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顶层设计下,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战略选择。在数字化时代,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客观要求加快发展数字农业,促进数字技术和农业生产全链条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产业集群。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要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加大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上述政策的强力支持下,数字技术红利正在快速惠及农业生产,在基础数据采集、农机装备革新、风险监测预警、质量安全溯源等方面已经初现端倪。据统计,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高达2.49万亿元(1),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纵深推进,各类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全国接入国家精准农业综合数据服务平台的农机装备达到25.8万台。但同时,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的融合却呈现出多元化的复杂图景:一些地方的数字技术赋能成效显著;一些地方则不尽如人意。由是观之,数字技术之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过程和结果不能一概而论。基于此,本文对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及模式进行分析,探究数字技术赋能的差异化缘由,并提出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从而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机理分析

1. 文献综述

关于“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探讨在国内学界早已展开,较早可追溯至对“互联网农业”“农业信息化”“智能农业”的分析探讨。梅方权(2001)认为,农业信息化就是用新技术来装备传统农业。技术因素作为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现实基础,规定着农业发展的效益走向。简小鹰(2005)则认为,信息技术归根到底是在地方性的农业生产中实施的,技术的社会化发展应该以技术的应用环境为导向。以此为起点,可以从多个角度对农业领域的数字赋能展开探讨,并形成了两种明显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是“本体论”视角,强调技术本身的开发应用是赋能效应的逻辑起点;二是“场景论”视角,突出技术的应用场景、实施对象以及技术适应性等环境因素对数字赋能的影响。

在“本体论”阵营中,刘元胜(2020)认为,农业数字化的核心就是通过数字技术对农业各要素的全覆盖,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和集约化发展。殷浩栋等(2020)则进一步指出,数字技术的引入推动了农业的转型升级,“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又进一步带动了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生吉萍等(2021)则将数字技术与农业协同创新发展相结合,认为区块链等技术的融合应用能够推动农业从“常规化管理”向“信息化管理”的跨越式发展。

在“场景论”阵营中,杨嵘均和操远芃(2021)认为,由于没有处理好“数字下乡与乡村场景的匹配问题”,致使当下乡村数字赋能存在多重张力,“数字技术很难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罗浚文等(2020)通过对县域农业数字化改造的研究发现,村级组织与电商服务站点的数量与提高数字改造效益具有正相关性,应“提高乡民的数字意识和数字化生产生活能力”。还有学者基于要素供给、要素需求、数字虚拟与农业制度四维空间建构了农业经营体系的数字化模型,且认为农户的“要素禀赋”以及“具体需求”是数字赋能的关键(陈卫洪和王莹,2022)。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从“本体论”与“场景论”两个视角切入,对农业发展中的数字赋能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已有研究的立足点和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对农业发展中数字赋能的共性描述,鲜有学者针对赋能机制与赋能效果的差异性展开系统研究;二是“重技术、轻场景”和“重场景、轻技术”的解释范式均存在误区,两极模式难以全面揭示农业高质量发展中数字技术的赋能过程和运作逻辑。为弥合现有研究中“本体论”和“场景论”的分歧,本文尝试对本体论的工具叙事与场景论的结构叙事进行整合,建构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根据“数字技术”与“应用场景”的适配性划分四种赋能模式;运用案例分析法,剖析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样态与运行逻辑,以补足现有研究。

2. 机理分析

关于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形成了多种技术社会学理论流派。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尔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技术-社会”的互动主要由三个机制支撑:一是技术的效率机制。各种技术之间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技术作为一个整体不断进步。人类是在“按效率行事”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赋予技术以普遍的自主性并使技术“在任何情景下均从属于效率”(Ellul,1980)。二是技术的系统化机制。系统化机制与技术的效率追求紧密联系,对人的具体行为形成引导或约束,并深刻塑造了技术的内外整体结构。对于每一项技术而言,要想正确地“赋能”,就必须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来理解。三是技术-社会的沟通机制。技术要想与接受者建立持续且有效的“沟通”,就要“选择适合当前文化和群体可能演变的结构”(Ellul,1980),完成从“边缘技术”到“开放技术”,再到“核心技术”的动态转变,而且这种动态转化是可逆的。基于“技术-社会”的互动机制,本文尝试从“技术开发”与“场景接纳”两个维度,建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探究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1)技术开发维度。技术开发是影响数字技术赋能的基础因素,包括对技术自身性能、集成应用和价值效益的开发。要借助数字技术赋能“有效率”的农业发展,首先要对技术产品“按效率办事”的能力进行开发,确保有相当水平的数字技术执行赋能任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技术性能的成熟度。数字技术赋能就是要将数字技术所蕴含的能量转换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目标,而具体的技术性能则关系到技术自身是否有充足的能量潜力来转换释放(Shepherd等,2020)。功能用途、运行条件、参数规制、操作标准、经济成本、稳定程度等技术性能的成熟程度往往是判断这项技术“是否要开发”“值不值得开发”“在哪里开发”的重要标准。二是技术开发的系统性。数字技术是由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增材制造等一系列技术组成的技术集合体。其中每一项数字技术都潜藏着非凡的变革力量,但往往要综合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技术的能量“潜力”。如果仅对其中的某一项技术进行单独开发,势必导致技术系统的断裂,继而削弱数字技术的赋能效果(Rotz等,2019)。三是技术应用的价值取向。农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和效益为基本价值取向(徐光平和曲海燕,2021)。数字技术赋能也要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高效”“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目标相契合。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在推广应用中存在“社会责任淡漠”“偏重经济效益”(温铁军,2020)和“盲目推行数字化”(Fraser,2022)等价值异化现象。因而,数字技术的“硬件开发”应秉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否则会成为阻碍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

(2)场景接纳维度。技术与社会的互构是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沟通。社会系统成为技术的应用场景,其对数字技术的“接纳”集中表现为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场景的内在需求。如果说技术效益是激起场景接纳技术的外部诱因,那么内在需求则是推动技术在应用场景中落地生根的内在动力(林毅夫,2014)。应用场景对数字技术的需求主要有:节本增产、信息互通、传统转型与高效管理。虽然不同的场景需求在具体着眼点上各有侧重,但都为数字技术与应用场景的沟通提供了现实支点。二是场景的支撑条件。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其健康持续运行离不开软硬件资源的有力支撑。换言之,任何技术的落地应用都需要有相应的社会基础,包括技术应用的基础设施、农户素质、扶持政策和产业基础等支撑条件。

三、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四种模式

1. 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建构

“技术开发”与“场景接纳”是影响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两者相互影响,交互作用,共同建构出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四种基本模式(如图1所示)。

“强赋能”意味着技术开发和场景接纳程度同时达到了较高水平,呈现耦合状态。这种模式总体上实现了数字技术与应用场景良性融合互构:一方面,数字技术的信息优势得到了较好地开发应用,对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提升农事管理水平、农业发展质量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应用场景也因数字技术的落地应用做出了适应性调整,农业生产经营实现了集约化转型,资源要素达成了系统升级、农业发展完成了优化再造,数字技术能够为应用场景所接纳。耦合型赋能实现了技术与场景的正向交互促进,确保数字技术顺利转化为农业发展效能,进而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图1 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建构

强赋能以技术开发与应用场景高水平的均衡关系为基础,一旦偏离了这种均衡,数字技术的赋能效果便呈现出弱赋能状态,具体体现为图1中的悬浮型、弱质型和虚置型。悬浮型是指技术开发程度高、场景接纳程度低,受制于应用场景的惯性约束,技术并未实现真正落地,而是“悬浮”于农业生产,呈现出一种脱嵌状态。弱质型是指应用场景一端对数字技术需求迫切,但数字技术的开发应用水平相对滞后,数字技术的实际赋能十分有限。虚置型是指技术开发与场景接纳程度皆低,不仅数字技术开发应用进展迟缓,而且农业部门对数字技术的实际需求和接纳能力也相对较低,这一类数字赋能作用最是微弱。

上述四种赋能模式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前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发展总体实践样态的归纳概括。现实中数字技术对农业发展的赋能模式会随着技术与场景的交互发展而动态演变。这种模式间的相互转化既包括正方向的积极优化(转化路径如图1中的实线箭头所示),也包括负方向的消极滑落(转化路径如图1中的虚线箭头所示)。

2. 赋能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

2022-2023年间,研究团队先后四次在S省开展智慧农业调研,对多种农业产业类型、产业链的多个环节均有涉及。为了确保讨论更具有针对性,根据案例研究的典型性抽样原则,从调研的多个村庄的智慧农业发展项目中,选取四个村庄的四个农业项目作为重点分析样本。这四个村庄代表了智慧农业发展的不同水平和阶段,四个项目则反映出农业生产的不同业态和环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1)耦合型:TL村的“5G+AI”养猪项目。TL村是大型生猪养殖基地,生猪饲养量最高峰时超过3万头,生猪养殖占该村农业产值的四分之三。虽然养猪产业在当地已经颇具规模,但一直面临着人力成本高、产能低下等问题。2017年,TL村引进“5G+AI”智慧养猪项目,将大数据、云计算、AI视频图像分析、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的生猪养殖行业。数据表明,相较于智慧养猪项目实施之前,育肥饲料节省了10%,饲料育肥效率提升了6%,人力成本节省了30%以上,生猪养殖收益明显提高。从技术开发维度来看,智慧养猪项目采用了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对猪场环境与生猪图像信息进行全维度监测,所得数据为生猪饲养与猪场管理提供决策依据,目前AI智能测膘、环境监测准确率已达98%。从“场景接纳”看,养殖户长期以来因“高耗低效”的痛点堵点给予智慧养猪项目极大的期待和支持,同时乡镇政府也出资对猪场设施进行了转型升级,让养殖户们有意愿、有能力接纳这套智慧养猪技术。正是由于技术开发与场景接纳双管齐下,智慧养猪项目所应用的数字技术与当地生猪产业之间实现了耦合互动,在智能环控、疾病防控、精准饲喂和繁殖优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耦合型数字赋能模式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养殖业发展的强赋能。

(2)弱质型:YJ村的“智能农机智慧作业”项目。YJ村借助“数字农业示范试点村”申报机会,于2020年成功引进了“智能农机智慧作业”项目。该项目意图采用智能化的农机装备,实现小麦种植耕、种、管、收全流程智慧作业,以解决农业生产过多依赖人力、农机作业效率低等问题。从技术开发端来看,虽然无人机、播种机器人等智能农机已经在该村得到了广泛使用,但智能农机项目只强调购置设备硬件,却没有为之配备必要的数字软件和数据分析平台,致使当地农业发展缺少大数据支撑,与机械农业并没有本质差别。在应用场景侧,该村具备技术落地应用所需的接纳基础:已经建成5G基站、烘干设备、物流仓库等基础设施;村两委定期邀请技术人员下乡指导,农户具有良好的数字素养,种植户对数字技术的需求极为迫切。从技术开发角度而言,该村的智能农机项目存在技术开发不足的问题,其弱质特征成为制约数字赋能的瓶颈所在;强烈的技术需求虽然为数字技术预留了应用落地的巨大空间,但数字技术的有限开发,则从源头上将数字技术导向“弱赋能”的实境之中。

(3)悬浮型:XM村的“苹果远程品控智慧管理系统”。XM村长期以来受制于资源禀赋、丘陵地貌和交通条件等因素的约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某农林高校曾作为挂钩帮扶单位对之帮扶长达5年。该村数字技术赋能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2015年,帮扶单位针对XM村的苹果种植产业开发了“远程品控智慧管理系统”,主要从农事管理和品质控制的角度进行苹果生长信息监控与绿色食品质量检测。第二个阶段是2020年帮扶任务完成后,帮扶单位将智慧管理系统移交给了当地的苹果产业合作社,由合作社负责人负责系统的日常运行。该高校会应合作社邀请给予必要的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就技术开发而言,智慧管理系统使用物联网传感器、云计算平台以及空地一体的信息采集设备,实现对农作物“异地、同频、全域”的全天候不间断数据监测,并据此对苹果种植进行数字品控和产业链智慧管理。就“场景接纳”而言,智慧管理系统一直面临着如何与当地果农种植销售进行对接的难题,以及数据算法思维与农户经验惯性的互证与碰撞问题,农户对智慧管理系统使用热情并不高。虽然智慧管理系统拥有与时俱进的技术品质,但由于种种原因技术未能和果农的实际生产相融合,在与当地苹果产业的对接中处于“悬浮”状态,对当地农业发展的赋能作用微乎其微。

(4)虚置型:HQ村的“益农汇”信息服务平台。2021年,为落实关于加速智慧农业发展的规划,HQ村开发了一站式惠农信息服务平台———“益农汇”。基于对微信公众号的深度开发,平台设置了农事公告、数据调研、市场资讯、农户连线四大版块,并于2021年3月正式上线运营。就技术开发而言,虽然“益农汇”信息服务平台属于数字赋能的创新探索,但更多是对惠农信息的网络化再现,与智慧农业“智能管理、自动运转、灾变预警”的目标尚有一定距离。从应用场景端来看,当地村民普遍认为该村农业以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无力担负高昂的数字化成本;同时,平台上线后疏于维护,运营后只发布了13条资讯消息,村民对平台的关注度不高。可见,“益农汇”信息服务平台集合了悬浮型与弱质型所面临的双重难题:一方面,数字技术投入力度不大,加之在功能定位、运作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技术开发应用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缺少必要的社会基础和硬件条件,数字技术的能量转化难以落地。在低技术开发与低场景接纳的重叠作用下,“益农汇”几乎没有给当地的农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数字技术赋能被虚置在应付上级检查的汇报材料上。

四、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技术开发”和“场景接纳”在不同程度上的结合模式,反映出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不同效果,也从总体上呈现了数字技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样态。在技术社会学视野中对上述四个案例的分析,揭示出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并为分析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基础。

1. 健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多主体参与格局。一要强化政府的引领作用。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形塑人类社会和人们的选择,在汹涌的信息化大潮中需要保持冷静的思考。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双向促进,政府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在配套设施和农民意愿等场景接纳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制定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方案,让赋能真正发挥作用。要建立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明确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和各相关职能部门权责清单。二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投入和运营机制。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对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的支持,加大对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服务等领域的投入,继续加强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建设和覆盖,加大对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倾斜。要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应用生态共享,加快建设集数据采集、管理、分析、共享等为一体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按照“一盘棋”统筹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相关应用资源,构建“应用全打通、业务全融合、资源全调度”的体系。另一方面,要推动财政资金、国有资本、社会资本联合共建,充分调动运营商、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等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以市场化手段完善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的建设运营、项目回报、绩效考核、收益分配、风险分担等机制。三要推动片区化组团式赋能发展。数字技术具有规模效应,因此在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仅仅以单个行政村为主体,避免受到建设成本、运维保障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应积极探索地缘相近、产业相关、发展相联的多个村片区化联合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集聚各村资源抱团赋能发展,联动打造区域供应品牌以提升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

2. 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建立在技术开发和场景接纳的适配性基础之上。只有当技术开发与场景接纳达成高水平的均衡关系时,才能造就强赋能的耦合型模式;一旦偏离了这一均衡,数字技术赋能将导向悬浮型、弱质型和虚置型等三种弱赋能模式。三种弱赋能模式形成的原因包括技术开发的系统性和集成度不够、价值取向偏差、农民数字化素养较低、传统价值和习惯的影响以及设施不足。一要以数字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要加快生产数字化改造,以产业数字化为主线,因地制宜推动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与特色产业发展有机融合,使数字技术与种植业、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乡村业态有机结合。同时,要推动经营数字化升级,深化信息技术在乡村产业全程应用,发展农村电商,构建完善乡村产业供应链体系、运营服务体系和支撑保障体系。二要推动数字技术与人相互形塑。数字技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依赖两个系统的有机融合以及相互作用。第一是技术系统。现代信息技术,本身是由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多种技术为特征的创新体系。算力是基本支撑条件,具体到案例中的各项技术开发应用,无论是智慧养猪项目中的“猪脸识别”技术、还是智能除臭设施,抑或传感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该项目的技术系统。第二是技术与人构成的系统,在此系统中,人与技术进行持续有效的沟通,在沟通中融合互构,相互形塑。人开发应用并依据反馈优化技术,技术“为人类的信仰、欲望和渴求所塑造……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习惯、价值、组织、思想的风俗———都是强有力的力量,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技术”(王建设,2007)。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都决定着技术的轨迹和状况。因此,要加快服务数字化转型,多形式构建“互联网+乡村综合服务网络”,实现数字信息服务延伸进村、精准到户。

3. 因地制宜推动弱赋能向强赋能转化

由于技术自有其生命周期,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而场景条件和内在需求也处在不停地变化中,这就决定了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四种模式也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技术升级或者退化、场景条件的改善和内在需求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数字技术的实际赋能效果。对于耦合型赋能来说,未来要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优化数字技术赋能机制,探索数字技术与应用场景的互构路径,维持“融合互构”的良好状态。对于技术悬浮型而言,其不足主要在于惯性依赖以及农户对技术风险的策略性权衡,导致数字技术所具备的效率优势对当地农户并不具有吸引力;农户技术观念迟滞,村庄基础设施薄弱,应用场景并不具备接纳数字技术的能力,由此反向制约了数字赋能的效果。因此,需要强化农户数字技能并注重提升村庄数字基础设施。对于弱质型赋能模式而言,未来的发展路径就在于正视和直面当前技术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应用场景的现实诉求和基础条件因势利导,树立数字全产业链思维,将信息化、智能化的数字理念和技术实体引入到农业生产、管理、营销各个环节中,推动农业发展从“技术滞后”向“耦合赋能”转变。对于虚置型而言,未来要跳出“多就是好”的思维定式,从应用场景的实际需求出发进行技术开发应用,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从“虚置”向“耦合”的转型发展。

4. 激发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并不能仅仅依靠“外生”动力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激发内生动力驱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一要增强农民数字能力。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涉农高校涉农专业及其相关人才队伍中,培养一批年龄结构优化、专业技能互补、数字化素养更高、发展视野更加开阔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切实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的数字技能。此外,要注意数字技术赋能的示范带动效应,让农户“看得到”“摸得着”数字技术带来的好处,以激发农民群体的主观能动性,打牢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的群众基础。二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建立在农业适度规模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承载数字技术及其成本。一方面,要加快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深化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推广“小田变大田”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村集体“统”的作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确保小农户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不掉队。三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的风险保障。农业及乡村涉农产业是具有自然和市场高风险的弱质产业,保险能够通过分散风险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应对数字技术应用的风险韧性。在实施主要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的基础上,鼓励各地建立数字技术应用范围较广的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制度,同时要积极探索推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关保险,优化完善“保险+期货”模式,加强农业产业链保险保障。

参考文献:

6.[日]林武著,张健等译:《技术与社会——日本技术发展的考察》,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7.陈卫洪､王莹:《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智农通”的实践与启示》,《农业经济问题》2022年第9期｡

8.侯明利､郝新哲:《数字技术如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基于要素流动的中介效应与产业结构转型的调节效应》,《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9.简小鹰:《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战略选择》,《中国科技论坛》2005年第5期｡

10.林毅夫著:《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

11.刘元胜:《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效能分析及应对策略》,《经济纵横》2020年第7期｡

12.罗浚文､李荣福､卢波:《数字经济､农业数字要素与赋能产值——基于GAPP和SFA的实证分析》,《农村经济》2020年第6期｡

13.梅方权:《农业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12期｡

14.生吉萍､莫际仙等:《区块链技术何以赋能农业协同创新发展:功能特征､增效机理与管理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2期｡

15.杨嵘均､操远芃:《论乡村数字赋能与数字鸿沟间的张力及其消解》,《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16.姚毓春､李冰:《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17.殷浩栋､霍鹏､汪三贵:《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现实表征､影响机理与推进策略》,《改革》2020年第11期｡

18.王建设:《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对立抑或分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9.温铁军著:《乡建笔记:新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东方出版社2020年版｡

基金资助: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技术赋能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路径创新研究”(编号:22DJB007);

文章来源:葛笑如,周昳涵.数字技术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机理､模式与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24,(10):126-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