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状况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开放程度和经济活力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1，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基础设施、产业规模和数据汇聚等方面实力雄厚，发展数字经济有较强优势，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一）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规模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已经成为大湾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全球经济动荡的局势下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带来新的活力。2020年，广东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达5.2万亿元，占广东省GDP的46.8%，其总量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数字产业化增加值为1.73万亿元，产业数字化增加值为3.5万亿元，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根据《2021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统计，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惠州、中山、江门均上榜，深圳市和广州市的数字经济水平排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据统计，香港的ICT发展指数和网络就绪度指数在亚洲排名前三，其通讯基础设施和应用水平以及数字科技基础研发方面也居全球领先地位，澳门的移动电话渗透率和宽带用户渗透率水平较高。

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看，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数字经济水平总体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城市间差异较大。2016-2019年间，腾讯研究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的“互联网+”总指数显示，四年间各城市“互联网+”总指数都呈上升趋势，深圳和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而肇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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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各城市数字经济规模（2016-2019年）

（二）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和不足

1.优势。从全国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2020年广东省数字经济规模居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广州、东莞等城市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粤港澳大湾区在数字人才吸引力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大湾区的人才具有年轻化特征，而数字经济技术作为新兴的科学技术，无论是技术学习还是创新技术，年轻人都更有潜力，且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达，更容易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发展数字经济积蓄力量。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各有侧重，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主的数字产业化方阵和以佛山、东莞、中山等地市为主的产业数字化方阵，香港的数字经济处于稳步发展阶段，着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澳门加速推进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智慧城市。

2.不足。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套法律体系的特点，这样的制度架构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交易成本，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要素流通，不利于区域内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广州、深圳和香港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大部分头部数字经济企业都集中在此，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数据资源等都优于其他城市，在中心城市集聚效应的作用下，容易在区域内形成“数字鸿沟”。最后，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的数字经济人才储量不足，猎聘发布的《2021数字经济人才白皮书》显示，在全国数字经济人才的城市群分布中，长三角地区占有33.0%的份额，京津冀地区占有19.6%的份额，粤港澳大湾区仅占有16.9%的份额。

二、数字经济视域下企业生产率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不仅为我国疫情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持，并且在其他产业因为疫情的影响无法正常运作时，仍带动中国经济实现了正向增长。数字经济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在制造业，传统制造技术与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相融合使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变得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既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也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在服务业，数字经济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平台、网络教育以及互联网金融等行业日渐兴起，尤其是疫情期间这些行业的需求更是倍增，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复苏；在交通行业，依托数字经济技术应用场景所形成的智慧交通、自动驾驶等极大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从企业角度看，数字经济依靠其自身特性不仅提高了传统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还催生出一系列新兴商业模式，促进了创新型企业发展。现有文献结论表示，数字经济有利于企业创新和技术水平提高，也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政府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数字化转型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就包括了对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巩固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等的全面规划2。

长期以来，传统制造业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但是这种增长方式很难实现高质量发展，再加上近年来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等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依赖传统的增加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持续，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内生增长就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置于信息化浪潮中，企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托信息通信技术提升企业生产率，实现内生性增长。

理论上，人们对数字经济和企业生产率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

1996年Don Tapscot第一次提出“数字经济”一词，并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会带来一场数字革命，世界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3。国际上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狭义上把数字经济看作一种产业，即数字化产业，它从传统的国民经济活动的部门中独立出来，利用数字技术加工信息生产出数字化产品然后在国民经济的各领域进行流通，其自身不产生利润，但是可以为其他部门带来巨大利润，法国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国家之一。第二类则从广义上将数字经济理解为一种经济活动4，代表国家有中国、俄罗斯和韩国。以中国为例，2016年，我国杭州举办了G20峰会，并在此次会议中将数字经济明确定义为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我国的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前者是指依靠数字技术形成数字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等的过程，如近年来的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产业，数字产业化为数字经济的进步发展提供了基础的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等，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后者是指由于传统行业应用数字信息技术后，带来生产数量的提高和生产效率的提升等，进而推动传统产业升级。2020年7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将数字经济的概念定义为“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经济形态”。

企业生产率用来表示企业的投入产出情况，衡量一个生产周期内企业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率，也是企业实力的重要参考，提高企业生产率是所有公司和组织一直关心和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测算企业生产率常用的有两种方法，即测量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一种方法适用于生产投入较为简单的情况，计算简单，反映的信息也比较单一。随着经济发展，生产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索洛提出了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从生产要素中除去其他有形生产要素之后的技术进步给生产活动带来的增长效应，它衡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综合效率，也被叫做技术进步率。

三、数字经济对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生产率影响的机理分析

（一）数字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直接效应

从宏观层面看，数字经济可以提高要素投入的精准性，降低成本，使得资源配置更有效率，也可以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相关企业及行业在地理上集聚，带来外部经济；从微观层面看，首先，数字经济的渗透性和替代性很高，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作用下促进了资本积累和经济规模扩大，使得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和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投入大量增加。其次，在生产过程中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提高投入要素的协同性，使生产过程更加顺畅，从而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技术不断升级，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知识的投入资本边际效率并不是递减的，技术进步可以带来产出持续的增长，由数字经济引致的技术进步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

（二）基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传导机理

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新的产业结构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高效率部门的生产要素需求，也促进了低效率部门的调整；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劳动力专业化分工，带来规模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技术上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支持。

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可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首先，数字产业化是应用数字技术形成数字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催生出新的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使数字产业比重上升。近30年来大湾区数字技术不断进步，不仅在软件、电子信息制造业等传统数字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成熟，而且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如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也在逐渐兴起。随着数字技术的逐渐完善，企业成本大幅下降，供给增加，发展前景良好，吸引资源流入，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壮大。另外，数字技术的应用催生一批新的商业模式，突破传统的以企业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把消费者作为中心，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增加了消费内容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消费的扩大带来企业商业利润的增加，激发更多的企业家进入，推动数字产业发展。其次，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5G、云计算等新型技术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很多工厂开启无人化生产，随着智能机器设备的大量使用，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转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一些低级加工、污染环境的企业开始寻求转变，除了在产品的生产环节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之外，在产品的销售环节，新型信息技术实现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有效交流，也大幅提升供需匹配率和产品销售量。数字经济引领的新的商业模式在与传统产业相结合后，为传统产业拓宽了发展空间。总体来说，数字经济不仅催生了新的产业，也加速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最终推动大湾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三）基于管理效率效应的传导机理

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促进企业的生产率增长。首先，数字经济推动企业内信息传递成本的下降。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被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员工之间或者企业各部门之间不再仅限于面对面的交流，钉钉、腾讯会议等工具的使用有效降低了交流的障碍，降低了信息处理的成本，既节约了时间也避免了公司内部出现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资源浪费，有效提升了企业信息的流通性和企业内部的协同性。其次，在制造业的生产环节，互联网、大数据、传感器等数字技术将企业物资信息集成式管理，相比于传统工业时期信息的分散程度和收集信息的困难程度都大幅降低，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企业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消费者偏好，实现个性化和精准化生产，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品牌声誉。最后，数字经济可以推动企业内部组织改革，从原来的垂直化结构转变为扁平化结构。数字经济带动传统商业模式革新，企业面对的是更加广泛多变的消费者需求，一些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企业，选择使用更加灵活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扁平化”管理，突破了传统管理方式的时空限制以及部门界限，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而管理效率的提升带来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四）基于技术进步效应的传导机理

企业的技术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科技型企业研发周期较长，维持技术优势需要持续供给的研发投入，同时还存在着研发失败的可能，投资风险比较大，企业的融资难度较大。数字经济极大地改善了科技型企业的融资环境，数字金融突破了传统金融模式的限制，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金融服务的成本也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控制。金融机构和需要融资的企业可以通过平台得到更加有效的沟通，金融机构利用数字化信贷平台获取企业的各种信息，评估投资风险，避免了企业为了获得融资而做出的欺骗行为，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各种问题。数字金融的出现还加大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竞争压力，使得传统金融机构减少“信贷错配”等问题，更大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为企业提供更加充足的科技创新资金。

同时，数字技术自身的发展也会促进企业的科技创新。传统的企业创新模式是封闭式的，是仅限于企业内部研发部门进行的创新，而数字化的管理系统使原来的封闭式创新转变为开放式创新，参与范围从一个部门变为整个产业乃至社会，拓宽了研发设计的维度也增加了产品创新的协同性，实现更加系统性的创新。数字化设计工具可视化地模拟出物理实体，在各种不确定的情形下提高设计的精准性。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有利于企业根据消费者信息精准定位消费者偏好，根据偏好改进产品，这种由数据驱动的产品创新，提高了企业生产的精确度和效率。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注重企业转型升级的合理性

从空间层次上看，企业数字化转型应该遵循点线面体的规律，依据企业经营的产业特征和发展目标，制定一个长期的由局部到全局的发展战略。首先，企业在一些基础业务环节引进数字技术，完成“点”上的数字技术突破，通过在企业内初步推广数字技术，提升企业员工对于数字化的认知与体验，为后续进一步的数字化导入奠定基础。其次，对各部门实施数字化改造，在运营、管理、规划等不同部门进行数字技术的开发实验与应用，完成“线”上的数字化转型。再次，制订跨部门间的数字化方案，使数字化在整个公司层面展开，实现“面”上的数字化转型。最后，利用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推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数字化协同，实现“体”上的数字化转型。由于数字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规模上的异质性，所以在引进数字技术时要“适度”，根据企业自身和所处环境的特征引进适合的技术，科学提高企业的数字化水平。

（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交流，加快建设“数字湾区”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广州、深圳和香港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避免区域内同质化发展，将这三个城市作为发展核心，依托横琴、前海、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强化改革联动，聚焦数字产业化、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数字人民币、数字海关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协同打造数字开放门户枢纽。此外，政府应着力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克服“地区壁垒”，提升要素流通效率，鼓励区域内企业之间数据资源交互和联合运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加快建设“数字湾区”。同时，政府要制定招商政策，吸引一批数字经济领军企业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鼓励企业通过并购或者研发合作等手段，加强数字技术、标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跨境合作。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程度领先的湾区经济体，要利用这一优势，深化全球数字技术的合作交流，主动融入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探索建设全球海缆数据多位一体化网络，高质量搭建国际信息通信通道，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和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网络通达性，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体系。

（三）推进人才引育留用机制，释放人才活力

数字经济是典型的知识技术驱动型经济，人才是推动其发展的核心要素。首先，发挥大湾区产业优势、区位优势、规模优势、环境优势、制度优势等多重叠加优势，根据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制订各类引才引智计划，针对重点领域和技术空缺，明确该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所需人才名录，按名录有目的地引进所需人才，鼓励企业主动引进高端人才项目，开展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人才招募和使用，打造全球高端数字人才“汇聚地”。其次，改善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机制，发挥好港澳优势教育资源和数字科研优势，以粤港澳三地高校为阵地实现数字技术相关专业的集群式发展，根据市场需求强化高校学生的专业教育，完善数字经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鼓励数字经济链主企业、龙头企业深度参与高校数字化人才培养，发展订单式、现代学徒制等多元化、应用型数字人才培养模式。对于企业而言，则要加强职工数字化能力培养，开展职工数字化技能提升培训，创新人才激励制度。最后，必须打造留得住人才的环境，要针对人才需求设立各种优惠政策，创新收入分配制度增加知识价值导向。政府可给予人才引育工作成绩显著的企业更多人才评价权，由企业评估人才贡献，并向上推荐，由政府给予奖励，充分发挥企业在人才引育留用机制中的作用。

（四）加强政府对数字经济的监管，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近些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机制还不完善，引发了一系列数字治理问题。如一些数字平台凭借资本优势进行粗放式增长，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肆意扩张经营范围形成垄断，破坏市场竞争环境，给社会带来负外部性，阻碍我国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了制止资本的无序扩张，政府必须加强反垄断监管，根据数字经济产业的特点，结合有效竞争理论，尽快完成对反垄断法的修订，并科学制定配套的法律规则，以实现数字经济产业的有效竞争。在粤港澳大湾区，要注重完善数据要素交易规则和监管机制，建立协同高效、安全有序的数据要素流通体系，深化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支持横琴合作区推进数据跨境流动“先行先试”，开展科研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和数据安全评估试点。同时，建立健全数字经济领域网络安全制度体系，加快研究粤港澳三地数据管理和数据安全政策，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大数据安全管理、跨境数据流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在现代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实现数字监管智能化，加强网络安全保障，预防新型网络安全风险

文章来源：胡晓珍,宋凯琪.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机理与建议[J].新经济,2023(05):95-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