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9年发改委出台《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应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基本国策层面；202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基础策略，要通过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抢占全球绿色发展的制高点；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发展新经济常态下经济社会的绿色化和低碳化成为关键，绿色转型成为重要助力。但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个体，其最终目标是获得经济利益最大化，而绿色创新具有远超传统创新的高风险、高不确定，需要大规模且长周期的资金支持，且其产出具有更为严重的滞后性，会对企业短期经营绩效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层面应通过多种形式引导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财政补助作为政府引导与激励企业积极实施绿色创新的重要举措，能利用贴息、环保补助、奖励等多种形式降低绿色创新固有风险产生的负面影响，将绿色创新风险进行有效转嫁，刺激企业在绿色创新中投入更多的资本。那么财政补助是否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预期的激励作用，该激励效应在投入与产出两个层面又是否表现一致？同时，作为企业各项决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高管的个人特征会对决策制定与执行产生直接影响，现阶段我国上市企业高管团队中有较大比例的高管具有高校背景，且这一比例在技术高管中更为显著，具有高校背景的技术高管能否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作用？是否又会影响到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关系呢？鉴于此，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技术高管高校背景、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三者内在关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

现有相关研究中，对于财政补助的经济后果并未形成一致的认知，部分研究认为财政补助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如王海杰和安康[1]研究发现财政补助能有效缓解企业实施技术创新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并能对社会资本起到引导作用，即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会向外部传递利好信号，从而能从外部获得成本低、规模大的社会资本支持；贺伟东和张延群发现享受到财政补助的企业表现出较高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融资约束在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中介作用，即财政补助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途径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发现财政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及高科技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但也有研究认为财政补助会对企业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如Hadlock等[2]发现财政补助的获得会提高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获得的财政补助会对企业自身技术创新投入强度降低，即财政补助会对技术创新投入产生挤出作用，易于引发企业形式化创新，对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Claudio等[4]研究发现财政补助与企业创新质量间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型相关性，即财政补助的获得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质量，但财政补助程度超过最优值时会对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

绿色创新已成为高质量发展新经济常态下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财政补助是政府引导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的重要方式，能通过如下途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首先，基于融资约束视角，财政补助能显著缓解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并会对社会资本配置产生有效引导效应，使更多优质社会资本注入至积极开展绿色创新的企业中，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强度随之提高。一方面，财政补助能帮助企业缓解自有资金不足等问题，降低在绿色创新过程中的投资不足，即财政补助显著提高企业在绿色创新中的资金投入水平；另一方面，财政补助还能通过引导作用提升企业从外部市场获取低成本融资的能力，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企业拥有更为充足的资本，绿色创新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其次，基于风险承担视角，企业将获得的财政补助用于绿色创新，能有效降低自身的创新风险，即财政补助使得创新风险从企业自身转嫁到政府，增强企业的绿色创新意愿。在财政补助的支持下企业会选择更为激进的绿色创新策略，即会将更多的优质资金用于绿色创新，绿色创新投入强度随之提高；然后，基于监督机制视角，由于财政补助来自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相关监督机制尚未成熟，致使部分企业会将获得的财政补助用于绿色创新以外的项目，还会使企业投入自有资金用于绿色创新的意愿显著降低。在监督机制缺失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开发式创新以迎合相关监管部门的考核，致使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得不到保障；最后，基于机会主义视角，财政补助的获得使得高管能通过较为充足的自由现金流进行盈余管理[4]，致使绿色创新过程中关键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创新效率随之降低，创新质量无法得以保障。根据以上分析，认为财政补助会推动企业在绿色创新中投入更多的资本，但会对创新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与绿色创新质量显著负相关

（二）技术高管高校背景与企业绿色创新

现有技术高管背景特征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一般集中在团队稳定性、学术经历或人口特征等层面。徐鹏和李廷刚[5]研究发现对于衰退企业来讲，战略变革是实现逆转的关键，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对衰退企业战略变革产生抑制作用，即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阻碍衰退企业逆转，同时提出企业应注重战略变革的时机和方式选择，避免战略变革“雪上加霜”。Mathias等[6]研究发现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通过“能力烙印”和“认知烙印”为企业创新战略实施提供更好的智力资本支持，提升其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进一步发现研发投入在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关系中起到显著中介作用。何瑛等[7]研究发现高管的职业背景会对创新战略的选择及经济后果产生直接影响，具体表现为高管的技术水平背景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强度和产出质量，并能将创新产出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攀升，而具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虽能提高创新投入强度，但会对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

贾俊生和刘玉婷[8]进一步发现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高管学术经历能显著增强数字化水平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正相关程度，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则会显著削弱数字化水平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正相关程度。Zheng等[9]研究发现高管教育背景会对企业金融化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具体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高管越倾向进行绿色研发战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对金融化行为产生较好的抑制作用。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企业各项决策的差异性不仅取决于获得信息及信息分析与处理能力，还受到高管个人的认知风格和背景知识的影响。高管作为企业各项决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与股东、外部投资者相比，具有完整的信息优势，绿色创新作为具有专业性强、复杂程度高等特点的战略决策需要更具专业知识与技能、更具信息优势的高管进行引导。具有高校背景的技术高管可通过如下途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首先，具有高校背景的技术高管能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更好的学术资本支持，并利用其声誉与权力为企业引入优质社会资本，为绿色创新提供更好的资本支持。相较于传统创新，绿色创新以绿色发展为指导，在各个环节中融入更多的绿色元素，对技术水平和资本规模需求程度更高，具有高校背景的技术高管能通过较好的高校关系网络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更好的人力资本支持。高校背景的技术高管具有绿色创新等专业知识，能更好说服股东在绿色创新中投入更多的资本支持，外部市场对具有高校背景的高管也更具信心，从而能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本支持。在内外部充足资本的支持下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强度不断攀升，推动绿色创新战略更好实施；其次，相较于高管的其他个人特征，具有高校背景的高管能通过其高校关系网络为企业引入更高的高校科研成果，同时得到高校更好的科研支持，极大程度降低绿色创新固有风险的负面影响，提高创新成功概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得以保障。基于以上分析，认为具有高校背景的技术高管能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产生显著正向推动作用，既能保障绿色创新投入水平，又能提升绿色创新质量，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技术高管高校背景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和绿色创新质量均显著正相关

（三）技术高管高校背景的调节作用

基于现有的R&D驱动内生增长研究文献，可以看出政府层面的公共政策能通过激励效应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创新，从而获得长期增长效应，财政补助可引导企业将更多的关键发展资源配置到绿色创新中，实现经济社会与企业的共同高质量发展。需注意的是财政补助对于企业来讲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财政补助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另一方面也会由于自由现金流的增加加剧财务风险，对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具有高校背景的技术高管能通过关系网络为企业引入更好的学术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相较于具有其他背景特征的高管更加珍惜自身的声誉，能显著提升财政补助对绿色创新投入的支撑作用，同时还会优化绿色创新过程中关键资源的配置效率，对其过程中的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更好的监督与约束，降低绿色创新固有风险的负面影响[10]，使得财政补助更好发挥对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基于以上分析，认为技术高管的高校背景能显著增强财政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3：技术高管高校背景显著增强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间的正相关程度，削弱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间的负相关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初始研究对象，在剔除非正常交易企业（ST、*ST及PT）、金融类企业、无法获取绿色创新相关数据的企业、关键财务指标缺失的企业后，获得13557个有效观测样本。确定研究样本后，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得绿色创新相关数据，从万得（Wind）数据库获取财政补助相关数据，从国泰安（CSMAR）数据库获得样本企业层面财务数据，从样本企业年报获得技术高管高校背景相关数据。获取所需数据后，对所有连续性变量涉及数据采取5%分位上下缩尾处理。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为验证假设1，构建如下模型：

模型中，GP为绿色创新，从绿色创新投入和绿色创新质量两个层面进行解释。其中，绿色创新投入符号为GP1，用绿色创新研发投入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表征；绿色创新质量符号为GP2，借鉴武恒光等[11]的研究方法，用研究年度样本企业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值表征，该值越大表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越高。NE为财政补贴，借鉴汪洋和刘潇[12]的研究方法，用样本企业在研究年度获得的财政补助金额与期末总资产的比值解释。其余为控制变量（见表1），具体为两职合一（Dual）、股权集中度（TOP1）、资产负债率（Lev）、高管持股比（MHS）、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成长能力（GRO），同时引入年度（Year）和行业（Indus）两个哑变量。

为检验假设2，构建如下模型：

模型中，TH为技术高管高校背景，首先，依据《公司法》确定高管的标准为董监高人员；其次，参考刘中燕[13]对技术独董的定义，依据国泰安数据对高管职业背景分类，将具有生产、研发和设计背景的高管定义为技术高管；最后，参考何旭和马如飞[14]的研究方法，用技术高管中曾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任职人数与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值对技术高管高校背景进行解释。其余为控制变量（见表1），并引入年度和行业两个哑变量。

为检验假设3，构建如下模型：

模型中，NE为财政补助；TH*NE为技术高管高校背景与财政补助的交乘项。其余为控制变量，并引入年度和行业两个哑变量。

表1 变量定义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全样本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得出如下主要信息：（1）企业绿色创新（GP）的两个指标中，绿色创新投入（GP1）的均值为0.144，中位数为0.138，最小值仅为0.067，最大值达到0.667，说明从整体上看样本企业表现出较高的绿色创新投入强度，但从个体上看不同样本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强度存在巨大差距。绿色创新质量（GP2）的均值为3.332，中位数为3.258，最小值为2.197，最大值达到4.635，说明从整体上看样本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个体上看不同样本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存在巨大差距；（2）财政补助（NE）的均值为0.263，说明从整体上看样本企业享受着较好的财政补助，但其最小值仅为0.078，最大值达到1.827，说明不同样本企业享受到的财政补贴程度存在显著差异；（3）技术高管高校背景（TH）的均值为0.334，说明从整体看具有高校背景的技术高管已成为样本企业高管团队的重要组成，但其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718，说明不同企业间具有高校背景的技术高管占比存在巨大差距。

表2 全样本下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回归分析

表3为基本回归检验结果，可得出如下回归结果：

模型1回归检验结果中，财政补助（NE）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强度（GP1）间显著正相关，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GP2）间显著负相关，即财政补助的获得能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强度，但会对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的假设1得以验证。其主要原因在于：财政补助一方面能激励企业将更多的优质资金用于绿色创新，同时将绿色创新固有风险从企业自身向政府层面进行一定程度转嫁，极大程度降低绿色创新对企业短期经营绩效等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强度；另一方面企业获得财政补助后，政府层面对财政补助的具体使用存在监管机制尚不完善等问题，使得企业会更多选择开发式创新等方式迎合政府层面的财政补助及其监管政策，对探索式创新等引发质变的创新意愿显著降低，其绿色创新质量得不到保障。

模型2回归检验结果中，技术高管高校背景（TH）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强度（GP1）和绿色创新质量（GP2）均显著正相关，即技术高管的高校背景既能保障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保持较高强度，又能提高绿色创新质量，本文的假设2得以验证。其主要原因在于：具有高校背景的技术高管能通过其高校关系网络，为企业绿色创新引入更好的技术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能力，同时还能利用其声誉机制和权力机制对绿色创新过程中财政补助的使用进行更好的监督与约束，同时还能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更好的高校科研支撑和专利引入支持，极大程度降低绿色创新对企业短期经营绩效等造成的暂时性负面影响，有效改绿色创新产出的滞后性问题，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更好的促进作用。

表3 基本回归检验结果

表4为模型3调节效应的回归检验结果，可以对技术高管高校背景在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间关系产生的调节作用进行解释。可以看出技术高管高校背景与财政补助的交乘项TH*NE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强度（GP1）和绿色创新质量（GP2）间均显著正相关，结合模型1的结论，说明技术高管高校背景显著增强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间的正相关程度、削弱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间的负相关程度，本文的假设3得以验证。其主要原因在于：具有高校背景的技术高管能通过关系网络为企业引入更好的技术资本，充分发挥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出于维护自身声誉等因素，具有高校背景的技术高管会对创新过程中财政补助进行更高效率的配置，同时还能从高校关系网络中获取更好的科研专利等，极大程度降低绿色创新的难度和风险，提高创新成功率，在绿色创新投入得到保障的同时显著提高绿色创新质量。

表4 调节效应回归检验结果

五、研究结论

高质量发展新经济常态下，绿色创新成为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财政补助作为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举措，会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产生关键影响。本文选择2013—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将技术高管高校背景引入财政补助与绿色创新关系研究框架中，分析技术高管高校背景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间显著正相关，但与绿色创新质量间显著负相关；（2）技术高管高校背景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和质量均显著正相关；（3）技术高管高校背景显著增强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投入间的正相关程度，削弱财政补助与绿色创新质量间的负相关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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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郭颖.技术高管高校背景､财政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J].财会通讯,2024,(18):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