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是优化资源配置方式、重塑市场经济模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武器[1],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新焦点和世界各国争抢的新高地。20世纪90年代，数字经济作为学术术语被正式提出。随后，相关学者围绕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测度方法、影响因素、经济效应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研究，学界对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已有了充分而广泛的认识。就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现象值得高度关注[2]。从发展水平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3],省际数字经济也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4],但总体差异具有不断缩小的趋同特征[5],并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6]。不过，我国各省份及八大经济区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差异出现了扩大趋势[7]。此外，还有部分文献对长江经济带等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内部差异情况进行了研究[8]。

现有研究主要从较大范围的地理尺度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关于省域内部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情况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安徽省各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利用泰尔指数、α收敛和β收敛模型分析其区域差异性和收敛性，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及方法

参照已有研究[9],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应用3个层面构建安徽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数字基础设施指标选取长途光缆纤芯长度和接入网光缆纤芯长度2项。数字产业发展指标使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与城镇就业人员的比值，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投资与全社会总投资的比值来衡量。采用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人均快递业务总量和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宽带用户数与常住人口的比值)衡量数字经济应用。同时，借鉴现有研究，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2011—2019年安徽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限于篇幅，熵值法的具体计算步骤不再赘述。具体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如表1所示。相关数据来源于2012—2020年《安徽省统计年鉴》。

1.2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经常被用作衡量经济系统中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泰尔指数大，表示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大，反之则代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小。而当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绝对平衡时，yi=y¯,泰尔指数则为0。泰尔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10]。

T=1n∑i=1nyiy¯ln(yiy¯)         (1)

式中：yi表示第i个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得分，平均值为y¯=1n∑i=1nyi。

式(1)计算的是全区域的泰尔指数，可以将其分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将全区域内n个地区划分成为k个区域，其中，第k个子区域gk包含了nk个地区，在公式中可以表示为∑k=1Knk=n,差异分解的公式如下。

式中：yf=yf/∑i=1nyi表示地区f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占全区域指数总和的比值，∑k=1nkyk/∑i=1kyi表示第k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之和占全区域指数总和的比值。

表1安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1.3收敛模型

采用α收敛和β收敛对安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更深层次的考察。

α收敛值可以反映出不同地域在一定时间段内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差距，表现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收敛性。当α收敛值逐渐变小时，代表呈现出收敛状态，即表示各地区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差距不断减小，而当α收敛值逐渐变大时，则表明各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差距在不断扩大。α收敛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αt=1n∑i=1n(lnyit−lnyt−−)2−−−−−−−−−−−−−−−−−√         (4)

式中：i、t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α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对数标准差，y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yt—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平均值。

β收敛值是指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其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以体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动态收敛性。它包含绝对β收敛和相对β收敛，分别可以体现所有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增长率最终是否可以达到一致、自身的稳态。本文意在测算安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整体上的收敛状态，因此在这里使用绝对β收敛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1Tln(yityi0)=α+βlnyi0+μit       

式中：0代表基期，i表示城市，t代表报告期，α为常数项，T表示基期到报告期的跨度。本文研究期间为2011—2019年，以年份为周期，时间跨度T=8。β为待估参数，y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μ为误差值。当β小于0说明在基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越高的城市，其观测期的增长率越低，也就意味着各城市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呈现收敛状态，彼此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反之，则意味着各城市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差距不断扩大。同时，β收敛值的绝对值大小则代表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较落后城市追赶较发达城市的速度，绝对值越大，意味着追赶速度越快。

2、安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计算得到安徽省十六市2011—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平均值排名，如表2所示。

表2 2011—2019年安徽各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平均值排名

由表2可知，合肥、芜湖、滁州、安庆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平均值排行居于前4名，为第一梯队，其中，合肥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枝独秀，远高于第2名的芜湖。黄山、宣城、蚌埠、六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居于第二梯队。马鞍山、池州、宿州、铜陵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靠后，位于第三梯队，阜阳、淮北、亳州、淮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后4位。综上可知，安徽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较大，尤其是合肥位居榜首，且远超其他城市。赛迪研究院发布的《2021中国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白皮书》的数据显示，合肥位列2021年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第14位，并获评数字经济发展新一线城市。

为了进一步分析安徽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情况，本文将安徽省16个市划分为皖南、皖北和皖中三大区域。皖南地区共6座城市，包括芜湖、马鞍山、铜陵、宣城、黄山、池州、皖北地区共6座城市，包括蚌埠、淮南、淮北、宿州、阜阳、亳州；皖中地区共4座城市，包括六安、合肥、滁州、安庆。分别计算皖南、皖中、皖北三大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用各个区域对应年份相关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之和除以所包含的城市个数表示，如表3所示。

从表3可见，皖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遥遥领先，明显超越皖南和皖北，并表现出较快的上升速度。皖南则高于皖北。2015—2016年三大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了较快的增长速度，2016—2017年有所放缓，2017—2019年则以较快的速度上升。

表3 2011—2019年安徽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3、安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收敛性分析

3.1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式(1)～(3)计算出安徽2011—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的泰尔指数，结果如表4所示。

从安徽总泰尔指数看，2011—2019年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2014—2017年出现小幅增长趋势，2017—2019年大幅度下降，意味着安徽省16个城市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差异性在不断缩小。2011年总泰尔指数值最高，为0.134 4,说明安徽各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差距。

表4 2011—2019年安徽数字经济发展泰尔指数

从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的泰尔指数看，2011—2012年、2014—2016年呈现出上升趋势，表明整体上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较为平稳，2012年区域间泰尔指数值最高，为0.068 4。同时，2011—2015年区域间泰尔指数的贡献率一直在40%～70%波动，2016年之后贡献率在42%以下，表明2016—2019年安徽各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受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较小。

从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泰尔指数看，整体上2011—2019年波动中无明显下降趋势，只有在2012—2013、2014—2016年出现上升趋势，区域内泰尔指数变化幅度比区域间泰尔指数变化幅度大，除了2012、2014和2015年区域内泰尔指数贡献率低于50%外，其余年份贡献率均大于50%,表明安徽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内泰尔指数对总泰尔指数的影响较大。

3.2收敛分析

通过计算α值对安徽省及皖南、皖中、皖北三大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变化情况进行测度分析，如表5所示。

表5安徽省全省及三大区域2011—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α值统计导出到EXCEL

从全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数α值看，2011—2015年α值稳步上升，2015—2016年α值大幅度上升，说明全省数字经济发展较差的城市与发展态势较好的城市的绝对差异逐渐拉大。比如合肥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始终遥遥领先，芜湖市虽然居于第2位，但是表现出较大的差距值，导致α值一直上升。

分区域看，皖南、皖中和皖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α值都在逐渐增长，与全省的数字经济发展α值表现出一致的增长趋势，表明各区域内城市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但是α值均较小，尤其是皖中地区。皖北地区2013—2014年α值减小，皖南2012—2013年α值也减小，皖中地区2011—2014年α值逐渐减小，表现出逐渐缩小的态势，表明区域内部曾出现了城市之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情况。但皖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α值在0～0.08,皖中地区α值在0～0.04,整体上差异性较为稳定，没有较大起伏。而皖北地区数字经济α值由2011年的0.043 7上升到2019年的0.218 3,相对于皖南和皖中地区上升幅度较大。

同时，本文对2011—2019年安徽省16市和皖南、皖中、皖北三大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β收敛检验，观测其动态收敛情况，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分区域2011—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β收敛检验导出到EXCEL

首先，从安徽省十六市看，β值为-0.059 2,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内显著，说明安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β收敛状态，负值表明安徽各市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差距逐渐减小，整体上数字经济发展起初较差的城市表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

分区域看，只有皖中地区的β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值为负值，表明皖中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β收敛态势，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6市有最先趋于一致的态势。皖南、皖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β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β值为负值，表明这两个区域也存在数字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趋势。

4、结论及建议

4.1结论

1)安徽数字经济发展还很不充分，未来提升空间很大。2011—2019年，合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为0.388 2,在全省遥遥领先。其他城市的均值仅处于0.085 1～0.181 1,与合肥的差距较大。分地区看，皖中较高，皖北相对落后。

2)泰尔指数结果表明安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不断缩小，区域内泰尔指数大部分年份贡献率均大于50%,表明安徽省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内泰尔指数对总泰尔指数的影响较大，区域间泰尔指数对总泰尔指数的影响相对较小。

3)安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α值不断上升，表明安徽各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绝对差异逐渐增大，皖南、皖中和皖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α值都在逐渐增长，与安徽省全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α值表现出一致的增长趋势，表明各区域内城市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也在不断拉大。

4)安徽全省以及皖中地区β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为负值，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初期较落后的城市后期表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安徽省各市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差距逐渐减小，同时皖中地区六市有最先趋于一致的态势。

4.2建议

1)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提升安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快研究制定安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专项规划、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明确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重点领域、战略任务、发展路径和战略举措。聚焦数字经济相关企业设立、经营、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监管方式，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研究实施安徽数字经济领域的柔性执法和“沙箱监管”措施。

2)发挥合肥的“领头羊”作用，促进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以合肥都市圈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纽带，充分发挥合肥作为省内中心城市的极点带动作用，开展省内各城市间的数字技术合作，为数字经济发展落后的城市输出更多经验，并提供人力、物力和智力支持，最大程度地发挥对省内相关城市的辐射和示范效应。以利益共享为纽带，引导华为、腾讯等头部企业在皖北、皖西、皖南扩大布局、加大投资，共同推动安徽各城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

3)研究制定差异化政策，支持落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加大安徽落后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支持各区域立足发展区域特色的数字经济产业，形成区域特色明显的数字产业集群。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围绕数字经济产业创新需求，加强各类数字技术成果在皖南、皖北、皖西地区的转化应用。积极增加落后地区数字经济领域的创业基金，引导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激活中小数字企业内生动力和活力。

4)   正确认识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人才、数字技术、市场环境等条件支撑，区域差异在所难免。无论是安徽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还是发展较落后的地区，都要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注重引导数据要素在各类产业间的流动融合，为园区、产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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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数字经济驱动安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效应与对策研究”(SK2020ZD15);

文章来源：成祖松,解亚淼.安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分析[J].技术与市场,2023,30(03):135-139+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