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恶性肿瘤终末期伴抑郁患者开展团体认知干预对其心理情绪、心理韧性的影响。方法 于2021年1月~2022年12月采集病例资料入档,对象为已收治的恶性肿瘤终末期伴抑郁患者,共计纳入83例,纳入对象基于“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划分为对照组(纳入41例,开展常规干预)与观察组(纳入42例,开展团体认知干预);观察对比两组抑郁程度、心理韧性、应对方式、生存质量。结果 干预后,两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均有不同程度降幅,且观察组降幅较对照组大(P<0.05);干预后,两组心理弹性量表(CD-RISC)评分均升高,其中观察组更高(P<0.05);干预后两组应对方式均发生明显改善,观察组屈服、回避评分低于对照组,面对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两组健康领域状态、功能领域评分均高于同组干预前,症状领域、单一项目评分均低于同组干预前,且观察组各项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恶性肿瘤终末期伴抑郁患者开展团体认知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状态,提高心理韧性,提高睡眠质量。
近年来,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呈逐步攀升势态,恶性肿瘤终末期患者进入生命最后阶段,本身因恶性肿瘤导致各种身体疼痛、机体失能,导致其生命质量严重下降,且随着死亡不断靠近,患者往往表现为痛苦、恐惧、焦虑、抑郁等一系列负性情绪,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及治疗效果[1]。因此,对于恶性肿瘤终末期伴抑郁患者,需及时纠正其错误认知,有针对性地缓解患者身心痛苦,消除负性情绪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本研究结合2021年1月~2022年12月收治83例恶性肿瘤终末期伴抑郁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团队认知干预的效果,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采集时间2021年1月~2022年12月,入组对象为83例恶性肿瘤终末期伴抑郁患者。纳入标准:①入组对象为成年病例;②经病理诊断确诊为恶性肿瘤,处于晚期;③预期生存期≥3个月;④患者认知正常,沟通顺畅;⑤此研究开展满足患者知情认同及支持的要求。排除标准:①意识障碍、昏迷患者;②智力障碍、神经或精神疾病等;③严重痴呆、身体残疾;④无法配合研究,中途退出。
纳入对象基于“随机数字表法”规范化分组,划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n=41):男性/女性=25例/16例;年龄28岁~82岁,平均年龄(63.52±7.48)岁;疾病类型:肺癌7例、肝癌8例、结直肠癌4例、宫颈癌5例、胃癌7例、胆囊癌3例、乳腺癌4例、食管癌3例。观察组(n=42):男性/女性=25例/17例;年龄27岁~80岁,平均年龄(63.27±7.69)岁;疾病类型:肺癌7例、肝癌5例、结直肠癌5例、宫颈癌6例、胃癌7例、胆囊癌4例、乳腺癌5例、食管癌3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疾病类型等基线资料比较(P>0.05)。在医院伦理机构审批后开展此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实行常规干预,措施有:全程微笑服务,开展疾病宣教,鼓励积极地接受治疗;结合患者心理情绪给予有效疏导,维持乐观情绪状态等。
观察组:开展团体认知干预,干预人员为国家专业心理咨询师,每周组织进行1次干预,控制每次时间1h,具体措施:(1)建立治疗关系:组织成员之间做自我介绍,全面了解患者各项情况,启发及维持患者的治疗动机。通过自我介绍及交流,增加熟悉度,建立护患信任感。(2)负性思维及应对方式:恶性肿瘤终末期伴抑郁患者常见负性思维有担心孩子及家庭、有未完成的心愿、不甘心生命就此终结、无法坦然面对生死、疾病加重经济负担因自身使家庭陷入困境等。通过引导患者充分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观念,积极纠正,以积极的方式应对。(3)团体认知宣教:通过专题会议、讲座等形式,使患者认知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全面普及疾病表现、症状缓解及控制、临床抢救等知识,增强患者认知。鼓励患者相互之间交流探讨,分析自身遇到的问题,积极纠正其不合理、不理性的认知,采取艾利斯合理情绪疗法使患者认知得以重建。(4)问题解决策略:应用6步法,明确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对该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评估,选出最佳方案,实施计划,布置家庭作业并讨论。(5)开展音乐疗法:播放轻音乐及舒缓的音乐,患者根据音乐做放松训练。(6)实时掌握患者各项情况,予以精心照顾,给予关心并尊重,指导患者对治疗工作积极、乐观配合;组织开展文娱活动,鼓励患者相互交流,必要时邀请相同疾病的典型病例现身说法,帮助辩证理解生命并坦然面对死亡,对患者的个人选择予以理解和尊重。
两组患者均干预四周
1.3 观察指标
①焦虑抑郁情绪:测评工具为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最高值100分,所获取评估值越低越好[2]。SAS≥50分表示存在焦虑,SDS≥53分提示存在抑郁。
②心理弹性:评估工具为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力量性、坚韧性、乐观性3个维度,共计100分,分值高心理弹性水平高[3]。
③应对方式:利用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评估,涉及屈服、回避、面对3个维度,Likert4级评分,分值范围20~80分[4]。
④生存质量:测评工具为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EORTC QLQ-C30),涉及4个维度,4级评分法,其中功能领域、整体生活质量为正向评分、症状领域和单一测量项目为反向评分[5]。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分析软件,计量资料形式,行t检验;P<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焦虑抑郁比较
干预后,两组SAS评分、SDS评分均有不同程度降幅,且观察组降幅较对照组大(P<0.05),详见表1。
表1 两组SAS、SDS评分比较
2.2 两组心理弹性比较
干预后,两组心理弹性CD-RISC评分均升高,其中观察组更高(P<0.05),详见表2。
2.3 两组应对方式比较
干预后两组应对方式均发生明显改善,观察组屈服、回避评分低于对照组,面对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3。
表2 两组CD-RISC评分比较
2.4 两组生命质量比较
干预后,两组健康领域状态、功能领域评分均高于同组干预前,症状领域、单一项目评分均低于同组干预前,且观察组各项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4。
表3 两组应对方式比较
表4 两组EORTC QLQ-C30评分比较
3、讨论
对于恶性肿瘤终末期患者而言,一方面遭受生命质量不断降低的身体打击,另一方面随着死亡不断逼近,处于极度恐惧、焦虑、抑郁、悲观的心理情绪状态。研究显示,恶性肿瘤终末期患者往往无法坦然面对生死,多采取逃避、消极、逃离等方式应对,合并抑郁症状,导致治疗依从性差,生存质量显著下降[6]。针对恶性肿瘤终末期患者临床干预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缓解患者生理及心理痛苦,使其坦然面对生死。
认知治疗是一种心理治疗手段,最早源于20世纪60年代,治疗基础为结构性心理教育模式,通过负性自动思维的识别,改善及转变错误认知,根据需求学习各种行为和认知并在现实生活中应用,有效解决实际难题,能有效缓解及治疗抑郁症[7]。近来,认知技术结合其他行为治疗方法发展成一种新型治疗体系,即认知行为疗法,其主要是通过认知过程对情感与行为加以影响,使不良认知得到改变,利用心理治疗与教育的方法使患者自我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及应对的心理干预手段[8]。本次研究结果:观察组干预后SAS评分、SDS评分低于对照组,CD-RISC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应对方式发生明显转变,患者屈服、回避评分低于对照组,面对评分高于对照组。可见,团体认知干预的实施可有效缓解恶性肿瘤终末期伴抑郁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其心理韧性,从而改善应对方式。原因是,开展团体认知干预是以小组的形式给予患者认知心理学服务,组织患者以讲座、专题会议等形式进行认知行为的团体治疗,纠正患者不良认知,缓解焦虑抑郁状态[9,10];同时通过团体认知干预重建患者认知模式,鼓励其积极与团体、社会交流沟通,从而提高患者的责任感并增强自我认知,改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同时,增强心理韧性,积极乐观应对疾病[11]。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生存质量EORTC QLQ-C30评分较对照组显著提高。提示,团体认知干预可实现提高肿瘤终末期伴抑郁患者生命质量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对恶性肿瘤终末期患者开展团队认知干预,对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心理韧性及应对方式发挥较好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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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北京市东城区卫生科技计划项目(编号:[2021]-8);
文章来源:苗笛,王红,彭娜.团体认知干预对恶性肿瘤终末期伴抑郁患者的效果[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4,51(05):1568-1570+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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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5LARC患者术前进行新辅助放化疗(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NCRT)可发生肿瘤退缩、肿瘤降期,甚至达到病理完全缓解,从而提高手术切除率和保肛率,达到降低局部复发率、延长患者无病生存期的目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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