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生态语言学是生态学与语言学结合而形成的新兴语言学分支(范俊军，2005;韩军，2013;黄国文，2016a)，是涉及语言和生态关系的所有研究总称(Fill&Mǜhlhusler,2001;Fill&Penz,2018)。在生态语言学领域，有两种被广泛接受的研究范式: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其中，豪根模式又称语言的生态学(ecologyoflanguage)，关注语言多样性、语言接触、濒危语言等，认为语言生态学要研究的是“任何特定的语言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Haugen,1972:57)，并将这种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因此被称为隐喻模式。韩礼德模式关注语言对生态的影响，即“我们的意指方式如何左右我们对环境的影响”(Halliday,2007:14)，强调语言在环境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视语言为干预社会实践的方式，突出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黄国文，2016a;何伟魏榕，2018a)。

从豪根首次提出语言生态学至今，生态语言学已初步形成了核心的学科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何伟魏榕，2018a)。研究主题也呈现出多样性，包括语言政策和规划、语篇分析、语言教学等(Chen,2016)。其中，韩礼德模式下的生态话语分析偏重及物性分析，但相关语义分类有待进一步细化，已有的生态话语分析也较少关注教育语篇。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拟采取韩礼德模式的研究视角，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为理论基础，利用及物模式与作格模式的互补性，细化过程类型及参与者角色，并在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确定不同过程语义生态取向，构建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以教育语篇为例演示其应用，以期为生态语言学及物性研究提供可操作的分析模式，并用于指导教学实践中的生态教育。

2、韩礼德模式下的生态话语研究回顾

1990年韩礼德(Halliday,1990)在国际应用语言学年会的发言，标志着生态语言学韩礼德路径的开端。韩礼德模式关注语言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注重通过语言分析阐释语言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苗兴伟雷蕾，2019)，旨在揭示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中的非生态因素。

对语篇的生态分析，即生态话语分析(EcologicalDiscourseAnalysis，缩略为EDA)已成为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路径之一(Alexander&Stibbe,2014)。已有的生态话语分析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呈现出几种范式，包括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缩略为CDA)、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DiscourseAnalysis，缩略为PDA)、和谐话语分析和语料库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重在揭示文本的语言策略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和观念(Stibbe,2018)，通过对词汇句法的分析，阐释某一语言特征在传达意识形态上的作用。这种阐释通常具有批判性特征，比如通过被动结构、动词名物化、复合名词、指示词等语言手段来实现隐匿、抑制或转换施事的目的(Gerbig,1993;范俊军，2005;辛志英黄国文，2013)。CDA表现的多是对消极话语策略的批判，而生态话语分析者也应该展示积极的生态语篇如何通过语言资源的选择构建良好的生态观，这种采取积极态度分析话语的路径即积极话语分析(Martin,1999)。PDA展示了生态有益型语篇采取的话语策略，如拟人化、作格动词(中动态)的使用等。PDA视角下的话语分析实践既有对个别语篇的分析(Goatly,2000,2002;Alexander,2003;黄国文陈旸，2017);也有对某一类语篇的分析(Stibbe,2012)。黄国文等学者结合中国文化语境提出本土化的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2016b,2017,2018;赵蕊华黄国文，2017)，目的在于促进人与自然以及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并对新闻、广告等不同体裁进行了和谐话语分析探索(黄国文，2016b;黄国文陈旸，2016;黄国文肖家燕，2017;黄国文陈旸，2018)。上述研究侧重对文本的定性分析，近年来的语料库研究尝试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直观体现环境话语的语言特征(Goatly,2002;Stibbe,2001,2003;Sealey&Oakley,2013)，这种借助语料库的量化研究为揭示特定言语社团的语言使用特征等提供较为可靠的数据支撑。

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其社会符号观、意识形态观和话语建构论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于指导韩礼德模式下的生态话语研究(苗兴伟雷蕾，2019)。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大元功能理论及相关子系统理论已被融入EDA实践，如及物性系统理论(Goatly,2002;刘明，2016;赵蕊华，2016;黄国文陈旸，2017;Gong&Liu,2018)和评价系统理论(Bednarek&Caple,2010;Stibbe,2015)。也有学者尝试搭建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基础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何伟魏榕，2017,2018b;何伟张瑞杰，2017;张瑞杰何伟，2018)。

系统功能语法指导下的生态话语分析多以及物性分析为主，通过探究自然参与者承担的参与者角色分析文本对自然形象的构建(黄国文陈旸，2017;Goatly,2002)。然而，已有研究对小句的及物性分析相对简化，以物质过程为例，研究仅区分动作者和目标，忽视了物质过程小句语义表征的复杂性。首先，动作者和目标的角色分配将物质过程表征为施动与受动的二元对立，无法合理解释不及物动词在小句中不存在动作对象的情况。其次，这种解读不能体现语言使用者运用语言策略隐藏施动者的情况。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文综合及物性系统中的及物模式和作格模式构建分析框架。研究采用韩礼德的观点，认为及物模式与作格模式是语言构建经验意义的互补方式，两者结合能进一步细化参与者角色，从而更好地揭示语篇的生态意义。下文首先回顾系统功能语法的及物性系统，阐释及物模式和作格模式分析特点。

3、系统功能语法及物性系统

Halliday(1994)认为，语言具有若干抽象的、更具概括性的功能，即语言元功能(metafunction)，包括概念功能(ideational)、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和语篇功能(textual)。其中，概念功能用以表征现实世界(包括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包括经验功能(experientialfunction)和逻辑功能(logicalfunction)，前者识解和构建现实世界的各种经验，后者反映两个及以上语言单位间的逻辑语义关系。从经验功能视角来看，人类主要借助语言描述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的各种事件，因此语言使用者的经验语义表征方式能够反映其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经验功能主要由小句的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实现。Halliday(1994)指出，小句的及物性系统存在着两种语义模式:及物模式(transitivemode)和作格模式(ergativemode)，两者互为补充。及物模式反映人类对不同事件类型的识解，区分六种不同的过程类型，并分别配置相应的参与者角色。作格模式则采取另一个视角，将小句经验结构识解为因果关系，即动作是自发进行或由外部原因导致。Halliday和Matthiessen(2004:291)认为这种作格选择存在于一切过程类型小句中，跟及物选择一样是最普遍的语义选择之一，是出于语言使用者自身意识形态观念的主动选择。因此，探究小句的过程类型及作格形式选择都能够反映作者对世界特定的识解方式。

3.1及物模式

及物模式下，每种过程类型都有各自的参与者角色。其中，物质过程表示动作或事件，动作的发出者即“动作者(actor)”，除此之外动作还可能延伸至另一个参与者，即动作的接受者，称为“目标(goal)”。心理过程表示情感、认知和感觉这三类心理活动，其参与者有“感知者(senser)”和“现象(phenomenon)”。关系过程是反映实体或事物之间处于某种关系的过程，分为“修饰(attributive)”型和“认同(identifying)”型两大类。前者的两个参与者分别是“载体(carrier)”和“属性(attribute)”，后者的两个参与者分别是“被识别者(identified)”和“识别者(identifier)”。言语过程指通过说话交流信息的过程，其参与者有“讲话者(sayer)”和“讲话内容(verbiage)”，有时还可能有“受话者(receiver)”。行为过程是表示生理或心理行为的过程，如:叹气、微笑，通常只有一个参与者，即“行为者(behaver)”。存在过程表示特定人或物的存在，其参与者是“存在物(existent)”(Thompson,2008)。具体见表1:

表1小句过程类型及参与者角色

不同的参与者角色参与事件类型不同，属性也不同，比如心理过程的感知者被赋予认知感觉能力，行为过程的行为者具有意识和知觉，言语过程的讲话者能够表达交流思想，这三种过程类型的参与者角色都被赋予了精神性特征。物质过程反映的是人类对事件的典型识解，即动作由动作者发出，延伸至目标，在这个过程实现能量由高到低的传递。因此，动作者拥有更高的能量等级，而目标处于能量等级的低端。

3.2作格模式

从作格分析的视角出发，每一个小句过程都有一个关键的参与者，它是小句过程赖以存在的基础，即中介(medium)。它和过程(process)一起构成了小句经验结构的核心(nucleus)。此外，每一个小句过程都可能存在另一参与者，说明事件发生的外部原因，即“施事”(agent)。如果小句只包含中介一个参与者，表明该过程是自然主体的自发性变化，不受外部原因驱动(王晋军，2006)，为中动句(middlevoice);如果小句存在中介和施事两个参与者，表明该过程由施事引发，为作格句(ergativevoice)。由此可见，作格分析的优势在于能够体现动作发生的外部原因，揭示文本对因果关系的建构。(见图1)

图1范围、施事和语气系统(Halliday&Matthiessen,2004:297)

作格模式的不同视角使其能够弥补及物模式的不足之处。不及物动词小句只存在一个参与者，无法从动作的发出、接受以及能量高低视角进行合理解释，但是借用作格模式的中动句就可将该过程解释为不受人为干预的自发活动。此外，作格模式中主动语态(operative)和被动语态(receptive)的区分也有助于凸显目标文本隐藏施事的意图，从而揭露语言策略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立场。

综上，及物模式分析与作格模式分析关注的重点不同。及物模式通过区分小句的过程类型，赋予不同的参与者角色，不同的参与者角色在情感认知维度和权势力量维度上具有不同的特点;作格模式关注小句的因果关系建构，反映过程发生的自发性和因果性，便于挖掘文本背后的语言策略。将两者结合能够更深入挖掘语篇的生态意义。下文将结合及物模式与作格模式，在此基础上探究及物性分析模式。

4、及物性分析模式构建

本节尝试将及物模式和作格模式相结合，并对过程语义进行分类，以教育语篇为例探讨系统功能语法视角下的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模式，揭示文本背后的价值观。例文选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大学英语》第一册的第五单元和第十单元(见表2)。

表2例文选取来源

《新编大学英语》入选第二批“十二五”规划书目，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教材第一册中第五和第十单元的六篇文章与自然生态相关。其中第五单元以动物为主题，论述动物社群的文化、玩耍对动物的意义以及自然界适者生存法则;第十单元以农业为主题，介绍农业发展的历史、未来以及乳制品行业的情况。

4.1及物—作格综合模式

虽然所有的过程类型小句都可以进行作格分析(Halliday&Matthiessen,2004:289)，但鉴于其他过程类型小句极少使用作格形式，因此本文借鉴Thompson(2008:137)的做法，仅对物质过程小句结合作格模式分析，其他过程仅做及物模式分析，见图2。

如图2所示，对文本中小句在及物模式下划分过程类型后，可以进一步进行作格分析。就物质过程的动作者而言，可以分别表征为(1)中动句的动作者/中介;和(2)作格句的动作者/施事。前者为小句唯一参与者，表明动作自发进行;后者可对其动作目标施加影响，表明其强势地位。就物质过程的目标而言，也进一步细化为(1)主动语态中作补语的目标/中介;(2)被动语态中作主语的目标/中介(有施事);和(3)被动语态中作主语的目标/中介(无施事)。不同的语言结构为施事的选择性呈现提供了可能。因此，在这三种形式之间的选择背后隐含着语言使用者运用语言策略的动机。比如，在表征人类破坏环境的小句中，人类作为施事是责任主体，但是如果环境作为被动语态中的目标/中介(无施事)，那么责任主体人类便被作者有意无意地隐藏，不利于揭示环境问题的根源并激发读者对环保的责任意识。由此可见，将及物模式和作格模式结合，细化参与者角色，便于挖掘文本传达的自然形象以及其中的语言策略。

图2过程类型及参与者角色

4.2生态哲学观指导下的小句过程生态取向分类

参与者角色和过程共同构成小句经验结构的核心。虽然及物-作格综合模式能够将参与者角色细化，但是要确定小句的生态取向还需要考虑过程动词的语义，相同的参与者角色搭配不同语义的过程动词可能传递截然不同的生态取向。因此，为了对小句整体进行生态取向判断，需要对小句过程进行语义分类，并分析其生态取向属于生态有益型还是破坏型。判断标准基于话语分析者所持有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即生态哲学观(ecosophy)。

生态哲学观是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规则、价值和假说(Naess,1995)，是个人所持有的世界观、生态伦理以及对事物和事件的识构(黄国文陈旸，2016)。在生态哲学观的指导下，EDA将话语分为有益型话语(beneficialdiscourse)、模糊型话语(ambivalentdiscourse)和破坏型话语(destructivediscourse)(Stibbe,2015)。有益型话语与生态哲学观一致，破坏型话语则违背生态哲学观;介于这二者之间，一致和冲突并存、生态意义不明确的话语即模糊型话语。

不同学者提出不同的生态哲学观(Naess,1989;Hopkins,2008;Larson,2011;Stibbe,2015;黄国文，2017;何伟张瑞杰，2017;何伟魏榕，2018c)，虽然各有侧重，但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基于此，本研究采取的生态哲学观侧重生态自主，主张非人类生态成分的内在价值不以其对人类的作用为评判标准，强调一切生态成分自身存在及活动的合理性和自主性，倡导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积极互动、彼此爱护。生态哲学观可用于指导判断过程动词的生态取向。

在有自然作参与者的小句中，过程动词可以表征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塑造自然形象，因此，考察这些动词的生态取向可以帮助解读语篇整体的生态意义(见表3)。

表3小句过程语义分类及生态取向

参与者角色与过程动词语义的搭配可以塑造不同的自然形象。对物质过程小句的解读较为复杂，如果自然参与者作动作者/中介，表示该过程自主进行、没有外部原因驱动。此时若过程语义为自然自主生命活动(如蜜蜂飞舞)，能够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鸣;若过程语义为自然退化事件(如气候变化、物种灭绝)，则事件原因被表征为其自身的发展变化，不利于揭示生态问题的根源，属于生态破坏型话语。

如果自然参与者承担小句的动作者/施事，那么该角色被赋予较高的权势力量，此时如果过程动词表征自然与其他参与者的良性互动，则有助于塑造和谐融洽的生态系统形象，属于有益型语义表征;若表征自然对人类生命财产的破坏和威胁，将自然置于人类的对立面，不利于培养生态意识，属于生态破坏型语义表征。反之，如果自然处于弱势地位(作为目标/中介)，搭配保护语义表征人类爱惜自然，有助于凸显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积极作用，属于生态有益型话语;搭配利用或破坏语义，则将自然构建为工具资源和人类发展的牺牲品，违背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生态哲学观，因此属于生态破坏型语义表征。

对心理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而言，过程动词表达自然参与者的所思、所感、所说，将自然塑造为与人类同样有思想、有感觉、有意识的实体，属于生态有益型话语。关系过程和存在过程在语义上表征的是关系或存在，不涉及具体的动作行为，包含的生态信息较复杂，需依据更具体的小句语义信息才能确定。

4.3及物性的生态意义分析

将细化的参与者角色(图2)与过程动词的生态语义分类(表3)结合起来，就可以构建对小句进行生态取向判断的及物性分析框架(见图3)。依据该模式对教材文本中涉及自然参与者的小句进行分析，通过考察小句在及物-作格综合系统中选择的参与者角色和过程语义确定小句的生态取向。

分析发现，教材文本中的生态有益型话语主要由以下几种语言结构表征。

(一)自然参与者做动作者/施事，搭配表征生命活动的过程语义，表现自然参与者(多为动物)进行觅食、娱乐、求偶、繁殖等活动。自然被表征为动作的主动发起者，被赋予更多权势力量，凸显自然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例如(例句中下划线标明自然参与者，粗体标明小句过程，句末括号内文字为例句出处文本编号。下文同):

(二)自然参与者担任动作者/中介，描述自发自主的活动过程;且过程动词多表达玩耍嬉闹之意，在语义分类上属于自然生命活动，体现他们不受人为干预的生活，属于生态有益型表征。例如:

(三)自然参与者做目标/中介，虽然该参与者角色的力量级别较低，但是与之搭配的语义表达的是对自然的爱护和珍惜，体现人类积极干预自然，发挥正向的保护力量。例如:

(四)自然参与者在心理过程中做感知者，这一参与者角色被赋予自然感觉、认知等人类“特有”的属性，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平等的和谐生态观。例如:

上述语言结构通过赋予自然力量权势、自主自决权、意识和感知力，塑造其强大、自主、有智识的形象，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和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另外，面对人类影响力波及全球、生态脆弱的现实，将自然塑造为受到保护和爱惜的弱势形象有助于唤醒读者对生态的责任意识。上述语言选择积极地引导人类对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具有积极的生态教育意义。

但是，上述参与者角色与不同的语义搭配时，可能传递完全不同的生态取向，构建不利于生态和谐的自然形象。

(一)动作者/中介这一角色带有自发自主的属性，如果与生态退化相关语义搭配，塑造生态退化自发产生、与人类活动无关的形象，不利于揭示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或激发人类的保护意识及行为。例如:

(二)当自然参与者担任目标/中介(有施事)时，表明小句中还存在施事对自然施加影响，自然处于权势力量层级的低端。若与自然弱势形象搭配的语义是使用和破坏，自然则被表征为实现人类利益的工具和牺牲品。例如:

将自然表征为工具和牺牲品削弱了自然的能动性，磨灭其自身的存在价值。这种语言使用反映了现实世界中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但是语言并非客观全面地反映现实，而是借助语言策略选择性地构建现实。比如在表征人类利用和破坏自然时，施事作为责任主体是事件的重要构成要素，却时常不能在语言中清晰具体地呈现。一个常用的隐藏施事的语言策略是被动语气。

图3生态话语及物性分析框架

(三)在被动小句中，自然参与者做目标/中介(无施事)，原本做主语的施事被降级为状语甚至省略，隐匿了引发自然破坏事件的外部原因，隐藏责任主体，不利于提高读者的生态意识，生态取向上倾向于生态破坏型。例如:

需要说明的是，单个小句所表征的事件，无论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还是人类保护自然，都是生态系统内部成员能量交互的方式，不能以个别小句作为判断语篇整体生态意义的依据。但是语篇中小句的集合会前景化某种特定的自然形象，这种对自然形象选择性呈现的背后隐含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态度。因此，对小句的质性分析还需结合量化统计(见表4)才能判别语篇蕴含的生态观。

表4粗略地显示出第五单元文本多有益型生态表征，而第十单元多破坏型生态表征。为了使计算结果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研究使用SPSS(版本23.0)统计软件分别对第五单元和第十单元的生态取向频次执行拟合优度检验(见表5和表6)。

表4教材文本生态取向频数分布

表5第五单元文本生态有益型和非有益型小句频次数据表及卡方检验数据表

注:a.0个单元格(0.0%)的期望频率低于5。期望的最低单元格频率为63.5。

从拟合优度检验数据来看，(1,127)=13.236,p值=0.000<0.01，第五单元的生态有益型语义表征显著多于非有益型(破坏型和模糊型)表征，整体属于生态有益型语篇。

表6第十单元文本生态破坏型和非破坏型小句频次数据表及卡方检验数据表

注:a.0个单元格(0.0%)的期望频率低于5。期望的最低单元格频率为24.0。

从表6来看，(1,48)=2.083,p值=0.149>0.1，第十单元的生态破坏型语义表征与非破坏型(有益型和模糊型)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因此，无法据此判定第十单元为生态破坏型语篇。

虽然无法给出第十单元生态取向的绝对结论，但是可以通过卡方检验，验证两个单元文本中生态取向频次分布的差异性，进而对比两个单元的相对生态程度。(见表7)

表7教材文本与生态取向交叉表及卡方检验数据表

注:a.0个单元格(0.0%)的期望计数小于5。最小期望计数为10.80。

从表7来看，(1,130)=60.595,p值=0.000<0.01，表明第五单元与第十单元在生态取向的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即第五单元的生态程度显著高于第十单元。通过上述质性和量化分析可以看出，第五单元的文本在生态取向上更为积极。从语法上来看，通过赋予自然主体动作者/施事角色，赋予其力量和权势;通过大量使用中动句，将自然主体参与的过程描述为自发、不受人为干预的事件。从内容来看，第五单元的文本一强调动物与人类的共性，包括使用、制造工具，学习、分享技能，甚至运用语言，并且在文中以人称代词he、she和姓名(Washoe)指称动物，模糊了人与动物的分界;文本二介绍动物通过玩耍学习生存技能以及获得乐趣;文本三介绍生物为生存繁衍做出适应性改变。三篇文本都体现了自然主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突出动物的主体地位，具有积极的生态教育意义。第十单元的三篇文章大量使用作格句，并将自然主体作为受动者角色，塑造成为人类活动利用的对象，并通过被动语气这一语言策略的使用隐藏责任主体，削弱自然力量的同时逃避了人类在自然退化过程中的责任，很难起到生态教育意义。从内容上看，第十单元的主题为农业和畜牧业，这一主题本身就将自然置于人类的需求之下，沦为工具和资源，其自身的存在价值被磨灭。因此，无论从语言结构、主题内容还是量化数据对比，都证实第五单元文本的生态性强于第十单元。也由此说明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对于揭示语篇传达的生态意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5、结语

本文以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为理论基础，综合及物模式和作格模式两种经验表征方式，细化小句参与者角色，并赋予它们不同的生态属性;同时遵循生态自主的生态哲学观，对小句过程进行语义分类，区分生态有益型、生态模糊型和生态破坏型话语。本文从参与者角色和过程动词语义两个维度共同建构生态话语的及物性分析框架，并以《新编大学英语》中六篇文本为例进行生态解读，探究其如何通过语言表征自然形象，发现自然参与者承担动作者角色有助于塑造自然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自主有力形象;而自然参与者作小句中的目标则可能固化自然为人类所操纵压迫的形象，甚至通过被动语态隐匿责任主体，失去教育语篇的生态教育意义。本研究通过理论论证以及实例分析，为探究教育语篇传递的生态观提供可操作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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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2016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语篇体裁类型的教育语篇知识结构研究”(项目编号:16YJA740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