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不断的发展,开放力度也在不断扩大,外资企业在华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所以,跨国企业所带来的外交问题势在必行,我国必须要加大对跨国公司的监管力度,并且坚持共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跨国公司及其母国,一起面对并且承担处理跨国企业在华所带来的各种外交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大量跨国公司看准中国极具潜力的发展前景来到中国。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有近40年,而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也成为了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主力军。中国经济上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外资引入,而跨国公司作为外企进入中国,其主要作用除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外,还存有一定的外交职能;就像一个人迈出国门,很多时候他的一言一行不仅代表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体现出国家的水平和素质。一个人是如此,跨国公司更是如此。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每家跨国公司都是其国内总部的独特产物,反映了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观念。笔者认为,吉尔平所说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其实背后就是其跨国公司的国家与政府的支持与价值导向。而现在通过跨国公司来实现外交也是国际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及作用
跨国公司又称为多国公司、国际公司、宇宙公司等。70年代初,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组成了由知名人士参加的小组,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跨国公司的各种准则和定义后,于1974年作出决议,决定联合国统一采用“跨国公司”这一名称。跨国公司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定义。起初,人们把跨国公司称为“多国公司、全球企业、多国企业”等等。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在拟订《跨国公司行为守则》时所下的定义为大多数国家接受,其为: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立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可以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
跨国公司研究专家约翰·邓宁认为:跨国公司就是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并在一个以上国家拥有或控制从事增值企业的机构。约翰·邓宁在理论中突出强调“多国”这一地理概念。也就是在一个以上的国家建立下属的分支企业和机构的国际经营企业。从作用上而言跨国公司最主要的作用是以营利为目的实现利益最大化;除此之外跨国公司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作用那就是外交作用。而跨国公司的外交作用亦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积极的外交作用以跨国公司为纽带使其母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基础上实现两国之间的利益最大化与战略合作共赢;而消极的外交则导致东道国过于依赖跨国公司在本国的发展,使其母国通过运用跨国公司垄断性、依赖性等特点以经济手段来扰乱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二、我国作为东道国与跨国公司及其母国在外交上的关系
事实上我国作为东道国与跨国公司及其母国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跨国公司由于开展的是国际业务,在跨国的很多事情上更需要其母国的帮助,由母国出面与我国进行外交谈判。比如进入我国市场的时间、在华建厂的选址、公司所涉及的政策规定等方面。首先我国引进外资希望跨国公司带来的肯定是贸易增长、就业机会以及先进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从而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业的增加、学习先进技术等。而跨国公司来到我国的首要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通过运用我国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促进公司创收。跨国公司在华建厂或设立研发中心等与我国政府、政策的支持至关重要,所以就共同利益而言,我国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和谐的。对于我国与跨国公司的母国之间的关系,罗伯特·吉尔平给出了如下观点,他认为对于跨国公司的产生和成功来说,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国际政治环境,它们也是不能够存在的。其中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一方面是指安全稳定的政治局势,另一方面则是指两国间的外交关系是否能给跨国公司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很多发达国家希望在华建厂,开设跨国公司,以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上的作用建立两国外交上的桥梁,通过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经济带动外交从而减少两国政治、价值观等矛盾。
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错过了两次经济全球化潮流,改革开放的提出使中国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潮流所带来的机遇,国企走出去,外企引进来,政策的支持与开放使得1978年后成为了外企进入中国的第一次高峰期。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正式结束,全球市场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更多的国家将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成为了经济全球化重要的一部分,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讲话中说到:“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本次南巡讲话进一步为外资企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不断扩大规模吸收外资。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让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和中国合作办厂,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中国投资。
四、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中国在外交上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由周恩来总理提出,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可以运用到基于跨国公司的外交中,作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的外交政策,使中国能够立足于世界之林。作为跨国公司和其背后母国如果在中国能够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将大大减少利益与政策之间的摩擦以及东西方价值观的冲突。
五、跨国公司对我国外交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对我国外交的积极影响
跨国公司对我国外交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跨国公司与我国的关系,同样能够映射出跨国公司的母国与我国之间的关系。两国建立在平等、信任、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给跨国公司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
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对我国外交的积极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的增长和外资的引入,同样可以带动两国关系往好的方面发展,对于我国而言合理运用跨国公司与我国的联系首先可以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邀请访问日本。在大阪,邓小平一行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对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到:“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当即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他说:“世界繁荣的中心曾经由亚洲转到欧洲,近百年来又转到美洲,相信到21世纪,世界繁荣的中心将回到亚洲。日中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的繁荣、和平和幸福做出贡献。”从邓小平访日以及与松下幸之助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中国作为引入外商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东、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密切,国际合作不断增多,在加强经济交往与合作的同时也加深了国与国之间文化上的交流,增进了我国与东、西方发达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与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中国以跨国公司为基础与东、西方的很多发达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沟通渠道的同时,也逐步摆脱了建国初期很长时间内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封锁的局面,1978年我国和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1980年美国也给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并于2000年公开支持中国加入WTO。
其次,我国与跨国公司成功的合作,以及我国稳定的国内局势、开放的平台、对跨国公司在华负责任的态度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及大国形象。1975年,罗伯特?吉尔平在《美国霸权与多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现代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动力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富与权力的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政治制度不断的完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的改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于跨国公司而言,随着我国的不断强大,在政策、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提高,无疑能够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多的机遇。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在一些国际或地区组织如:联合国,APEC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大,我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等外交政策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近年来我国提倡的和谐世界的观念更是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政治成熟,国家安全稳定这都展现出了我国的大国形象。
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说,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均有企业社会责任部,而企业社会责任是跨国公司促进两国外交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首先企业社会责任即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环境、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很多的大型跨国公司均设有企业社会责任部,如德国的大众汽车、韩国的三星电子等,这些公司通过组织公益活动、募捐等方式回馈社会。据《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7)》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排名显示,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92分的综合得分连续5年排名外资企业第一,在社会责任这一单项上则被评为100分。
跨国公司在华对社会的回馈,从公司本身来讲不仅能提升企业在华形象,还能促进消费,提升品牌认可度;如三星在华近些年,建立希望小学、为山区、贫困地区及灾区进行捐款这些举动不仅保证了三星在华的市场同样得到了民众的认可,以及政府的支持,使企业与我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二)跨国公司对我国外交的消极影响
1. 跨国公司与我国政治制度的冲突
说到跨国公司与我国政治制度的冲突,首先想到的就是近些年的谷歌事件。谷歌(Google)是一家位于美国的跨国科技企业,2005年7月,谷歌(Google)宣布将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随后进入中国。据美国《环球政客》网站报道,谷歌是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竞选阵营的第四大赞助者,且多名谷歌高管服务于美国政府。由此可见,谷歌作为跨国公司入驻中国不仅仅是外资引入同样带有一定的外交职能。谷歌事件即该公司因不愿遵守中国对网络安全与信息方面的监管制度通过其官方博客宣布或将全面撤离中国市场;随后其母国政府和西方少数媒体造成舆论,使其与中国政府出现外交困境。从整个事件来看,每次谷歌表态之后,美国政府也一定会有相关发声,比如发出外交照会、声明等甚至一度想要帮助谷歌上诉至WTO。显然这不仅是谷歌这种大型跨国公司与作为东道国的中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一种较量,而是跨国公司背后母国与我国在外交上的博弈。
纵观整个谷歌事件,不难看出跨国公司对于外交的作用与影响。显然美国作为谷歌这个跨国公司的母国,想借助谷歌在华的这一事件对我国的法律制度、价值观、网络环境等方面造成冲击,而谷歌的做法作为一个在华跨国公司,其强硬的态度,无疑受益于背后母国的支持与意会。谷歌作为全球世界500强企业在商业和运营中是成功的,但不愿遵守中国的监管制度的态度与行为如果没有背后国家的支持,那显然是不现实的。通过谷歌事件不难看出跨国公司作为国家间的纽带,很多时候不光仅仅代表着公司单方面的态度与价值观,其在东道国的很多态度与行为更能映射出背后国家的意志与态度。因此作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更应发挥积极作用,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制度与监管,促进两国政治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2. 跨国公司与我国主权的冲突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近期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知名酒店万豪国际集团在给中国会员发布的活动邮件中,将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和“西藏”单独列入“国家”一栏,此事引起我国各界与民众的强烈不满。除此之外达美航空、美敦力公司等多家各领域知名跨国公司均在官网、宣传材料中出现这一问题。万豪国际集团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管理公司,业务遍及美国及其它67个国家和地区管理超过2,800家酒店,提供约490,500间客房。该公司的总部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很难想象,规模庞大体系完备的跨国公司会在邮件、网页中出现这种类似的问题,那到底是母国监管不利还是有意而为之呢。笔者认为作为跨国公司或跨国公司的母国,首先应尊重东道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此基础上应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制度、配合监督管理。只有这样跨国公司才能在东道国长久立足,共同谋求经济上的发展。
六、跨国公司影响我国外交关系的应对
(一)肯定跨国公司对我国外交的积极作用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保持稳定,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2%的大背景之下,201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了86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013年到2016年,全国累计新增外商投资企业10.1万家,实际引进外资5217亿美元。我国引进外资已连续25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从数据来看,首先应该肯定跨国公司确实对我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事实证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积极的作用不仅可以实现国家间经济的稳步增长,还可以以跨国公司为纽带,增进两国间的友谊,在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互利互惠。
(二)正视跨国公司对我国外交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盈利一定是跨国公司进行跨国投资经营的首要目的,与此同时一定要看清其背后的东、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想要在我国的真实意图;一些跨国公司引入我国后,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与意图,例如在我国投资建厂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污染;借助跨国公司网站、宣传材料等侧面宣传、煽动我国民族分裂等行为,这些背后的意图都将使我国的外交处于被动的状态。随着我国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外资企业在华的数量与日俱增。因此,跨国企业所带来的外交问题势在必行,我国应加大对跨国公司的监管力度,与跨国公司及其母国共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面对共同承担、处理跨国企业在华所带来的外交问题。
七、总结与反思
综上所述我国在外交上一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原则,在和谐共进的基础上不光加大经济上的往来,并可以通过跨国公司加强两国的交流。虽然一些发达国家仍会通过跨国企业在华的影响力从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一定的打压与抑制。但通过跨国公司与我国经济上的互动往来和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导致跨国公司背后的母国与我国将经济和外交密切联系在一起,使更多的国家首先把经济、发展因素放到首位,减少两国间的矛盾与冲突。跨国公司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同样会给其母国施压从而创造在华一个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国应充分重视并利用其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之间的博弈从而减少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不必要的公开摩擦,有助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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