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探索出了一条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社会,我们应当承认,历史周期率的确是一种客观现象。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尖锐而严肃的课题。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百倍的警惕从严治党,在执政以后努力探索破解这一历史难题的有效方法,终于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路径。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百年探索持之以恒,充满艰辛,成果来之不易,经验值得珍惜。

一、民主革命时期从严治党的艰辛尝试

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的艰辛尝试始于民主革命时期。从大革命风云激荡到土地革命星火燎原,从抗日战争怒涛汹涌到解放战争车轮滚滚,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中,就从严治党,有效保持党的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从而为夺取全国胜利,实现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

早在建党时期,1921年党的一大就初步制定了党的纪律;1922年党的二大党章单列“纪律”一章,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1927年党的五大首次设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1928年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官兵平等,厉行节约,反对贪污;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号召全军彻底肃清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享乐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此后中央苏区办起了党校、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以及其他干部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等教育;1930年,闽西第一次农兵代表大会提出“整理各级苏维埃”,颁布了《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1933年发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指示和《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处理了一批腐败分子;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和政府监督、组织监督、民主监督,成立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还设立群众法庭,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制定了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金库制度、预决算制度、审计制度,完善干部管理政策;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加强政权建设;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警醒全党;在著名的延安“窑洞对”中,毛泽东提出了依靠人民监督政府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著名论断,在理论上作了深刻的探索。

在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人民政府实施惩治贪污条例,建立行政监察机构,鼓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腐败分子;开展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倾向;通过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专门决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他深刻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此外,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六条禁令。这六条禁令是: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禁止歌功颂德。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毛泽东表示“决不当李自成”,并告诫全党不要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腐败、因腐败而失败的覆辙。

二、新中国前30年从严治党的宝贵实践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我们党能否运用人民赋予的巨大权力为人民服务、防止领导干部蜕化变质;能否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一种革命热情、拼命精神、优良作风,能否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权力的考验、金钱的考验、美色的考验,一句话,能否从严治党,能否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极其严肃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充满信心,又万分警惕,一旦发现问题,即通过运动的方式,采取霹雳手段,大张旗鼓地、公开地、自下而上地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揭发、检举腐败分子,并予以及时处理,决不手软。

1950年5月,中共中央在全党和全军开展了整风运动,重点解决命令主义、贪污腐化、政治堕落和违法乱纪等问题。七届三中全会后,整风运动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全面展开,至1950年底基本结束。

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三反”的内容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条件下自觉防止腐化变质、保持共产党人清廉本色的一场伟大斗争。面对自身肌体上的毒瘤,我们党雷厉风行,痛下杀手,坚决清除,从不虎头蛇尾走过场。“三反”运动中,果断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老虎”,用实际行动昭告全党、全社会和全世界:中国共产党决不当李自成,决不放任腐败蔓延,决不让红色江山改变颜色。处决刘青山、张子善,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高度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

1953年1月5日,党中央发起“新三反”运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在对党员干部进行认真教育的同时,抓紧制度建设,并从1955年3月起,在政府内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

从1957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了继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第二次全党规模的整风运动,以克服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运动中鼓励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对党监督,坚决反对领导干部搞特殊化,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与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劳动,还进一步调低了党政高级干部的工资。

1962年,为了进一步纠正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化,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同劳动同食堂;待人和气;办事公道;买卖公平;如实反映情况;提高政策水平;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此外,还规定一律不准请客送礼,停止新建招待所,整顿特供,禁止商品“走后门”。

1963年2月至1966年上半年,党中央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1964年底“五反运动”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此间还开展了学雷锋、学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等活动。这些运动或活动旨在防止各级干部腐化堕落,教育全体党员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主动接受群众监督,避免陷入历史周期率的陷阱。

通过一场又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以扫除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积弊,确保党不变质、国不变色,是新中国前30年从严治党,力图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主要手段。如在“三反”运动中,党中央一方面号召广大群众大胆揭发,在报纸上、刊物上公开地、全面地揭露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各级消极腐败现象,强化人民监督,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和震慑效应;另一方面又要求腐败分子坦白交代。运动在短期内形成了防腐反腐的“大气候”,教育了党员干部,惩治了蜕化变质分子,净化了政治生态。当然,这种“割韭菜”的运动式反腐,虽然效果明显,但运动的“风头”一过,腐败又会“回潮”,难以根绝,还会产生不少负面效应。

三、改革开放以来从严治党的积极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丧失了党性,败坏了党风,损害了党的形象。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此,我们党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而坚持不懈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针对腐败现象,邓小平提出“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他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为此,党中央不断制定和完善刚性党规、党法,颁布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或通知,如《关于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纪律检查机构的意见》《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坚决查处共产党员索贿问题的决定》《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等等。与此同时,从1982年开始,用三年半的时间,在全党开展了以反腐败为中心内容的整党;在1984年至1988年,狠刹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之风、摊派之风、奢靡之风。邓小平还尤其重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问题,并认为这是关系“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他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3]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了从严治党的新探索。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我们党面临着两个最严峻、最现实的考验:一个是经济能否搞上去,一个是党风和社会风气能否端正。这两个考验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关系着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经济搞不上去会翻船,党风和社会风气不好也会翻船。因此,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受这两大考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之计,就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如何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江泽民指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4]1989年下半年,根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展了清理整顿公司、查办官僚主义、纠正行业歪风、反对贪污受贿的斗争。1991年初,江泽民同志考察湖南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开展“三重温”活动。“三重温”的具体内容是:重温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两个务必”的教导,重温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重温毛岸英给他表舅的信。1993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确定反腐败三项任务,即从上到下抓干部的廉洁自律,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提出“五条规定”“五个不准”;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杀一儆百,形成威慑;狠刹群众反映强烈的几股不正之风,如“翻牌公司”、乱收费、“有偿新闻”、公费旅游、“买卖书号”。1996年至1999年,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以“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强调,腐败与党水火不容,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从严治党的新路径。其一,初步形成了党内监督法规和制度体系。这个体系以党章为核心、以监督条例为主干、以配套规定和其他监督规范为重要补充。其二,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兴、注重预防的方针,形成了教育、惩治、预防并重的反腐败体系。其三,先后开展先进性教育、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努力铸牢理想信念之基,夯实思想道德之础。其四,出台反腐倡廉规划《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明确提出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刮骨疗毒”的巨大勇气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坚强决心,全面从严治党,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成功回答了“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的“窑洞之问”。其一,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5]为强化党的领导,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同时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各方面。其二,加强政治建设做到“两个维护”。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到“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其三,勇于进行自我革命。“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刀刃向内,勇于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体现了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政治优势。在自我革命的锻造中,党实现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其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被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列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基本方略。坚持从严治党,就是要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高扬理想旗帜,完善党内监督体系,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扭转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虚化、边缘化倾向,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态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与活力。

四、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百年探索,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基本经验。

1.战略上高度重视。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清正廉洁,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胜利。党从诞生之日起,即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通过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防止党内滋生腐败。在1945年7月4日下午著名的“窑洞对”中,黄炎培提出了有名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郑重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把离开西柏坡进京执政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并多次表示“决不当李自成”。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从严治党上升到巩固政权的高度。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行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即清醒地意识到,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腐败不除,会直接葬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因而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我们党一直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一再提醒全党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执政为民,并通过大案要案的查处做到警钟长鸣。

2.策略上抓早抓小。

腐败这一痼疾在传播过程中具有复制功能、扩散功能和排异功能,因而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一旦发现苗头,即雷霆出击,将问题及早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抓早抓小,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又一重要经验。毛泽东为什么要下决心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正如毛泽东所说:“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积重难返”,揭示了腐败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一些党政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搞特殊化、腐化堕落,来势较猛。为防微杜渐,1982年党中央及时发出紧急通知,严厉打击各种严重犯罪活动,并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

3.思想上触及灵魂。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正因为如此,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与腐败水火不相容的。也因为如此,在历次反腐败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思想建党放在突出位置,特别重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党的性质宗旨教育和清正廉洁教育。从党的二大党章单列“纪律”一章,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教育;从古田会议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到著名的延安整风;从“教育是基础”的提出,到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从“八荣八耻”的提出,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从学习焦裕禄,到“学习强国”的推出,中国共产党每一次的思想教育都直抵思想深处,务求触及灵魂。

4.行动上始终如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确保清正廉洁。从战争年代一生清贫的方志敏,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袖清风来去”的焦裕禄;从一尘不染的孔繁森,到“你要有私心,就不要当干部”的申纪兰,一代代共产党人为民初心不忘,清廉本色不变。对贪污腐败,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从毛泽东处死谢步升、唐达人、左祥云、黄克功、肖玉璧、刘青山、张子善,到改革开放后处死胡长青、郑筱萸、姜人杰、成克杰、曾锦春、王怀忠,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行动上对腐败零容忍。

5.方法上不断创新。

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坚守清正廉洁的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反腐败体系,再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一齐发力,勇于解决自我革命、自我监督的世界性难题,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方法上与时俱进,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党建工作,不断创新从严治党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探索从思想反腐、运动反腐、制度反腐、权力反腐到体系反腐的模式和路径,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333.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4]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江泽民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52-53.

[5]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J].求是,2019(19):5.

张文升,彭安玉.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百年探索及其基本经验[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06):21-25.

基金: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ZDA02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弘扬中华优秀伦理文化推进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项目编号:14SZB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