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纳米尔爵士是20世纪著名的英国史学家、“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研究方法的创始人、“纳米尔学派”的开山鼻祖。他一生笔耕不缀,对18世纪英国政治史、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觉醒以及二战时期的外交政策均有深厚研究,但使其名留青史的还是他对十八世纪英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1]1-19。其两部相关著作《乔治三世时期的政治结构》和《美国革命时期的英国》对18世纪的政治史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4凭借书中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纳米尔声誉日隆,“我们时代的史学领袖”“无与伦比史学大师”这种溢美之词随处可见于同行对他的评价中。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对英国近现代史的贡献方面,只有吉本、卡莱尔、麦考莱和阿克顿勋爵能和纳米尔媲美。[1]1难怪就连一生都对纳米尔学术思想持批评态度的康纳·奥布莱恩也不得不承认纳米尔可能是“当代英国史家中最有影响的。”[2]毋庸置疑,纳米尔的思想理应受到中国、英国史学界的极大重视。鉴于目前英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状况,尚未有学者对纳米尔的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毕竟,纳米尔研究是英国史学史研究的重点之一,他的主要作品应当是18世纪政治史研究的必读书目。在此,笔者介绍其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和后世影响,以期能吸引更多的学者注意到纳米尔学术思想的价值,投入到关于纳米尔的研究中去。

一、刘易斯·纳米尔爵士生平

1888年,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改宗天主教,以求更好地融入波兰的上层社会。纳米尔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罗马天主教绅士教育,把自己看作一个彻头彻尾的波兰绅士。但时,不时被提起的犹太人身份还是让年少的纳米尔认清了残酷的现实一个犹太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融入波兰的绅士社会。据说,他后来在学术上努力寻找一个稳定、自信的英格兰上层社会以及转变为一个寻找认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m)就和这段经历有密切联系。[1]2纳米尔于1907年来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于1913年加入英国国籍,之后先是作为军人,后又作为英国外交情报部门的一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回到牛津的纳米尔开始为《英国史评论》(theEnglishhistoricalreview)撰写关于18世纪中期的英国政治史。20年代末30年代初,纳米尔连续出版的《乔治三世时期的政治结构》(1929年)和《美国革命时期的英格兰》(1930年)两书使其在史学界声名鹊起,新颖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反辉格史学的研究结论让他成为对英国政治史研究有革命性影响的史学家。1931年,纳米尔开始为英国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theJewishAgencyforPalestine)工作,并被任命为曼彻斯特大学近代史教授,一直工作到1953年退休。

在这期间,他在政治上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以色列能够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奔走呼号。在学术上,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向学生传授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史学思想。这项工作对纳米尔扩大学术影响至关重要。他激情澎湃的演讲,不同于前人的学术研究方法和雄心勃勃的学术理想,为其赢得了大批信徒。遗憾的是,这一时期他的学术成果只有一些零散的文章、一些书评、一些由讲座整理的稿件。也许由于精力过多地被牵扯到政治和教学上,他原计划要写的一本关于英国政党政治崛起的书[3]485并没有完成。鉴于其对英国政党政治的研究一直在学术界争议极大,生前已经对此有所预见的纳米尔错失了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的机会,不能不说是他自己,也是整个史学界的一大损失。1953年,退休的纳米尔因其杰出的学术贡献被授予爵士称号,并移居伦敦,全职参加英国议会史(HistoryofParliament)项目的编辑工作。这项工作完全按照纳米尔的学术思路开展,但由于难度太大和英国资金短缺而不幸搁浅。1960年8月19日,纳米尔安静的去世于伦敦的家中,享年72岁。[1][4]

二、刘易斯·纳米尔爵士的史学观念、方法和实践

在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学术思想的形成期和活跃期,辉格史学思想正从支配英国史学叙事的顶峰跌落下来。[5]1931年,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SirHerbertButterfield)发表了《历史的辉格解释》(theWhigInterpretationofHistory),开始带领英国史学界全面清算辉格史学的学术遗产。[6]但即使如此,史学实践的转变无疑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所以,辉格史学的影子仍然如幽灵般躲在大部分史学家的背后,支配着他们的史学写作。

具体来说,辉格史学是一种通史概观,以“当下为参照物研究过去”,认为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显示了数个时代以来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原则在起作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是进步原则永远的盟友,而天主教徒和托利党人则永远对这一原则产生障碍。[6]18-19诚然,除了和其名字一样暗含的政治意味外,辉格史学亦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体系宏大,重视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则和意义,擅长综合与解释。但他的缺点也同样醒目:时代错误(anachronism)的问题不断重现,对微观分析、对把握暗流之下涌动的鲜活历史毫无作用。就在巴特菲尔德酝酿自己的反辉格思想时,纳米尔也敏锐地发现了辉格史学研究方法的弊端。正如雅各比·普莱斯(JacobPrice)指出:纳米尔“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他并不去揣摩时代精神或整个社会。也不去试图重构一个时代的思想,更不会去追寻宪法渊源。

相反,他要通过可见的现象、当时政客的政治行为去分析和描述权利转移的轨迹。”[7]71-93对纳米尔来说,政治权力的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中,英国政治史的研究应该着眼于不断追溯这些权力细微变化。对这些细微变化的研究应该如何着手?纳米尔认为应该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对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研究中,他在其名著《美国革命时的英国》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英国政治社会史应该从下议院(theHouseofCommons)议员的角度撰写……下议院由615个来自各郡的议员组成,他们权衡各自的利益后有选择的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利益在不断变化之中,随着他们利益的不断变化,下议院的社会结构也在不断地变化。”[3]3显然,在纳米尔的观念之中,集政治小集团、选举形式变化、代议制观念变迁等一系列复杂政治动态现象于一体的下议院无疑可被看作整个英国政治形势的缩影,而里面随着自身利益摇摆、不断组成松散政治小集团的议员们则成了被研究的核心。为此,纳米尔使用了一种被他的同事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称之为‘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的研究方法。[1]

这种研究方法又被称作“集合传记”(collectivebiography)研究,是一种对后世影响甚巨的史学方法论。[8]46-77对纳米尔来说,整个下议院中没有不值得研究的小人物,没有不值得研究的人物随笔,没有不值得研究的书信草稿,没有不值得研究的家庭琐事。重要的并不是这些议员在议会官方发言和辩论时留下了什么样的经典语句,也不是他们在公开场合冠冕堂皇的谈了些什么,更不是他们宣称要在自己的任期内做些什么———这些国家书信档案的记载都是不是真正的历史,只能被称作‘传说’(legend)或者‘故事’(story)[9]28-55———而是他们在背后真的去做了什么。

因此,纳米尔一生都在寻找每一个曾经当选的议员的的原始材料和数据,尽可能把这些人做过的事情编织成一张权利变化的网络,找出将各个政治小集团绑定在一起的政治利益与亲缘关系,最终解决下院的社会结构问题,打破通过官方档案材料虚构出来的“传说”,以此还原整个研究时段的英国政治全貌。纳米尔并没有点名道姓地批评辉格史学传统,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辉格史学就是那个通过官方书信档案记载编造“故事”和“传说”的史学流派。众所周知,现代史学诞生于德国的兰克学派。兰克为求秉笔直书,要求历史研究抛弃二手研究材料,专注于以国家档案为首的一手研究材料。德国先进的史学理念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英国的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Stubbs)和阿克顿勋爵(LordActon)等就是这些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带着“历史学只是科学方法下的档案研究”[10]11这样的纯兰克式论调回国,加上这一代历史学家独有的对光荣革命进步原则的钟情,一种英国特有的史学体系———辉格史学思想就诞生了。

纳米尔揭露了官方档案的虚伪和冠冕堂皇,就是要从根基上摧毁为奠定英国史学专业化立下汗马功劳的辉格史学。不同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史学实践,纳米尔研究用力最勤的乔治三世时期(1760-1820)正好成了其攻击辉格史学论调的标靶。传统的辉格史学政治观点是由埃蒙德·伯克(EdmundBurke)定下的基调,生活在乔治三世时期的伯克是当时政治的见证者。但纳米尔认为,伯克使用有误的材料、泛滥的复古爱国情怀和过分丰富的想象力让他在把英国政治史描述成一条线性进步的历史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1]381–398

在伯克的带动下,后世辉格史学的信徒编造了关于汉诺威王朝的(1692-1866)一种“故事”或“传说”:在乔治二世时期,议会政治因为来自德国的国王对英国政治不感兴趣以及光荣革命原则对其权利的限制而充分发展。这时,议会的多数席位被辉格党领袖、倾向于辉格党人的富豪和贵族以及其他在光荣革命原则中受益的富人所把持。托利党是辉格党的敌人,而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更像是辉格党大家族的囚徒。这些大家族团结在首相纽卡斯尔公爵(theDukeofNewcastle)的周围,通过贿赂的方式收买选票、操纵选举。

1760年,乔治三世登上王位。年轻的乔治在他保守和野心勃勃的母亲的影响下,深受博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Bolingbrook)思想的影响,希望自己能重振王权,推翻现有的宪政体系,把自己从首相与党派的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之后,大量的皇室赞助被用在贿赂和收买议员上,再后利用布特伯爵(LordBute)组成“国王之友”(King’sfriends)内阁把持政权。这段历史被辉格史学家认为是宪政暂时失常的一个表现。之后乔治三世独断专行地处理美洲殖民地的失误让他逐渐失去和辉格大家族抗衡的力量,议会政治又回到了原来的运行轨道。[1]

纳米尔认为,这些结论最多可以被认为是“传说”。而这种“传说”是由辉格史学家多采用罗伯特·沃波尔(RobertWalpole)以及其后内阁首相们的官方材料进行研究造成的[1]11,这些政客们不实的描述、混乱的想象和假大空的论调都被他们在去除历史的细节后保留了下来。纳米尔则广泛收集一切议员的可用材料,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分析,弄清楚每个议员的家族关系、选票来源和不断变化的相关利益。纳米尔认为,辉格史家的论调建立在错误的假说之上,他们认为汉诺威王朝时期成熟的政党政治已经在英国深耕多年。

但事实是汉诺威王朝,特别是乔治三世时期是一个‘混合政府’(mixedgovernment)时期,介于之前的君主专制和其后的政党政治之间。[12]85-108这一时期,按照纳米尔“群体传记学”进行分析,下院议员大约可被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一些长期当选议员且有一技之长(一般是职业法律人)的行政人才,这些人颇似当今的“公务员”;第二类是有时候会把自己称为“托利党人”的独立乡绅;第三类则是一些为利益而组成政治小集团进而争权夺利的政客。[7]87

第一类人中有为数众多的‘吃皇粮者’或皇亲国戚,并不加入任何政客集团;第二类人忠诚于王权和地方贵族利益,独立于内阁,也不参与政客集团;第三类的政客相互争夺下院的“实权”,如果国王或民意(publicopinion)反对他们的话,他们就很难得到真正的权利,而民意一般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第二类独立乡绅和他们的城市同盟者(urbancounterparts)的左右。[1]10综上分析,纳米尔认为所谓“辉格党”或者“托利党”的概念这时候正在慢慢形成,但成熟的政党政治并没有存在。议会里激烈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基于本质分歧的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的斗争,而是执政辉格党和反对派辉格党之间的斗争,成熟的两党制政治在第二次议会改革(1867年)之前并不存在。[1]自此,辉格派“传说”的前提被推倒,“传说”中乔治三世的形象焕然一新:他有很多缺点,却全身心地服务于英国;他和他的前两任汉诺威王朝国王一样懂得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立宪君主;他参与政治的目的是保持国王、贵族和下院的权力平衡,以此保卫他子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自由。

这样一个品行正直的立宪君主却为英国失去美洲殖民地背了黑锅:议会各种辉格小集团为一己私利而争权夺利,先后出台印花税法案(theStampAct)、宣言法案(theDeclaratoryAct)和汤森法案(theTownshendActs)等,对美洲殖民地进行掠夺;乔治三世的判断力远比议会明智,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视宪法为无物的暴君,他尊重议会的权利,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短视的政策随着议会内政治小集团的倾轧而出台,激起了殖民地的武力反抗。[1]10–11

很遗憾,纳米尔并没有完成关于政党治党成型的著作。但不可否认,辉格史学关于18世纪政治史的研究被纳米尔从前提到内容都推翻了,一个建立在更广泛史学资料应用基础上的修正学派(revisionistschool)正循着纳米尔的足迹,对辉格史学派各个时段的学术研究结论进行“修正”。

三、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史学思想的影响

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已经去世五十余年了。现在的他就像他自己之前研究的议员们一样,已经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变成了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也许某天,一个纳米尔学术思想的狂热追随者会开启一段二十世纪英国史学史的研究之旅,而纳米尔本人也将成为一部史学大家集合传记的一部分。即使挑剔如巴特菲尔德,也不得不承认,纳米尔的研究从思维到方法都对18世纪政治史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4后世史家对纳米尔多有批评,认为他武断、片面的结论比他自己大力攻击的辉格史学强不了多少。[1]11不得不说,这个批评有一定的道理。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3]5这句话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至少让笔者注意到:一个时段的史学研究是和史学家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时代的变迁中并没有不过时的史学观点,纳米尔关于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史的研究亦不例外。但依笔者之见,纳米尔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纳米尔大力地拓展了史学研究资料的概念。相对于纳米尔的前辈史家们只用官方资料和档案进行研究,纳米尔使用的超过2/3的史料都被前人认为是杂乱无用的。更不客气地说,他之前的历史学家并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史料,也不愿意把巨大的精力花费在这部分史料上。正是如此,史学家普莱斯才不无敬佩地写道:“这是近代英国历史编篡学上首次有专业历史学家懂得如何使用这些篇幅巨大的,杂乱无章的非官方记载。在这之前,这些材料都被人戏谑为渣滓(dross),是纳米尔爵士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有待挖掘的黄金。”[7]74这种史料观的突破无疑在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泛史料观”也受到过纳米尔史料观的启发。[5]

其次,纳米尔为后世留下了独特的研究方法。纳米尔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颇似法国年鉴学派,但实际上纳米尔从未把他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当回事,[12]98这其中自然包括年鉴学派。他的“群体传记学”研究方法毫无疑问属于独创。利用此方法,纳米尔将所能发现的杂乱无章的个人传记编成一张权利变化的网络,整个权利结构随着时间的变化被清晰地重构出来,一部“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的政治史呈现在后世研究者眼前。“群体传纪学”的研究方大受后世学者赞赏,但在当时此研究方法需要太高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太多的辛劳汗水,在史学界并不能让后学趋之若鹜地模仿。[7]76

此外,纳米尔将所有能发现的关于英国下院议员的资料编订成册的愿望在当时也不可能实现。但在今天,史料数字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新趋势,英国各地的大学、研究所和图书馆都在追随着纳米尔的脚步将所有可能发现的英国历史上议员的资料数字化。随着史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资料的进一步增多,“集合传记学”研究方法必将因其技术门槛的降低和能更好地处理大量史料的特质而越来越被关注和使用。

最后,纳米尔的研究思路为反辉格史学的英国“修正学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严格来说,“修正学派”并不能被称作一个‘学派’,那些被称作学派干将的史家们也没有相同的研究兴趣或者相似的史学观念。他们的共同点也许只存在于反对传统史学观点这一个方面。所以,将“修正学派”改为“修正史观”似乎更为合适。

作为英国传统史观的代表,辉格史观在修正史观大行其道的年代里处处受到质疑。而修正史观的实践者基本上都是沿着纳米尔开辟的道路来反辉格史观的:首先,找到不为辉格派重视的新材料;其次,利用新研究方法(比如“集合传记学”“量化”或者新文化史家常用的“厚描述”(thickdescription)等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发现新材料的横向联系;之后对比老材料、老观点,找出辉格史观的谬误。这种纳米尔式的研究思路几乎成了修正史观实践者的数学公式,成就了一代史学观念的转变。

参考文献：

[6]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刘翔鹏.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史学思想初探[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39(1):9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