒙达尔纪集会,分享经验、交换智识;此时,蔡和森积极参与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的讨论会,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12月27日至12月31日,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尔纪召开第一次大会,“蔡和森作竟日长篇谈话,发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认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的乌托邦主义”。[9]通过这次大会,不少人幡然意识到个人认知与客观理论的完美契合,进而接受并认可了马克思主义,凝聚成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最早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群体。随后,他们以蒙达尔纪为起点,承担起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

三、开辟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欧洲路径

“蒙达尼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蔡和森以湖南人的“霸蛮”精神,坚持自由研究,手惟字典一册,蜚看报章杂志,利用蒙达尔纪的自由环境,“短时间内他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如法文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万国共产党(即第三国际)魁作《议院行动》、俄国共产党大纲、列宁等重要文字数篇以及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若干。[7]同时,蔡和森结合文本资料,对各国社会运动进行汇总,详列了第三国际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情况,重点比较了俄国革命与德国革命的差异。此外,在蒙达尼会议中,新民学会会员决定“采取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两个方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探寻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蔡和森又负责阅读“《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以及其他有关系之小报”。[8]利用蒙达尔纪的集会便利,蔡和森向新民学会会友和工学世界社同志积极宣传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成果和理论认知,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数量,壮大“蒙达尼派”的规模。

第二,尝试在法国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受众。通过对十月革命的研究,蔡和森深刻地意识到发展同志、组织政党的重要性。他曾计划两年内组一整队赴俄工作,“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青年男女常驻工作”。[7]“蒙达尼派”的人数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蒙达尼派”积极联系了其他进步的学生团体。蔡和森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曾琦详细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色彩”的主张,“彼深为感动,预料不久将与少年学会中人发生影响”;他也曾计划于1920年冬,“联络新民会友、少年学会友、工学励进会友,以及赴德之王光祈,赴英之某某,开一联合讨论会”,试图向全体旅欧的进步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7]联合讨论会的计划虽因勤工俭学运动陡遭困难而搁浅,工学世界社的规模和影响力却迅速增长,“最初发起的有四十余人,以后参加者竟达三百余人,当时留法学生中之爱国积极分子几全被吸收”。[15]李维汉购买了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册,如《布尔什维克的俄国》《1919年在俄国的六星期》《第三国际》《俄国的布尔舍维克》《消费合作社》等,[9]供工学世界社成员阅读、学习。1921年求学运动后,蔡和森、李维汉等人多次与“勤工派”代表——劳动学会的赵世炎、李立三等人联系,最终使“蒙达尼派”和“勤工派”消除了误解,赵世炎、李立三曾屡赴蒙达尔纪与蔡和森长谈,双方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大家都谈马克思主义”。[15]

第三,加强与国内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系。“蒙达尼派”的进步青年,积极向国内投稿。工学世界社组织通信社,“会内推一人主持信稿,各会员每月担任写信一封,或寄稿一片。材料由各人自择,大概不外(一)工厂情形(二)工人生活(三)华工情况(四)勤工俭学情状(五)法国社会各种状况(六)旅法感想”。[8]这些稿件由罗学瓒收集,一律寄回国内,由毛泽东处理。工学世界社的许多稿件被刊登在《民国日报》《大公报(长沙)》《湘江评论》等进步报刊上,给国内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有利于认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感性素材。蔡和森则频繁与毛泽东书信往来,也曾致信陈独秀,结合中国国情,深入交流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新青年》《少年世界》等国内进步杂志都发表了蔡和森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引发了重要反响。

四、开展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

“蒙达尼派”最早在法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1921年,他们先后在法国组织、领导、参与了三次大的群众斗争。分别是2月的“二八运动”(又称“求学运动”)、6月至8月的“拒款运动”和9月的“占领里大运动”。

三次运动都是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主要领导,体现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官僚的革命特征,“蒙达尼派”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八运动”由“蒙达尼派”单独发起,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首次开展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勤工俭学运动陷入困境时,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人最早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异为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而要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更不可能”,[6]他们以无产阶级的身份,拒绝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拒绝接受一切具有剥削性质的工作,并亲赴巴黎,于2月28日率四百余名勤工俭学学生至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而“拒款运动”得到了“蒙达尼派”的踊跃支持,蔡和森等人第一时间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两次派代表赴巴黎参加拒款大会,并积极联系法国各大华人团体,促成了法国华人首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的卖国行径。“占领里大运动”则由走向联合的“蒙达尼派”和“勤工派”共同发起,是留法华人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的首个高潮,共有116名勤工俭学学生直接参与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行动。“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6]

三次运动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绝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二八运动”前,面对驻法公使陈箓的敷衍搪塞、北洋政府的无动于衷、法国政府对他们合理集会申请的否决,“蒙达尼派”向全体留法学生发出坚定号召:“对此麻木不仁之政府,唯直接行动之一法,不日率全体苦同志,向巴黎出发,同死于中华民国海外官厅之前!”[16]“占领里大运动”中,学生们遭到法国军警的无理拘押,蔡和森带领33名蒙达尔纪学生,率先以绝食的形式表示抗议,展现出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

三次运动中,“二八运动”和“占领里大运动”都失败了,“拒款运动”也仅取得了表面的成功。但它们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经验借鉴。

明确了阶级斗争的目标。“二八运动”前,勤工俭学学生多次向国内中央、地方政府以及中国驻法公使馆求助,“呈文也,请愿也,代表不绝于途,呼声盈于法国”,然而事实却异常残酷,“学生绝粮绝学之呼,业已声嘶力竭,而官僚之麻木,则如过眼烟云”;[16]“二八运动”中,驻法公使陈箓要求巴黎警察局帮忙驱散请愿学生,十余名请愿代表被拘留;“拒款运动”成功后,驻法公使馆却突发布告,停止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救济费用的发放;“占领里大运动”发生后,陈箓非但没有营救被关押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反而配合法国政府,将104名学生遣送回国。三次运动使勤工俭学学生们认清了北洋政府官员与法国政府沆瀣一气的丑陋行径,认清了国人遭到帝国主义与封建官僚主义两股反动势力压迫的残酷现实。“许多人抛弃了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6]

意识到革命道路的曲折。“二八运动”中,请愿学生被法国警察暴力驱散,混乱过后竟有学生被电车碾毙;“占领里大运动”被法国军警迅速镇压,学生被关押在军营中长达二十余日。最终,104名勤工俭学学生被法国政府冠以“激进党”、“在法国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武装押送至马赛港上船,强制遣返回国。中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欧陆帝国主义的中心——法国直观地体会到了帝国主义对进步活动的极端敌视。同时,他们也从帝国主义不遗余力的打压中清晰地认识到,他们尚未拥有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抗衡的实力。因此,建立和完善共产主义组织、巩固和拓展革命队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便成为当务之急。

五、结语

在“占领里大运动”中,“实际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冲在第一线的太集中”,[6]使“蒙达尼派”失去了核心力量,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人都被法国政府遣返,向警予等人随后也自行归国。归国后的“蒙达尼派”成员如蔡和森、向警予等人,迅速投入到建设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无产阶级运动的工作中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骨干。暂未回国的“蒙达尼派”成员如李维汉等人,与法国巴黎、里昂、德国、比利时等地的同志如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加强联络,凝聚成为更大的马克思主义集体,继续向国内输送欧洲工人运动的一手资料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同时积极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联系,开始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从第一次“蒙达尼会议”到“占领里大运动”,“蒙达尼派”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他们在蒙达尔纪迈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的第一步,在留法华人里播下了红色的火种,展现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志向与斗争精神,促成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6]为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留法湘生的通信[N].大公报:长沙,1920-05-27.

[2]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M].成都:巴蜀书社,1994:84.

[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33.

[4]会员通讯[N].少年中国,1921-01-15.

[5]我国在法之工人与学生[N].益世报,1919-10-12.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17,20,23,23,23,23.

[7]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50,57,59,57,75,59,58,58.

[8]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新民学会文献汇编[G].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69,70,70,94,73.

[9]贺培真.留法勤工俭学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39,49,40,3.

[10]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二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250.

[11]留法通信[N].大公报:长沙,1920-11-14.

[12]工余谈话[N].大公报:长沙,1920-12-19.

[13]法国北海岸滕尔克之华工[N].大公报:长沙,1921-01-25.

[14]法国哈佛柳圣来德铁工厂德华工实况[N].大公报:长沙,1920-12-14.

[15]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三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415,437.

[16]章兆丰寄戴鼎镛的信[N].大公报(长沙),1921-04-19.

张世甲.“蒙达尼派”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湖南社会科学,2020(03):7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