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拓展深化，引领各领域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系统性变革。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承载着国家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安康幸福的美好期待，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实践。“健康优先”的政治理念揭示我国卫生健康现代化进入了新的阶段。本文阐释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的内涵、逻辑和进路，为其实践提供理论探索。

1、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的内涵

1.1卫生健康现代性的表征与具象

现代性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质，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包含着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等多维度的总体特征与综合内涵[1]。卫生健康领域的现代性在关于健康的社会意识方面集中显现，表现为健康概念和健康理念的转变。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力，也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促进和发展人民健康作为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的一项基本特征，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始终。现代健康概念在原有“无病即健康”的基础上，扩展了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完好的要求。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与时俱进，逐步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健康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时代内涵，即全民健康、全面健康和全球健康的“大健康”观念[2]。随着健康认识的深化，维护和促进健康不再是某一部门的“孤军奋战”，而是需要各部门协同治理。卫生健康现代化要求突破卫生行政的边界，延伸到各级各类行政决策中，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增强对人民健康的全生命周期、多类型权利的保护，整体提升公共政策体系的健康意识。

1.2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的特征与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战略部署和发展目标明晰了卫生健康现代化的实现道路[2]。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应运而生，强调个人的积极参与，社会的广泛动员和政府的统筹协调，形成促进健康的合力，共同维护健康权利和保障生命健康。从个体健康到全民健康，从生理健康到全面健康，从中国健康到全球健康，“大健康”观念更迭的背后是健康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要求，健康被视为一项系统工程重新提上议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项基本特征，在复杂流变不同关系结构中显现出差异化的优势和内涵。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是全体人民步入全面小康、走向现代健康的历史性进程，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卫生健康现代化前进道路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因此在发扬制度优势和立足本质要求的基础上，必须打破“西式现代化”迷思和丰富人类现代性内涵，遵循共同富裕的演进逻辑，追求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整体健康。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改善，健康资源的富足能够激发人民健康意识的觉醒，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卫生健康领域也是如此，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健康与全面发展。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子课题，随着生态文明保护机制的完善与健全，人们将与赖以生活的自然环境形成更为和谐的互动模式，健康水平也必然一同改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新的时代特点和环境形势下，我们需要以全新的健康视角，探索实现健康现代化的中国路径。

2、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的逻辑

2.1历史逻辑：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的源流

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于1950年在北京召开，逐步出台了一系列健康政策文件，为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亦成为卫生健康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力，加快了卫生健康现代化进程。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力图破除流弊、重振活力，全面拉开卫生健康现代化改革的序幕。2003年“非典”疫情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短板和漏洞，“健康强国”理念应运而生，“健康”开始被作为行政理念贯穿政府治理行为的始终。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提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同年，将“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在卫生健康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3]。党的二十大确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在综合国力迈向更高台阶的同时，“健康优先”作为重要发展理念被反复强调，成为各项国家战略统筹推进的重要导向和政治要求，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2.2现实逻辑：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进程的困境

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展紧密相连，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健康风险和顶层设计出台的一系列健康目标，促进卫生健康领域的现代化革新。人类疾病谱和医学模式的转变揭示出新的健康问题，社会生产生活中环境、生物、生活方式等因素会对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归因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负担占比高达21%。全球化进程加快了人口流动，无形中增加了各类疾病传播的风险，新发传染病可以在更短的时间传播更广的范围，传统的地域和国界难以限制疾病传播。市场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就业和生活压力，精神和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明显提升。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社会治安等问题，对维护和促进健康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健康水平的整体提升，然而受制于地域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民的健康公平性和可及性存在较大差异[4]。这种差异体现在医疗卫生领域以及医疗卫生之外的教育、环境、食品安全、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方面更为明显。相比东部沿海地区，我国西部偏远地区的卫生保健水平较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同时，不同类别人群的健康可及性差异也较大[5]，低收入人群、农村留守人员、流动人口等在面对更高健康风险的同时，缺乏应对健康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实现全民健康水平的全面提升存在现实困境。

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与卫生健康供需结构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供给数量的不平衡不充分与供给质量的不均衡不全面问题普遍存在，卫生健康资源配置效率亟需提高。大型综合医院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虹吸了大量的医疗卫生资源，形成了自我扩张的基本动因，挤压和侵占了部分公共卫生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资源，干扰了卫生健康服务合理供求与供需平衡的建立，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低效运行。同时，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医疗卫生机构为获得竞争优势，更倾向于提供超出机构职能的服务产品，出现卫生健康服务产品的同质化竞争，削弱了卫生健康服务产品的特异性和多元性。长此以往，优势医疗卫生机构占据绝对资源形成寡头，弱势机构因缺少资源而囿于一隅，不利于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的形成。

2.3发展逻辑：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的趋向

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要求将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兼顾需求转型与供给改革，达成新的供需平衡。从需求侧来看，居民健康需求的层次、类型和质量都在发生深刻的转变。随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们健康需求开始由基本的生存型逐步转向高层次的投资型和享受型；健康需求类型也由传统的寻医问药转向预防保健和促进健康，健康消费支出水平持续提高[6]；与此同时，人们对健康产品和健康服务的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健康需求向数字化、精细化、个性化转变。从供给侧来看，卫生健康领域面临着供给数量不足和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7]。一方面，全球经济下行和国际形势紧张改变了卫生治理格局[8]，我国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完备性面临着国内外多重挑战，主要是卫生健康资源总量增长放缓，对存量资源的整合和再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需求侧的转型调整，供给侧既要适应新目标新需求的转变，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期望，又要重塑卫生健康服务市场格局，解决健康公平、配置效率、资源分配等一系列问题。

供需形势的转变将引发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变革，推动形成新型诊疗格局。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建立中国特色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作出决策部署。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需求延展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大型医院的“单打独斗”和“大包大揽”将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类型、不同层级卫生健康机构的协同合作。现代医学技术的精准化和专业化发展加快了卫生健康服务分工细化的步伐，各级各类卫生健康机构应在维护和促进健康方面各司其职，体现职能的异质化和差异性。医疗秩序重塑是健康治理体系和健康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适宜的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将进一步完善健康治理体系，治理体系结合制度优势逐步积累治理效能，健康治理能力的提高将强化和完善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完备性和有效性，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卫生健康现代化新态势。

图1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的逻辑  

3、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的进路

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需要综合关注价值理念、服务创新、卫生投入和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探索一条可以统筹多方健康因素和契合时代发展道路的关键路径。

3.1实现价值回归，推动卫生健康理念现代化

在我国卫生健康现代化发展中，物质基础的累积扩增催动和加快了理性化进程，理性化进程源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良性结合。当前，我们过分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具理性逐渐占据上风，强调工具或手段的有用性，以追求最大功效为导向，忽略了人的主体性，价值理性的发展一直被压抑[9]。《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权。健康权作为人权的重要方面和组成内容，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标志着价值理性的全面回归。健康作为一种内在禀赋，将重新定向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健康行为和风险感知。

在政府层面，价值理性意味着健康治理从“人的生理健康”到“人的全面健康”的转变，需要全社会各部门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健康优先”的生产生活环境[10]。政府部门在实施健康治理过程中，需要统筹考虑传统健康因素和现代健康因素，尊重人的健康意愿，维护人的健康权利，将“大卫生、大健康”理念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卫生健康机构层面，价值理性表现为在关注服务效率的同时，注重服务对象的心理感受和主观体验，实现“有价值的医疗服务”，价值医疗应成为医疗卫生行业的共同追求。卫生健康机构，尤其是医疗卫生机构在健康理性化进程中需重新探索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动态平衡：治愈不再是一种结果和指标，而是一个指向和过程；不再局限于生理上的病痛消除，而是拓展到整体性的完好状态。各类卫生健康机构从自由混合竞争走向有序协同合作，将健康视作一种连续性的状态，发挥各自职能，共同促进健康。

在个体层面，个体健康的主体性应进一步增强，强调“个体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个体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内源性追求健康的动力才是决定自身健康的关键。

3.2加快创新赋能，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服务能力现代化

创新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动力，在建设全局中占据核心地位，卫生健康领域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创新赋能。健康是一种连续性状态，从疾病的发展周期来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要包括预防、疾病控制、治疗和康复四大功能；从生命的效用状态来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要承担拯救生命、延长寿命和提高生命质量的职责。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发展方式的转变，即内涵式发展。

当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功能健全、行之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新目标的提出则要求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其中的薄弱环节，提高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并突出县域医疗中心的龙头地位。对此，应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将守护健康的关口进一步前移，配合基层医疗服务网络的网底功能，通过疾病筛查、健康管理、诊疗支持等方式，控制各类健康风险，形成“治未病”机制。同时，要积极推进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我国从仿制药大国发展为创新药大国，在药品、耗材研发，细胞治疗，医疗大数据与医疗人工智能发展等健康产业领域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与服务体系的现代化建设相辅相成，需充分发挥数字创新的优势，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强化不同类型、功能卫生健康服务之间的连续性，打通“防、控、治、康”之间的关键环节[11,12]。此外，打造具有辐射力和影响力的高水平区域医疗卫生中心，探索数字疗法、智慧医疗等数字化健康干预路径，运用信息技术将个体优势转化为区域优势，逐步形成具有数字化、信息化特点的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卫生健康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及性，保障医疗公平的基本实现。

3.3优化卫生投入，推动卫生资源与人才队伍建设现代化

全民健康的实现，需要充足的卫生资源作为物质支撑，同时必须推进分级诊疗的落实和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的下沉。在现代化视角下，健康内涵的深化对卫生人才队伍、健康产品装备和专项资金保障等方面提出新的要求。

人们健康需求朝向高质量和多样化发展，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精神心理、康复宁养等受到更多的重视，亟待多层次专业性人才的扩充。因此，卫生人力资源的储备方面，在保证数量与质量的同时，也应考虑与新的健康需求相匹配，培养适应卫生健康现代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基层卫生健康人才队伍的充实，需要从医学教育谱系和薪酬激励机制两方面协同发力，充分调动积极性。

健康产品装备的革新会直接影响卫生健康服务的生产能力，根源是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应充分发挥卫生健康机构策源地作用，加快理论成果转化和实践应用创新，强调自主研发聚焦现实问题，实现健康产品装备的现代化升级。

贯彻“以人为本”理念，进一步落实“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要求，保证卫生健康现代化的资金充裕。

3.4加大制度保障供给，推动行业治理体系现代化

卫生健康现代化需要以完善的系统治理制度规范为实践准绳。国家逐渐从法律高度确认了国民的健康权益，并在各项政策和制度设计中融入了“健康优先”的综合考虑，在现代化健康服务体系中，各层级、各类别卫生健康机构应有序合作，建立起完善的转诊机制，共同为实现全面健康统筹发力。

首先，要完善卫生健康法律体系，推动健康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在《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医师法》《药品管理法》《疫苗法》等一系列立法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医疗卫生领域相关立法，如《社会医疗保险法》，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形成依法治理状态。

其次，要明确各级各类卫生健康机构的职能范围。医疗机构是卫生健康现代化实现的关键，要出台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标准，通过标准化推进现代化建设。要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地，在卫生健康机构统筹运转的框架下，强调不同机构的异质化发展，发挥各自的专业和技术优势，减少不良竞争，限制超范围服务；同时，加强对优势机构的限制，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保障弱势机构应有职能的正常发挥。

最后，要积极推动“三医”联动改革，形成行业治理协同机制。医保、医药、医疗联动已经成为行业治理的共识，但如何实现联动，目前收效甚微。总体来看，医保改革初见成效，但医药和医疗方面仍然变化不大、动力不足。只有打破行业之间的壁垒，推动“三医”真正意义的联动，才能解决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的积弊，从而加快卫生健康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赵义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2023(03):47-59.

[2]胡晓霞,白清平,常乃升.中国式健康现代化道路及其世界意义[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23):87-90.

[3]王秀峰.“建成健康中国”的内涵与保障机制———基于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与思考[J].卫生经济研究,2023,40(03):1-5.

[4]肖龙海.健康中国视域下健康公平的内涵､价值递送及教育进路[J].广西社会科学,2022(10):9-16.

[5]张开然.落户门槛筛选与异地医疗制约———流动人口健康不公平的解释[J].人口与发展,2023,29(02):95-109.

[6]刘伟,聂蕊.健康中国战略下培育健康消费新业态的路径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23,40(02):1-5.

[7]濮小英,顾亚明.推进卫生健康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体会[J].卫生经济研究,2023,40(04):1-4.

[8]赵长峰,李云龙,余沐岚.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历程､成因与经验[J].社会主义研究,2023(03):149-157.

[9]谢春艳,王海银,王美凤,等.基于价值的战略购买:健康中国背景下医保治理的现代化转向[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2,39(05):348-352.

[10]刘继同.从“医疗政治学”到“健康政治学”:国家健康权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化路径[J].湖南社会科学,2021(03):81-90.

[11]韦艳,张兆驰.多重博弈下数字乡村健康治理效能提升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3,40(05):366-369.

[12]张瑶,张光宇.区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性评价及预警研究[J].软科学,2023,37(05):24-30.

[13]张世翔,王欣国,黄天翔.互联网医院发展对分级诊疗的推动作用及其提升策略:以上海市为例[J].中国医院,2023,27(03):14-18.

基金资助: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社科基金“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一般项目(23ZXZB017); 2022年度江苏省卫生应急研究所､徐州医科大学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研究中心项目“苏北地区农村STEMI患者应急救援模式研究”(JSWSYJ-20220302);

文章来源:刘逸天,谈在祥.中国式卫生健康现代化:内涵､逻辑与进路[J].卫生经济研究,2024,41(03):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