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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中的价值

2024-10-30 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在重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靶病变血运及改善下肢神经传导速度中的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7月至2023年7月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收治的98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成两组，各49例。对照组行股动脉内膜剥脱术结合腔内治疗，观察组行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效果、患肢循环情况、下肢神经传导速度、炎性因子以及随访3个月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术后24 h经皮氧分压（transcutaneous oxygen pressure,TcPO2）、踝肱指数（ankle-brachial index,ABI）、趾肱指数（toe-brachial index,TBI）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24 h皮肤温度、血流速度均高于对照组，周径增长长度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24 h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ensory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SNCV）、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NCV）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24 h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1（interleukin-1,IL-1）、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检测结果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随访3个月并发症总发生率4.08%低于对照组16.33%（P<0.05）。结论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在重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靶病变血运及改善下肢神经传导速度中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改善患肢循环，且并发症少。

关键词：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下肢神经传导速度
并发症
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
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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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一种下肢动脉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动脉管腔逐渐狭窄甚至闭塞引发下肢慢性缺血的疾病，该病初期症状轻微，但无法及时有效控制病情者会因下肢供血不足而影响肢体功能，具有较高的致残率[1]。相关调查研究显示，受不良饮食生活习惯、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不断升高，患者一般预后较差，已经引起了临床医师的重视。手术是治疗该病的主要手段，股动脉内膜剥脱术为临床常用的术式，能够有效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但其创伤较为明显，术后并发症较多，整体预后效果仍未达到理想状态[2]。近几年，随着国内介入技术的发展，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在重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靶病变血运中的效果逐渐得到认可，在改善机体循环方面效果显著[3]。国内很少将手术效果、患肢循环情况、下肢神经传导速度、炎性因子以及随访3个月并发症的发生情况进行统一分析。本研究综合分析了以上指标，从更全面的角度分析了这些指标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行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的影响，以更好地辅助临床诊治，促进患者的康复。现对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在重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靶病变血运及改善下肢神经传导速度中的实际效果进行分析，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21年7月至2023年7月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收治的98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进行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成两组，各49例。观察组男30例，女19例，年龄58～78岁，平均年龄(68.12±5.17)岁，病程4～17个月，平均病程(9.62±2.18)个月，闭塞长度2.24～14.21 cm，平均长度(8.22±1.47)cm，患病位置：左侧28例，右侧21例；对照组男29例，女20例，年龄58～79岁，平均年龄(69.07±5.66)岁，病程5～16个月，平均病程(9.70±2.26)个月，闭塞长度2.13～13.97 cm，平均长度(8.17±1.51)cm，患病位置：左侧25例，右侧24例。以上基本资料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选取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诊治指南》[4]中的诊断标准，经CT、血管造影等影像检查结合症状特征确诊；单侧发病，符合手术治疗指征；生命体征稳定，无精神异常或认知、交流障碍；对本研究内容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恶性肿瘤或其他重要脏器功能异常者；有免疫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感染类疾病或凝血功能异常者；下肢坏疽或有陈旧性血栓者；病变过长(超过150 mm)或无远端流出道者。

1.3方法

对照组行股动脉内膜剥脱术结合腔内治疗：局部浸润麻醉，于患肢病变位置取纵向切口，逐层切开后暴露病变血管，游离后将阻断带套上，之后注射肝素。离断病变段的动脉远、近端，将病变处切开后显露动脉内膜，逐步剥离动脉外膜间、中层中部直至近端正常内膜位置，之后剪断内膜并进行缝合。剥离硬化的内膜直至正常黏膜处，剪断后缝合。对创面进行冲洗，开放远端阻断钳，观察动脉回血状况满意后再阻断。近端动脉操作相同，最后开放两端阻断钳，缝合切口。髂动脉、股浅动脉、腘动脉段病变选择球囊扩张术，视实际效果可在必要时采取支架成形术。术后常规进行抗凝、调脂、抗血小板等治疗。

观察组行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治疗：根据术前造影结果标记穿刺点，局麻下行Seldinger穿刺并将5 F动脉鞘置入，注射肝素，利用导丝与导管进行配合通过靶血管。待导管成功进入真腔则根据病变情况选择合适的球囊(髂总动脉选6～10 mm球囊，股浅远端动脉选4～7 mm球囊，腘动脉选3～6 mm球囊，膝下动脉、髂外动脉选6～8 mm球囊)进行扩张。之后再次造影明确血管通畅之后逐一退出导管和导丝，压迫穿刺点止血并进行加压包扎。若扩张后残余狭窄仍超过50%则行支架成形术。术后处理同对照组。

1.4观察指标

1.4.1手术效果

手术结束后24 h，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效果，主要评价经皮氧分压(transcutaneous oxygen pressure,TcPO2)、踝肱指数(ankle-brachial index,ABI)、趾肱指数(toe-brachial index,TBI)。ABI=最高踝部压力÷最高肱动脉压；TBI=最高趾部压力÷最高肱动脉压[5]。

1.4.2患肢循环情况

手术结束后24 h，比较两组患者的患肢循环情况，主要评价皮肤温度、血流速度、周径增长长度。

1.4.3下肢神经传导速度

手术结束后24 h，比较两组患者的下肢神经传导速度，主要评价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ensory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SNCV)、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otor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MNCV)。下肢神经传导速度采用MP36BASIC多导电生理仪(美国BIOPAC公司生产)测定。

1.4.4炎性因子

手术结束后24 h，比较两组患者的炎性因子，主要评价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1(interleukin-1,IL-1)、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炎性因子检测：分别在术前、术后24 h抽取空腹静脉血3 mL，离心后取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TNF-α、IL-1、IL-6水平。

1.4.5并发症发生情况

比较两组患者随访3个月并发症，主要评价冠心病、脑出血、再狭窄等的发生情况。

1.5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用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使用SPSS 23.0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n(%)]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手术效果比较

两组术后24 h TcPO2、ABI、TBI均高于同组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24 h TcPO2、ABI、TBI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两组患者患肢循环情况比较

两组术后24 h皮肤温度、血流速度均高于同组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24 h皮肤温度、血流速度均高于对照组，周径增长长度短于对照组(P<0.05)，见表2。

2.3两组患者下肢神经传导速度比较

两组术后24 h SNCV、MNCV均高于同组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24 h SNCV、MNCV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两组患者炎性因子检测结果比较

两组术后24 h血清TNF-α、IL-1、IL-6检测结果均低于同组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24 h血清TNF-α、IL-1、IL-6检测结果均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4。

2.5两组患者随访3个月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发生冠心病1例(2.04%)、心律失常1例(2.04%)，共发生2例(4.08%)。对照组发生冠心病2例(4.08%)、脑出血1例(2.04%)、再狭窄3例(6.12%)、心律失常1例(2.04%)、低心排血量综合征1例(2.04%)，共发生8例(16.33%)。观察组随访3个月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χ2=4.009,P<0.05)。

表1两组患者手术效果比较(±s)

表2两组患者患肢循环情况比较(±s)

表3两组患者下肢神经传导速度比较(±s)

表4两组患者炎性因子检测结果比较(±s)

3、讨论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发病机制复杂，主要因动脉粥样硬化所致，老年人群多伴有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基础疾病，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高危人群[6]。目前，临床上对于该病以手术治疗为主，但考虑到患者多为老年人群，机体功能下降、手术耐受性不足，因此合理选择手术方式在保障治疗预后的基础上尽量降低手术风险是临床研究的热点。

重建下肢血流是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最有效方式，临床常采用股动脉内膜剥脱术结合腔内治疗，能够有效改善血流循环、控制病情，但创伤较大，容易造成其他损伤，增加术后并发症风险，延长恢复时间[7]。近几年，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在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中逐渐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8]。国外相关研究报道也指出，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可通过有限度的对病变血管壁进行扩张，使硬化闭塞处粥样斑块、血管内皮细胞脱落，从而有效改善患肢血管梗阻状况，且该术式在局麻下进行，因此安全性令人满意[9]。TcPO2是反映机体微循环情况的标志物，而ABI、TBI则可反映大、中血管的血流状况，本研究中利用上述三种指标客观反映下肢缺血情况。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术后24 h TcPO2、ABI、TBI均高于对照组，表明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血管重建效果优于股动脉内膜剥脱术结合腔内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肢体循环和血流动力学，有利于促进术后肢体功能恢复[10]。而观察组术后24 h皮肤温度、血流速度及SNCV、MNCV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周径增长长度短于对照组，提示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能够加快血流速度，促进患肢恢复。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主要通过球囊扩张血管促使血管通畅，术后血液能够到达踝关节以及更远的位置，利于改善局部缺血缺氧的状态，促使受累神经功能恢复，因此可有效改善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传导速度[11]。

临床研究显示，TNF-α水平对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平衡有一定影响，IL-1作为重要细胞因子参与组织的修复过程，IL-6则可影响免疫细胞的增殖、分化[12-13]。本研究中观察组术后24 h血清TNF-α、IL-1、IL-6检测结果均低于对照组，提示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后患者炎性因子处于低水平，利于促进病情恢复。IL-1是人体中重要的细胞因子，在机体免疫方面作用比较明显，IL-6则会影响到细胞的增殖分化，TNF-α也是人体重要的炎症因子。在正常情况下，机体中的这些炎症因子水平处于比较低的状态，在患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中，则会发生高表达。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多和类风湿性血管炎、血栓性脉管炎、大动脉炎等有关，通过治疗，患者病变情况得到改善，使得炎症因子水平降低。两组患者均接受了手术方案，可以改善患者预后。对比而言，腔内血管成形术效果更佳。血管腔内手术主要是通过气囊对粥样斑块进行压迫，对胶原纤维、平滑肌细胞进行拉伸，进而使得动脉管腔有效扩大，促进血管流通。手术后血液达到远端部位，利于改善组织缺血、缺氧的情况，促进受损神经恢复。而对照组则难以达到这一效果，使得预后也受到影响。腔内血管成形术创伤小，能够建立侧支循环，促进血液流通，增加血流量，加快机体各方面的恢复，从而减低炎症指标水平。从研究结果也可以看出，观察组在炎症因子改善方面效果也明显比对照组好。

另外，在并发症方面，观察组随访3个月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也显示出了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的良好微创优势，且术中建立侧支循环可有效改善远端肢体的血流灌注情况，进一步减少相关并发症；而股动脉内膜剥脱术不仅创伤明显，术中阻断血流时间也较长，容易加重缺血，增加并发症风险[14-15]。受研究时间及样本量的影响，该方法的远期疗效，还需扩大样本量、延长研究时间，做更深入的研究，以了解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在重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预后方面的长远疗效，以使得结果更为科学可靠。

综上所述，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在重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靶病变血运及改善下肢神经传导速度中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改善患肢循环，且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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