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究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服务模式的选择偏好,为优化生育保障体系、提高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服务利用率提供研究依据。方法 基于离散选择实验设计,采用文献综述和半结构化访谈,确立育龄期女性关注的5个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影响因素,即提供孕前检查医院等级、检查内容、提供形式、整合形式和检查地点距离。采用代表性抽样法,运用混合Logistics模型分析北京市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偏好及其异质性。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有效样本329例。其中84.8%的受访者年龄在35岁以下,74.8%为城市居民。偏好分析结果显示,育龄期女性更倾向于接受检查地点距离近(β=-0.636,P<0.01)、检查内容为19项基本检查+饮食运动心理指导(β=0.611,P<0.01)、可以提供上门指导(β=0.410,P<0.01)、能与婚前检查相结合(β=0.225,P<0.01)的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女性相比于城市女性更加倾向于选择可以提供上门指导和检查距离近的孕前保健服务;有过妊娠经历的女性更偏向选择检查内容包含基因检查的孕前保健服务。结论 北京市育龄期女性在选择孕前保健服务模式时最关注检查地点距离和检查内容。不同人口特征的育龄期女性对于孕前保健服务也存在不同的选择偏好。孕前检查应适应人群特征,缩短检查地点距离并推广饮食、运动和心理教育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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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前保健服务是为育龄期女性提供健康教育与咨询、健康状况评估、健康干预等为主要内容的重要公共卫生措施[1]。研究[2-5]表明,规范的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可以显著提高生育健康,减少不良妊娠发生,但目前我国孕前检查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探究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服务偏好,提高孕前保健利用率是孕前保健领域的研究重点。研究[6-8]显示目前育龄期女性卫生服务偏好研究较为缺乏。离散选择模型在卫生管理领域应用较为广泛,但国内外运用该方法进行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偏好的研究比较少。本研究基于离散选择模型,探索我国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服务模式选择偏好及影响因素,为生育政策优化提供研究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及样本量
本研究于2023年1月18日至2月11日采用代表性抽样对北京市育龄期女性进行了基于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DCE)的问卷调查。样本量根据Rule of Thumb[9-10]原则计算,即:n>500c/ (t×a)计算。其中,500是固定变量;c表示任意属性的最大水平数量;t代表每份问卷中的选择集数量;a代表每个选择集的备选项个数。考虑到无效问卷数量和交互效应的检验功效,本研究最终确定样本量为300人。本研究经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号:2022SY060)。纳入标准:20~45岁的育龄期女性且愿意参加问卷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问卷设计和资料收集
本研究以离散选择实验为基础进行自主调查问卷设计,包括样本人群的一般情况调查和离散选择实验偏好调查。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包括人口学特征(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户口所在地、居住地),家庭经济情况(工作时间、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医疗保障、生育保险),婚育相关情况(婚姻状态、孕次、产次、不良妊娠结局、慢性病、家族遗传病、妊娠计划)以及医院交通情况(医院距离、交通是否便利)。离散选择实验包括属性、水平、选择集设置。
1.2.1 孕前检查偏好离散选择实验的属性及水平设置
基于文献综述和育龄期女性半结构化访谈,本研究确立了育龄期女性最关注的5个孕前检查属性及其水平,即提供孕前检查的医院等级、检查内容、提供形式、整合形式和检查地点距离(表1)。
表1 离散选择实验孕前保健服务模式选择设计
1.2.2 孕前检查偏好离散选择实验的选择集构建
本研究共纳入5个属性,根据每个属性及其水平的组合形成540种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即(33×4×5)。为提高应答效率,本研究采用部分析因法生成最具代表性的25个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固定第一个模式,24个模式依次与第一个模式配对,形成13对孕前保健服务模式选择集。
1.3 质量控制
本研究基于国内外文献形成初始问卷,并通过专家咨询和预调查确定最终调研问卷。调查阶段,限制同一IP或设备作答次数,并排除作答时间过短和回答相互矛盾的问卷。数据筛选和分析阶段,采用双人审核制,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TATA 17.0软件进行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计数资料计算构成比。离散选择实验偏好及交互项分析采用混合Logistics模型,其数学模型表示为
LogitP(Y=1)=α+β1X1+β2X2+… +βnXn+βX+ε
式中:Y是结果变量,Y=1表示选择该孕前保健服务模式;Y=0表示不选择该孕前保健服务模式。α是常数项。β1~βn是属性回归系数,反映该属性对育龄期女性选择偏好的影响程度和方向。X1~Xn是离散选择实验研究的属性因素。X是指除了离散选择实验属性因素之外的其他人口学因素,包括年龄、居住地、家庭年收入、孕次、产次等,在本研究中作为交互因素分析育龄期女性选择偏好的异质性。ε为误差项。模型中LogitP=ln(Pi/1-Pi) 。Pi为受访者选择孕前保健服务模式i的概率,将不同孕前保健服务模式情况下各个属性因素Xi的取值带入方程计算受访者选择该孕前保健服务模式的概率Pi及变化。
2、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最终纳入329份有效问卷,问卷合格率为92.42%。被调查者平均年龄为(25.46±7.59)岁,其中城市居民占74.8%,超过一半的人群(76.6%)接受过高等教育,仅有19.5%的被调查者为经产妇,家庭年收入低于12万元者占到了57.1%,但大部分被调查者(70.5%)对孕前保健服务基本认知水平较低。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见表2。
表2 育龄期女性基本特征
2.2 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模式属性偏好
结果显示育龄期女性对孕前保健检查医院等级无明显偏好(P>0.05),但依次对距离(β=-0.636)、检查内容(β=0.611)、提供形式(β=0.410)和整合形式(β=0.225)具有显著偏好,P值均<0.05(表3)。即育龄期女性在选择的孕前保健服务模式时,更加倾向选择的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检查地点距离近;二是内容以基本检查和饮食运动心理指导相结合的模式;三是能与婚检等检查合并进行;四是能够预约上门检查。
2.3 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服务模式选择意愿变化
结果提示,在固定其他属性及其水平时,将检查内容从19项基本检查依次变为19项基本检查+基因检查、19项基本检查+中医指导、19项基本检查+饮食运动心理指导,选择意愿将依次增长14.03%、19.01%、42.14%,呈现显著递增(P<0.05)。同理,当将检查提供形式变为能预约上门指导,选择意愿将增长20.19%;将整合形式变为能与婚前检查或能与体检相结合,选择意愿将分别增长11.20%和 9.78%;将距离增加到15 km以上,选择意愿将显著减少30.79%,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4。本研究进一步对比了两个典型地区孕前保健服务模式A(代表地区北京)和模式B(代表地区上海),A模式相对B模式选择意愿将增加11.21%(P<0.05)。
2.4 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服务模式选择偏好异质性分析
育龄期女性人口学特征与属性交互分析显示,农村女性相对于城市女性更倾向于选择能预约上门检查的孕前保健服务,对距离居住地15 km以上的孕前检查地点接受意愿更低(表5)。经产妇更倾向于选择孕前检查内容中包含基因检查的服务模式,而未生产过的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包含饮食运动心理指导的服务模式。
3、讨论
本文基于离散选择模型对北京市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偏好进行探讨,为进一步完善孕前保健服务模式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研究结果显示,检查内容和检查地点距离是影响育龄期女性选择偏好的主要因素。调查对象更加偏好检查地点距离近、检查内容包含19项基本检查+饮食运动心理指导的孕前保健服务模式。有研究[11-13]结果提示育龄期女性备孕期间相比于药物调理,对膳食运动调理方式更为关注,这可能是调查对象偏好含有饮食运动指导的孕前保健服务模式的原因之一。在制定孕前保健服务相关内容时,应优先考虑丰富检查内容来满足育龄期女性的需求。检查地点距离与孕前保健利用率存在负相关性,检查地点距离越远,卫生服务利用的时间成本及经济成本越高,其服务利用积极性下降[14]。同时研究显示医院等级对育龄期女性选择偏好影响较小,因此可以考虑进一步优化孕前保健服务点的合理布局,缩短检查地点距离,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促进育龄期女性按照就近原则在社区医院完成相关检查和指导。孕前检查提供形式和整合形式也对调查对象的选择意愿产生一定影响。
表3 偏好效应混合Logistic回归结果
表4 育龄期女性对于不同孕前保健服务模式的选择意愿变化及典型地区变化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当医疗服务机构能够提供快捷、可预约且与其他检查合并的孕前保健服务时,育龄期女性对孕前保健服务的接受度也会相应增加。探索更为个性化的、流程简化的整合型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将是未来孕前健康管理的重要方向。
本文研究显示不同人口学特征的育龄期女性对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存在较大偏好差异。农村女性更加偏好距离近且可以提供上门指导的服务模式,这主要与农村地区卫生服务利用中交通条件和时间成本相关[15-16]。针对农村地区设置便于参与的孕前保健服务点可能是提高农村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服务接受率的有效措施之一。不同产次和孕次女性对于孕前保健内容的偏好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经产妇更加偏好检查内容丰富的孕前检查服务模式,研究[17]结果表明,内容丰富的孕前检查服务模式可以有效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并降低缺陷新生儿的出生率。建议在推荐孕前保健服务进程中,应以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的偏好差异为理论基础,针对不同特征育龄期女性需求提供多样化孕前保健服务。此外,应积极推动基层深入了解周边育龄期女性的利用偏好,宣传特色孕前保健服务内容。
表5 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服务模式偏好和个人特征交互分析结果
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数据通过方便抽样获取,样本代表性存在欠缺,特定人群的比例过高可能会对偏好结果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数据的相关分析仍存在不足,如在选择意愿变化的分析中,对于检查内容和距离的意愿变化程度同偏好分析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可能与未知的混杂因素影响有关。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北京市育龄期女性选择孕前保健服务的最主要因素为检查地点距离和检查内容,提供形式和整合形式次之,而医院等级对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服务模式选择的影响在本研究结果中未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孕前保健服务的选择偏好也与育龄期女性的人口学特征密切相关,建议针对人群特征规划贴合当代育龄期女性偏好的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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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204172)~~;
文章来源:杨希,李响,吕婧,等.基于离散选择实验的育龄期女性孕前保健服务模式选择偏好[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24,45(04):68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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