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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棒环状型抗核抗体在非肝炎病毒感染患者中的临床意义探讨

2021-06-15 82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分析抗棒环状型抗核抗体（anti-RR）在非肝炎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纳入德阳市人民医院66例anti-RR阳性患者,将其分为代谢性疾病组（32例）与非代谢性疾病组（34例）。收集患者资料、实验室指标和随访滴度,分析上述资料在代谢性疾病组与非代谢性疾病组的分布差异以及影响滴度变化的危险因素。结果代谢性疾病组血糖、三酰甘油（TG）、γ-谷氨酰转移酶、α-L-盐藻糖苷酶、血尿酸水平和红细胞分布宽度均高于非代谢性疾病组,内生肌酐清除率低于非代谢性疾病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TG是anti-RR滴度升高的危险因素[OR=3.679（95%CI:1.467～24.779）],P<0.05)。结论anti-RR在非肝炎病毒感染患者中与代谢性疾病的多项临床实验室指标异常相关。高TG水平是anti-RR滴度升高的危险因素,anti-RR滴度的升高与代谢性疾病有关,特别是与TG的代谢异常密切相关,值得临床医生关注。

关键词：
代谢性疾病
抗核抗体
抗棒环状型抗核抗体
滴度
非肝炎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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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核抗体（ANA）作为自身免疫性疾病（AID）的特征性标志物，在临床诊断和病情检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抗棒环状型抗核抗体（anti-RR）作为间接免疫荧光法（IIF）检测ANA的特征荧光模式，其特征是分裂间期人喉癌上皮细胞（HEp-2细胞）质毗邻细胞核的一端呈现“圆环状”或者“棒状”荧光染色，分裂期细胞荧光染色阴性。anti-RR首次在接受利巴韦林治疗的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患者血清中被报道[1]。2014年国内首次报道在1例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外周血中出现anti-RR[2]。2014年8月，anti-RR被列为ANA细胞质荧光核型的必报核型[3]。为了解anti-RR在非肝炎病毒感染患者中的临床意义，以及影响anti-RR滴度的因素，现对2017-2019年德阳市人民医院anti-RR在非肝炎感染人群中的分布及随访情况进行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对2017-2019年在德阳市人民医院进行ANA检测的19935例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共筛选出98例anti-RR阳性患者，对anti-RR阳性患者进行肝炎病毒生物标志物（包括甲型肝炎病毒抗体、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乙型肝炎e抗原、乙肝脱氧核糖核酸、HCV抗体、HCV核糖核酸和戊型肝炎病毒抗体）检测，并排除肝炎病毒生物标志物阳性者，最终纳入66例anti-RR阳性患者。参考《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关于代谢综合征的建议》[4]中代谢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将66例anti-RR阳性患者分为代谢性疾病组（32例）与非代谢性疾病组（34例），2组的年龄、性别构成、体质量指数（BMI）、血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并经德阳市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注册号：ChiCTR2000032468），所有入组病例均获得使用其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数据的知情同意。

1.2方法

1.2.1患者临床资料收集

通过病历和实验室信息系统收集人口学和实验室信息，包括性别、年龄、antiRR滴度、BMI、血压、血糖（GLU）、血脂四项[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三酰甘油（TG）]、肝功能指标[总胆红素（TB）、直接胆红素（DB）、总蛋白（TP）、球蛋白（GLB）、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前清蛋白（PAB）、γ-谷氨酰转移酶（γ-GGT）、胆碱酯酶（CHE）、5′-核苷酸酶（5′-NT）和α-L-盐藻糖苷酶（AFU）]、肾功能指标[尿素氮（BUN）、血肌酐（Scr）、血尿酸（UA）、胱抑素C(Cys-C）、内生肌酐清除率（Ccr）和β2微球蛋白（β2MG）]、免疫相关指标[免疫球蛋白（Ig)G、IgA、IgM、补体成分3(C3）、C4]、血细胞分析结果[白细胞（WBC）计数、红细胞（RBC）计数、血红蛋白（Hb）、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标准偏差（RDW-SD）、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RDW-CV）和血小板（PLT）计数]。随访信息包括anti-RR滴度、随访时间、临床诊断、免疫抑制剂和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1.2.2标本采集及检测

所有标本的采集根据检测项目相关要求进行，对需分离血浆的标本采集后以3000r/min离心10min，然后上机检测。外周血细胞分析采用希森美康XN-9000血细胞流水线；血脂四项、GLU、肝功能和肾功能检测采用西门子ADVIAWorkcell自动化系统流水线；免疫相关实验室检测指标检测采用西门子BNⅡ全自动蛋白分析仪；anti-RR滴度检测采用欧蒙公司抗核抗体间接免疫荧光检测试剂盒，按说明书操作和结果判读。

1.3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将P≤0.15作为假定危险因素纳入多元（调整）模型的条件。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基本临床资料在2组anti-RR患者间的比较

代谢性疾病组GLU、TG水平高于非代谢性疾病组（P<0.05），而2组的anti-RR滴度、TC、HDL-C、LDL-C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基本临床资料在2组anti-RR患者间的比较

2.2实验室指标在2组anti-RR患者间的比较

代谢性疾病组γ-GGT、AFU、UA水平及RDW-SD均高于非代谢性疾病组，Ccr低于非代谢性疾病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其他实验室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实验室指标在2组anti-RR患者间的比较

2.3随访患者anti-RR滴度情况

本研究中参与随访患者共计37例，失访患者29例，随访患者与失访患者在年龄、性别构成、代谢性疾病占比和anti-RR起始滴度4个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在37例随访患者中，19例（100.00%）代谢性疾病患者anti-RR滴度升高；而在18例非代谢性疾病患者中，14例（77.78%)anti-RR滴度升高，3例（16.67%）无明显变化，1例（5.55%）患者下降；代谢性疾病患者anti-RR滴度升高占比明显高于非代谢疾病患者（P<0.05），但二者的性别构成、随访时间、AID的合并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3随访患者和失访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表4随访患者anti-RR滴度变化比较

2.4anti-RR滴度影响因素的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

通过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anti-RR滴度升高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TG[OR=3.679(95%CI:1.467～24.779),P<0.05]是anti-RR滴度升高的危险因素，其他实验室指标对anti-RR滴度升高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5。

表5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anti-RR滴度的影响因素

3、讨论

anti-RR是ANA中罕见的荧光模式。本研究显示，anti-RR的检出率[0.49%(98/19935）]较低。有报道表明，anti-RR在中国汉族人群的检出率为0.10%[5]。由于anti-RR在非肝炎感染患者中的临床意义尚不明确，因此，本次研究探讨了anti-RR在非肝炎病毒感染患者中的临床意义以及影响anti-RR滴度升高的因素，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多具有价值的诊疗信息。

anti-RR被认为是核酸和磷脂生物合成的关键。早期研究发现，肌苷单磷酸脱氢酶2(IMPDH2）作为核苷酸合成途径的关键酶，在anti-RR中高度富集[6,7,8]。在三磷酸鸟苷生物合成途径中，IMPDH2可以催化一磷酸肌苷转化为一磷酸黄嘌呤[9]。考虑到anti-RR在核酸和磷脂生物合成中的关键作用，笔者认为anti-RR在代谢性疾病中可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结果显示，代谢性疾病组与非代谢性疾病组的TG、γ-GGT、AFU、UA水平及Ccr、RDW-SD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与氧自由基和促炎细胞因子的生成增加有关，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的发病机制和长期的代谢变化[10,11,12]。有研究显示，随着动脉梗阻严重程度的增加，γ-GGT逐渐升高[13]。高水平的γ-GGT活性与冠心病病死率密切相关[14]。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2组anti-RR阳性患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生物标志物均在正常参考范围内，同时2组间自身免疫标志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值得临床医生警惕。anti-RR是否可以作为代谢性疾病的生物标志物，还需要多中心研究进一步明确。

本次研究随访发现，代谢性疾病组患者的antiRR滴度均升高，其中2例患者在滴度大于1∶1000不久后死亡。二分类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TG水平是anti-RR滴度升高的危险因素（OR=3.679,P<0.05）。有研究显示，TG水平升高的患者发生缺血性事件的风险增加[15,16,17]。细胞内非酯化脂肪酸和TG的积累促进了内质网应激、线粒体解耦联、氧化应激和细胞膜组成/功能的改变，最终促进炎性反应和细胞死亡[18,19,20]。在非代谢性疾病组中，antiRR滴度变化趋势并非一致，特别是anti-RR滴度可能随治疗药物的使用而发生变化，提示在今后关于anti-RR荧光核型的相关研究中重视治疗药物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anti-RR在非肝炎病毒感染患者中与代谢性疾病的多项临床实验室指标异常相关。随访结果显示，高TG水平是anti-RR滴度升高的危险因素，提示anti-RR滴度的升高与代谢性疾病有关，特别是与TG的代谢异常密切相关，值得临床医生关注。

参考文献：

[2]谷娅楠,曹华军,朱鸿,等,SLE患者血清中发现抗RR抗体1例[J].临床检验杂志,2014,32(2):158-159.

[4]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代谢综合征研究协作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关于代谢综合征的建议[J],中华糖尿病杂志,2004,12(3)5-10.

文章来源：张乃丹,刘利洪,孙家祥,杨梓灵,林钰灵,袁成良.抗棒环状型抗核抗体在非肝炎病毒感染患者中的临床意义探讨[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21,42(11):1359-1363.

基金：四川省德阳市科技局项目(2018SZS088);成都中医药大学医院专项课题(YYZX2019026);成都中医药大学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GJD201933);四川省医学会项目(2019HR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