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毛主席的指导,其外交思想至今仍旧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方向。探究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及理论的形成历程,从受游击战术影响,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受国共斗争影响,归纳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统一战线等外交思想;近代中国历史影响下,坚持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的外交政策;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毛泽东性格及思想上具有的中国风格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具备的重要特征,具体了解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并理解未来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从而促进世界局势的稳定以及和平。
毛泽东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不管是其人还是其思想,均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影响着中国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及中共的意识形态,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实践。在外交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主要领导人的主张至今依然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与方向。新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原则,反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观点的指导,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在有关政策制定中的正确创造,以及对中华民族文化背景的运用[1]。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中国近代历史相结合而发展。由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力长期积弱不振,所以毛泽东等领导人非常重视中国独立自主这个观念,学者叶自成曾论述中共独立自主观点的来源:其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上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造成国力衰弱,因此,将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放在最高位置,这不仅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思想在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具体表现。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二,这是从毛泽东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是吸取实践教训的结果[2]。此后,毛泽东在与别国的交往中,始终把中国的命运紧握在国人手中。其三,由于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阶级利益之上,它始终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要求,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则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要求,因此,保持主权和领土的独立完整极为重要。其四,毛泽东的个性和人格力量所致。毛泽东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领导中共建立政权,在这个过程中彰显毛泽东的个人谋略。
在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分析并把握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是中共制定正确对外政策的依据。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和格局时,从不拘泥于过去,善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出发,做出具体而生动的新归纳,并以此为据拟定无产阶级的斗争路线。因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是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所指的就是毛泽东思想中对内和对外的部分,它们是毛泽东思想整体中两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2]。
一、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风格
毛泽东从幼年开始,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可以说,中国传统习俗和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毛泽东的成长。具体而言,其性格上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极具农民性格,意志坚定、反抗权威、忧国忧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叛逆者”。
同时,毛泽东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他以《红楼梦》中的词句“东风压倒西风”,来表述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引用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提到的“有理、有利、有节”,作为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态度;熟练应用《孙子兵法》,深谙战略战术等,上述均影响着毛泽东在外交上的思维与政策。此外,毛泽东熟读中国传统小说,并将故事情节融入外交政策的说明中,活化了外交政策的内容。
二、中国历史影响下的外交政策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面临一连串的内忧外患,国力大衰,人民生活艰苦,这深刻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民众对西方的态度。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在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的驱使之下,为救中国免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为求中国的崛起,毛泽东始终坚持国家主权的独立地位,进而要求确保领土的完整,这逐渐成为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核心部分。
此外,毛泽东在发展工人运动及农民运动的实践过程中,根据中共实际革命的经验,积累了对于群众运动与党的建设的看法,这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外交政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毛泽东非常重视发展群众运动,并注重宣传,试图唤醒人民大众。他认为,打仗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为打而打,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去夺取和建设革命政权,如果偏离了对群众的发动、宣传、组织以及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各个目标,就丧失了所谓打仗的意义,也丧失了红军存在的重要意义[3]。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一种基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及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过程的一种反映,是一个不断实践与修正的过程。
三、国共斗争影响下的外交思想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在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斗争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H道理。毛泽东认为战争是为了和平,战争是政治上的手段,因此,没有了武力,人民在争取权力的政治过程中必然受阻;没有了武力,其理想就无法实现。在对抗帝国主义上,立场绝对不能有所动摇,掌握了武力,帝国主义就绝不敢轻视这股力量。
统一战线也是毛泽东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的深刻感悟。他认为革命的方法就是要辨清敌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解决最主要的矛盾。统一战线思想源自毛泽东于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联合的目的就在于壮大自身的势力,以此来打击敌人,避免陷入被动的局面。这种主动的思想,也被运用在1949年以后的外交实践上。
四、游击战术影响下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所谓游击战术的作战特征,就是为了达到作战成功的最终目的,有效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和联合人民群众,划分阶级敌人,以少胜多,以弱抗强。毛泽东认为没有群众就没有基础,没有基础就没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就无法发展,这些都是一体两面的。
将游击战的作战方式运用到外交上,就是在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不对等的情况下,中共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围堵与封锁的政策下进行突破的一种方式: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以获得国际间的援助,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围堵目的无法达成。
首先,1949年以后,毛泽东把群众运动发挥到外交政策上,他表明中国十分重视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就是世界各国反帝的根据地,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缺乏其中之一,中国就无法独立于世界,甚至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无法维护主权独立及领土的完整。
其次,在外交政策上永远要保持弹性,不能过于僵化,在确保国家主权完整、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战术方法可以弹性运用,其目的就是要保持外交策略上的主动性,让企图封锁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形势上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无法清楚中共的外交走向,这就是所谓的声东击西、以一当十的策略。
第三,游击战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还在于有详细的调查及规划,类比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中国非常重视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势的掌握,并从中分析出自己的应对之道。
综上所述,毛泽东以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为思想核心,运用统一战线及分清敌我的战略,摆脱历史的耻辱,获得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正是基于统一战线的思维,毛泽东分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后,认为应该加强国防,保护领土主权完整,并依据意识形态的性质,提出要“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5],由此形成1949年以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战争是为求得世界的和平。在实际的军事经验积累下,毛泽东认为,为保持主动地位,争取外援有其必要性。但是外援应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过度依赖会造成行动的被动性,出现受制于人的情况。所以,基于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在策略上要采用灵活作战方式,保护其主动地位。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态度,争取外交上的优势地位,因为自卫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暂时就是有节,是“既联合又斗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可以说,毛泽东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进行巧妙、有机地结合,发展出了一种具有毛泽东思想特色的外交政策,在与西方国家的外交过程中,达到有理、有利、有节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不仅需要依赖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同时也必须确保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合纵连横,这样一来,不仅有助于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更有助于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深入探究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显著特点,在历史的思维中,以创新的角度,参考过去的经验,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对于发展当今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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