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我国数字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升级，以惊人的速度变革传统金融行业。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知，2011年我国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均值为40，到2016年增长至230.41,2022年进一步增长到379.44，约为2011年的9.49倍，可见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态势。数字金融借助数字技术为企业提供普惠且精准的金融服务，不仅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更是将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2023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低碳化旨在减少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实现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和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故探究数字金融助力微观企业在提升经济利润的同时如何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是指企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和环境可持续双目标的综合绩效能力，能直观反应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高低。我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明确提出“双碳”目标，为了更好地完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倒逼市场主体选择经济和环境效益并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创新融合形成新型金融模式，即数字金融，其具有低融资成本和便捷金融服务的优势，能够为企业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弥补了部分企业由于传统金融的资源错配引起的金融排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和金融资源支持。多数学者研究集中在数字金融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故采用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的企业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微观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可能的贡献有：第一，将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置于同一框架，研究数字金融与双绩效以及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将数字金融细分三个维度验证；第二，考察数字金融如何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影响，发现“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作用路径；第三，结合产权性质和地区差异，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的差异化表现，为我国数字金融优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借鉴。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数字金融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不同场景和领域的嵌入，一方面吸收各群体的闲散资金，另一方面放贷给有资金需求的客户，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中观行业革新以及微观企业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学者们对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研究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如何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数字金融通过拓展传统金融的服务范围实现对“长尾客户”的金融服务①，通过刺激和扩大居民消费完成消费模式的转型升级，全新的征信体系降低科技创新的融资成本和难度，打破融资困境。钱海章等（2020)[1]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和地区创业提升地区经济，对城镇化率低和物质资本高的省份影响更甚。二是对银行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孟娜娜和栗勤（2020)[2]研究认为金融科技催生的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竞争机制“挤出”传统金融，又通过技术溢出机制加剧银行业竞争，为传统金融发展带来“鲶鱼效应”。李建军和姜世超（2021)[3]认为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提升金融服务的包容性，释放“长尾效益”，增进财务绩效，平衡了供需双方的成本和商业可持续性。三是对企业行为和价值是否具有影响，部分学者通过企业内部的绿色创新、金融化、数字化转型、投资效率、融资效率等财务行为探讨数字金融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也有文献从全要素生产率、经营绩效、经营效率等视角研究数字金融的经济后果。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共生理论，实体经济主要载体的企业在追求可持续发展时，不仅要关注股东权益，追求经济效益，还要兼顾利益相关者期望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追求环境社会效益，两者的融合是和谐共生的关键[4]。由于绩效能够反应阶段运营的目标完成度，所以可持续发展对企业具有经济可持续和环境可持续两方面要求，运用可持续发展绩效能够进行有效衡量[5]。数字金融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体现在三方面：在经济绩效方面，数字金融依托数字识别和分析技术为客户描写精准“画像”，进而提供高匹配度的金融服务，有效降低信息采集成本，提升信息透明度，拓宽金融服务范围，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能缓解“长尾群体”的融资约束难题，为企业创新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此外数字金融可以对企业所获资金的流向和使用效率进行有效监督，企业为了适应全新的金融市场环境，需要不断优化内部管理来提高企业获利能力[6]。在环境绩效方面，基于信号理论，企业环保信息的定期披露不仅可以向外传递自己的环保实践效果，有助于金融机构及时准确测评企业价值，而且有助于提升企业声誉和影响力，在回应利益相关者诉求和关切的同时增加客户信任度和黏性，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在可持续发展绩效方面，首先数字金融支持企业在利润和环境双重约束下，运用数字技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信息透明度，减少了企业融资交易行为产生的碳排放量；其次数字金融通过推动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绿色投资和转型升级，提高了企业碳排放效率；再次数字金融借助信息优势和技术支持助力企业灵活调整经营方向，提高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排降碳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7]。所以说企业应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引领下，提升自身价值创造力，助力国家“双碳”目标达成，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基于此，提出假设1:

H1：数字金融能有效提升企业财务环境双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绩效。

企业的日常经营和投资行为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进而对企业的绩效造成损害，而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宏观层面的融资结构改善和市场化水平提高，以及微观层面的融资费用降低和杠杆水平提高缓解该问题。首先数字金融横向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范围，减轻了传统金融服务对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和企业的地域排斥，提升了金融资源的触达性和普及性；其次数字金融为不同客户匹配精确度和细分度高的金融服务，增加了客户的活跃度和使用频次；最后数字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的融资成本和使用成本，低成本和低门槛的特性增加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黄益平等（2021)[8]认为数字金融推动第三方征信系统的建立，能够让资方和资金需求方快速建联，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融资问题，进而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王军等（2022)[9]发现为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数字金融在高端人才引进、绿色技术创新支持、高昂绿色生产设备购置等方面提供金融帮助，实现碳减排。所以说数字金融具有触达性、便利性、普惠性等特点，弥补了传统金融体系的不足，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低成本、低门槛的资金支持，缓解了部分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提出假设2:

H2：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绩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以2011—2022年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ST、*ST以及PT股类上市企业；（2）剔除上市不满一年、已经退市或被暂停上市的公司；（3）剔除主要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企业；（4）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6759个观测值。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环境绩效的数据来自彭博ESG专业评级，数字金融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的统计分析软件为Stata16.0。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可持续发展绩效（Sdp），参考王博和康琦（2023)[10]的研究，从企业财务绩效（Roa）和环境绩效（Env）两方面计算，其中财务绩效运用资产收益率衡量，环境绩效则采用彭博ESG专业评级中的环境得分衡量。为了消除不同指标的量纲和数值造成的影响程度差异，分别对资产收益率和ESG环境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将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数值控制在0～1之间。具体处理如下：

此外借鉴解学梅和朱琪玮（2021)[5]的研究，利用标准化后的双绩效测算可持续发展绩效，该值越大说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越高，反之亦然。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2. 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Fin），借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测算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具体做法是对31个省份的数字金融总指数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分指数取对数，在基础回归中运用省级层面的总指数检验，并进一步探究分指数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

3.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企业层面，对研发强度、企业年龄、员工人数、企业规模、成长性、两权分离度、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薪酬激励以及iso14001环境管理认证等变量进行了控制。此外，参考已有研究，在地区层面也选取了部分指标进行控制，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程度、对外开放水平。

（三）研究模型

为了检验假设一，构建了基础模型：

该模型为年份和行业双向固定模型，其中Controls为控制变量的集合。模型（3）为检验数字金融是否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回归模型，并按照产权性质和所属地区分组，检验二者作用是否存在异质性。

为了检验假设二，继续构建以下模型：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可知，样本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均值分别为0.142和0.133，财务绩效的均值为0.614，方差为0.034，说明多数企业的环境绩效水平较低，且不同企业间差距较大。省级数字金融的均值为5.596，方差为0.392，表明不同省份的数字金融水平差异较大，由此推断数字金融水平可能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一定影响。此外研发强度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为0.02和28.74，均值为3.871，说明目前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不足，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结果基本符合预期。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2是数字金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的检验结果，在前三列模型回归中未加入控制变量，在后三列模型回归中加入所有的控制控制变量。观察结果可知，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三列中R2均有所提升，且无论被解释变量为可持续发展绩效（Sdp）还是从属部分财务绩效（Roa）和环境绩效（Env），解释变量数字金融（Fin）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金融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验证了假设1。

表2 数字金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究数字金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分维度影响，将解释变量数字金融降维检验数字金融不同维度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可知，覆盖广度（Cov）和使用深度（Dep）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更显著，数字化程度（Dif）对企业环境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不显著，甚至降低了企业财务绩效水平。说明数字金融通过突破地域限制以及精细的金融服务为微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并为今后数字金融发展指明方向。

（三）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为了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采用以下方法检验：方法一，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滞后一期数据作为解释变量；方法二，选取数字普惠金融的滞后一期以及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数据分别作为工具变量，运用2sls二阶段法进行检验。为了使实证结果更稳健，进行以下三种方法检验：方法一，更换被解释变量双绩效的衡量方法，直接使用资产收益率和彭博ESG环境得分进行；方法二，考虑2015年金融市场发生重大股灾事件对上市企业产生一定冲击，删除2015年的样本企业进行回归；方法三，考虑到直辖市和各省行政级别和经济发展差异，剔除四个直辖市范围的样本重新检测。采用上述方法检验后发现，数字金融的滞后一期、工具变量和数字金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检验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

表3 数字金融分指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

五、进一步研究

（一）作用机制检验

表4为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因子的检验结果。采用Sa指数的绝对值Fc对融资约束进行衡量，该值越大，企业融资约束越强。结果显示，当加入中介因子后样本数量为6625个，第（1）列中数字金融（Fin）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2）列中该值显著为负，说明数字金融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第（3）列中数字金融（Fin）系数有所下降，且融资约束（Fc）通过显著性测试，说明企业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假设2。

表4 数字金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中介效应检验

（二）异质性分析

1. 产权异质性分析

我国传统的金融服务具有一定的所有权歧视，导致有限的金融资源不可能均等的分配给每个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有政府的背书，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较低，还款压力较小，且有就业指标和环保业绩的硬性考核，而非国有企业相对自由和灵活，但存在较强的融资约束，且环保意识相对薄弱，那么数字金融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是否存在产权差异化表现呢？表5前两列为产权异质性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数字金融（Fin）系数均为正，但非国企组数值高于国企组，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但对非国有企业的作用更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企业在响应国家号召建设美丽家园时，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从而购买专业环保设备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而相较于国有企业依赖传统金融服务，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缓解非国有企业购买专业环保设备的意愿不强和资金不足的压力，促使企业在追求经济绩效的同时提升环境绩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目标实现。

2. 地区异质性分析

我国数字金融存在一定的区域不平衡性，2022年在31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排名中，前七名均为东部地区（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天津），后六名中西部地区占五个（甘肃、贵州、新疆、西藏、青海），中部地区发展居中段，而第一名上海市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为460.69，最后一名青海省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为329.75，二者相差130.94，可见我国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显著，导致不同地区的数字技术和创新模式运用程度不同，降低普惠金融的效率，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和错配，影响金融服务实体企业的优化和升级。表5后两列为数字金融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组数字金融（Fin）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均优于中西部地区组，说明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可持续发现绩效作用更显著。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群众和政府环保意识较强，企业出于名誉和信用考虑，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中部地区企业生存压力和市场竞争激烈，西部地区本身人口密度低下、企业发展缓慢，相比环保问题，可观的利润对中西部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所以数字金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化。

表5 数字金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异质性检验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对数字金融是否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及其异质性表现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考察“数字金融—企业融资约束—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传导渠道，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企业的财务和环境双绩效水平，并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此外将数字金融进行降维处理，从三个子纬度实证探究数字金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能够为微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其次，数字金融具有触达性、便利性、普惠性等特点，能够缓解部分企业的融资约束难题，进而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影响，验证了企业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过程中扮演了部分中介作用。最后，就数字金融对不同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进行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存在产权和地区差异性，对非国有和东部地区的企业影响更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数字技术与金融发展的深度融合，面对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态势，政府应依托传统金融机构建立并完善数字金融平台的监督机制，引导企业正确利用金融服务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发展实体经济，一方面追求经济利润，一方面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实现企业财务和环境双绩效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部署和“双碳”目标愿景，深化数字金融对企业环保服务的力度，不仅需要推进数字金融在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可持续发展，更要积极引导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和使用频率的增加，边增强既有用户的黏性，边挖掘潜在的“长尾”用户，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完善的数字技术支持和数字金融服务。

第三，精准助力不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我国不同性质和地区的企业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应避免“大水漫灌”式的金融政策，对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制定适宜的结构性政策，鼓励企业在追求经济利润的同时保护环境，在绿色低碳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目标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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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金融集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微观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9BJL016);

文章来源:杨洋,张志刚.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J].对外经贸,2024,(10):7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