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我国民族地区有序地实施了双语教育。这是因为国家通用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通用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是各少数民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交际语言,二者互补共荣,缺一不可,同系中华民族的瑰宝,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繁荣昌盛服务。实践证明,这一伟大发展举措是科学正确的,对民族个体、少数民族和整个国家都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双语教育不仅能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而且将民族团结与融合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可以说,开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不仅关系着各族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亦关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更关系着国家团结统一、安全稳定和长治久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里所提新时代的三个方面是对旨在补齐短板的“城乡共同体”,旨在形成整个民族合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旨在促进全人类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阐释,对应着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出台的系列方针、政策与推行的重大举措。为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围绕“各民族共享现代化建设伟大成果”这一目标,可以重新审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方位,即重新审视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程中双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不仅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我国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促进各族民众书同文,语同音,进而促进民心相通,更可以使各民族语言“在发展中实现保护、在创新中实现传承”,[1]使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生机盎然、历久弥新。

一、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机遇

(一)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为双语教育发展提供新契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为此,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村农业优先发展,构建城乡共同体,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生成全新城乡关系和整个国民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到十九大提出的“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战略”,这些战略举措的本质均在于调节城市和农村非对称性发展的关系,改变城市偏向的发展惯性,构建城乡共同体,从而改变民族地区乡村的弱势地位,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2]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计划的有序推进,城乡共同体的构建,使得定居乡里、偏居一隅的民族地区传统乡村人口分布发生显著变化,各民族人民得以进行更为广泛、深入地接触和交流,共同语言日益成为各民族人民的共同需求。[3]“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言语不通,嗜欲不同”[4],城乡共同体构建中各处一隅的各民族,必然存在文化风俗、语言习惯的差异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各民族的交往交融?这就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与推广提供了新的契机。此外,各民族人民都热爱、珍惜自己的母语和方言,希冀通过母语守护乡土,传承优秀民族文化,这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可以看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计划的有序推进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提供了发展新契机。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双语教育发展提出新目标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实体在人脑中形成的心理映射,[5]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共同历史渊源、共同现实利益以及共同未来愿景”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意识不仅包含“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更体现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各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的“主体性”和“在场性”,[6]即在形成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各民族需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既注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合”,又注重各民族交往交流中的“和而不同”与“和谐”之“和”。[7]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新视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有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即“国家通用语言”,即《宪法》规定的“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界定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对此不能曲解和简化。[3]此外,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的基础上,亦需传承与发展好各少数民族语言,“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8]中华文化作为一个交响乐团,各民族、各种乐器的特质之音、七音八度的差异之声,在指挥的协调下共声交响才能演奏出美妙和谐之声。也就是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下,稳妥推行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使中华文化的现代“交响乐”中包容各民族文化的音质声调,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旋律,合以各少数民族语言,才可以演奏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华彩乐章。[9]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双语教育发展提供新动力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因此,国家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10]具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在蕴含公正立场的前瞻性,表现为平等互重的主体意识、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以及多方参与规则意识的时代先知,其在满足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正性发展诉求、推动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11]有鉴于此,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倡议,意图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此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实现互赢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我国在区域交往中面临多文化、多语言的境况。“一带一路”沿线约130个国家,占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的58.04%,不仅存在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多种国际、跨区域通用语,而且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80多种国家官方语言、通用语言及数千种非官方地区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这种多文化、多语言的境况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词是“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的基础是语言相通。我国有30多个少数民族与接壤国的相关民族具有历史同源性的经济文化关系,并操持相通的语言,这为我国提高对外开放语言应对能力、储备语言人才找到了内生性途径——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语言相通则民心相通,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更难以实现“五通”。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行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的基础上,学好少数民族语言是实现我国“国之交”与“民相亲”的必要基础。

二、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计划推行中,少数民族语言会面临工具属性逐渐弱化的挑战

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是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使人们相互了解并使人们在其一切活动的范围中调整共同工作的工具。[12]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计划给少数民族带来通向外界便利的同时,也将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乃至国际通用语之间的张力凸显。这些人为的语言价值博弈使少数民族语言面临工具属性弱化的挑战。一方面,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计划的开展与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加快了民族地区与世界的关联,促使个体在生产生活、日常交流中使用国家通用语或者外语与外界交流愈加频繁,使得少数民族成员话语体系中本民族语言使用的频率逐渐减小,少数民族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主体面临日益分离的困境,进而出现少数民族语言工具属性逐渐弱化的挑战。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少数民族长期坚守的本民族语言在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理念下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部分民族成员开始对本民族语言的传承价值产生质疑。具体表现为民族地区二类模式人数的增加与一类模式人数的减少。(“一类模式”是指所有课程均使用本民族语言授课,另加授一门汉语文课;“二类模式”为所有课程均使用汉语授课,另加授一门民族语文课)[13]“二类模式”选择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少数民族语言的交际功能在学校场域的弱化。

(二)“一带一路”倡议推广中,国家通用语言会面临语言安全威胁的挑战

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与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14]它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安全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乃至人类安全领域的演化。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将我国国家通用语言置于世界语言之林,会使我国国家通用语言面临语言污染的问题,即母语受到外来语的侵袭和影响。由于我国跨境语言众多,在语言身份认同、文字体系创制、语言使用活力等方面呈现“外高内低”的态势。[15]“一带一路”在进一步加大我国对外开放广度、深度、力度的同时,有可能造成语言文化“倒灌”现象,使国家通用语言的“纯洁性”受到侵害,如字母的过度使用导致汉语词汇系统理据性降低、欧化句式的泛滥导致语法系统中异质体的剧增。[16]其次,我国国家通用语言也会面临工具属性被削弱的危机。即在多语言的边境社会环境中,由于个体发现自己使用的国家通用语言或是变体与其语言社区或是社会群体语言不符,语言使用主体会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形成负面评价或者对自己的语言身份产生焦虑与不安,其寻求语言与身份认同的过程会削弱国家通用语言地位,造成语言安全危机。这些现象是我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可忽视的挑战。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社会主体会面临双语教育认知偏差的挑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基于本民族认同而形成对中华民族认同的过程,包含着不同语言使用主体对本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形成认同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常会出现语言使用主体对双语教育的认知与认同偏差,即生活中个体常对语言的文化性存在认识偏差,这是双语教育有效推进的重要阻力。一方面,一些地区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存在偏差,即一些地区出现了“只知本民族语言归属,缺乏国家通用语言归属,只知本民族认同,缺乏中华民族认同”的现象,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文化间性存在认识偏差,语言的文化间性是指语言在“各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可交流性”。[12]这些地区的语言使用者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接触过程中认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效果与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效果二者不可兼得,过分强调了语言的差异性而忽视了语言的统整性。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区亦出现了“只需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无需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认同偏差。这不仅是因为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匮乏、对我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认知偏差所致,更是因为其对我国国家通用语言形成过程认识偏差所致,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这种双语教育认识偏差将会极大地伤害少数民族情感,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

三、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应对策略

(一)构建城乡共同体过程中应注重民族语言保护工作

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的起点与归宿。面对乡村共同体建设中出现的少数民族语言工具属性逐渐弱化的挑战,学校作为一个汇聚、传递文化的高级文化体,势必肩负着传承与保护民族语言的重要使命。

第一,双语教学中应关照民族语言工具性与本体性,促进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语言的传承必须通过语言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才能实现。一方面,学校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依据当地的教育实际,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双语教育模式,在双语教学中关照民族语言学习的“本体性”,即双语教育的价值取向应突出人本性,关照语言学习的文化属性,增加民族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自信心”;同时,双语教育的过程应注重人文性,避免陷入“教法主义”,更加注重“为什么教”“教什么内容”与“如何教”的问题。另一方面,双语教育需注重语言的工具属性,以实践为导向,在双语教学评价中注意学生语言使用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情动之于中,而形之于言”。[12]

第二,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将“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答卷”行为纳入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即在当前我国少数民族高考优惠加分政策的“民族身份资格认定”的基础上增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答卷”这一“行为资格认定”。例如,可形成五种少数民族高考优惠加分模式:(1)民族身份(10分);(2)民族身份(10分)+一门科目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答卷(5分);(3)民族身份(10分)+全部科目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答卷(10分);(4)一门科目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答卷(5分);(5)全部科目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答卷(10分)1这种将民族语言学习纳入考核体系中的做法不仅可以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使少数民族语言在学校教育中得到有效传承与发展,更可以有效甄别民族考生,实现少数民族学生精准加分,有效规避“假民考汉”“高考移民”等因为制度不完善而产生的高考“搭便车”现象。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应加强语言认同教育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建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又是基于个体文化价值的觉醒觉悟,其重要方面是民族个体对本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的认识、理解、认同。鉴于此,学校双语教育体系需注重文化认同教育,推广语言共生思想。

一方面,学校双语教育需增强文化认同教育内容,以此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与双语认知偏差的纠正。可以结合民族文化进校园主题活动,将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到学校教育内容之中[1],使学生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的文化认识与比较中形成对本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自觉。例如,在进行宣传时,可将回族英雄马本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纳入近代革命文化中,突出我国56个民族人民在近代历史上共同抵御外敌、共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促进学生形成民族自豪感,进而促进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感的生成。

另一方面,民族学校在双语教学中需加强宣传语言共生思想。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在民族个体的日常话语体系中应当类似于一组DNA共生双螺旋,这两种语言分别为螺旋的两条基线,呈现螺旋式结构,彼此无法分离,和谐共生,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语言的基础。在学校双语教学中宣扬这种语言共生理念,具体来说,就是要建立双语的和谐共生模式,促使学生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的基础上,传承与保护好少数民族语言。促使学生树立国家通用语是国家层面的通用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是各少数民族成员内部的交际语言,二者应互补共荣,缺一不可,均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语言共生意识。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应提高语言安全意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我国语言“走出去”必然面临复杂的国际语言生态环境,因此,提高国民语言安全意识势在必行,其关系着我国语言“纯洁性”的保持,国际交流中“话语权疲软”现象的规避,在构建“丝路话语体系”中“语言强国”发展目标的实现。

首先,国家需重视双语教育,增强国家通用语言发展内生力。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保护语言纯洁性方面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引领性地位,是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保证语言安全的基本保障,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要求。一方面,需遵循学生语言学习规律与习得规律,加强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切实提高民族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教学质量,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需遵循语言教学规律,同时将语言学习内容同国家发展史、革命史联系在一起,增强语言安全教育。另一方面,要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的基础上,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防止少数民族语言因文化“块头”小、抵御冲击能力弱而遭到污染的现象,也防止边境地区外国语言文化的“倒灌”现象。

其次,国家应坚持目标导向,积极构建丝路话语体系,提高国际交流中我国国家通用语言的使用频率。“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规划主体目标是提升中国话语能力,建构丝路话语体系,这是我国语言规划的重要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增强我国国家通用语言在国际上使用率的根本途径。这需要依托双语教育,在边境跨境地区等拥有区域通用语言的地区,以少数民族语言为先导,逐步推广我国国家通用语言,并且通过制定精细化传播方案,深入研究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风土民情,把握其深层语言需求,把国家通用语言推广出去,这样可以在“丝路话语体系”中以当地人的视角、思维和话语方式,以符合当地受众的语言习惯,通过我国国家通用语言,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多元、向好的中国。[16]但需要注意的是,“构建丝路话语体系”须树立平等交流、互利共赢的对外语言发展原则,既要避免语言和文化的强势输出,也要避免国际交流中“话语权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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