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腺瘤型肠息肉伴上皮内瘤变不同分级患者的中医体质和证素分布特点并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临床研究提供依据。方法 对2019年5月—2022年3月就诊且符合纳入标准的150例患者进行中医体质和证素测定,分别运用x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二者在不同病理分级中的分布特点及相关性。结果 150例患者高级别上皮内瘤变(HGIN)69例,低级别上皮内瘤变(LGIN)81例。经采集,中医体质主要构成为痰湿质[26.00%(39/150)]、阳虚质[18.67%(28/150)]、湿热质[16.67%(25/150)],中医证素主要构成为湿[24.67%(37/150)]、阳虚[16.67%(25/150)]、气滞[(16.00%(24/150)];二者相关性分析显示,痰湿质与湿、痰呈显著正相关性,阳虚质与寒、阳虚呈显著正相关性,湿热质与火、湿呈显著正相关性。结论HGIN和LGIN患者之间,中医体质和证素分布存在一定差异性,且二者存在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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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息肉是发生在肠黏膜上皮,向肠腔内部突起的单发或多发的实性赘生物,为肠道常见疾病。肠息肉的性质需要结合病理分型判断,大肠息肉根据病理类型分为腺瘤型、错构瘤型、炎症型、增生型四大类[1,2]。其中,腺瘤性肠息肉可能病变为腺瘤,并最终发展为结肠癌,具有较高的病死率,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目前中医对于肠息肉的形成尚无确切定论,但多数学者[3,4]认为其产生与中医体质和证素密切相关。本研究从中医体质和证素角度探讨不同分级腺瘤型肠息肉伴上皮内瘤变的分布特点及相关性,以便为预防和治疗该病提供中医思路。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9年5月—2022年3月烟台市牟平区中医医院收治的150例腺瘤型肠息肉伴上皮内瘤变患者。高级别上皮内瘤变(HGIN)69例(46.00%),低级别上皮内瘤变(LGIN) 81例(54.00%);男性89例(59.33%),女性61例(40.67%);年龄19~78岁,平均年龄(55.83±11.47)岁。两级别患者临床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诊断标准
1.2.1西医诊断
参照《内镜诊断与鉴别诊断图谱(下消化道)》[5]及《消化内科学高级教程》[6]腺瘤型肠息肉伴上皮内瘤变诊断标准。
1.2.2中医体质判定
中医体质判断参照王琦的《中医体质学:2008》[7],分为9个类型。中医证素判断参照《证素辨证学》[8]和《中医常见证诊断标准(上)》[9]进行证素积分计算获得。
1.3入选标准
1.3.1纳入标准
能够配合完成量表采集;入组前2个月内未曾使用抗生素、微生态制剂及泻药;自愿接受本研究。
1.3.2排除标准
合并其他严重原发性疾病;处于妊娠期、哺乳期;有智力或行为障碍等,患精神病;不能坚持随访。
1.4研究方法
数据采集:设计临床信息采集表,内容包含一般项目、息肉特点和辨证要素三大部分。一般项目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生活习惯、病史、症状体征;息肉特点包括镜下和病理特点;辨证要素包括中医体质和中医证素。
1.5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表示;中医体质和证素分类的数据组内比较行x2检验,二者相关性研究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中医体质类型分布情况分析
依据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表以及平和质与偏颇体质判定标准表[10]测定,150例患者中体质分布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痰湿质、阳虚质、湿热质。见表1。不同级别内瘤变患者中医体质类型分布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合百分比进行差异对比,HGIN组中医体质前3位分别为痰湿质、阳虚质、湿热质,LGIN组中医体质前3位分别为痰湿质、湿热质、气虚质。见表2。
2.2中医病性证素分布情况分析
证素分析显示,150例患者病性证素分布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湿、阳虚、气滞。见表3。不同级别上内瘤变患者病性证素分布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合百分比进行差异对比,HGIN组前3位分别为湿、阳虚、气滞,LGIN组前3位分别为湿、气滞、气虚/阳虚。见表4。
表1 150例腺瘤型肠息肉伴上皮内瘤变患者中医体质类型分布情况
表2不同级别上皮内瘤变患者中医体质类型分布情况
表3 150例腺瘤型肠息肉伴上皮内瘤变患者病性证素分布情况
2.3中医体质类型与病性证素相关性分析
以病性证素为因变量,中医体质作为因子,对二者进行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痰湿质与湿、痰呈正相关性,与气滞、阳虚呈负相关性;阳虚质与寒、阳虚呈正相关性,与湿呈负相关性;湿热质与火、湿呈正相关性,与阳虚呈负相关性;气郁质与气滞呈正相关性,与湿呈负相关性;气虚质与气虚呈正相关性,与湿呈负相关性;血瘀质与血瘀呈正相关性,与湿呈负相关性。见表5。其余体质类型因样本量较少,在此不作分析。同时对不同级别上皮内瘤变患者中医体质类型与病性证素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符合上述关系。
表4不同级别上皮内瘤变患者病性证素分布情况
表5 150例患者中医体质类型和病性证素相关性分析
3、讨论
肠息肉是消化系统常见病,现代医学认为其危险因素与个体特征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11]。中医体质学说也认为不同的体质类型是发病与否以及影响病情发展的重要因素[7]。中医体质是由先天禀赋与后天获得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固有状态。通过相关信息的采集,可以明确个人体质类型。本研究发现,150例患者的常见体质类型为痰湿质、阳虚质和湿热质,表明阳气虚弱合并痰湿者更加易于发生肠道息肉疾病,在有关研究[12]中也提到了相同观点。笔者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级别上皮内瘤变患者中医体质分布情况,结果显示存在差异性,表现为在HGIN患者中阳虚体质占比更高。因此,可以认为阳虚体质患者更有可能出现癌前病变。刘杨等[13]在报道中亦提出类似观点。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的基本原则。目前,中医对于肠息肉证型尚未形成统一认识。陈璇等[14]认为其临床以脾气虚弱证、肠道湿热证及气滞血瘀证最为常见。黄欣[15]认为大肠息肉中医证型以肠道湿热证最多见。证素为辨证的基本要素,是辨证的关键[16]。证素的临床采集更具有系统性、规范性,对于证型的确定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显示,患者病性证素分布依次为湿、阳虚、气滞,因此肠息肉的临床证型中包含以上证素更具有参考性。另外,不同级别上皮内瘤变患者证素分布情况存在差异性,阳虚和毒两种证素在HGIN中占比更高。因此对于存在以上证素的肠息肉患者,应更加重视其存在或转变为HGIN的可能性,并及早干预,防止进一步病变。
靳琦[17]分析“辨体-辨病-辨证诊疗模式”,认为“体质”“证候”虽对个体所患疾病反应各有侧重,但是二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本研究对体质和证素分布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体质类型与相关证素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和负相关性。比如痰湿体质更易合并痰、湿证素,而阳虚、气滞证素则存在较少,表明不同的体质类型因为其偏颇特性,影响肠息肉发病和发病后病变类型的倾向,从而影响着证候要素。因此体质结合证素的临床分析对于判断肠息肉的病性特点更具有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特定体质人群对肠息肉的发生具有明显的罹患性与倾向性。根据王琦“体质可调论”的观点,基于“治未病”的理念,可以通过对体质的干预调节减少该疾病的发生。同时,根据证素分布特点,对于肠息肉的治疗可以结合高频证素进行辨证用药,再配以体质调节进行综合治疗。行结肠息肉切除术后的患者,通过调节亦可以防止结肠息肉的复发。但是本研究也存在样本量较少以及中心单一的问题,未必能全面反映相关规律,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考虑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得出更全面的数据结果,以便于指导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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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山东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No.2019-0275】;
文章来源:李炜.150例腺瘤型肠息肉伴上皮内瘤变患者中医体质与证素分布规律研究[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4,22(22):1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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