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救亡图存，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在举国上下同心一致的努力下，基本粉碎了日本企图快速灭亡中国的图谋，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但1938年至1942年间，抗日前线形势仍然艰难，为补给前线抗战将士过冬所需寒衣，在全国寒衣总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国民政府发起一场全国性的征募寒衣运动。处于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区积极响应此次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由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抗日救国后援会（简称后援会）、妇女协会等机构实时掀起一场为期长达四年的旨在为前线抗日将士募集寒衣的民众爱国运动，极大地支援了中国的前线抗日，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抗战士气，为抗日战争最终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新疆民众寒衣运动由国民政府发起，中国共产党实际组织和领导，多方力量通力协作推进，故而该运动进展顺利并取得良好成绩，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战。目前学界有关民国寒衣运动的研究仅限于全国寒衣总会的民众动员、成立时间的分析，或者有关重庆、四川寒衣分会的组织机构、历史贡献等研究1，且不多见，而对新疆捐献寒衣的运动研究只是散见于新疆抗日捐献的研究中2，且深度不够。在此，本文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史料为基础，对该运动的发起背景、机构设置、宣传动员、征募工作及成绩等问题加以研究，以填补民国新疆历史研究在此方面的不足，同时也彰显出抗战时期新疆各族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

一、新疆捐献寒衣运动的开展背景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战伊始，中国战事屡屡受挫，至1938年5月，华东、华北地区大片领土沦陷，移居后方各地难民甚多3。据合众社纽约电，仅“江南区域就约有160万人迁往中国西部各地，实为中国近代史上未有之大移民”[1]157。

大片领土沦陷及难民增加致国统区棉纱、棉花及疋头4等产量减少和制衣厂紧缺。棉纱为织布原料，棉花为寒衣的主要填充物，疋头为寒衣制作不可少之丝纺织物。据时人对汉口贸易的调查，“八一三”上海沦陷后，由于“沪汉江运梗塞，上海棉纱运汉，须取首苏州河，运河至镇江而达汉口，时间则在一月以后”[1]163，至11月之后，国统区棉纱贸易及销路趋于停滞。棉花产量及销场受战争影响颇大，“抗战发动以后，全国各地棉花均有四成以上的收成(相对去年减少)。而全国纱布厂，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在沦陷区内”[1]164。疋头有细布与直贡呢两种，“细布因军用（军服用）需要特多，而产地又在半沦陷”[1]164。而直贡呢也因产地多沦陷而来源断绝。主要制衣厂所在地如无锡、常州、南通、青岛等地又相继沦陷5，农村虽有半机械小布厂织造，对于救济农村有莫大之功，但无法替代制衣厂，亦无法满足支援抗战之需。

国统区内寒衣缺乏，致使前线抗战将士寒衣供给无法保障，御寒条件异常艰苦。每逢严寒之际，国民党前线抗战士兵大多身穿单薄，“夜晚睡觉没有被子”，“大家挤在一块，把老百姓炕上铺的土毡子盖在身上”[2]。很多地方军如川军在出川行军中仅着“布衣单鞋，凉席斗笠，途中没有补给站”[3]。

中国共产党士兵寒衣缺乏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上海《华北先驱报》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士兵的困境曾作过这样的描述：“陕西的共产党处于最艰难的环境中，受到寒冷和食物短缺的困扰。红军的每日配给只包括小米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鞋子和袜子。”6

综上所述，可见，抗战初期中国抗日失利，大片领土沦丧，难民增多，寒衣原料匮乏，制衣厂减少，前线战士缺少寒衣且未能及时得到供给，严重影响前线战士抗日。因此，为充实战时寒衣物资、增强前线抗日力量，蒋介石号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4]，决定调动国内民众支援抗日，按照《抗战建国纲领》（1938年）和相关法令法规要求7，经国民党中常委批准，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8，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简称“中国寒衣总会”）于1938年9月9日在武汉召开成立大会9，自此，民国抗战时期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寒衣征募运动掀起。

当时新疆盛世才已借助苏联力量铲除省内张元培、马仲英、麻木提以及尧乐博斯等政治势力，取得对新疆的绝对统治权。为快速恢复因长期战乱而停滞的新疆经济，巩固到手的政权，盛世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进行新疆建设，如：在联共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制定出“六大政策”10；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并邀请一批国内爱国民主人士12和中国共产党人13入新参与新疆建设；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制定新疆建设“第一期三年计划（1937—1939）”并有条不紊地实施推进中14。时值“此全面抗战，日益发展空前，所获胜利非常伟大，惟节届冬令，气转严寒，目前抗日将士昼夜保卫祖国，时在冰天雪地与日寇拼命奋斗”，“吾新处抗战巩固后方，且在正确六大政策领导之下工作胜利，凡我同胞对于寒衣之援助自当刻不容缓”[5]134。可见，新疆正处于一个相对安稳快速上升发展的状况。国际上，苏日之间现实利益冲突更趋紧张，出于与中国有着共同对日战略利益的考虑，苏联开始“打破外交惯例，不顾蒋介石的冷淡和犹豫，主动示好”[6]，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欲援助中国抗日。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国内掀起全国性的征募寒衣运动，新疆盛世才走亲苏亲共政治路线，并在省内大搞经济建设；国际上，中苏关系破冰，苏联开始援助中国抗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新疆地区开展捐献寒衣运动成为可能。

二、新疆寒衣运动的开展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寒衣总会的号召下，由反帝会秘书长中国共产党人黄火青（黄孚民）倡议15，经盛世才批准，新疆省募集寒衣运动委员会（后简称新疆寒衣会）于1938年10月5日在迪化成立16。新疆寒衣会的成立，为之后新疆各族群众积极捐献寒衣支援前线抗战提供了便利。按照全国寒衣总会和《抗战建国纲领》中“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新疆寒衣会的主要组成机构反帝会、抗日后援会、妇女协会等开始积极组织、宣传、动员新疆各族民众参加寒衣捐献活动。

（一）设立机构

早在1938年9月中国寒衣总会在武汉成立之前，国民政府便积极向各地下达组建募集寒衣机构的通知，1938年2月，国民政府下发给新疆政府的“募制寒衣办法”中明确规定“由各省、市党政当局督促各县、市下级机关策动救国团体如抗敌后援会、救济会、民众组织委员会等，举行大规模之募制寒衣运动”[7]。按此要求，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即反帝会）、民众联合会、妇女协会、工人救国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商务会、民众教育馆、政治训练处（简称政训处）、街长办公处”以及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简称后援会）17等11个机构联合成立新疆募集寒衣运动委员会（简称新疆寒衣会），共同商议制定《募集寒衣办法》《募集寒衣条例》和《寒衣募捐献金运动宣传大纲》18，同时规定迪化寒衣会为总会，各个区、县成立募寒分会，邱毓芳19为新疆寒衣总会负责人，新疆省立女子中学（今新疆乌鲁木齐第八中学）为会址，反帝会在整个新疆捐献寒衣运动中处于总指挥地位，其他机构包括各族文化会20需配合此次运动的宣传、征募工作21。

（二）宣传动员

为有序推进募集寒衣工作，新疆民众联合会首先“会同反帝总会、商务会、街长办公处、学联会、工人救国联合会、政训处等在迪化组织募集寒衣运动委员会，统筹募集寒衣一切办法”；其次，新疆民众联合会与“各团体选定宣传员一百二十人，组为二十四队，于最近分向迪化区各族居民，普遍宣传及着手募集寒衣或寒衣捐款”；第三，为取得募集寒衣更大成效，民众联合会“特检发宣传单五分（份），令发该分会会同当地商会、反帝会、各族文化促进会等共同负责向当地民众详细解释，极大募捐（集）寒衣或寒衣捐款，但不得有强派及勒索情形，以免影响整个募捐工作”。最后，由新疆各当地民众联合会分会着手推进，选定宣传员“分赴各乡，切实妥善开导，以广宣传，以使民众自动踊跃输捐”。并遵照“募集法，向民众详细了解劝导募集寒衣捐款工作，努力从事”[8]135。

新疆的后援会、汉文会、抗日会（抗日后援会）、维文会等积极开展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劝募寒衣活动。形式有：第一，采取化妆宣传、表演新剧等方式。如哈密镇西县后援分会组织“歌咏队、新剧团、学生二十余，自备伙食等项，随同三全大会代表骆存智于（1938年）十一月十日前往东、西、北三乡、南园子各处用化妆宣传、表演新剧各种方式依次进行募捐，各村民众到场观听者甚多，颇能激动隐情，振起群众奋勇救国精神，情绪非常热烈”[9]138。第二，先采取表演剧、讲抗战情形，再率男女学生挨户恺切宣传的方式。如，“廿六日（1938年11月26日）开始工作，是晚在汉文会表演新旧剧，并由各族职员演讲抗战情形，汉文会又表演新旧剧，并由各族职员演讲抗战情形，二十七、八两日由两职会职员率领男女学生分街作各方式之恺切宣传，挨户劝捐，成绩极佳”[9]139。第三，采用免票演新剧方式。如，“二十六、七、八、卅晚免票演剧四夜”，演剧的各项费用“概由汉文会担任，捐款未动分文。今后拟利用职员暇余时间，不时表演新剧作，广泛的宣传”[9]139。

经过第二次改组后的新疆妇女协会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22，使寒衣运动宣传与动员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当时新疆女协总会组织会员定期在街头进行募寒宣传，或挨户家庭访问宣传，或以歌咏活动、话剧活动来配合妇协的募寒运动。妇女协会宣传部定期出刊的《女声半月刊》（《新疆妇女》后来的）里多次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人朱旦华、张奋音等同志的文章，对妇女寒衣运动宣传工作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另外，1938年、1939年，新疆妇女协会宣传部还多次邀请杜重远、张仲实、陈纪莹、萨空了等学者进行演讲宣传抗日战局和抗战前线情形，对寒衣运动宣传起到了推动作用23。

新疆新闻媒体是新疆寒衣运动宣传的重要窗口。如新疆寒衣会成立不久，《新疆日报》就发表了《致各族各界同胞募集寒衣书》,号召各族民众“要募捐”“要募集寒衣”“要踊跃的拿出自己的力量来为自己的自由”24。有人统计，新疆寒衣运动发动后，仅当年（1938年）11月19日，新疆日报就刊登7篇相关报道，之后的11月21、22、23、24日的新疆日报均报道了新疆民众积极捐献寒衣的情况25。后来，新疆报社不仅经常报道国内外形势、抗战情形、八路军战绩等，而且重点报道新疆各族民众的抗日捐献、募集寒衣（款）事迹。

新疆反帝会“还特别注意吸引农牧民、工商界、妇女界及广大的群众”，在不同群体中进行寒衣宣传。新疆的农牧民，人口较多，居住分散，文化层次低，语言不同，为此，新疆反帝会充分利用各族中小学师生和春耕宣传队深入农牧区，“使农牧民了解到政府政策，拥护政府政策（包括捐募寒衣政策），安定和巩固了抗日后方”[10]。在反帝会的大力宣传下，寒衣捐献活动落到实处。新疆反帝会也从工商界人士中吸收会员，组织他们与奸商和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作斗争，使寒衣捐献活动顺利开展。

新疆寒衣会成立及宣传动员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反帝会和新闻媒体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1938年10月初，在新疆反帝会秘书长黄火青（中国共产党人黄孚民）的倡议下，新疆募集寒衣委员会才得以设立。26为更好地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和反帝会的作用27,1940年，陈潭秋在接替邓发任新疆党代表后就指示“在新疆各地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尽可能地加入反帝会并发挥自己的作用”[11]。新疆反帝总会下设的几个部门多由共产党员任部长，反帝会在全疆各地的分会也多由中国共产党人负责。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反帝会在新疆寒衣运动的宣传中做了很多工作。如1938年11月制定汉、维两种文字的名为《募集寒衣告同胞书》的宣言书，汉文宣言书“请三全28代表各带各区、县去交各地行政机关转发”；维文宣言书“投送邮局分交各区行政机关”，由各行政区下发给各县各镇，并“转发维文会分发各维族同胞传阅”[12]。组织歌咏队、戏剧团等走上街头，他们高挂标语“集中个人财力，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联合起来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13]并借向当地民众进行文艺表演之机，广为宣传寒衣捐献。做群众工作时，还充分利用各种纪念日（如七七抗日两周年，八一三新省和平纪念日，九一八周年纪念日等）29，派出大批宣传队上街头演讲，挨户宣传，表演话剧、戏剧，书写标语，绘制漫画等。1938年，中国共产党进入《新疆日报》后，曾积极修建新报社，采购新设备，开展新闻技术培训班，甚至直接参与新闻实践与指导工作。至1939年，有11名中国共产党人员进入《新疆日报》并承担新疆新闻的采编工作，这其中就有汪小川（王啸春）（新疆日报社副社长），李宗林（李啸平）（编辑长），王谟（王谟行）、马殊（邝宗球）等人撰写社论，经陈潭秋审核后刊发。副刊主要倡导抗日救国包括新疆寒衣运动开展情形的宣传报道，由中国共产党党员马殊与白大方（刘伯珩）负责，1939年3月茅盾、张仲实、赵丹、鲁少飞等相继抵达新疆，也参与了《新疆日报》副刊编辑指导工作，刊登大量文章和漫画，倡导“新文化”30。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主持下，新疆日报在当时俨然成为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前沿阵地，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新疆各族民众增强了国家认同意识，积极参与到募集寒衣活动中，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加入到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斗争，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综上所述，新疆寒衣运动的宣传动员采取了宣传队宣传、发宣言、散传单、作标语、公共场所公演、歌咏、话剧、戏剧、家庭访问及刊布新闻等多种形式。其宣传工作人员上至公务员、武装人员，下至商人、学生、妇女等，不分民族，不分男女，不分政党。其中，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寒衣运动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征募工作

按照新疆省政府给迪化市政府的训令要求，寒衣征募活动最初是由各地党政当局督促各县、市下级机关充分调动抗敌后援会、救济会、民众组织委员会等救国团体，举行大规模的征募寒衣运动31，再由反帝总会向省政府呈报各地征募寒衣委员会成立情况和请示下一步工作安排，最后由省政府向反帝总会及各区行政长及各县长下达推动募寒工作要求和注意事项32。在盛政府的主导下，新疆寒衣运动的征募工作得到了有序的开展。

新疆寒衣征募工作的基本程序是，首先，征募命令下达各地后，当地行政人员召开多次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然后，各机构共同协商确定宣传寒衣征募方针和布置征募工作任务；最后，各机构选定并组织寒衣征募人员组成征募队33遵照募集法，分赴各乡镇各村落以多种形式劝导民众进行寒衣捐款。如拜城县开展募集寒衣运动时，先“经玉县长首行倡导，公安局沙局长解说方针，兹由分会（民众联合会拜城县分会）着手推进”，然后组织寒衣会，“选定宣传员自（1938年）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分赴各乡”[8]135。哈密镇西县“募寒工作当经职会招（召）开第七次会议，确定募捐方针后”[9]138，即着手组织宣传人员进行宣传和劝募寒衣活动。1938年11月初，昌吉县政府在人民公园召开寒衣大会，乔县长在会上做完动员报告后与各单位负责人和各族首领讨论昌吉县募捐寒衣办法，会议结束后，成立了7个宣传组，分别为城市1组（由县城各校男女学生分组形成20几个小队构成）、四乡区4组、南山1组、北沙窝1组。其中城市1组是深入各个街道、农村、牧区进行宣传活动34。

募集法在新疆《募集寒衣条例》有明确规定，可分为迪化市区内募集法和区外募集法。迪化市区内募集法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内征募，各单位内自行组织，举行个人自愿捐助，募集款数在本单位分布；另一种是对外征募，由各单位“选派募集宣传队，按照规定路线从事宣传募集，绝不重复或强捐”，募款数在本单位公布。区外募集法要求迪化区外的各区、县、村在募集寒衣工作时，各机关单位、各团体须参加，工作结束时，募寒款“即于当地分布，否则以贪污论”，募集物品“须请当地机关、团体参加估价拍卖，合并募款汇交本会（新疆寒衣会）”。35此外，《条例》还制定了奖励办法，如“自捐十万两以上者，登报披露姓名；五十万两以上者，将该捐款人像片登报”[14]等。募集法具有透明公正公开、全民参与、奖赏分明等特点。

为加大征募寒衣力度，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下，新疆反帝总会还在迪化市区内设献金台，方便群众为捐献钱款。据记载，当时迪化市群众、各级机关公务人员、街道居民、学校师生以及工商业者踊跃走上献金台前，纷纷将自己的储蓄、金银珠宝，甚至包括产业执照都送上去。36反帝总会通过献金活动，不仅募集了大量的抗日物资，而且提高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坚定了各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1939年底，在陈潭秋的指示下，在新疆反帝会工作的共产党人继续发动和组织新疆各族人民捐献八万件皮衣，送往延安，支援八路军抗战。37

新疆反帝总会在各地的分会及其它团体组织负责人也多由当地行政人员兼任，而部分地区行政机构中不乏有共产党员38，这极利于寒衣征募工作有组织地开展。如妇女协会负责人邱毓芳，她不仅向各行政区妇女协会下达寒衣运动开展的指示，而且也要求各地妇女协会积极动员各界妇女参加抗日征募寒衣活动。39拜城县县长兼抗日后援拜城分会委员长玉布拉引阿吉，“奉命以来，随即会同公安局长沙五提、抗日后援拜城分会副委员长兼民联会长木沙领导，分组广为劝募，竭力宣传，庶使乡村各民族须知国难当头，大家努力热烈募集，以期扩大援助，保护国家”[5]134。哈密区行政长刘西平（中国共产党人刘希屏）指示镇西县后援分会会长李兆庚、汉文化会委员长张克宽等人作好对当地哈萨克族的寒衣劝募活动，为克服语言和散住等困难，李兆庚、张克宽等人在“欢迎三全大会代表晚筵席上已推举各代表、各头目为募寒委员，哈胞亦极踊跃乐捐”[9]139。

新疆寒衣征募工作开展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自上而下的行政推行特点。盛世才在接到国民政府下发的寒衣运动要求后，即给各地下达开展寒衣募捐工作指令，要求各区行政长官对募寒工作予以推动并“而（如）期加快完成”40，各地行政长官再向所属各县下达寒衣募捐指令，如此一级级下达，直至各村各镇各游牧区；第二，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式特点。新疆寒衣会成立后，寒衣运动即在省会迪化开始推行，然后遍及周边各地行政区域，具体到各县、乡、镇、村；第三，基层采取撒网式特点。新疆寒衣会各机构选定宣传员组成若干宣传队向各行政区的各村基层各族居民进行撒网式普及劝募，并着手募集寒衣（款）活动41。

三、新疆寒衣运动的历史贡献

（一）新疆寒衣运动的成效

全国寒衣总会在1938至1942年间共组织四次征募寒衣运动，对寒衣征募总任务和时间都做了计划，其中有两次对新疆的募寒任务作了规定42。在此期间，新疆寒衣会积极配合全国寒衣总会的工作，也进行了四次寒衣征募运动，最终因全国寒衣总会的解散43和盛世才的政治转向44而结束，但地处中国西北偏远贫穷落后且多民族多宗教复杂之地的新疆民众，人口仅约四百万，却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多次积极配合全国寒衣总会的工作，能提前且超额完成募集寒衣任务，所取得突出的成绩曾一度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嘉奖，走在全国支援抗战的各省前列，极大地支援了全国的前线抗日。

如表1所示，第一次寒衣运动。全国寒衣总会共收到1938年度募寒款1715415.77元（18个省）45，平均每省上交募寒款95300.8761元，而新疆上交募寒款25万元，远高于全国各省平均募寒款，占全国总募寒款的14.57%。新疆寒衣募集任务不仅提前完成，而且成绩突出，因而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来电传谕嘉奖46；第二次寒衣运动。全国寒衣总会共收到1939年度募寒款2268281.94元（20个省）47，平均每省上交募寒款113414.097元，新疆上交募寒款20万元，高于全国平均募寒款，占全国总募寒款的8.81%；第三次寒衣运动。新疆于1940年9月19日将1940年度二十万元募寒款交由兰州中央银行如数汇往募寒总会查收48。由于所交募寒款与寒衣总会分配给新疆的任务款有出入，盛世才向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及全国寒衣总会致电解释“准电后本应照办，惟因新省幅员辽阔，交通不便，如按卅万元之数重新分配募集，实属举办不易，拟俟明年征募寒衣捐款时再照三十万元之数募集”[15]，新疆各族民众寒衣款征募工作积极可见一斑；第四次寒衣运动。从1941年至1942年初，盛世才逐渐脱去进步的伪装，开始亲蒋反共活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破坏，新疆捐献寒衣运动趋于停止，但这时仍有部分地区向新疆后援会上交募寒款，如1941年10月，新疆后援总会收到阿山区寒衣款2561.84元大洋；1942年2月，后援会收到柯坪县从1938年10月到1942年2月的寒衣捐款1196.175万两省银49。可见当时新疆民众爱国热情持续之久。

表11938—1941年全国寒衣总会募寒计划、新疆任务与新疆寒衣募集情况对比

（二）新疆寒衣运动的贡献

新疆寒衣运动极大地支援了中国的前线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激发了新疆各族民众的爱国热情。1938—1942年间，新疆虽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由于地处我国西北边陲，远离海洋，很少受到沿海和西方外来经济的冲击，即便是工矿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其机械化程度也不高。当时新疆仍然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社会，并未脱离贫困。据1942年李烛尘对新疆的描述：“新疆地广人稀，目前农事生产已感人手不够，工业方面所需之工人，比较知识水准要高，新疆当然缺乏。堂堂四百五十万方里之土地，仅有不到四百万之住民。”[16]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疆各族民众能在三次寒衣征募运动中募得65万元巨款（有档案记载），每次所捐寒衣款均高于当年全国各省上交寒衣款平均数，且能如期或超额超前完成任务，征募周期之长，持续时间之久，在当时全国各省中都是走在前列的。更为重要的是，新疆各族民众在寒衣运动期间还进行了抗日募捐、防毒募捐等活动，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力所能及地支援了前线抗日，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新疆寒衣运动以党的群众路线方式进行征募寒衣的宣传动员，提升了新疆各族民众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新疆寒衣运动虽由国民政府组织发起，但整个过程中，新疆反帝会、抗日救国后援会、妇女协会等群众性机构起到了通力合作，发挥了积极的开展作用，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组织和领导下，寒衣运动俨然成为一场全疆范围内的爱国群众运动。在这场寒衣运动中，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寒衣宣传工作人员从新疆各族群众中产生，他们在党的号召下又奔赴各地各族居住区积极开展抗日爱国教育和宣传活动，以期最大限度地动员各族群众进行捐献寒衣。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熏陶的新疆各族民众，其思想觉悟和国家认同感得到了增强。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和这种国家认同感意识的感召下，才激发了新疆各民族强烈的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共同抵御外侮和共存共荣的意识，竭尽所能地捐献寒衣（款），极大地支援了前线的抗日。而这场寒衣运动也使爱国的种子撒播在新疆各族民众的心里，在之后陆续进行的新疆文化劳军运动和鞋袜劳军运动中继续生根发芽，为后来新疆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新疆寒衣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当代启示

（一）寒衣运动在新疆取得成功的原因

抗战时期新疆寒衣运动在新疆取得成功，和前期盛世才政府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组织、新疆各族民众各界人士不遗余力地踊跃参与是分不开的。

首先，盛世才政府不仅为寒衣运动在新疆的顺利开展创造出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赢得一定的民心基础，而且实施了亲苏亲共的政治政策。一方面，在新疆寒衣运动开展前，盛世才政府已借助苏联红军铲除了省内张培元、马仲英、麻木提以及尧乐博斯等政治势力，结束了新疆长期战乱的政治局面，巩固了政权，为新疆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随后盛世才开始致力于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长期停滞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他的统治赢得了一定的民心基础，从而为寒衣运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盛世才政府推行亲苏亲共政策，要求中国共产党帮助建设新疆，使得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政府能够开展友好合作，共同建设新疆。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新疆的教育文化、新闻报社、金融财政、政治改革、边防巩固等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新疆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六大政策和“第一期三年计划（1937—1939）”，极大地推进了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50

其次，中国共产党干部在新疆寒衣运动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新疆寒衣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和领导的反帝会、后援会、妇女协会、文化促进会、新疆报社等机构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许多干部在上述诸机构中成为骨干人员，他们在新疆寒衣运动的募捐机构成立、宣传教育和实施征募的活动中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如组织宣传教育、演讲动员、文艺表演、挨户劝募等，极大地调动了新疆各族民众踊跃参与捐献寒衣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最后，新疆民众各界人士不遗余力地大力支持寒衣捐献活动是新疆寒衣运动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在长期饱受战争苦难后，新疆民众各界人士愈珍惜新疆和平稳定的局面，当他们意识到为前线抗战将士进行寒衣捐献的重要性时，就责无旁贷地尽自己所能积极主动进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以支援前线抗日。如和田维族贫民艾沙“欲为前方将士捐助银两或物品，因家贫无力，不能达到目的，愿将一十八岁之子于素甫捐送前防”51杀敌；哈密区维族吾甫阿吉“自动募捐一千五百万两援助抗战”[17]；乾德县52召开寒衣捐献动员大会，当时“到会参加民众约五六百人，当场即组织分会，设立宣传股、募集股、收款股，竟于最短时期获得捐款银两二千零六十七万五千一百两”[18]等。

（二）寒衣运动在新疆取得成功的当代启示

新疆寒衣运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取得成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从全国寒衣总会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参与并进行了领导，使寒衣运动热潮涌向了全国各地；而新疆的征募寒衣活动中，从发起、组织、宣传、征募的各个环节，中国共产党更是心怀各族民众，将挽救中国的命运当作己任，努力行事，积极实施党的群众路线，最广泛地发动新疆各族群众为抗日前线战士捐献寒衣（款）。

在新疆寒衣运动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极大地提高了新疆各族民众的思想觉悟，不仅培养了他们的民族团结精神，而且也孕育出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民族团结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感召下，新疆各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俨然形成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承担起中国未来发展的历史重任。因而，在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新疆地区涌现出了许多寒衣（款）捐献的感人事件，如生活于底层的各族民众纷纷将自己的血汗钱拿出捐献，甚至有的民众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往抗日前线。这充分显示了新疆各族民众在这场寒衣运动中，能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决心。

自古边疆稳，则国安；边疆乱，则国难安53。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新疆的渗透破坏，给新疆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都造成严重威胁。为此，我们党审时度势，及时地制定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疆工作总目标，这关系到当前我们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更关系到21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实现。新时期，我们应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坚决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新疆治疆方略，同时我们党和国家应加大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思想宣传教育，新疆各族人民要铭记历史，传承和弘扬抗战时期寒衣运动中所体现的各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团结精神，为新疆的繁荣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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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玉布拉引阿吉,木沙.拜城县为募集寒衣运动开展经过及收到捐款数目事给后援会的代电[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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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溶.省政府为奉到中央制订“募制寒衣办法”事给迪化市政府的训令[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132.

[8]木沙.拜城县为募集寒衣运动开展情况事致反帝会的呈[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9]李兆庚,克吾尔,张克宽,等.镇西县后援分会､汉文分会为募集寒衣运动开展经过及收到捐款､物品数目事致哈密行政长的代电[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10]李德华,刘星.新疆与内地关系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224.

[11]《新疆冤狱始末》编写组.新疆冤狱始末[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86.

[12]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反帝会就转发维文“募集寒衣告同胞书”事给哈密行政长的函[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137.

[13]余作.献金运动在迪化[N].新疆日报,1938-11-30(02).

[14]新疆省募集寒衣委员会.募集寒衣条例[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131.

[15]新疆边防督办兼主席盛世才.督办公署等为办理寒衣捐款事致中央社会部及全国征募寒衣总会的电[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158.

[16]李烛尘.西北历程[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77.

[17]刘西屏.哈密区为吾甫阿吉向募集寒衣运动捐献大宗银两事致督办公署等的代电[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142.

[18]陈宏模,扎鸿恩.乾德县为实缴寒衣捐款数目事致省政府的呈[M]//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145.

注释：

1.目前国内有关民国抗战时期的“寒衣”运动研究有:金功辉《抗战时期的全国寒衣总会》,《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第77-83页;苏金梅《浅议战时寒衣总会成立之时间》,《知识经济》,2009年第1期,第170-171页;阿牛曲哈莫､苏金梅《管窥四川在抗战时期全国征募寒衣运动中的贡献》,《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385-388页;刘中秋《多捐一件衣,多杀一个敌--浅析抗战时期的重庆寒衣分会》,《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9期,349-350页;刘中秋《抗战时期重庆市征募寒衣运动研究(1938-1942)》,重庆: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徐峰《民俗·救济·责任:抗战时期的征募寒衣运动》,《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75-81页｡

2.涉及新疆寒衣运动研究散见于新疆抗日捐献的研究有:戴良佐《新疆昌吉地区抗日期间捐献运动》,《北京农业工程大学》,1995年第2期,第45-49页;马小艳《新疆抗日捐献运动(1937-1945)》,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3.华东(江苏全省,浙江部分地区､安徽大部分地区),华北(河北全省､山东部分地区､山西全省､河南部分地区､绥远全省､察哈尔全省､热河全省)共计1433445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七分之一,共计人口149987297人,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参见时评《难民问题》,《社会经济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载《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第1027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157页｡

4.疋头,方言词,指布或绸缎等剪好的成件或成套的衣料｡

5.参见陶德寅《八一三后汉口市物价涨落之因素》,《社会经济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载《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第1027册(社会·民众问题和运动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164页｡

7.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发动一切民众运动都要“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以抗战建国纲领和政府所颁的民运和民众团体组织法规或法令为活动根据;在政府统一组织的法令下,由政府监督指挥,并且根据抗战的需要,成立组织单位”｡参见黄寿朋《民众动员与民众武装》,《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第101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86页｡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并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提出的民众运动要求“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见《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1938.4.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第1册,苏州:凤凰出版社,1994年,第389页｡

8(6)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副总干事为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简泰梁,全国寒衣总会里起核心作用的是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国共合作产物)中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参见金功辉《抗战时期的全国寒衣总会》,《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第77-82页｡

9.参见《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组织大纲》(1938.9.9),军委会政治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11-10450｡

10.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7页｡

11.关于盛世才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标志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陈云到达迪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盛世才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参见关继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8页;第二种观点认为1937年11月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同盛世才达成了在新疆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协议｡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2期;第三种观点认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政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9页｡本文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因为陈云到达迪化后,只是为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做前期准备,不能说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其次,王明路过新疆与盛世才会晤时诬告俞秀松等人为托派,并乘机打压了许多联共党员,对抗日统一战线没有明显好处｡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建立可视为陈云等人到达迪化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并开始实施,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统一战线建立的标志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建立｡

12.爱国民主人士如矛盾､张仲实､杜重远与赵丹等人｡参见周东郊《新疆十年》,兰州:和平书局出版,1948年,第87页｡

13.中国共产党从“新兵营”,从去苏治病回国路过新疆的干部中,从延安各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先后达100余人在新疆工作｡参见朱培民《新疆革命史(1933-1957)》,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14.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3735页｡

15.参见戴良佐《新疆昌吉地区抗日期间捐献运动》,《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45页｡

16.关于抗战时期新疆省募集寒衣委员会的成立时间,戴良佐认为是1938年10月17日,但并未标明出处｡参见戴良佐《新疆昌吉地区抗日期间捐献运动》,《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45页;本文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新疆社会部档案中记载的1938年10月5日为准｡参见《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各省各市分会工作调查表》(1938.12-1941.1),民国新疆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11-10472｡

17.1936年11月,王寿成(俞秀松)任反帝总会秘书长时,反帝会曾号召会员“踊跃自由捐助,鼓励前线作战勇士”｡抗战爆发不久,反帝总会又号召并领导在迪化和全疆各区县成立了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参见郭红霞《抗战时期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载许新江､孙新刚《不能忘却的记忆--档案中的故事》,2007年,第35页｡

18.参见张雅平《新疆为前方抗日将士及后方难民募集寒衣记》,天山网,访问日期2019年1月16日｡又参见《寒衣募捐献金运动宣传大纲》,《新疆日报》,1938年11月16日,第1版｡

19.邱毓芳,盛世才早年于韶关时在郭松龄门下任排长,经郭介绍与其外甥女邱毓芳结识并结婚,后来随盛世才来新疆,曾任新疆省立女子中学校长和省妇女协会会长,曾协助盛世才统治新疆｡参见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20.文化会即文化促进会,1936年盛世才为向少数民族宣传他的六大政策,在迪化成立了维族文化促进总会,哈､柯(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化促进总会､蒙古文化促进总会､锡索满文化促进总会…并选拔有力量的民族人物或宗教家来担任会长(如维族文化促进总会会长为该族宗教首长阿布都大毛拉),同时于各地成立分会｡参见周东郊《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页｡

21.参见《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各省各市分会工作调查表》(1938.12-1941.1),民国新疆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11-10472｡

22.新疆妇女协会是1934年3月8日成立,会员主要是迪化女子学校任教的师生,1937年第一次改组在全疆各县成立了分会,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办事组织,开始领导全疆的妇女工作｡1938年第二次改组,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妇协领导工作,妇女运动出现了新气象｡参见《新疆冤狱始末》编写组《新疆冤狱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第91页｡

23.参见张式琬《解放前的迪化妇女运动》,《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4辑,乌鲁木齐:新疆青年出版社,1982年,第5页｡

24.转引自朱杨桂､高新生《新疆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新疆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第8页｡

25.参见潘理娟､毛颖辉《作为方法的“抗战”:盛世才与“特殊统一战线”时期的<新疆日报>》,《新闻大学》,2016年第4期,第36页｡

26.参见关继廉《邓发烈士传略》,载《新疆烈士传》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页｡

27.反帝会员有对群众运动和宣传教育的工作责任,也有群众团体之协助和领导的责任,尤其对乡村农牧民众的领导责任｡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3576页｡

28.三全:即1938年9月召开的第三次全疆各民族代表大会｡

29.参见李青建《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资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6年,第206页｡

30.参见潘理娟､毛颖辉《作为方法的“抗战”:盛世才与“特殊统一战线”时期的<新疆日报>》,《新闻大学》,2016年第4期,第35页｡

31.参见李溶《省政府为奉到中央制订“募制寒衣办法”事给迪化市政府的训令》,《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32.参见盛世才､李溶《督办公署等就各地应积极开展寒衣募捐工作事给反帝会等的代电》,《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33.征募队包括工商团体､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儿童团体､保甲长(队)､壮丁队等｡参见《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各省各市分会工作调查表》(1938.12-1941.1),民国新疆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11-10472｡

34.参见铁《募捐寒衣运动在昌吉》,《新疆日报》,1938年12月7日,第2版｡

35.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下设秘书处､民众部､宣传部､文化部､组织部､统计科等六个常务机构,其中秘书处就包括收发､文印､会计､庶务､文书等五处｡后援会会计处负责保管抗日募款,募集的物品须经过拍卖成钱款,最后统一交由新疆寒衣会转汇寒衣总会｡参见《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各级分会组织机构表》,《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36.参见《新疆冤狱始末》编写组《新疆冤狱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第89页｡

37.参见关继庸《陈潭秋烈士传略》,《新疆烈士传》第1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9页｡

38.如1938年冬,共产党员潘同(化名潘柏南)任和阗行政长,刘西平(化名刘希屏)任哈密区行政长,韩光(化名韩明光)任布尔津县副县长｡参见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1页｡

39.参见邱毓芳《妇女协会就发动妇女参加募集寒衣运动事致哈密区行政长夫人的函》,《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40.参见盛世才､李溶《督办公署等就各地应积极开展寒衣募捐工作事给反帝会等的代电》,《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41.参见《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各省各市分会工作调查表》(1938.12-1941.1),民国新疆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11-10472｡

42.参见金功辉《抗战时期的全国寒衣总会》,《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第77-82页｡

43.全国寒衣总会因国民政府民众动员政策的保守渐趋反动而于1942年初被迫解散｡参见金功辉《抗战时期的全国寒衣总会》,《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第81页｡

44.1940到1942年间,盛世才先后制造杜重远“阴谋暴动案”“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打压或迫害一大批民主爱国人士､联共党员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投蒋反苏反共｡参见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4-350页｡

45.参见《制颁县市抗战以来人民捐资救国及服行工役调查表格希转发各县市党部填报由》,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11-9787;或参见《福建省闽清县宁夏县宁翔县等省市县抗战以来人民捐资救国及服行工役调查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11-9787｡

46.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督办公署等就行政院传谕嘉奖新疆民众积极为募集寒衣运动捐款事的通令》,载《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47.参见《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经收各地寒衣代金数目一览表》(1933-1944),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11-10421｡

48.参见《全国征募寒衣运动总会新疆分会办理征募寒衣运动情形》(1938.12-1941.1),民国新疆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11-10472｡

49.参见布哈特､加伦木汗､褚奉明《阿山区为报送抗日捐款捐物表等事致督办公署的代电及省政府的指令､训令》､孙庆麟《阿克苏区柯坪县抗日捐款事致省政府的呈》,载《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0-111､117页｡

50.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3735页｡

51.参见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总会《后援会为维吾尔贫民艾沙将亲生儿子送往抗日前线事致省政府的呈》,载《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又见《贫民艾沙捐助前线,拟遣送尕子赴前线》,《新疆日报》,1938年12月27日,第3版｡

52.乾德县是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米泉市的旧名｡

53.参见人民日报社评论部《政论中国·人民日报评说党和国家重大举措(2014)》,2015年,第484页｡

王胜,谢贵平.抗战时期新疆民众的寒衣运动及其历史贡献[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03):8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