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核心要旨

研究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首先要明晰其核心要旨，这既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前提性问题，也是进一步推进我国教材建设特色化实践的基础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的，它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现实运动。[2]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是共产党，社会基础是工人与农民，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理想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不能脱离这种规定性，必须始终把坚持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原则、作为思考和谋划教材建设工作的逻辑起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既遵循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也赋予了其在中国发展的特殊规定，将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原则与我国教材建设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既是一种教材发展理论，也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其发展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与中国教材建设的具体国情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材建设之路。

（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其一般理论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4]。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对教材内容本身的要求，也是对教材建设工作的要求。[5]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就是要从教材建设的实际出发，按照中国教材建设的内在逻辑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在其每一种表现中都带着中国的特性，同时又必须将这种具体的规定性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现代政治形态中，政党是政治生活舞台的主角和实际的政治权力中心[2]。教材建设作为一项国家事权，只有强有力的政党参与才能使之得到支持、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它必然是推进教材建设特色化发展的核心力量。从根本上讲，中国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形成的一条教材改革、实践和探索之路。探索中国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在规定性出发，并将其同教材建设的一般规律结合起来，以充分保障党在教材建设事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四）体现中华民族风格

不同国家的教材都有其鲜明的国家和民族特点，古今中外概莫如是。[5]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也不例外，它与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逻辑与演化路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民族文化决定着教材建设的原则与取向，教材建设促进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正是基于这种内在一致性，使得教材建设能够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织和结构，符合五千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保证中国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内在统一和永续发展。因此，中国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要立足中华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充分反映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性格，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构建一种内含中华民族特性和中国价值体系的现代化教材体系。

二、百年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是一个至今仍在持续不断发展着的动态过程。新的特色化的教材建设总是在原有的教材建设基础上产生的，这使得不同时期的教材建设始终具有一种内在的延续性和创新性。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内在的规律，需要将其放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广阔背景与历史长河中考察中国共产党与教材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逻辑，以此探索中国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发展的脉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的自在阶段

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要通过革命挽救民族危亡，建立民主共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在革命的逻辑下，教材建设重点在于关注主权的确立与政权的统一。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创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始，不论是白色恐怖下，还是联合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教材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8]1931年7月，鄂豫皖苏区举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决议》提出：“严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编定各种模范读本，供学校使用”[9]。同年10月，中共湘赣省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指出：“列宁学校的教材，应由苏维埃政府立即编定”[9]。1944年后根据地开始以地区为单位统一编撰教材。[11]正是革命所特有的意识形态作用及其话语掌控，产生的是一种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的教科书，成为中国教材发展史上极富时代特色的最为罕见的教材类型。[12]1930年编辑出版的《红孩儿读本》是“现存最早的一种红色初级小学校的儿童读本”[9]。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组织人力编写了《共产儿童读本》，该教材课文紧密结合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用形象、浅显的儿童语言解释政治道理。[14]此外，抗战时期还编写了《国防算术》、《战时算术》和《复兴教科书》等。总体上，这一时期的革命教材建设是共产党根据革命需要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深入政治动员的宣传载体[15]。但由于政权处于迭变期，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探索仅局限于革命根据地的部分地区、个别教材以及某些教材管理制度上，而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稳定有序的教材建设局面，这使得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整体上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自在自发发展为自觉自为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的自觉阶段

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求索萌芽于革命时期，但其真正的确立和成长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教材建设的逻辑随之从革命的逻辑转向了建设的逻辑。在建设的逻辑下，教材建设工作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首先，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教材建设方针。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毛泽东提出要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16]1960年，教育部党组在《关于适应教学改革改编教材的报告》中规定，“编辑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关于中小学教材编辑出版工作的一些情况》中指出，“摸索出一条具体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思想的道路”，明确指出教材建设要走自己道路的愿望。其次，初步探索教材的多样化建设。195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下放问题的规定》指出：“各地方根据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可以对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通用的教材、教科书，领导学校进行修订和补充，也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17]。在这种形势下，全国掀起了第一次自编教材的热潮，地方教科书、乡土教科书、各种学制实验教材全面开花，某种意义上是共产党教材建设的一次本土化探索。[18]最后，编制统编教材。1950年9月，出版总署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提出中小学教材必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同年12月，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由其组织力量，新编中小学各类课程的教材。从1949年至196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编写出版了四套统编教材，有效地解决了中小学的用书难题，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人才。

总体上，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教材建设特色化的指导思想，自觉制定特色化的教材政策制度，初步编写了各种特色化的教材，形成了全国统一、规范有序的教材建设格局，实现了教材特色化建设由自在自发向自觉自为的转变。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的自主阶段

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适应这一根本任务转变，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中国发展的规律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2]教材建设随之开始向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相贴近，开始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相衔接，开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服务，由此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获得了新的基础和新的动力。首先，审定制教材制度确立。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了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其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负责国家教材的审查。教材管理开始由国家直接委托专门机构从事教材编写和出版转变为国家只负责制定课程标准，规划组织教材编写和教材审定的间接管理制度，进而从制度上为众多教材编写单位和出版单位提供了参与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平台。其次，多样化的教材建设。教材审定制度的确立使得多样化的教材建设成为现实。1988年，教育部颁布《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指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教材，必须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各类地区、各类学校的需要”。[20]这一时期各地区先后出版了适合沿海发达地区的教材版本，适合内地的教材版本，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教材版本，适应劳动技术课程、课外活动课程、综合课程，以及各科不同特色的实验教材等。[21]最后，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教材体系建设。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为构建符合素质教育的教材，新课改的教材编写突破了以往学科和“知识本位”的束缚，立足于学生的综合发展，以统整的方式将原来分门别类的学科知识，在儿童生活的基础上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全面构建了新的教材体系。[22]

总体上，在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思想指导下，不断完善教材管理制度，施行彰显国家意志的教材建设政策，固牢党对教材建设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教材建设的自主性得到增强，使得中国共产党教材特色化道路在广度、深度上得到了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的自信阶段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治国理政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强调教材培养时代新人的重大使命。立足这一制高点，推进教材建设由教材大国迈向教材强国，助力实现教育强国和教育现代化，就成为时代的召唤和历史的必然。[23]为达成这一历史使命，教材的意识形态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教材编写是国家事权的概念开始形成。[24]2016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加强了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教材的管理。[25]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使用统编三科教材，部分省份高中的起始年级也开始使用，其他省份也陆续全面推开。其次，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材改革开始形成。2016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的发表，标志着我国核心素养研究进入了新阶段。“核心素养”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目标，是教育改革的新生长点，为学生成长固本强基。为了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本轮课程改革将核心素养作为教材建设的依据、出发点和愿景。[26]最后，国家宏观的教材治理体系开始形成。2017年成立教材局和国家教材委员专门指导管理教材建设。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强调，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27]，对教材特色化建设进行了长远规划。2020年，《建设规划》提出，到2022年，教材建设要“更加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更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育人功能显著增强，开创教材建设新局面”。[1]

总体上，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巩固党对教材建设的全面领导地位，更加强化马克思主义对教材建设的指导作用，构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新格局，落实了国家教材建设事权，全面推进了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在自主发展基础上，迈上了更加自信的特色化发展道路。

三、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比较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是否具有先进性和优越性，关键在于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教材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否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纵观百年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强有力的教材政策制度，保持了教材建设持续良好的效能，深化了对党的认同，走出了一条现代化的教材建设之路。

（一）强有力的教材政策制度

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是党依据国家和社会发展要求，适时地做出科学决策和反应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教材政策制度无疑是教材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对教材建设特色化发展的方向把握、路径规划以及进程领导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不是简单地从概念、价值或外来的某种模式出发，而是通过自主的政策制定和实践，保障了教材建设组织体系、人才队伍和政策的特色化供给。具体而言，在组织体系上，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编审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小组、中小学教材办公室、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教材局以及国家教材委员会，体现了国家对教材建设价值和功能认识的持续深化。在人才队伍上，教材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一个涵盖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教材局和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现代化教材建设队伍形成，同时还涌现出一批水平较高的编审专家，为提升教材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在教材编审制度上，实行了立项审核制度，构建了国家和地方两级教材审定制度，采用了聘请专家审查教材与走群众路线相结合的编审制度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材治理体系。

（二）持续良好的教材建设效能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材建设的进步归结为中国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效能。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强有力的社会整合机制，为教材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学者认识到，“虽然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认识到教育作为导致意识形态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性，但在将教育作为整个社会改造的支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走的像中国这样。没有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能够形成如此成熟的心理教育技巧和组织来对整个群体进行思想改造。”[29]事实证明，百年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符合中国国情与人民利益，具有持续良好的效能。一是教材体系初步建立，教材门类较为齐全，种类丰富多样，编辑出版了多套统编教材、大量的地方教材、民族教材和数字化教材，基本适应了国家和社会对多样化人才培养的需要。二是教材质量不断提高，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性显著增强，推出了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的优质教材，为提高我国教育的整体质量发挥了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三是确立了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成立了专门的教材出版管理机构，制定了教材供应的有效策略，长期实行低价政策，保证了教材按时与足量供应，为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不断深化的政党认同

中国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教材建设始终坚持从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总政策出发，着力解决制约教材发展的突出问题，适应了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传递了社会主义共同的价值观念，牢牢把握住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型国民的塑造。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自己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生的总体理解和把握熔铸在教材中，传播共产主义理想，启迪千百万民众。[30]1949年的统编教材在传播社会主义共同价值观、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始终高度重视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强化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教材的统编、统审、统用，坚定维护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总体上，教材建设通过传播政治文化，使学生形成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识、政治认识和政治情感，使学生在政治认同方面达成了共识，进而不断深化了对党的政治认同。

（四）现代化的教材发展道路

回顾百年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发展历程，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解决了中国教材建设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事实证明，百年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是一条正确和有效的现代化之路。首先，明确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教材建设之间的关系。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使得教材建设的现代化获得了新的规定，即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它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始终坚持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密切联系教材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深刻揭示了我国教材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质和规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材建设之路。其次，明确了教材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与现实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政党使命，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一脉相承。同时，在坚持伟大历史使命的同时，我国教材改革建立在对所处时代教材建设现实要求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通过解决教材建设问题，破解束缚人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羁绊。最后，明确了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结合我国国情，在学习借鉴国外优秀的教材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关于教材改革与发展的新思想和新观点，这些都为世界教材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四、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未来展望

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中国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根本保证。贯彻党的全面领导意味着教材建设需要在新形势下科学分析和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求，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机地融入新时代教材建设的目标方向、内容结构和体制机制，创造性地回答我国教材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实现党对教材建设全方位和全过程的领导，最大程度地发挥中国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比较优势。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教材建设的根本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认识、把握和运用发展规律的根本理论和方法。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教材建设才能方向正确，不会误入歧途。[5]坚持中国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关键在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发，对当前我国教材建设新的形势进行理论上的深度把握，使教材建设能够不断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获得新的价值与理念，从而始终把握好教材建设的根本方向。

继承和创新，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教材建设的特色化之路本身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其历史逻辑在于中国教材建设的特色化之路是在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挑战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创造和推进教材建设的价值、内容、制度和文化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应兼容不同时间和空间教材建设所承载的具有活力的“特色”基因。一方面，善于从已有的文化和固有的思维与行动中汲取教材建设的成功经验，保持教材建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依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要求，创造性地回答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化的教材建设道路，构建什么样的中国特色化的教材建设道路，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化的教材建设道路等问题。

扎根中国大地，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我国教材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持久成效，其奥秘在于领导教材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来推进教材建设的，使教材建设能够扎根中国大地。基于此，推进教材建设的深度发展需要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科学分析我国教材建设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深刻把握我国教材建设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和新矛盾，扎根中国大地、聚焦中国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在制定教材政策方针、设计教材建设目的、创新教材编写体例、优化教材体系结构和完善教材编审制度等一系列教材建设实践中，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

拓宽国际视野，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中国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有其明确的底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发展是自我封闭式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学习和创新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材发展的关键动力。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不仅要赶上世界教材建设的步伐，还要成为引领世界教材建设的风向标。为此，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要在充分尊重中国国情、社情和教情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世界教材建设的先进经验，提升中国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品质，使中国教材建设的价值、制度、内容、程序和方法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牢党对教材建设的领导权

我们的教材建设是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党的领导确定了教材建设的政治边界与制度外框[32]。百年来我国教材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加强党对教材的领导，什么时候的人才培养就过硬、可靠；什么地方放松党对教材的领导，什么地方的育人效果就疲弱、堪忧。[23]新时代教材建设必须始终把牢党对教材工作的领导权，通过加强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使教材建设领域成为坚持党领导的坚强阵地。

增强党的思想领导，保证教材建设的价值性。把牢党对教材建设的领导权最为关键的就是要使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能在日益复杂和多元的教材建设过程中得到广泛的认同。这涉及党高效的价值分配，即党必须把科学的思想意识和先进的文化传输给每个公民，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目标。[2]因此，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为凝聚教材建设中的基本共识提供关键性的资源，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价值分配系统，把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深度整合到教材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中，使教材建设者充分熟悉、理解、认同和信仰党的指导思想，并在教材建设过程中践行党的指导思想。

强化党的政治领导，提升教材建设的权威性。中国共产党是教材建设的政治前提，是推进教材建设的核心主体。教材建设只有党强有力的参与才能使之得到充分的支持和协调发展，百年中国教材建设的特色化历程正是这一逻辑的历史展开。由此，加强党对教材建设的政治领导，提升党在教材建设中的权威性成为中国教材建设特色化之路的内在机理。新时代教材建设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于教材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全部过程之中。[35]

加强党的组织领导，促进教材建设权力的理性化。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意义上说是通过不同的组织和运作体系实现的。党组织领导的理想状态是要使权力和理性充分结合起来，即在保证党对教材建设权威性领导的基础上，促使党领导权力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以形成一套联系紧密，政令通畅的组织网络体系。因此，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对教材建设的组织领导就是要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在现代教材建设的法律制度框架内，遵循依法治教的原则，促进党领导下教材建设方略和方式的转变，把日益多层次、多向度和多类型的教材建设工作整合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共同体。

（三）关切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打造人民满意的优质教材

教材不仅是学校最关键和最广泛的教学载体，也是师生最关心和最现实的教学对象。[23]党领导下教材建设的特色化之路的关键在于把广大师生对教材的满意度作为教材建设的关键指标，通过充分彰显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与适应性等，打造出人民满意的优质教材，进而为党领导教材特色化建设提供现实的合法性。

增强教材的思想性，植入红色基因。回顾与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及其领导教育事业的光辉历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可谓是党的一个重大关切。[37]教材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其在植入红色基因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建设教材强国，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把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全面、系统、有机融入教材，分学段、按学科层层递进阐释好，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教材的科学性，符合学生认知特点。坚持科学性，就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不随意而为、肆意妄为，凡事皆有理有据、合乎逻辑。[23]新时代的教材建设理应纳入科学的范畴来筹划，按照教材的自身规律来建设。在教材编制中，应深入研究和灵活运用教材编制的科学理论，按照循序渐进的设计原则，科学设置不同学段和不同学科的知识结构，以确保各个学段和各个学科之间的教材能够在纵向上相互衔接，在横向上相互配合。

增强教材的适宜性，满足教学改革要求。教材是教学活动中最基本的要素。在信息技术已改变人类思维、行为、生活和学习方式的当下，要主动应对技术变革对教材编制带来的挑战。教材建设应尊重教材编制的内在规律，体现教学的最新理念，遵循教学规律，为广大师生提供多种教学资源和方案，最大限度满足新时代课程教学的改革需求。

（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落实教材建设的国家事权

教材制度对教材建设具有战略性意义。实际上，教材建设中所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解决的。新时代我国教材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教材制度的比较优势。教材是育人的载体，它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任务，这就客观要求教材制度建设要围绕教材育人功能进行制度安排，形成一套民主、法治、科学和有效的教材体制和机制。

以统筹为主，绘制教材建设蓝图。在教材建设过程中，党对教材建设的领导主要体现为科学的决策和全局的调控，主要体现在教材建设的蓝图规划中。因此，推进教材建设要依据国家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与新期待，整体规划和系统设计每个阶段的具体目标、支撑条件、配套改革，保证教材规划能够适应教材建设的时代需要，统筹推进教材体系建设。

统分结合，分层管理各级教材。以国家统筹规划教材建设为基础，通过分层管理的方式，充分调动地方和学校教材建设主体的积极性。首先，国家通过教材管理的综合改革，为政府、学校和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教材建设提供共同的行动目标和行为准则，构建政府依法宏观管理、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有序参与、各方合力推进的教材治理新格局。其次，地方既要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积极贯彻和落实国家的教材政策，也要对所管辖地区的教材建设负责，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区的教材建设方案，促进地方教材的高质量建设。[39]最后，学校作为教材管理的重要主体，需要在国家的统筹规划下，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主动承担起相关教材管理的职责，树立特色意识，精准把握学校所在的区域特色，确定切实可行的校本政策。[40]

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各种教材。多样性是新时代教材制度改革的重要标志。顺应教材制度发展的多样化趋势，要对其实行分类管理，针对统编教材和非统编教材，分类制定相应教材的编写、审定、选用和出版发行等具体管理措施，重点完善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定制教材管理规章制度。针对义务教育教材，要构建专门化的义务教育教材制度，凸显义务教育教材制度具体化、个别化、情景化的特征。[41]针对普通高中教材，要明确高中教材建设的基本原则、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措施，充分体现高中教材制度建设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建立一套独立化的普通高中教材管理制度。[42]针对数字化教材，要加大数字化教材制度的供给，制定国家层面的数字化教材发展规划，整合相关出版企业、专家学者、科技人员共同破解数字化教材的标准、产权、审定、人员培训以及数字化平台建设等问题，构建一套有效服务数字化教材发展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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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学智,张振.百年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J].教育研究,2021,42(08):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