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绿化树》展示的人格构造

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乘着方兴未艾的伤痕文学风暴，以《灵与肉》进入文坛，而后“就像火山爆发一样”[1]70，连续发表了《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众多颇具争议的作品。在《绿化树》中，张贤亮通过细致刻画章永磷的灵肉冲突，描述了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的激烈交锋，展现了章永磷作为落难知识分子的人性困境。“这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每个人不过是在大悲剧中充当一名微不足道的角色罢了。这种精神变幻，是人们也是知识分子所共有的。”[2]47洁泯如是说。与一般的伤痕文学作品不同的是，张贤亮不是把作品的重心放在揭示外部社会的丑恶上，而是一头扎入个体的心灵深处，逐步展示灵与肉的尖锐冲突，以此展示扭曲社会对人性的扼杀。彼时，西方现代思潮大肆涌入国内，其作品正暗合了奥地利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本文试就其《绿化树》进行有关剖析。

(一)弗洛伊德的人格构造理论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构造理论中，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构成，有如地球的地核、地幔和地壳。人的所有行为都是这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是由人的生物本能，如饥饿、生气、性欲等组成的能量系统。它是无意识、非理性的，没有道德观念，缺乏逻辑推理能力，其运行只遵循享乐原则，即追求快乐，避免痛苦。“自我”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由个人经验和社会环境所决定，是现实化了的本能，其功能主要是调节“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冲突。“自我”调节着“本我”，同时又受到“超我”的制约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它遵循现实原则，追求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超我”位于人格结构中最高层，从他人身上和社会中继承下来，是道德化的自我。它遵循道德原则，起到抑制本我的冲动、对自我进行监控和追求完善境界的作用。三者共同构成完整的人格。当三者相互制约、平衡时，人格得以正常发展;而当“本我”脱出“自我”的缰绳，“自我”处于相对软弱的状态时，人就会产生焦虑。这种焦虑是人格冲突的初期结果。当自我最终以合理方式控制、满足本我的冲动时，个体得以消除焦虑;反之，个体就会进入更深层次的内心活动，启动非理性的自我防御机制，通过文饰(以错误的推理使引起焦虑的不合理行为合理化)、投射(把自己的愿望与动机归于他人，断言他人有此动机、愿望)、压抑(压抑个体意识无法接受的冲动与欲望，使之无法察觉，以避免产生焦虑、恐惧、愧疚)、抵消(用某种象征性的活动或事情来抵消已经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等一系列做法减轻、消除焦虑。[3]28日常生活中，人类潜意识里本能地追求享乐，当“本我"处于支配地位时，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满足本身的需要，往往无视一切道德规范;而在艺术活动或文学创作中及其他高尚的精神活动中，“自我"尤其是“超我"便占据了支配地位，人便会用道德来约束本能。

(二)《绿化树》中的人格构造

在《绿化树》中，主人公章永磷的身上鲜明地体现着人格构造三重结构以及它们之间撕心裂肺的尖锐搏斗，而章永磷似乎也在这残酷的搏斗与绞杀中，灵魂一层一层地上升，有如从地狱升格到净界，再由净界升入天堂。

1.本我战胜超我

本我就像关押在狱中的囚犯，而超我类似高墙外的社会道德，自我则是管理犯人的卫兵。故事一开始，我们便看到了这个“关押在狱中的犯人”———主人公章永磷越狱的冲动和挣扎，此时，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超我(社会道德约束)消失了。管理他的卫兵———劳改场的规则和周围监视他的人也懈怠了。本我———原始的生存欲望占据了绝对的主导，难熬的饥饿及其对食物的强烈渴望成为了支配他的整个思想和行为。

“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4]24这是章永磷在饥饿之时内心歇斯底里的呐喊。作为一个一米七四的成年人，他饿得枯瘦如柴，体重萎缩到44公斤。本我生存的本能欲望无限膨胀，知识分子的道德修养被汹涌澎湃的原始欲望浪潮淹没吞噬，他成为欲望支配下的“狼孩”。他凭借自己的“知识文化”，利用炊事员的视觉误差，以近乎欺骗的方式获取更多的食物。在饿得快晕过去时，他利用谢队长的信任，以砌炉子为借口，得来半脸盆稗子面偷偷摸摸做煎饼吃。“我先把洗得干干净净的铁锹头支在炉口上，把稗子面倒一些在罐头筒里，再加上适量的清水，用匙子搅成糊状的流汁，哧啦一声倒一撮在滚烫的铁锹上……稗子面糊均匀地向四周摊开，边缘冒着一瞬即逝的气泡……”“我一上午辛辛苦苦的忙碌就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时刻!我煎一张，吃一张，煎一张，吃一张……头几张我根本尝不出味道……”[4]26后来，他又利用老乡们的直线性思维，用三斤土豆换取了五斤黄萝卜。“我”得意地想到:“阴间即使派来牛头马面，我还有五斤大黄萝卜!”[4]41食物为极度饥饿的“我”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满足，“本我”成为了他的绝对主宰。

在此基础上，本我“越狱”的动机更加强烈，更加自私，继而延伸到其他物质欲求的满足上。来到就业农场，他迅速抢占了墙角的位置与大量干草，且在内心以一种自得的语气无意识地安慰自己:“也不能让旁边的干草太薄，狼孩也有狼孩的道德。”[4]17在谢队长拿来马灯时，“我”抢先接过马灯挂在自己头顶，窃喜道:“这盏马灯有一半归我用了!没有外援的劳改生活锻炼出了我的机灵。”[4]19在一连串极端自私的欲望———实现“本我”成功中，他获得了最大的人格满足。

2.自我超我克制本我

然而，自我与超我绝不愿“犯人”逃出高墙，即便是本我节节胜利之时，“监狱的卫兵”也未忘却自己的职责，社会道德也时常钟声长鸣。来自道德的强烈谴责让章永磷沉浮于内心的汹涌波涛，他时而惊醒，时而忏悔，痛苦地发出了对于灵魂的拷问:“我没有死，那就说明我还活着。而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如果没有比活更高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4]22他被自己白天的卑贱和邪恶念头所震惊，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与诅咒。自我、超我与本我血战沙场，刺刀见红，给他带来巨大的焦灼与痛苦。为了减轻这种冲突带来的焦灼与痛苦，他卖力干活以减轻马缨花的劳动负担，以抵消自己的负罪感。

在马缨花无私、圣洁的关怀下，“超我”的理性进一步复苏觉醒，当他对食物的欲望完全满足时，他重新拥有了人的荣辱感，不敢接受马缨花白面馍馍的馈赠，对自己白吃白喝的行为感到由衷的愧疚与忸怩，进一步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海喜喜一般粗野、雄豪、剽悍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非一个白吃白喝的“干瘪的臭虫”，乃至作秀式地展现自己娴熟的劳动技巧。即便在谢队长宣布收工之时，他还示威性地往田里又拉了一车肥料，以显示自己并不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4]79“超我”的道德回归使他从原始本能的欲望中挣脱，逐渐达到一种人格平衡。

3.争斗再起

然而，本我并未销声匿迹，一旦“卫兵”出现松懈，它又会窜逃出来，翻墙越狱。

饥饿问题解决了，本我中隐藏最深沉的骚动的情欲如火山般爆发了。就像阿Q吃饱喝足调戏小尼姑和吴妈一样，章永磷对异性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风骚女人马缨花在他眼中就像是“一朵带露的康乃馨”，浑身充满着女性肉体的诱惑。他饥渴难忍，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她。但当马缨花“陡然果断地挣开了我的手臂”[4]94时，他则对自己的欲望感到羞愧与痛苦，让超我与本我的理性重新回归。

由此可知，在《绿化树》中，张贤亮不断地向读者展示出一个人生道理:人非铁板一块，其人格结构非常复杂;本我、自我、超我不断争斗，即便达成平衡，也是暂时的，极端不稳固的。而这正是弗洛伊德所极力强调的。

二、人格对应与人格象征

在《绿化树》中，张贤亮并不是简单、机械、概念化地阐释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而是通过具体、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描绘与隐秘深刻的象征来实现的，仅此一点，《绿化树》就胜出了与其同时期的伤痕文学中的其他作品。

(一)人格对应

在《绿化树》中，张贤亮塑造的文学形象特别注意到了人格对应，不仅是主人公章永磷，其他如海嘻嘻、谢队长、马缨花亦如此。

1.海喜喜与自我

作为一个劳动者，海喜喜身上体现出了明显的“自我”———“现实原则”。

在“我”对马缨花讲述完与现实无关的神话和童话故事时，海喜喜基于客观事实，对“我”的故事进行了抨击:“熊!野鸭子给你孵天鹅蛋哩!……野鸭子可灵性了。天鹅蛋比野鸭蛋大好几圈咧!鸭窝窝里要有个天鹅蛋，你看它趴不趴?!它早他妈飞跑了……”又如:“球!用金子打马车哩!……谁要用金子打马车，那就倒了八辈子灶了!这事儿唬不住我，用金子打的马车，啥牲口能拉动?!嗯?啥牲口能拉动?!那么一点点金子，就有百十斤重咧!”[4]73可以看出，海喜喜身上几乎没有什么浪漫细胞，他的评判标准是“现实”，而非主观的感受与想象。

此外，海喜喜亦是一个具有娴熟劳动技巧的优质劳动力。他有充足的能力以既满足本我又满足超我，且基于现实的方式———劳动，来满足人本能的生存欲望。他充满粗野、剽悍，以及对劳动的无畏。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海喜喜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自我”代表。他对于马缨花的情欲没有得到自我的有效调控，而导致他做出了偷窥马缨花洗澡的举动。这是“卫兵”———自我防御机制的松懈，故海喜喜身上也一定程度表现出“本我”脱缰的倾向。

2.谢队长与超我

在《绿化树》中，谢队长可以称得上是“自我”的完美代表。他干枯瘦小，却富有人情与威严，洞达事理，行事理性务实，充满着劳动人民的美德，超我牢牢把控着他的生活。他和农工一起干活，“甚至比农工还干的多”，如一头饱经风霜的老牛，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农庄大小事务，给人以沉稳厚重之感。海喜喜偷懒早收工时，他会毫不留情地大声呵斥:“你去把牲口卸了，拿把镐头来!今夜黑你驴日的不把两方粪给我砸下，我把你妈的……”[4]31而在知道海喜喜逃跑路线时，他则故意忽略掉山根下的羊道，以形式上的“追捕”给了场部一个交代，暗里却善解人意地帮助了海喜喜的出逃。这种威严与温情、明抓与暗放形象地展现了谢队长的通达与智慧。他身上充满着从生活汲取的理性的光辉。

3.马缨花与超我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在想，为什么我对她用了‘迷人’这样的词?对她，我应该用‘圣洁’、‘崇高’、‘神圣’、‘仁慈’诸如此类的词才是。”[4]63在《绿化树》中，马缨花正是以这样的形象对应超我的人格。

她是一位对章永磷充满柔情与无私关爱的圣母式女性，她“美丽的眸子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深情”，浑身充满着蒙娜丽莎般的女性光辉。她的存在，像是一道照进黑暗的光，引领着章永磷不断地觉醒与超越。当章永磷在欲望与尊严的旋涡中沉迷，且即将屈服于饥饿的本能冲动时，马缨花唱着“轻松放肆”的歌，带着“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声音”[4]48，以一种外来拯救者的姿态闯入了本我主宰的世界，打破了章永磷内心本我与超我的拉锯战力量对比。“我匆匆地穿上棉衣棉裤，在蹬棉裤腿时，我装作无意地把那半块黑面饼子踢到我和中尉之间的过道上。”[4]49这是“我”———章永磷第一次决然地对于自身本我欲望驱使下践踏自尊、拒斥超我的倾向进行拒绝，超我第一次压倒了本我的欲望，马缨花的超我唤醒了“我”人格中的超我，意外重合。后来，当章永磷在马缨花家蹭吃蹭喝时，马缨花又让“我”拥有了久违的纯真、温暖的心灵体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宁静，现实在“我”眼前恍惚、模糊，“幻化成七彩的彩虹”。“轻悠悠的歌声，土房里温馨的宁静，尔舍沉睡的小鼾，油灯昏黄而柔和的光影，饭饱后的舒适……”[4]66这美好的一切使章永磷从本我的欲望中抽离，向圣洁的超我俯首称臣，短暂地达到了一种婴孩般的纯真心灵境界。而后，在与马缨花的相处中，“我”对马缨花渐渐产生了情欲，产生了本能的冲动。马缨花虽然在“我”情迷意乱之际表现出女子特有的娇羞与欲拒还迎，却又适时地阻止了这种“本我”的情欲的蔓延。最终，当“我”终于以为自己已经“超越自我”时，马缨花为了爱情献身的精神又再一次为我拨开了迷雾———“我”并不比马缨花高尚;相反，马缨花的无私反而显得弥足珍贵。可以说，没有马缨花，就没有“我”超我伦理道德的觉醒;没有马缨花为我提供的物质条件，“我”就无法成为一个健壮、有力的“真正的人”。

(二)人格象征

象征一词，在古希腊意指“一块木板分成两半，双方各执其一，以保证相互款待"的信物，[5]561后来被引申为能表达观念及事物的物品。文学上的象征主义用象征或者应合的方法来隐晦表现作品的主题、暗示事物的发展，表达作者隐藏的思想情绪以及抽象的人生哲学。其宗旨是将人们的视线从外部物质世界引向内部的精神世界。

在《绿化树》中，张贤亮通过具有特殊意义上的“外物”，来应合、象征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自我、超我。

1.雪

自古以来，雪作为一种洁白、晶莹的存在，给人带来圣洁的心灵享受，而被视为高洁品质的象征。在《绿化树》中，张贤亮亦用“雪”来象征美好圣洁的品质———超我，起到洗涤心灵、升华自我的作用。

细读文本，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文中对于“雪”的大幅着墨总是伴随着主人公“我”超我的短暂觉醒。

“外面已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初雪把广阔无垠的大地一律拉平，花园也好，荒村也罢，全都失去了各自的特色，到处美丽得耀眼炫目，使人不能想象这个世界上竟会有几分钟之前发生的那种荒诞的丑剧，不能想象人会有那种种龌龊得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心。”[4]49这是马缨花第一次请我去帮她“打炉子”时的场景。此时的“我”刚刚征服了本我的饥饿欲望，走出门时，屋外已经被初雪覆盖。此时的雪具有相当程度的巧合性，与马缨花的同时出现让人不仅联想到马缨花的纯洁、善良与美好，更反向衬托出“我”超我觉醒的可贵。同时，“雪”的不断出现使“我”心中产生了对于文学的柔情。曾经为了生存而无暇顾及精神世界的“我“联想到了安徒生、普希金、莱蒙托夫;在见到田野中的残雪时，“我”突然体会到庄子《逍遥游》中的“野马也，尘埃也”的传神。雪作为一种极具美感的意象，让超我的道德一定程度上醒悟，也让充满精神食粮的文学与“我”这个退化的知识分子重新相连，即超我的回归。

2.《资本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代表作，亦是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圣经》和精神食粮，在《绿化树》中蓄意深刻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即超我的实现。

在故事的开始，《资本论》便是唯一能让“我”维持知识分子的清醒与尊严的平台。在劳动农场与一名“西北著名大学哲学系讲师”谈及《资本论》时，“我用在学院的走廊上常见到的那种优雅姿态连连点头”、进行着“高雅的谈话”[4]6。《资本论》将我从生存欲望的泥潭里拯救出来，让“我”回到了曾经熟悉的精神世界。而后在就业农场的劳动生活中，《资本论》始终是“我”钟爱的读物。精装的、坚硬的资本论始终静静地被保存在枕头下，仿佛被悉心呵护的珍珠，散发着精神世界的理性光芒。“我”在阅读《资本论》的时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卑贱邪恶的念头感到铭心的忏悔;“我”还做了一个关于生死与超越自我的怪梦，在梦中“我”不断追问，不断挣扎，最终得到了“结合人的智慧超越自己”的答案。“我”的耳边不禁响起了贝多芬的话:“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啊!能把生命活上几千次该有多美啊!”[4]99。在《资本论》的启迪下，高尚的道德情操———“超我”逐渐回归，“我”完成了从“本我”控制的蜕变，实现了个体精神的不断超越。

三、总结

综上所述，张贤亮在其《绿化树》中，力图深刻地揭示荒谬年代中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深重苦难及人性困境，反思其累累伤痕的深层原因。由此，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尽情挖掘和展示了主人公章永磷及其他人物心灵深处的猛烈碰撞和激烈交锋。《绿化树》发表之时，伤痕文学方兴未艾，蔚然成风，但多数作品仅止步在对现实和人物命运描写的层面上，鲜有如钻探机般深入人物心理，尤其是尖锐揭示人格结构冲突的优秀之作。无论张贤亮是否对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有所了解，但其在《绿化树》中熟练运用的手法，却暗合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当时，西方现代文艺、文化思潮正汹涌澎湃地涌入中国，如朦胧诗、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之类，能够把握机遇，采用新的手法进行文学探索创新的作家不少，但成功者却也不多见。而张贤亮聪明地把握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把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受到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赞誉与推崇，“如果要为20世纪80年代大陆地区小说发展的杰出成就选一位代表作家，我会选择张贤亮。”[6]56

另一方面，张贤亮的《绿化树》选择心理学和人格内部尖锐冲突这一角度，自然是他身处特殊时代以及特殊的经历所赋予的。不难看出，《绿化树》中人物的精神与物质的猛烈争斗、灵魂与肉体的尖锐冲突，或多或少都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有着真切的体验，以及切肤之痛。著名作家高尔基认为，文学就是人学，它必须发掘出深刻复杂的人性，无情地解剖人性乃至剖析自己的灵魂。诚如高尔基敬仰的先辈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尚未问世，但张贤亮所处的时代，正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随着刚打开的窗口涌入并产生影响之时，这当是有识见的作家不贰的正确选择。正如张贤亮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王安忆所说:“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7]1

或许，在这方面，《绿化树》仅是一种勇敢的尝试，但它成功了，影响巨大而深远，它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树立了一个路标: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重视、学习和借鉴外来的文化学术成果。《绿化树》问世之时，中国文坛上仅有高行健、王蒙等少数人在大胆尝试西方现代派，但数年之后，却以形成滚滚滔滔的潮流，如余华、莫言、阎连科、马原、残雪等。由此可知《绿化树》所走之路更值得我们探讨重视。

参考文献：

[1]张贤亮,和歌.最具永恒价值的是人间烟火[J].朔方,2014(11):68-78.

[2]洁泯.被撕裂的历史悲剧——关于《绿化树》[J].小说评论,1985(4):42-47.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张贤亮.张贤亮精选集《绿化树》[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

[5]秦秀白.英语通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6]夏志清,李凤亮.张贤亮:作者与男主人公——我读《感情的历程》[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8(5):56-63.

[7]王安忆.心灵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赵平静,白桦,赵心怡.从弗洛伊德的人格构造理论透视张贤亮的《绿化树》[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2):7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