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北朝鲜人社会状况与反帝反封建激情高涨

东满地区(今延边地区)由于地缘因素逐渐形成为东北朝鲜人的最大聚居区。据1930年统计,东满地区朝鲜人人口达342405人,约占东满地区人口总数的76%,占东北地区朝鲜人总数的61%。[1](P115-117)所以东满地区始终成为东北朝鲜人反日斗争的中心舞台。尤其在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后,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既受日本人的压迫又受中国封建官府、地主的压榨和土匪的掠夺。每逢自然灾害,收成受损,东北地区朝鲜人的劳动成果被层层盘剥,最后到手的收获所剩无几。故东北朝鲜人为了生存只能选择与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朝鲜人对于日本有着国仇家恨。日本吞并朝鲜前后,以“土地调查”为借口疯狂掠夺朝鲜农民的土地和粮谷致其破产,使其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大批迁入中国东北。同时,很多朝鲜·韩国爱国人士和反日独立运动家纷纷流亡到中国东北依靠东北朝鲜人社会在东满、南满和北满地区建立反日基地,设立私立学校或军校,灌输反日意识,培养反日人才,积极开展反日斗争。但是,移居于中国东北的朝鲜人还是未能脱离日本人的魔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为攫取东北的特殊权益,诱迫奉系军阀缔结不平等条约,扩大势力,掠夺资源。日本在东北先后设立总领事馆23处,不断扩大其特权,并利用领事裁判权“统制”东北朝鲜人,镇压反日斗争。日本为取缔所谓“不逞鲜人”,一方面,网罗部分朝鲜人、亲日团体,妄图实现其“以韩制韩”的险恶目的;另一方面,日本朝鲜总督府与奉系军阀缔结《三矢协定》,使东北军阀政府承担监视东北朝鲜人反日活动,并逮捕“不逞鲜人”引渡给日本领事馆警察机关。

同时,东北朝鲜人也受到中韩地主的压迫。据1931年统计,东满地区无地、少地的朝鲜人农民占总农户的69%以上,1而且每到收获季节农民收成的40%乃至60%都被中韩地主夺走。此外,东北朝鲜农民还要被二房东及朝鲜人自治团体“国民府”“韩族会”无限制的榨取及掠夺,生活处于惨淡至极的状态。对此,中共满洲省委认为:“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普通很险恶,高利贷业者和农民关系尤为险恶。金融组合今年的放债总额共达七十万元,东洋拓殖会社共达一百五十余万元,韩人的各金融团体共达四百万元以上,这巨量的金款在今年秋冬以前,要从农民的身上抽出来,但他们是没有这种报债之能力的。”2

1930年前后东北地区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这对于东北朝鲜农民来说无疑雪上加霜。“中农以下一般农民的生活极其残酷。延边韩人共约四十余万,农民占80%,农民内佃农又占70%以上。更因为过去三年一连歉收,今年又无收成希望,因此延边一般韩农的活路是除了直接起来暴动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2天灾人祸使东北朝鲜人面临着极其残酷的环境,他们为了能够生存必然要走上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中韩地主、军阀的道路。

二、中共满洲省委策划“红五月斗争”亟需原朝共党人的参与

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正确重申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却认为党内“左”倾危险自六大以来已经逐渐失去其发展的基础,决定今后党的主要斗争方向是反对“右”倾。所以,这次会议更加助长了党内尤其是党领导机关中的“左”倾思想。

1928年12月,由于张学良“东北易帜”,东北境内掀起反苏浪潮,继而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极度恶化。面对这种情势,中共中央发表题为《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41号通告,明确指出“中东路事件就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号召广大群众“武装保卫苏联”并准备组织一系列的斗争。而“红五月斗争”正是“武装保卫苏联”口号所衍生出来的具体行动,1930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第七十号通告”,呼吁各地共产党人组织武装暴动,并明确表示“党应当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确定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为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暴动的中心策略。”[2]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布“第七十一号通告”,要求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员在“五一”节举行总示威。

直至1928年12月,东北地区中共党员只有270名,且大多数分布在城市负责“职工运动”。而1926年建立于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以下简称“朝共总局”),自创立之初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东北朝鲜人聚居区的“农民运动”,但由于朝共总局内部分裂为众多复杂派系,导致革命力量无法集中。当时,东满地区是朝共党活动的中心舞台,其中“京上系占据延吉县(今延吉市)依兰沟、八道沟和安图县的明月沟等重要农村。而火曜系则占三道沟等几个零碎的农村,ML系所占的地带就是龙井村(今龙井市)、头道沟两埠上下左右的各农村,老头沟以及石头坪、开山屯等图们江沿线的各村部落。”[3](P753);[4](P9)可是,当时延边地区中共党龙井村支部,党员数不足20名,力量十分薄弱,所以要宣传与发动民众不仅要借助朝共党员的力量,而且需要通过原朝共党组织系统落实到群众中去。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积极策划在东北范围内发动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的暴动。但是,“红五月斗争”前夕东北大中城市的党团组织几乎都遭破坏,在无法发动斗争的情况下,主要聚居于农村的东北朝鲜人农民成为主力。中共中央发布“第七十一号”通告,要求各地以“五一”节为信号,举行总示威运动。于是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五一行动计划”,要求“在满洲只要有党团组织的地方,都必须坚决组织广大群众的示威”。1930年5月,东北朝鲜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东满地区为中心,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红五月斗争”。4月24日,中共延边特支(又称“延边党部”)成立“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军阀政府”“反对高利贷剥削”“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分民族分配给贫苦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斗争口号。5月1日,各地主要以集体示威、罢工、罢课、拒绝捐税、烧毁高利贷契约为主要形式进行抗议活动。

自5月23日起,东满地区朝鲜人居住的农村开展了土地革命斗争。5月27日,药水洞千余名群众集会,建立农民赤卫队,并宣布成立东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大会决定5月30日举行更大规模的斗争。5月29日,三道沟朝鲜人(族)革命群众首先起义,拉开了“五卅”暴动的序幕。5月31日拂晓,东满各地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暴动。其主要行动为:切断往来电话线毁坏桥梁、袭击日本领事馆、捣毁亲日小学、烧毁地主房屋和“朝鲜人民会”房屋、打死日本警察和亲日人员、焚烧高利贷契约和租券等。此次暴动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军阀,反动统治机构一时处于瘫痪状态。据日本间岛总领事馆调查统计,仅在延边地区“五卅”暴动中,朝鲜人暴动队伍共损毁地主房屋19栋,破坏桥梁4处,切断电信电话线10余处,破坏发电厂一处,烧毁总督府补助学堂5所和日本走狗机关多处,其损失额共达17500余元。3

延边“五卅暴动”一直持续到6月初,在中日反动派共同“合剿”下失败而告终。据统计,自“五卅暴动”后,被中日反动派所逮捕的革命群众约有1200余人,被杀害者达50余人,史称“第四次间岛共产党事件”。[4](P949)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东满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建立中共延和中心县委。同年10月成立中共东满特委,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并经过“红五月斗争”的考验吸收原朝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党组织。到1930年9月延边党团员已达近千余人,“反日会”“农民会”等外围基层群众组织由“五一”前不到两千人增加到五千多人,且其大部分为朝鲜人。

三、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体与原朝共党员积极参加暴动

1924年4月,朝鲜共产党在汉城(今首尔)成立后不久就遭到朝鲜总督府的血腥镇压,其活动舞台不得不转移到中国东北。1926年5月,曹奉岩、崔元泽、金东明、尹滋英、金哲勋、金河球等在满洲吉林省苇河县(今属黑龙江省)一面坡组成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并设东满、南满、北满三个区域局,积极开展活动。同年9月,金东明等组成高丽共产青年会满洲总局,同样在东满、南满、北满建立各道机构。[3](P671)当时,朝共总局辖属东满、南满、北满三个区域局内,党员总数约2000余名,并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朝共总局坚持所谓的“朝鲜革命延长论”,把斗争的重点放在反抗日本人及朝鲜二房东方面,对于奉系军阀仍采取纵容的态度。朝共总局认为,“总觉得比起不共戴天之仇的日帝是有所不同的,他们把东北为生活依托的地方,视东北为光复祖国而斗争的重要基地。”[5](P334)

由于朝共总局主要进行反日斗争,日本间岛总领事馆制造一系列镇压东满地区朝共党组织的所谓“间岛共产党事件”。1927年10月,发生第一次“间岛共产党事件”,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代理书记兼宣传部长崔元泽、东满区域局书记安基成等30余名主要干部被捕入狱。此后,朝共党总局内的火曜派、ML派、上海派、汉城派皆各自成立“总局”。1928年9月和1929年3月又连续发生第二次、第三次“间岛共产党事件”。1928年12月7日,共产国际取消朝共党并令其再建。[3](P672)由于日本人多次制造“间岛共产党事件”,且朝共总局内部派系纷争严重,组织统一的行动困难,共产国际令其解散并准备重建。对此,日本军部有详细记载:“满洲总局成立的主要社会基础是散居于中满周围的朝鲜人稻农,以及聚居在盛产商品作物大豆的间岛地方的朝鲜劳动人民。该局内部派系斗争严重,不久组织分裂,不断的相互对抗,以致共产国际于昭和三年末发出指示,鉴于它充满小市民阶层和知识阶层而导致内部派系斗争,撤销了对它的承认,另其重建。”4

经过日本间岛总领事馆制造的“间岛共产党事件”,朝共总局组织系统受到严重破坏,且派系矛盾和摩擦日益激化。1928年12月,共产国际发布《十二月提纲》指出:“朝鲜共产党,由于它的成员充满了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所以一再陷入持续不断的极为激烈的党内派性斗争里,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极不得力,因此我们不承认它。今后,热诚的共产主义者应遵守本决议,立即清算派性斗争,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在斗争实践中组织起能够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唯一的坚强的共产党。”5根据此“提纲”指令,原朝共产党员金燦为代表的各派主要干部,于1928年4月在敦化集会,设立朝鲜共产党重建筹备会,准备重建朝鲜共产党。但由于1928年10月份中共满洲临时省委的成立,同年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又提出“一国一党”原则。按此原则,在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革命斗争的朝共党员应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3月,朝共火曜系南满道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东北朝鲜人应直接参加中国革命,以援助朝鲜革命,原朝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朝共党再建问题应交给朝鲜国内同志执行。1930年3月20日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发表解体宣言,该宣言明确表示:“将在满之朝鲜共产主义运动重新组织,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内运动之一部分。”“既然朝鲜没有共产国际支部,在中国共产党内不容许同一派联合,我们应该按这个方针,通过严格的斗争,加入中国共产党。”[6]即只有通过中国土地革命的胜利才能获得东北朝鲜人本身的解放,而原朝共党人将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满洲省委,为同一个目标——中国革命而奋斗,于是朝共党各派满洲总局于1929年1月至1930年4月全部解散。[3](P673)

“中东路事件”后,东满地区朝鲜共产党响应中共满洲省委号召,把反日斗争不断引向更高的阶段。1930年1月,他们组织龙井的大成、恩真、东兴、明信等中学的师生举行总罢课和反日示威,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民族歧视政策,声援朝鲜国内全国性的反日浪潮。为了把这一斗争扩大到全延边,朝共总局宣传部长张周链从北满抵延,在延吉县守信乡召集干部会议,决定建立“三一暴动十一周年纪念准备委员会”,把群众的反日运动推向高潮。2月20日,以延边学生联盟等团体五名代表为骨干,正式建立“三一暴动十一周年纪念准备委员会”。该委员会印制三十万反日檄文,并发放到各地群众手中。2月28日至3月1日,延吉县小五道沟、头道沟等地数百名朝鲜人群众,在朝共领导下举行反日示威。事后,张周琏等再次召开干部会议,把“三一暴动十一周年纪念委员会”改称“全东满暴动委员会”,决定“五一”前后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7](P385-386)不久,这一计划被日本驻龙井总领事馆发现,张周琏和130余名朝共党员被捕,史称“第三次间岛共产党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五一行动计划”,并派原朝共党员朴允瑞(此时已加入中共党)到东满地区具体指导暴动。朴允瑞十分了解延边的情况,他看到朝共党已为延边地区的“红五月斗争”打下群众基础。4月22日,朴允瑞、中共东满党部的金玩龙和朝共党东满区域局负责人金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建立延边“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同时策划在龙井、头道沟及天图铁路沿线组织暴动。会后,该委员会印制“五一”传单17000份、宣言3000余份,为发动“红五月斗争”作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四、中共满洲省委考验“斗争表现”吸收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关于东北地区朝共党员加入中共满洲省委的问题,中共中央于1930年5月24日给中共满洲省委下达了一份重要文件。该文件特别列举四条注意事项,即“1、确定党团与省委的正确的关系;2、极严格的按照原则吸收韩人入党,特别要注意行动上斗争中的表现;3、消灭韩同志中派别小组织斗争,特别是斗殴等形式,并防止加入中共后他们继续小组织活动;4、不能积极斗争,不放弃小组织成见,绝不让其加入,已加入者也必须开除。”[3](P924)

介于朝共总局内部长期存在严重的派争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对此,中共满洲省委吸收原朝共党员的主要原则,一是禁止有小组织派争意识;二是朝共党员的“斗争表现”作为加入中共党组织的依据。朝共总局发表“解体宣言”一个多月之后,中共满洲省委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在“五一节”期间发动“红五月斗争”,[4](P911)需要动员大量东北地区朝鲜人发动武装暴动,恰巧为想要加入中共满洲省委的朝共党各派提供了表现机会。当然,由于东北朝鲜人一直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的联合剥削下,参加革命斗争也是他们的主观愿望。那么,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考察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吸收东北地区原朝共党员的基本原则。

(一)禁止有小组织派系意识的朝共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

朝共总局内部的派争问题是一个严重又复杂的遗留问题,许多文件都把朝共总局的解体与派争问题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共满洲省委吸收原朝共党加入中共党组织的初期起就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多次提到严禁吸收具有小组织派争主义者加入。即认为“中国党承认韩国同志加入,只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即是不承认韩国党过去一切派别小组织,因此不是团体的加入,而只是个别的加入。不是凡是从前韩国党员都可以加入,而只是承认中国党的党纲党章,服从中国党的领导,不仅口头上如此,而且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来才可以加入。”[3](P672)“韩国同志加入中国党以后,如果在党内继续过去的派阀关系延长韩国派争,若有以个人或小团体去联络暗助韩国派争与韩国党问题这不消说,当然是毫不容贷的依党的规律处置的。韩国同志必须反对任何无原则派别纠纷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的倾向,而且中国党的政策和路线之下向前奋斗。韩国同志必须中国党化。对于韩国革命运动,中国党以组织的群众的斗争去援助。”[4](P916)

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并承认“双重使命”问题,也就是“中国革命与朝鲜革命是分不开的,东北革命的爆发首先推动朝鲜的革命,促进日帝更快的死亡”。“假如建筑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上是极大的错误,韩国的民族解放与中国的民族解放是不可分离的任务,这就决定了韩国劳动群众必须参加中国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所以韩国劳动群众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不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一切帝国主义,……”[3](P744)而加入中共满洲省委的原朝共党人也必须认同中国革命与朝鲜革命关系问题。有着明确的政治觉悟,知道当前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对抗日本侵略和中国东北军阀的反动统治,以推动中国反日反封建革命的胜利来援助朝鲜革命的成功。原朝共党内部具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及个人英雄主义,其主要目标是朝鲜民族解放。如果原朝共党人对于斗争的主要目标没有明确的认知,而只是带着原有的消极情绪加入中共满洲省委,那么对于将来的实际斗争一定会起到极大的消极影响。

(二)把原朝共党员的“斗争表现”作为加入中共党组织的依据

朝共总局下属三个区域局主要活动舞台是东北朝鲜人居住的农村地区,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革命斗争经验,且享有很大影响力,所以中共满洲省委发动“红五月斗争”时,往往要通过原朝共党系统落实到群众中去。虽然中共满洲省委需要以原朝共党人的加入来推动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但介于原朝共总局内部存在派系主义、个人主义、坚持“朝鲜革命延长论”等问题,还需要考验原朝共党员加入中共党的意志和资格。对此,中共满洲省委和朝共总局之间往来文件中可以确认。中共满洲省委认为:“在延边的韩人共产主义者各派组织里的人,不管他是领袖和下层,都该一概接收而扩大党的实力,要以实际斗争检阅他们的资格。”[3](P757)“韩同志中历史上派别斗争情形复杂,所谓一、二、三派,其间是没有是非的。所以在解决他们的问题中,必须特别审慎,不仅听他们的话,而主要是看他们行动与斗争中表现如何。绝不可听某一派的话,以为根据。”[3](P922)1930年4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后,不久就发表《在满韩国农民运动决议草案》,号召东北朝鲜人群众在中共党的领导下参加中国革命,并指出:吸收在这次斗争中表现勇敢,具有牺牲精神的朝鲜人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8](P54)

中共满洲省委认为“在满韩人想得到政治上的认可和经济上的自由,只有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以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为目的才可能实现。”“因此满洲的韩国劳苦群众,必须参加目前中国革命斗争。满洲的韩国同志为一国一党的原则和解放在满洲韩国劳农群众,更应该加入中国党,在中国党第六次大会所指示的路线下奋斗。”[4](P915)

由于中共满洲省委下达这样的指令,有意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东北朝鲜人尤其是原朝共党人在“红五月斗争”中表现出相当的革命热情、勇敢斗志和牺牲精神。当然,这种情况也与他们自身的革命诉求相符合。东北朝鲜人由于国仇家恨,原本就有着强烈的革命诉求,而想要加入中共满洲省委的愿望使他们在武装暴动过程中表现的尤其积极活跃。“当时,依据一国一党原则吸收朝鲜人加入中国国产党的工作进行的还不够彻底,朝鲜各派依然处于对立状态。但在这次五卅纪念日暴动中,满洲省委向各朝鲜共产主义团体发出了指示,限期五个月,全党总动员,执行暴动任务;并且提出条件,只有在实际斗争过程中确实表现具有勇敢和牺牲精神的,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这个缘故,加上各派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心理,所以都竭尽全力参加,从而暴动开展得异常广泛而深入。”[3](P641)

五、结语

“红五月斗争”是东北朝鲜人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的有组织的暴动斗争,也是中共满洲省委吸收原朝共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实际“斗争表现”的考验。所以原朝共党人为了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必然就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暴动中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从“红五月斗争”起,原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内的大多数原朝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满洲省委,这是东北朝鲜人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巨大历史转折点,也是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

东满是朝鲜族聚居区,早在1910年前后,此地便成为朝鲜族反日志士的集中地和进行反日启蒙教育的策源地。而在“红五月斗争”中,东满地区的斗争最为广泛和激烈。故本文主要以东满地区的“红五月斗争”为主进行论述。

虽然“红五月斗争”受到一定的“左”倾错误影响,但是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阀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中国东北尤其是延边地区广泛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通过这次革命暴动,很多原朝共党人也经过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中共满洲省委党组织力量得到更加充实,还极大地扩大农村的影响力,为后来中共满洲省委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奠定了牢固基础。从此东北朝鲜人直接参加中国革命的同时也为争取朝鲜民族解放的“双重使命”而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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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第七十号通告(1930年2月26日)[G]//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30).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3]杨昭全,李铁环.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G].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

[4]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东满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编[G].延边:延边大学医学院印刷厂,2000.

[5]延边朝鲜人自治州档案局(馆).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一集)[G].未出刊,1985.

[6]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解散宣言[A].延边档案馆(馆藏):朝共卷第16号,1930.

[7]金俊烨,金昌顺.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第4卷[M].汉城:高丽大学出版社,1974.

[8]黄龙国.朝鲜族革命斗争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

注释：

1.《满铁调查月报》,1933年1月号｡

2.满洲省委文件第22卷第10号｡

3.《外事警察报》,第10号(第43页)｡

4.译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的研究》1936年,摘自《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第一分册,李铸等著(第1-2页)｡

5.《十二月提纲》｡

崔峰龙,刘慧颖.略论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与朝共党员加入中共问题[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41(06):94-99.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ZDA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