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制约我国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的城乡失衡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促进乡村振兴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创业是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加快推进经济转型、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但总体上来看,我国城市地区创业活动相对较多,农村地区创业活力相对不足。为此,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城乡融合,建立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合作关系,充分把握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促进城乡协同发展。

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深刻影响了产业发展,对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据2020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64.5%,互联网的普及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围绕互联网出现的新业态以及新模式层出不穷,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13年,我国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自此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实现了快速增长。互联网普及率的上升推动了电子商务向农村地区下沉,产生了诸如农村电商等新型创业模式。农村网络经济的兴起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动能,也为农民创业提供了新的选择,虽然宽带下乡在理论上能够推动农户电商创业,但是这一政策是否具有滞后性仍然值得深入探讨。为进一步促进农村电商发展,我国先后出台各类城市反哺农村相关政策,加快建设农村电商产业集群。宽带下乡是否能够发挥以城带乡的创业驱动模式,以电商小镇和淘宝村为代表的电商集群创业现象是否会因为宽带下乡得到普及仍然需要得到实证的检验。

相关文献综述

一些学者对互联网与农村电商创业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认为农村互联网的连通能够提升农村家庭获取信息的能力,减少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从而促进农户电商创业。例如,苏岚岚和孔荣(2020)认为农村地区宽带建设有利于让农户享受互联网发展的红利,为农村家庭提供更多市场信息与知识分享机会,转变农户经营理念。彭成圆等(2019)则认为宽带网络的普及会提高农民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的频率,丰富农民社交网络渠道,从而提高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但是现有学者尚未从城乡创业协同视角分析互联网普及与农村电商创业的关系,事实上,在城乡创业失衡的研究中,信息可得性的差异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认为,宽带下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城乡获取信息的差异,缩小城乡电商创业禀赋的差距。同时,农村网络的普及会加强城乡间交流,这对于发挥城乡电商创业协同,实现以城带乡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农村互联网普及程度的加快,农村电商创业成为学者们研究农村创业的一个热点话题。例如李志强和佟光霁(2018)指出,农村宽带建设使得农村居民可以基于互联网平台销售本地特色农产品,为农民创收提供了新的渠道。焦阳等(2019)在研究中发现,随着农村物流体系的逐渐完善,农村居民可以在大型电商网站开设网店,销售自家农产品,为农户带来更多收入。胡玮(2019)则认为,农村电商的发展能够为农户从事线下销售提供更多产品选择。他认为,电商的发展使得农户从电商平台批发产品更为便捷,可选择的产品类型更多,这使得农村居民可以借助电商平台在线下开设商店来销售商品。随着农村电商的不断下沉,农村家庭选择电商创业的比例不断增加,与其它类型创业模式相比,农村电商创业门槛相对较低,且投资风险较小。张庆民等(2019)在研究中发现,农村电商创业具有显著的集群效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前一些电商小镇与淘宝村的成立,一些农户依托电商平台对外销售特色农产品,形成了较强品牌效应。对于农村电商创业活动而言,电商创业集群可以帮助农户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资源,同时共享网络、通信、物流以及市场等资源,提高农户创业的经济价值。同时,这种集群效应也可以通过模仿、规模效应、攀比等角度进行解释。农村电商创业集群是我国发展农村电商的一种趋势,有利于提高农产品向城市流通的效率,加快城乡经济协作,凸显农产品品牌价值(王军,2019)。

综合学者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宽带下乡与农村电商创业,并且学者们在对农村电商创业的实证研究过程中,较少考虑到城乡协同与电商创业的集群效应。事实上,由于农村社群观念的广泛存在,农村电商创业活动受亲属、友朋及地理邻近地区的影响较大,以电商创业为代表的创业集群现象较为普遍。同时宽带下乡丰富了城乡沟通的渠道,有利于发挥城市创业活动的示范效果。基于此,本文在研究宽带下乡与农户电商创业的基础之上,检验了农户创业过程中的集群效应与城乡协同效果,这也是本文的边际贡献所在。

研究方案设计

(一)主要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根据CHFS数据库的问卷设计,将农户创业类型细分为合作社创业、个体创业以及电商创业。通过构建电商创业虚拟变量,对存在电商创业行为的家庭赋值为1,其余家庭赋值为0。

宽带下乡的衡量。宽带下乡是我国“宽带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4月,国家发改委开始试点实施“宽带乡村”试点工作,此后各省份开始积极推进乡村宽带建设。本文以各省份及地方政府官方网站公布的宽带乡村建设计划构建政策虚拟变量,若当年被调查样本所在城市公布了宽带乡村建设计划,则其后续年份政策虚拟变量的取值均为1,否则为0。

为定量分析在农村电商创业过程中是否存在集群效应,以及宽带下乡是否会发挥城市反哺农村的创业协同效应,本文借鉴胡玮(2019)等的研究思路,分别构建城乡电商创业活力变量,具体见式(1)与式(2):

公式1

公式2

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城市与农村家庭,WB'it为农村电商创业活力变量,以被调查农村家庭所在乡镇电商创业家庭的比例来表示;WBit为城市电商创业活力变量,以被调查家庭所在城市电商创业家庭的比例来表示。以宽带下乡虚拟变量与WBit构建一个交互变量,若模型中交互项变量的拟合系数显著为正,则意味着宽带下乡政策的推进,有利于城市创业活动对农户创业活动产生激励效果,带动城乡电商创业活动的协同发展。若WB'it变量的拟合系数显著为正,则意味着农户电商创业活动受本地区其它农户电商创业活动的影响,表明农村电商创业活动具有显著集群效应。

此外,本文还分别控制了个人、家庭与区域经济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的数量、家庭风险偏好、家庭收入,区域经济变量包括家庭所在地城乡收入差距、互联网普及率以及人均道路面积。

(二)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为0-1虚拟变量,因此构建Probit模型来解决受限的被解释变量问题,其基本模型为:

Y*=Xβ+ε(3)

其中Y*为潜变量,是不可观测的。以Y为本文被解释变量,个体的选择规则为:

Y=1,ifY*≥0;Y=0,ifY*<0(4)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实证所采用的区域经济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宽带下乡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政府官方网站公开文件,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该调查数据由西南财经大学提供,累计包含2011-2019年共计9年的数据。共计包含41000余户家庭,190000余个体。在调查内容上包含了调查个体的人口特征、就业特征、家庭特征等信息。本文在保留城市家庭电商创业信息的基础上,剔除了所有城市家庭,对含有缺失值的样本进行了删减,最终保留了16721户家庭数据。表1报告了以宽带下乡为时间节点统计的样本家庭互联网产品使用及创业情况(将从事商业、手工业、合作社创业以及电商创业的家庭进行加总计算得到),单从统计数据来看,宽带下乡以后,农户家庭电脑与智能手机持有比例得到了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与宽带下乡之前相比,宽带下乡后农户创业比例增加了2.3个百分点。本文认为,宽带下乡后农户接触互联网产品的机会更多,由此可能促进了农户创业活动的增加。从电商创业比例来看,宽带下乡前,农户电商创业的比例仅为0.02%,宽带下乡后,这一比例增长为1.26%。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宽带下乡前,农户仅能够通过手机进行有限的上网,电商创业受网络制约较大;宽带下乡后,随着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进一步普及,农户上网更为便利,更有利于农户电商创业。

表1宽带下乡与农户创业(%)

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模型估计结果

表4中介变量检验结果

表5模型估计结果（政策滞后性）

表2报告了本次实证所采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为减少变量异常值对模型拟合结果的不利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0.5%水平上的缩尾处理。从城乡电商创业活力变量的对比来看,城市家庭电商创业比例为1.91%,而农村家庭创业比例仅为0.84%,城乡创业活动差异明显。从极端值来看,农村创业活力变量的最大值为13.98%,这说明以村镇为行政单元的农村地区存在明显的电商创业集群现象,但总的来说,电商创业集群现象仍未得到普及。因此,依托电商平台,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创业比例,对于丰富农户创收渠道、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实证结果分析

表3报告probit模型回归结果。从拟合结果来看,宽带下乡政策对农户电商创业活动产生了显著正向冲击,且其边际效应也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宽带下乡有利于带动农村居民进行电商创业活动。本文认为,宽带下乡是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农户带来更便捷的网络体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农户使用智能手机与电脑的频率上升,获得创业信息的渠道更广,由此刺激了农户进行电商创业活动。WB'it的拟合结果为0.09,其边际效应为0.05,这说明本地区农村电商创业活力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提高农户0.05个百分点的电商创业倾向,农户电商创业存在一定的集群现象。对此本文认为,农户选择电商创业虽然是个体行为,但也同时受到政策推动、邻里、亲友创业活动的影响,一些电商小镇、淘宝村的出现则是最明显的案例。通过共享市场、信息以及渠道资源,农村电商集聚发展正迸发出蓬勃生机。宽带下乡×WBit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0.05,且其边际效应也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伴随着宽带下乡,城镇电商创业活动的丰富有利于带动农村家庭进行电商创业,即宽带下乡有利于缩小城乡间创业活动差距,有效降低当前城乡间创业活动不匹配的问题。

在其它控制变量上,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家庭的风险偏好、家庭收入、互联网普及率以及道路交通通达性均与农户电商创业倾向呈现显著正向相关性,而城乡收入差距则与农户电商创业倾向呈现显著负向相关性。这说明不考虑个人与家庭特征,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网络的普及有利于促进农村电商创业活动的开展,而贫富差距过大则会抑制农村地区电商创业活动的展开。

进一步的,本文以农户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作为中介变量,以检验宽带下乡对农村电商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宽带下乡能够显著增加农户的平均上网时间,并且在加入上网时间变量后,宽带下乡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但上网时间以及交互项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即宽带下乡政策对农户电商创业活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农户上网时间这一渠道来实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宽带下乡政策具有渐进性特征,农村网络接口的安装仅能够提高农户的网络可得性,并且由于网络接口数量的限制,宽带在农村的普及仍然需要一定的等待期。因此,本文加入了宽带下乡政策的滞后变量,并引入了交互项滞后变量,以检验宽带下乡政策以及城乡协同的滞后性,因样本周期的限制,本文仅滞后了4期变量,结果见表5。从模型拟合结果来看,加入滞后变量后,宽带下乡变量并不显著,其滞后期变量自第3期开始逐渐显著,这说明宽带下乡对农村电商创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政策滞后期。交互项变量自滞后2期便呈现出显著正向相关性。这说明宽带下乡虽然提高了农村电商创业倾向,但具有政策滞后性,主要受宽带在农村家庭普及的制约。宽带下乡降低了城乡信息鸿沟,有利于加快城乡信息的交流以及创业活动的合作交流,城乡电商创业的协同性会提高宽带下乡政策对农村电商创业的影响。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在城乡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提高农村家庭创业比例,对于丰富农村产业构成、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伴随着宽带下乡政策的施行,互联网正加速向农村地区普及,为农户带来了诸如农村电商等新型创业方式。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借助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宽带下乡对农户创业活动的影响。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宽带下乡有利于提高农户电商创业的概率,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延长农民上网时间实现的;农户电商创业具有明显集群效应,宽带下乡有利于促进城乡电商创业协同发展,缩小城乡创业活动的差距;宽带下乡具有一定政策滞后性,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城乡电商创业的协同性会加快这一政策效果。

(二)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提高农户家庭创业比例、缩小城乡创业差距、促进乡村振兴,现基于本文实证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宽带下乡政策的覆盖深度与广度。宽带下乡已被证实有利于促进农户创业活动,然而现阶段宽带下乡覆盖的广度与深度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在行政村基本完成覆盖网络的基础上,需进一步提高网络覆盖面,提高行政村网络接口,提高农户连接网络的可得性。同时引入农村网络连接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减少联通、移动以及电信公司区域垄断情况的发生,以市场化竞争手段降低农户网络连接的成本,提升农村宽带的连通质量。

其次,加快农村电商发展的支撑体系建设。农村网络的普及带动了农村电商的高速发展,也为降低城乡差距提供了机遇。宽带下乡仅为农村网络互通提供了条件,然而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基础设施、物流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农村地区道路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优化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加快构建完善的农村电商支持体系,以促进农村电商创业以及其它类型创业发展。

最后,要充分实现网络资源共享,发挥城乡电商创业示范作用。在互联网加速普及的背景下,农村家庭电商创业活动受本地家庭电商创业及城市电商创业活动的影响较大。因此,应该利用网络普及的契机,加快城乡电商创业活动的融合发展,实现城乡电商创业人才、资金、信息与技术的双向流通,促进城乡电商创业活动的互补性发展。同时各地区要在农村地区树立电商创业模范榜样,通过成功电商创业农户的经验分享,带动周边农户电商创业活动的开展,为农村地区营造良好的电商创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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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2017年度贵州省科技厅基金项目“贵州省重大决策科技咨询制度建设研究”(黔科合基[2017]15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