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的研究领域中,史学批评是一个重要方面;在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也有在史学批评研究领域确定学位论文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还和兄弟单位合作,举办全国性的“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讨会。最近,由我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将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被列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受到多方面的关注和支持。趁着这部著作出版的机会,我想就为什么要研究史学批评这个问题,讲几点认识。

一、史学批评是一种思考

史学家面对历史,面对前人撰写的历史著作,面对当代社会和当世的史学活动,必定会产生种种思考;而由于阅历、学识、秉赋的不同,他们关于史学思考的对象与重点自亦有所不同,因而思考所得也会有所不同。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讲到他少年时代读书的状态时这样写道:

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1

刘知幾回忆中所谓“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云云,说的正是独立思考。他关于《汉书·古今人表》的批评,不为时人认可,但却在张衡、范晔的论著中寻得了“知音”,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独立思考的信心,促使他走上史学批评的治史之路。也正如他所说,《史通》这部书,因其“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2可见,史学批评在当时还不能为世人所理解。

元代史学家马端临在史学批评方面的思考不仅显得深刻,而且颇具宽容之心,这是他与刘知幾稍有不同之处。如他评论司马光《资治通鉴》时说道:

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3

这里,一方面指出《资治通鉴》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一方面又指出这种“不足”之处是由“著述自有体要”所决定,而非司马光才能、智慧不够所造成的。又如他评论杜佑《通典》时这样写道: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4

在这里,马端临把对《通典》的高度肯定和“不无遗憾”二者和谐地融合起来,这是因为“时有古今,述有详略”的缘故,并非杜佑才力不至。

上引马端临评论《资治通鉴》和《通典》的两句话,即“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时有古今,述有详略”,表明史学批评者对历史撰述及历史撰述者,都有深入的思考和理解,凸显出史学批评者的深厚涵养。

然而,随着学术的发展,史学家的深入思考及其对史学批评提出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考察古代“正史”时,指出:

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5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一个史学批评者真诚的“自白”。文中关于“疑”与“信”、“瑕”与“美”、“前人”与“后学”的关系的揭示,足见其思考之深刻、认识之辩证;其中尤其强调一个“信”字,突出追求信史的精神;加之“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护惜古人之苦心”,等等,可以称得上史学家关于史学批评的思考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二、史学批评是一个动力

史学批评作为一种思考,总的看来,重在对过往史学成就积累的反思。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史学批评也是一个动力,即推动史学在现有的成就基础上产生新的成果,这是着眼于史学的未来。

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的《史记》是一个伟大的首创,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样写道: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6

这段序文全方位地概括了当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辉煌历程,读来令人惊叹不已:一则为历史的魅力所感染,二则因司马迁深邃的历史思想而受到启示。

然而,即使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它也会受到后人的批评。东汉时期的班彪、班固父子便是较早批评《史记》的史学家。班彪对《史记》有一个全面的评论,他写道: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7

从总的方面看,班彪肯定司马迁《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同时指出司马迁在文献利用上存在“甚多疏略”,尤其是“其论术学”,与自己的信念、观点有很大差别。尽管如此,班彪本意仍在于继续司马迁《史记》的撰述,并按照自己的主张有所改变,即“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8但是,班彪续写《史记》的计划并未完全实现,而其子班固却在批评《史记》的基础上,开辟出历史撰述的另一新天地。

班固对于司马迁《史记》的评论,继承了班彪的基本看法,但也略有不同:一是接受了扬雄、刘向的评价,认为《史记》一书,“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9这是肯定之处。二是强调指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10这是否定之处。而其认识的本质在于如何看待西汉一朝历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位置。正是由于班固不认可把西汉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而要突出“汉绍尧运”的思想,这就合乎逻辑地改变班彪续写《史记》的主旨,从而致力于撰写《汉书》的计划。这就是:“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11值得重视的是,这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皇朝史。

上述事实表明,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的批评,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他们或续写《史记》或撰述《汉书》的动力之一。而班固《汉书》的面世,自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皇朝史的开山和后世历代史学家撰写“正史”的典范。

我们注意到,类似班彪、班固父子这种情况,从史学批评开始而推动新的历史撰述诞生者,还可举出唐初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李延寿是唐初史学家,他除参与唐初史馆多种撰述外,还独力撰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说明他父亲李大师的“著述之志”,这也是他撰写《南史》《北史》的原因,李延寿这样写道: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家本多书,因编缉前所修书。贞观二年五月,终于郑州荥阳县野舍,时年五十九。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12

如此看来,李延寿撰《南史》《北史》,是为了“追终先志”,完成父亲李大师的未竟之业。而李大师的“著述之志”,首先是源于他不赞成“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这种南北分隔、互相诋毁的作法;其次是“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以致“往往失实”的情况。基于这两点认识,李大师决定仿照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一书,“编年以备南北”,写成一部包含南北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李大师的这一“著述之志”,是隋唐统一政治局面的反映,是中国史学家思想中“大一统”思想和“天下一家”历史观的要求。

李延寿用16年时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其《南史》以南朝四部正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为基础,《北史》以北朝四部正史即《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为基础,各以“通史”的体例编次而成。对《南史》《北史》,李大师作了这样的概括:

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13

从《南史》《北史》的编次结构来看,李延寿没有依照父亲李大师所设想的“编年以备南北”写成一部编年体史书,而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即按纪传体“通史”体例写成南、北二史。14值得注意的是,《南史》《北史》以互见法把二者适当联系起来,如《南史》中有关于北朝重要史事与人物时,即注明“语见《北史》某卷”,反之亦然。这种“互见法”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后世史家多有继承、发展。

《南史》《北史》不仅改变了《宋书》《南齐书》《魏书》南北互相诋毁的作法,而且尽力做到叙事中肯的要求,实现他父亲李大师的“著述之志”的基本原则。《南史》《北史》的成就,受到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的高度评价。他指出:

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15

这表明,从李大师对南、北正史的批评,到李延寿撰成《南史》《北史》,正是凸显史学批评推动史学发展的又一有力例证。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最高统治者对某种史书的批评,往往也成为新的史书产生的动因之一。如:汉献帝对班固《汉书》的批评,促使荀悦《汉纪》的产生;隋文帝对魏收《魏书》的批评,推动了魏澹《魏书》的出现;唐太宗对十八家晋史的批评,获得了房玄龄等人所撰《晋书》的修成与传世,等等。当然,史学批评推动史学发展,需要有相应条件的配合,如修史机构、史家群体的合作、家学传承及其他必备的物质条件;否则,史学批评也只能停留在思想的层面,难以转化为新的史学成果。但是,如果各种条件都可以提供而单单缺少史学批评提出的见解和憧憬,史学发展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足见史学批评的重要。

三、史学批评是一条路径

这里说的路径,是指通往理论研究的路径。中国史学史研究表明,史学上有关理论问题的提出以至于理论著作的产生,多与史学批评有所关联。

刘知幾《史通》一书,这部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的史学批评著作,深刻地揭示了史学批评与理论阐发的内在联系。刘知幾在讲到他为何撰写《史通》的心境时这样写道:“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16刘知幾辞去史职而撰《史通》,那么他的“道”和“志”是什么呢?他对《史通》一书的内容和要义作了这样的概括: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17

这段话表明,《史通》一书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王道”“人伦”及史学批评的各个侧重点,不论是纵向的“贯穿”,还是横向的“网罗”,都有所“商略”和“发明”,无不显示出作者的渊博和锐气。《史通》全书不仅显示出犀利的批评锋芒,而且在许多篇中都蕴含着理论上的真知灼见,如《采撰》《叙事》《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摸拟》《书事》,等等。

不仅如此,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也是因史学批评而提出的。他在回答郑惟忠之问时指出: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18

这一段批评文字不是针对史书而发,而是由批评“史才”而起,可谓千古名对。“史才三长”说千余年来,历代史家视为箴言,或鼓励自己,或评论他人,不绝于时。清代史家章学诚补充“史德”,19近人梁启超合称“史家的四长”,20影响所及,直至于今。

再说宋代史学家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一书,在批评《新唐书》的过程中,提出在历史撰述中的“事实”“褒贬”“文采”各自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是史学理论上的建树。吴缜认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21

吴缜的这些论述,阐释了“事实”“褒贬”“文采”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尤其强调了“事实”的重要性,实则也是强调信史原则,凸显出对三者关系的辩证看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吴缜所论实为历史撰述三原则,对当今的历史研究、历史撰述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家既能以辩证的思维看待历史撰述中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亦能以这种辩证思维看待不同性质史书的长短优劣。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家史三类史书的总体价值作这样的评价:“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22这里说的“蔽真”“失真”“溢真”,不仅表明三类史书在性质上的不同,而且也暗含着三类史书的撰述者身份、地位的差别,这显然是从广泛的阅读中概括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同时,又指出了三个“不可废”,则反映了批评者具有辩证思维和理性精神,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是一个重要成果和理论创新。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从史学批评走向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论创造,当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为代表。他的《文史通义》是这方面代表作。《文史通义》兼评文与史,而以评史为主。

章学诚评史,以“史意”为其宗旨。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23他甚至把“史意”视为《文史通义》的思想核心,指出:“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24可见,“史意”是贯穿《文史通义》一书的主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各点:

一是继承、发展前人之论,倡言“六经皆史”,25以说经而评史,进一步沟通经史关系。

二是以“圆神”“方智”判定史学之“两大宗门”:26“圆神”反映史家思想上“抉择去取”,“方智”表明史家所据文献的“赅备无遗”。

三是重视“史德”与史家“心术”,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27由“史德”而论及“心术”,这是章学诚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那么什么是“心术”呢?章学诚写道: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28

这里说的“天”,当指客观存在而言;“人”,当指作史者的主观意识。合而言之,即撰写史书的人不要掺杂个人的好恶,虽然难以做到,但应当有这样的自知和要求,也就可以说是懂得著书者之“心术”的要义了。

四是总结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章学诚举出四种不同的史书体裁的著作,指出:

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悦)、袁(宏),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逭)、萧(统),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29

在总结这四部通史特点著作的基础上,章学诚进一步赞扬郑樵的《通志》,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这样写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30这里说的“通史家风”,是对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的撰述宗旨以来所作的系统的总结;所谓“家”,即史学家“成一家之言”的“家”。这是对中国史学传统在思想上和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的论述。

五是指出中国史学在理论表述上的特点,即“未尝离事而言理”。元朝史学家胡三省在谈到经史关系时写道:“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31这里说的“道”,是否可以理解为道理、原则。胡三省明确表明:史中有道,或道在史中,道与史不可截然分开。章学诚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32正是“未尝离事而言理”这句经典式的概括,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史家在理论表达方式或表现形态上的特点,从而启发并推动了人们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发掘与阐述。

六是提出了学术批评的方法论原则。唐代史学家杜佑认为,在讨论、评价历史问题时,不可“将后事以酌前旨”,因为这是“强为之说”的作法。33用今天的话语来说,这是一种历史主义观点的表述方式。章学诚在论学术批评的方法时,有一段完整的表述,认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34这话的意思是:不了解其人所处的大环境即历史条件,不可轻易评论其人之文;同时,不了解其人在大环境中的遭际,也不可冒然评论其人其文。这是把历史主义方法论的主要含义都讲到了。

综上,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是他走向理论研究、理论创获之路,而《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无疑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最高成就。

四、总结

以上所论,若问“为什么要研究史学批评?”概括说来,就是:史学批评是一种关于史学的思考,即它是怎样的,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史学批评是一种动力,它在继承、批评前人论著的基础上,推动新的历史撰述的面世;史学批评也是一条通往史学理论研究的路径,史学理论的成果也在史学批评中不断积累起来。由是言之,史学批评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史学,更深入地认识史学的发展,更深入地认识史学理论的生成与积累,进而更深入地洞察中国史学上那些史学批评家们的学术胸襟与史学情怀。

注释：

1刘知幾:《史通·自叙》,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2刘知幾:《史通·自叙》,第271页｡

3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页｡

4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第1—2页｡

5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书首”第1页｡

6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3320页｡

7范晔:《后汉书》卷40上《班彪传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5页｡

8以上所引班彪语,见范晔《后汉书》卷40上《班彪传上》,第1327页｡

9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10班固:《汉书》卷100下《叙传下》,第4235页｡

11班固:《汉书》卷100下《叙传下》,第4235页｡

12李延寿:《北史》卷100下《序传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343页｡

13李延寿:《北史》卷100《序传》,第3345页｡

14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指出:“李氏《南·北史》,薛(居正)欧(阳修)《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见《文史通义》,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4页)

1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2《经籍考·正史类》,第5582页｡

16刘知幾:《史通·自叙》,第270页｡

17刘知幾:《史通·自叙》,第271页｡

18刘昫等:《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73页｡

19章学诚:《文史通义》卷3《史德》,第219页｡

2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12册《专集》之99,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页｡

21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2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1页｡

23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家书二》,《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24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16《和州志一·志隅自叙》,《章学诚遗书》,第552页｡

25章学诚:《文史通义》卷1《易教上》,第1页｡

2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1《书教上》,第49页｡

27章学诚:《文史通义》卷3《史德》,第219页｡

28章学诚:《文史通义》卷3《史德》,第220页｡

29章学诚:《文史通义》卷4《释通》,第373页｡

30章学诚:《文史通义》卷5《申郑》,第463页｡

31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页｡

3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1《易教上》,第1页｡

33杜佑:《通典》卷31《职官十三·王侯总叙》,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50页｡

瞿林东,陈安民,刘开军,朱志先,邹兆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J].史学理论研究,2020(02):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