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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发功能性胃肠病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2024-07-11 1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发功能性胃肠病(FGIDS)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5月—2023年5月在杭州市第九人民医院门诊就诊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172例为研究对象，依据罗马Ⅳ诊断与分类标准评估患者是否患有FGIDS分为FGIDS组和非FGIDS组，收集两组人口学信息、既往病史、临床指标、饮食及生活方式、精神心理及性激素水平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明确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发FGIDS的独立性风险因素。结果 172例围绝经期女性中有106例出现FGIDS,发生率为61.63%。两组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族性胃病、痢疾史及睾酮(T)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体质量指数(BMI)、症状严重程度、暴饮暴食、辛辣生冷等刺激饮食、每日运动时间、睡眠质量、焦虑、抑郁、雌二醇(E2)及孕酮(P)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BMI(18.5～23.9 kg/m2及<18.5 kg/m2)(OR=1.906、2.000,95%CI:1.071～3.391、1.106～3.614)、症状严重程度(中至重度)(OR=2.162,95%CI:1.196～3.908)、暴饮暴食(经常)(OR=1.829,95%CI:1.093～3.063)、辛辣生冷等刺激饮食(喜食)(OR=1.850,95%CI:1.054～3.246)、每日运动时间(<0.5 h)(OR=1.754,95%CI:1.079～2.852)、睡眠质量(中至重度)(OR=1.818,95%CI:1.067～3.099)、焦虑(有)(OR=2.026,95%CI:1.093～3.756)、抑郁(有)(OR=2.277,95%CI:1.179～4.400)、E2(OR=2.065,95%CI:1.127～3.783)均为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发FGIDS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发FGIDS风险较高，尤需对低BMI、中至重度临床症状、饮食及生活行为不佳、精神心理异常及E2水平应高度重视，便于为后续预防FGIDS发生提供有力指导。

关键词：
FGIDs
功能性胃肠病
围绝经期综合征
消化系统症状
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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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胃肠病(FGIDS)是以腹痛、腹泻等消化系统症状为表征，但经检查后缺乏可解释症状的器质性疾病或病理生理异常证据的一类慢性胃肠道症候群[1]。由2021年全球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的患病率和负担调查显示全球FGIDS具有较高发病率，约为40%[2]。相关研究[3]显示，国内FGIDS发病率为27.3%,且FGIDS类别存在地域性差异，我国主要见于食管反流和功能性便秘。且现有证据表明FGIDS发生与遗传、环境、饮食及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均密切相关，而生理和心理作为重要外在因素，也可诱使FGIDS发生、进展[4]。而处于围绝经期的女性，因卵巢功能逐步衰减，可出现潮热、盗汗、心悸及尿失禁等各种躯体不适，且可伴随不同程度心理改变，而在出现生理和心理改变后，势必会影响患者胃肠道功能，进一步增加FGIDS发病风险[5]。且既往研究[6]证实围绝经期综合征与FGIDS呈正相关关系。针对围绝经期综合征这一类具有FGIDS高风险的患者，若能有效预防FGIDS发生对于患者生活质量改善和医疗保健成本降低均具有积极益处。本研究探讨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发FGIDS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旨在为预防方案制定提供指导。

1、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选取2019年5月—2023年5月在杭州市第九人民医院门诊就诊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172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满足围绝经期标准[7],即40～60岁，且出现以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为主，可伴神经心理症状的症候群；②近期(<3个月)未服用胃肠或激素药物；③患者及家属对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合并重度肝肾不全；②伴有恶性肿瘤、胃肠溃疡等疾患；③精神认知异常。本研究获得杭州市第九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分组方法

依据《罗马Ⅳ诊断与分类标准》[8],且排除器质性病变，共分6大类[A类：食管病(反流等);B类：胃、十二指肠病(功能性消化不良等);C类：肠类(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胀/腹泻/便秘);D类：腹痛(功能性腹痛综合征等);E类：胆病(胆道功能失调);F类：功能性大便失禁等]。按FGIDS是否发生分为FGIDS组(106例)和非FGIDS组(66例)。

1.2.2 观察指标

收集两组人口学信息、既往病史、临床指标、饮食及生活方式、精神心理及性激素水平。①人口学信息：年龄(40～49岁、50～59岁)、体质量指数(BMI)(<18.5 kg/m2、18.5～23.9 kg/m2及24.0～27.9 kg/m2)、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以上)、婚姻状况(已婚、未婚、离异或丧偶);②既往病史：家族性胃病(有/无)、痢疾史(有/无);③临床指标：症状严重程度[9][采用改良女性围绝经期自测表(Kupperman量表)评估，共潮热出汗、失眠及易激动等13项症状，每项症状采用Likert 4级评分(0～3分),分正常及轻度(0～15分)、中至重度(16～39分)];④饮食及生活方式[10]:暴饮暴食(偶尔/经常)、辛辣生冷等刺激饮食(喜食、不食)、每日运动时间(<0.5 h、≥0.5 h)、睡眠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评估，分无至轻度、中至重度];⑤精神心理：焦虑[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定，临界值为50分，分焦虑、无焦虑]、抑郁[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临界值为53分，分抑郁、无抑郁];⑥性激素水平：包括血清雌二醇(E2)、孕酮(P)及睾酮(T),测定均采用电化学发光法。

1.3 统计学分析

运用SPSS 22.0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

表示，数据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数据比较采用χ2检验，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明确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发FGIDS的独立性风险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FGIDS发生结果统计

172例围绝经期女性中有106例出现FGIDS,发生率为61.63%。

2.2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族性胃病、痢疾史及T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体质量指数(BMI)、症状严重程度、暴饮暴食、辛辣生冷等刺激饮食、每日运动时间、睡眠质量、焦虑、抑郁、E2及P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2.3 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发FGIDS的影响因素

以是否伴发FGIDS作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和可能产生影响项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赋值如下：BMI:24.0～27.9 kg/m2=0,18.5～23.9 kg/m2=1,<18.5 kg/m2=2;症状严重程度：正常及轻度=0,中至重度=1;暴饮暴食：偶尔=0,经常=1;辛辣生冷等刺激饮食：不食=0,喜食=1;每日运动时间：≥0.5 h=0,<0.5 h=1;睡眠质量：无至轻度=0,中至重度=1;焦虑：无=0,有=1;抑郁：无=0,有=1;伴发FGIDS:否=0,是=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BMI(低)、症状严重程度(中至重度)、暴饮暴食(经常)、辛辣生冷等刺激饮食(喜食)、每日运动时间(<0.5 h)、睡眠质量(中至重度)、焦虑(有)、抑郁(有)及E2为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发FGIDS的影响因素(均P<0.05)。见表2。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例

表2 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发FGIDS的影响因素

3、讨论

FGIDS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与中枢神经紊乱、微生态失调、内脏超敏、黏膜免疫功能异常及胃肠道功能下降等均具有密切联系[11]。 “脑-肠-微生物轴”理论可准确介绍FGIDS神经病理学基础，即机体中枢神经系统通过自主神经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作用，可将信息传递给肠神经系统实现胃肠道调节功能，表明FGIDS发生与神经-内分泌通路和胃肠道实际状态均具有密切关联[12]。而围绝经期综合征主要特征表现为性激素分泌减少，由此可导致植物神经系统功能异常，并可伴有神经心理为主的综合征。由于FGIDS可在生理心理等外在因素影响下发病，而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普遍存在生理心理异常，Li等[13]基于上海市的1 062个社区纳入40～60岁女性的横断面研究调查显示，焦虑、抑郁发生率较高，分别为12.62%、25.99%,由此可见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FGIDS风险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172例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中有106例出现FGIDS,发生率为61.63%,这明显高于普通人群FGIDS发生率的40%,与石敏益等[14]研究的66.44%(194/292)相当。鉴于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FGIDS症状持续，病情迁延，有待及时识别FGIDS并予以科学、有效干预方案。而方案制定循证研究缺乏，有待进一步明确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FGIDS发生的独立性风险因素。程永莉等[15]研究观点认为文化程度低下患者，对于围绝经期综合征防范意识不高，可增加FGIDS发病风险。且与一般人群比较，FGIDS焦虑、抑郁乃至睡眠障碍风险更高。由刘隽等[16]研究FGIDS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分别为61.5%、42.0%。且Bouchoucha等[17]研究发现FGIDS患者中有66.1%出现睡眠障碍，尤其在合并抑郁风险更高。此外，某些特定饮食和生活方式也可诱发FGIDS,如碳酸饮料可导致腹胀症状，摄入辣椒、咖啡等食物可出现胃部灼热症状[18]。本研究从人口学信息、既往病史、临床指标、饮食及生活方式、精神心理及性激素水平等多层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BMI(低)、症状严重程度(中至重度)、暴饮暴食(经常)、辛辣生冷等刺激饮食(喜食)、每日运动时间(<0.5 h)、睡眠质量(中至重度)、焦虑(有)、抑郁(有)及E2均为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FGIDS的独立影响因素。现对上述因素进行总结概括并分析原因：①低BMI:一般来说，不同人群胃肠吸收功能存在差异，若胃肠吸收功能差，机体吸收营养有限，可导致低BMI,更易出现胃排空延迟或进食障碍，进而导致FGIDS发生，与陈佳云等[19]研究结论类似；②症状严重程度：因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可出现一系列不适症状，如潮热、心悸等，若症状相对严重，患者难以耐受，更易导致机体应激损害胃肠道功能，且可滋生心理问题进一步加重症状，故症状程度相对严重的患者，FGIDS发生更高；③饮食及日常生活不佳：采用暴饮暴食饮食行为可加重消化系统负担，且摄入生冷辛辣等刺激饮食可刺激胃液释放或损害胃黏膜，且睡眠质量不佳，患者机体恢复较差，免疫功能低下，故上述因素综合影响下可诱发FGIDS,由刘婷[20]研究观点认为饮食不规律为FGIDS发生独立性影响因素可对本研究结论准确性进行佐证；④精神心理异常：原因在于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异常可使机体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可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调控失调，进而提高胃肠道敏感性，并损害运动功能，最终引发FGIDS;⑤E2水平下降：因E2可通过影响5-羟色胺水平实现胃肠功能调节作用，随E2分泌下降，其对胃肠功能调节作用降低，可诱使FGIDS发生、进展[21]。

综上所述，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伴发FGIDS风险较高，应对低BMI、中至重度临床症状、饮食及生活行为不佳、精神心理异常及E2水平高度重视，便于为后续FGIDS发生预防提供有力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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