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在中国具有悠远的种植历史，与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不同，罂粟属于经济型药用类植物，在医药中运用较为广泛。但是，进入近代鸦片却成为西方殖民者掠夺中国财富的重要手段，鸦片流传和种植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民国时期四川也是鸦片重灾区，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其中川东地区[1]由于地理气候等条件成为四川鸦片生产和流通的重要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关民国时期川地毒品研究成果不少，研究视角较多。如有学者研究鸦片烟祸与禁烟，成果颇多[2]，也有学者开展了川地鸦片贸易及其产业研究[3]，有学者针对某地开展了小区域研究，关注区域性鸦片问题[4]。近几十年来，学界对四川鸦片问题研究从区域角度看，重点关注四川省，内容重点关注烟毒和禁烟工作，而就川东地区毒品问题的区域性研究论著较少，尤其是将鸦片空间传播与川东社会关联的研究成果鲜见。本文就民国时期川东地区鸦片的流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进行考察，以资后事之师。

一、鸦片种植在川东地区的兴衰

罂粟原产于地中海，至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唐代，由阿拉伯人介绍给中国，历宋、辽、金、元、明、到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一直是治疗痢疾等症的药物[6]。目前关于罂粟栽培法传入中国的路线，史学界认为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东罗马帝国传入中国西北；一条是由葡萄牙人从卧亚和达曼贩运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5]；一条是由印度传入中国西南[6]。从地理位置方面判断，四川地区的鸦片传入路线应该是由印度传入云南，再由云南传入川内，《东华续录》也是如此记载。

鸦片在四川的种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道光中叶，四川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开始贩运且偷种鸦片，引种西昌等地，宁远知府为防范农民偷种鸦片，饬令当地的土司头人和官员深入基层，缜密稽查，传播禁烟令，“如境内敢有奸民私种罂粟等花者，即将其人严拿到案，按例究办，并将所种地土全行翻犁，以免滋长”[7]。力图将偷种苗头扼杀。但是，鸦片战争的爆发，沉重打击了当时的禁烟运动，清政府虽然没有放弃禁烟，但实际上禁烟沦为形式，烟毒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如此环境下，类似于安宁河流域的偷种现象更是难以禁绝，且公开种植了。鸦片由凉山彝族地区向川中盆地传播，至于清朝后期，“从前生计总桑麻，耨月耕云几万家。才是十年风景异，春来遍地米囊花。”[8]鸦片已经在四川地区开始广泛种植，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始由印度传至云南，再传至四川。”[9]此时四川不仅种植鸦片，也是鸦片转运贩销的中转地，通过四川，鸦片深入到贵州、甘肃等内陆地区。“秦、陇等处烟土，均由滇、蜀入汉中贩运而来。”[10]此为光绪初年军机大臣在奏折中上书的情况。

随着鸦片在四川的种植和泛滥，川东地区也未能幸免。考之史料，中华民国川东地区的鸦片种植和生产经历了由少到多，再到少的曲折过程。川东16厅州县主要位于达州市和重庆市境内，在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长寿县县治在重庆东少北二百三十余里，据未刊乡土志东南界，涪陵东北界……垫江北界陵水西界，江北西南界，巴县东西相距七十里，南北相距一百一十里。”[11]“巴县又系与江北划江而治，江面之宽不过一里，省志云连江面十里……距城百八十里，场之东约五里，交涪陵界。”[12]涪陵“州治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北界垫江，西北界长寿，西南界巴县”[13]。据《长寿县志》记载，川东长寿县的鸦片大量来自于川中的郫县所产[14]，其由川中地区再流入川东地区。

清末宣统时，清政府接连颁发《禁烟条例》和《禁烟罚惩条例》，督令各地贯彻执行，川东地区也遵照执行，全面实施禁烟令，“钦遵奏定商律组成禁烟改种纪念公司，意在与吾国人之娴，于农者共相切磋，以期去其毒。”[13]原本在长寿县城外东街设立政府组织的纪念公司的总经理处，最初目的是用来安置磨面机，处理农作物，也改组为禁烟改种纪念公司。时隔不久清亡，民国建立。在民国初年，延续清末禁烟策略，各县知事也严格遵照禁烟令，禁烟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民国初期，国内政局进入了“军阀统治”时期，各种势力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禁烟政策很难贯彻下去，各军阀通过鸦片种植和贩卖筹集军费，扩充势力。四川军阀因深处西南内陆，“巴蜀”本地特色浓厚，自身派系繁多。在1916～1934年实施“防区制”，对川地政治格局形成影响巨大，对鸦片禁种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直至1919年4月，防区制模式才正式确立下来，标志便是《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的明令颁布。川东16县的大部分如：达县、大竹、开县、云阳、梁山、垫江、万县等第一次被划分入第六区，由第六师颜德基师长担任管理，表内未列的长寿、忠县、涪陵、丰都，暂定为援鄂第一路司令所部集中地点。正式驻防表将川东江北、长寿县划入第二师驻防区域，将云阳、梁山、垫江、万县从颜德基师长手中划出，驻扎在防御区的黄总司令势力包括江北附近，忠县、垫江、涪陵、丰都、巴县、万县，这一防区由黄福生司令和余总司令各自选定军队驻守。控制期间，各派军阀为扩大其防区面积，征战繁多，防区时有变动。1920年，刘湘主持川政，对川军进行整军后，四川军阀的局势已经比较稳定。1926年间，杨森在被刘湘击败后自川东撤退，部队迁往渠县、广安等县，21军刘湘部约11万人占领原杨森的地盘，势力范围至川东20多个县，后经过上东、下东之战后，刘湘的驻地扩大到四十余县。

军阀在防区内部“就地筹饷”，官吏自定，显然一个防区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军阀为扩充兵营，需要大量的军需，勒种鸦片，烂征烟税，使鸦片的种、运、销、吸都合法化，四川各军阀在这四个步奏中狂征银两。[16]“川战频作，军帅所争，尤以重庆为财赋地敲，朴以课捐荷械而索饷，数据名繁头会箕敛，一切取办商会。”[13]征收贸易税，刘湘部统帅的川东地区所种鸦片出省的税收为每担240元。据估计，这笔收入应超过1000万元/年，是四川和云贵北部烟土出省的重要通道[18]。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记载：四川省在1916～1934年期间年产烟量为120万至140万担。[19]军阀割据使得政令不一，“禁烟”自然形同虚设，罂粟得到广泛种植，整个四川地区鸦片每年的产量为120～140万担[20]，鸦片一般亩产为50两左右[21]，换算出全川需要种植鸦片3840～4480万亩，四川耕地面积8000～9000万亩，鸦片的种植面积占总量的30%～31%[22]，形成了“阿芙蓉与野草闲草相争艳”[23]的“鸦片盛宴”。川东成为鸦片的主要产区，约70%的鸦片产自这里，大概2688～3136万亩地种着鸦片，川东16县种烟产量多寡不一，涪陵一县年产9万担，为川东之最，其产量近乎是古蔺县的两倍，丰都年产8万担，宣汉7万担[24]。民国时期川东16厅州县在四川鸦片种植量和输出量上首屈一指。

国民政府时期，大力推动禁烟措施，在行政管理上建立禁烟机构，成立了禁烟委员会；法律方面制定明确的禁烟条例，以法治烟，1928年，首届全国禁烟大会在南京召开，会上经过讨论，44项禁烟决议予以通过，国民政府之后的举措不断深入到各方各面，禁烟力度得到加强。次年5月，国民政府将每年的6月3日定为禁烟日[25]，并颁布了一项禁止吸食烟片的法律，以求更全面地禁止烟毒。1935年春，国民党中央制定了“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规定从1935年到1940年全面实现禁止烟毒。1935年2月，四川省政府成立时，全省所有禁烟事务全由民政厅第二科兼办，县市政府由第一科兼办，烟税由四川省善后督办公室征收。1936年7月，四川省禁烟总局正式成立，负责全省禁烟事务。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未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是徐徐图之，将四川省分为12个区，每个区设区禁烟局，每个县设分局，区局由总局任命，县分局长由县长兼任，先划出涪陵、丰都、大竹、长寿、垫江、开县、梁山等十县为缓禁区域，其余一百三十八县要求当年禁种。1937年范围缩小到只有四县缓禁了，次年，只剩一县。为了根绝烟民抽大烟，查封销售鸦片的场所，设置了戒烟所，到1936年2月底，全川设立了戒烟院所43处[26]。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鸦片虽未禁绝，但中央政府以四川为总根据地，政策贯彻较易，其禁烟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如鸦片烟的产量，据官方报告，逐年下降：1935年产烟38万担，1936年产烟36万担，1937年产烟26万担，1938年产烟22万担，1939年无产烟数字，至6年禁绝计划期满时，全省已没有公开种烟县份[27]。由行政院制定先后在1940年和1945年颁布了名字相同内容更新的《肃清烟毒善后办法》，经过综合施策，鸦片在四川大部地区遭到了禁种，川东各县的种烟、吸烟、售烟者大量减少，最后登记的烟民有37万人。但是，直到新中国建立前，鸦片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根除，鸦片也未能完全禁绝。

二、鸦片在川东广泛种植的原因

（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便利的交通

川东地区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优越的光热条件为罂粟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罂粟喜土质湿润、养分充足的酸性土壤，四川省东部及中部丘陵地带，地势较平坦，松软的红色或黄色的酸性土壤遍布。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少雨，平均降水量大约在1200～1400毫米，以夏季为最多，冬末春初为最少，鲜雨雪，无风暴，降水量与川西比较少，土壤的排水性能好，恰好适合鸦片种植喜湿润但不喜多雨的条件，优越的光热条件不仅能满足罂粟生长，而且能够一年两熟，川东地区因此成为烟土的主产区[28]。此外，相对于川西地势陡峭，以高山、高原为主的地形，川东地位交通条件同样优越，尤其水运便利，易于出口，“重庆当二江合流有舟航转运之利，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货出入输，会必与重庆。”[13,29]川东由此发展成为四川地区鸦片种销的集中地了，省烟厘总局在涪陵潘家巷设立，“大吏移土厘局于涪，以道员督理税收，每年数十万。”[28]来自全国的商人聚集在此，涪陵县成了全川鸦片烟的中转地。

（二）经济利益的推动

厚利是罂粟种植面积扩大和鸦片产量增加的根本动力。罂粟种子与其余的经济作物种子对比，价钱最少，每升约1角5分。[31,31]但是所获罂粟种植利润却很高，“在1892-1901年，重庆市场上四川鸦片价格由每担160两涨至256.5两”[32]，“一亩之收入可数十元至百元”[29]，这就使得许多农民弃农桑而转向罂粟种植，农民有地者无不种植鸦片。烟土商人随之出现，后来这些烟土商人还买上土地租赁给贫苦农民种烟，获得稳定货源和更高的利润。全国市场对鸦片的需求量一直在增加，川地所产鸦片价格与内地一直保持着巨大的剪刀差，“1875～1884年天津市市场，每100斤烟土售价是：来自山西的鸦片300～400两银，山东、河南及东北土300两左右，与前者各地的烟土相比，四川鸦片只需100余两，老土价格稍高，也不过200两。”[29]四川鸦片除了价格外，在质量和产量上同样有着优势，向外输出鸦片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农民选择的农作物或者经济作物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市场获得利益来决定的，暴利刺激着富商与农民，罂粟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三）政局混乱，官商勾结

四川地区军阀形成的防区制管理模式，割据各州县，为争夺地盘而相互争伐，良马、良兵和军械都十分紧张，军费开支庞大，依靠农田等传统赋税收入，难以维系，公开销售鸦片成为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于是各军阀在防区内采取各种手段扶持鸦片种植，“农民缺乏烟种子，防区愿意向别地送来散发；如农民缺乏资金，也可以贷款，不过利息较高，将来还本之时，本利要以鸦片烟折算。”[26]不平等税额也应时出现，种粮税收是罂粟的几倍甚至十倍，川东梁山县不种鸦片的人要比种鸦片的人多纳一倍的田赋[36]。刘湘21军占据川东21县，把控川江要道，四川各防军物资运输必须经过21军检查才能通过，驻守方得以从中捞取极大好处。正如英国驻重庆领事列敦在报告中说的，政治的腐败，罂粟的泛滥使鸦片贸易出现官商勾结、狼狈为奸的局面，通过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军阀和商贾们迅速积累财富，而农民只会愈加贫穷，以致饿死。[31]军阀各部巧立鸦片税收条例：亩捐，窝捐，懒捐，优待捐，瘾民捐等。21军刘湘所驻防的川东地区烟税收入略表（见表1），自1928年刘湘部占领川东地区，烟税成倍增长，于1930年达到顶峰，占比足足有37.10%。可见，鸦片收入已经成为军阀重要的财政收入。

表1二十一军烟税收入略表[38]

三、鸦片泛滥对川东的社会影响

（一）农作物种植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

清末，川东主要的农作物，以水稻、冬小麦、玉米、红薯为主，“农产以谷为大宗，大小麦豆梁黍粟次之”[13]，四川盆地水稻分布到低半山，海拔到1200米左右，几乎遍及所有县份，冬小麦应是旱地粮食作物，种植小麦不与水稻相冲突，在实行稻麦二熟制地区占有重要地位。盆地山区玉米种植面积达到20%以上。红薯布局则与玉米种植区域分离，在盆地中部海拔800米以下的丘陵地区种植较多。[40]清末鸦片传入四川地区后，引起四川农作物结构的地域性变化，罂粟的种植侵吞了农作物的面积，特别是丘陵与山区，根据1921～1922年调查，全川烟亩面积是216.6万亩，其中川东等34县有152.9万亩，占70.1%。[22]川东地区的涪陵因地跨长江南北，与贵州接壤，罂粟种植十分繁荣。数据显示，罂粟种植面积位列第一，占了1/4，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萎缩（见表2）。近代中国的农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被鸦片种植扰乱了，这加剧了近代中国的农业危机，对我国北方的小麦种植区和南方的水稻种植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表2涪陵县作物所占耕地比例[42]

（二）粮食产量减少，粮价居高不下

川东大量田地用来种植鸦片，导致粮食减产，米价上涨，加上交通不便，粮食运输非常困难，有很多地方因此闹了饥荒。由于军阀强迫种植罂粟，加上罂粟的收入大于粮食作物的收入，粮食基本上是未种植的，大部分土地被用于鸦片种植，因此粮食难以自给。其粮食出口市场的身份开始转变，由于川东是四川鸦片种植主要区域，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粮食逐渐靠外省进口，导致粮价迅猛上涨，从1920-1929年，粮价分别为:5.7元、5.3元、3.7元、4.4元、3.3元、6.4元、10.9元、7元、10.9元、11.1元，粮价逐年上涨，十年平均售价6.87元。“涪陵种烟，饥饿年份，栽烟者一家吞烟自尽；巴中种烟，灾害时节，饿死者埋万人坑等等惨状。”[43]至1925年，四川闹了一次大饥荒，农田多广种鸦片，农产减退，“成群的饥民，到处抢劫粮食”[44]，饥民被饿死的不可胜数，这与大量耕地种植鸦片有着密切的关联。

（三）吸食人口众多，人口素质下降，人口数量锐减

四川瘾民的数量庞大，吸食鸦片的人至少有310万人之多，此数字约是四川人口总数的1/19。[45]“三人行，必有瘾者”[46]。致使为烟馆数量持续膨胀，据于恩德引用《烟祸年鉴》第2集资料载：“每县平均为三百家，全省共计五万余家。”仅仅是距离重庆约三英里的一个小村，“居民仅百二十五家，而烟馆已设立二十二所。”[25]而在四川军阀中，人人手握双枪（步枪和烟枪），若不禁烟，恐怕健康的国民和可用的军队都将烟消云散，吸食鸦片或者相关罂粟成品，海洛因、吗啡、红丸等，能够导致人体免疫力迅速下降，危害身体健康，容易引起病毒性肝炎、肺气肿、昏迷而猝死；或者吸烟至穷以至无法购买粮食而前往异地谋生；还有就是社会混乱，横死街头，人口剧减。“民国九年（1920年），人口有民国五年（1916年）的108.9万人锐减到96.5万人，四年时间减少12万，每年减少近三万。民国十二年（1923年），涪陵县人口只有80万，短短三年时间，又减少了10万人口，减幅大于前四年。”[45]川东地区的涪陵县就是一个典型。

（四）经济结构畸形发展

鸦片泛滥造成社会经济秩序严重紊乱，这一产业链条将政府军阀、商人、农民等都包含在内，“鸦片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转手立即变为黄金、白银”[49]，鸦片的价格在未禁绝前一路飙升，到1944年国民政府严厉禁烟后，川地汉区鸦片种植基本绝迹，同时也推动鸦片的价格持续走高，致使一担鸦片竟卖到10两黄金以上[50]。于是烟土成为了一般等价物，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现象，在川西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集地，甘孜、阿坝、凉山三州，鸦片几乎是当地唯一的输出品，枪支鸦片贸易成为主要形态，利润奇高。“1949年之前，自云南昭通买到在彝族聚集区出卖，一支步枪（德国造）进价20两鸦片，出价就可得到200两鸦片，差价可达到10倍左右，即60～80锭银子。”[51]如此高的利润，在保证双方都有资源的前提下，枪支鸦片交易难以禁绝，使得“枪炮日多，冤家械斗仇杀抢劫，频繁发生，社会治安极端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52]

罂粟种植的利润远远高于粮食作物所带来的收益，这是众多农民弃粮从烟的一大原因，但是罂粟种植只能给农民带来短暂的收益，绝不会使农民致富，“对一个农民来说，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鸦片可比种水稻和小麦平均多得利润15%～20%，实际上多得20%以上的现钱。但过去种植粮食的大片地区现在改种罂粟后引起生活费用提高，与此同时四川的人口也在稳步增加。极差的交通条件妨碍了粮食的自由输入，因此，如果现在农民能比未种鸦片之前多得20%的现款，那他在食物上所花的钱至少要多出20%。如果认为过多种植罂粟会使四川人民富裕起来，那将是一个错误。恰恰相反的说法更近于事实。除了对人民的体格和心理有害外，过量使用鸦片还会产生极不利的经济后果。”[40]总之，鸦片已经兼具货币职能，在下层社会群众中，成为节省粮食的工具。

（五）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

随着鸦片种植贩运的兴盛，各行各业都与鸦片紧密相连，烟土行、旅社、酒楼、妓院、烟馆、赌场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链条。烟馆带动其他商贩发展，相互合作，变得全面而多样化。烟馆除了为瘾民提供鸦片供给吸食，有时也充当旅馆和饭店的角色，“如果外地旅客到偏僻乡间，夜间找不到旅店时，可在烟馆借宿，白天找不到饭店时，可以在烟馆商量吃饭，可见四川烟馆比旅店饭店还要多。”[49]中上等烟馆，如“适可居”“隐者来”“烟土楼”等[55]，客人多家庭富裕，闲钱在手，在榻上尽情吞云吐雾，姿势维持太久，身体不适时，有俊俏小童为之捶背按摩，若已过烟瘾，意犹未尽时，烟馆适时为客人带来艺妓美人，仔细服侍[56]。妓院不仅是他们寻欢作乐之地，同时也可以吸食鸦片，更是谋取经济或政治权益的绝佳场所，逐渐成为大商人、政府官员交往的场所和媒介。这类烟馆里面还有其他服务，有小贩卖报纸、零食；有卖唱的艺妓；有小工掏耳朵、修脚；还有测字看相的算命先生等等，一应俱全。川东地区的金融业也有了迅速发展，如作为鸦片集散地的涪陵，外地富绅收款放债，票号业应运而生，极大地推动货物流通，汇款、存放款、兑货币种种活动，扩展了销售渠道，使涪陵经济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表象。

综上所述，鸦片祸川，对川东社会带来多重影响，鸦片业造成了川东地区的假繁荣，长期以往，实则百害而无一利，正如四川《长寿县志》中所言：“大陆五十年来几于无地不产罂粟，而蜀中尤为，各省之冠，岁殖殆不下数千万金矣，顾其流毒之剧，识者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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