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蹒跚复苏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新风险与新机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7月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5%下降至2023年和2024年的3.0%。2022～2023年，发达经济体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这源于其制造业的疲弱和各种特殊因素，抵消了强劲服务业活动的拉动作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3年和2024年的经济增长前景大体稳定，尽管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世界贸易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的5.2%下降至2023年的2.0%,然后在2024年上升至3.7%,这远低于2000～2019年4.9%的平均水平。2023年的下降不仅反映了全球需求的变化路径，还反映了需求构成向国内服务的转变、美元升值的滞后效应(由于产品普遍以美元计价，美元升值使贸易放缓)以及贸易壁垒的增加。

各国央行为抗击通胀采取的加息政策继续对经济活动造成拖累。预计全球总体通胀将从2022年的8.7%下降至2023年的6.8%和2024年的5.2%。通胀可能会保持高位甚至上升，从而引发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收紧。核心通胀下行速度慢于整体通胀。随着市场据央行进一步收紧政策而做出调整，金融部门的动荡可能会再次出现。更多经济体可能会陷入主权债务困境。此外，由于通胀可能长期持续，金融市场可能会重新定价，中国经济复苏可能表现不及预期，债务困境可能加剧，地缘经济割裂可能加深，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仍然偏向下行。1

如何在世界经济蹒跚复苏的背景下更好地理解世界经济秩序的转型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2023年9月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了“蹒跚复苏的世界经济”新书发布会暨自贸试验区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众多来自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踊跃发言，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在致辞中指出，世界经济在过去三年经历了多重严峻考验。当前，世界经济究竟是在复苏还是增长，学界有不少讨论。对此，不能仅从最近两三年来看，而应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长周期角度来分析，应重点关注全球化机制、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国际分工体系等变化。例如，讨论贸易问题时，有从传统的效率导向转向效率和安全并重的迹象。2023年是自贸试验区十周年，迄今为止，全国自贸试验区(港)数量已达到21个，基本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未来自贸试验区如何更好地“扬帆远航”?制度型开放在自贸区未来发展实际操作层面如何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如何更好地对接先进国际规则(比如说竞争中立原则)如何加快推进CPTPP和DEPA的谈判?如何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如何更好地发挥上海进博会的溢出带动效应来促进国内的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投资升级和贸易升级?如何强化上海市政府定位的四大功能，即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些都亟待总结自贸试验区的十年发展经验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蓓文研究员首先代表研究团队介绍了《蹒跚复苏的世界经济：新格局、新风险与新机遇》一书的主要内容，该书的研究重点是2021～2022年全球经济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包括俄乌冲突后的新情况。接着分析了影响世界经济蹒跚复苏的五大问题：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俄乌冲突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的震荡，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趋势。新格局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和特征正在出现新的变化，美联储的多轮大幅加息孕育了新的风险，但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多重机遇：以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助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金砖国家的“历史性扩员”在促进金砖合作机制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性。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连平在第一场主旨演讲中首先就“中国的扩张性宏观政策是否还有空间?”阐述其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将继续加力提效，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用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全面提升资金支付效率，突出针对性与连续性，从税费优惠、支持民生、加快债券发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等多方面持续发力。中国总体的财政债务状况是稳定的，财政扩张具备雄厚的资产支持。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的稳健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扩张性特征，总量、价格和结构三类工具并用且协调，保持更加宽松的金融环境，着力降低企业与居民的融资难度与借贷成本。通过低利率、宽信用增加企业与居民的可用资金是当前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为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有必要缓解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应避免人民币汇率持续大幅贬值，支持人民币资产市场走向恢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未来还需要兼顾好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和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应成为自贸区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以呼应和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提升人民币国际交易水平。

南开大学副校长盛斌教授以“全球经济变局与秩序重塑”为题做第二个主旨发言。全球变局包括从加杠杆到去杠杆、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安全与地缘政治、数字变革四个方面。重塑全球经济秩序包括力量重塑、结构重塑和规则重塑三个维度。盛斌教授重点剖析了国际经贸新规则演进的新特点，包括：目标从关注效率转向更多兼顾安全；方式从“负向一体化”转向“正向一体化”;重心从市场准入转向公平贸易；范畴从聚焦贸易投资议题转向与贸易投资有关的广泛经济社会议题；属性从流动型“浅层一体化”到制度型“深层一体化”;路径从多边主义加特殊与差别待遇转向诸边主义与区域主义；难点从出口利益集团与进口竞争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转向放松管制和实现公共政策或利益目标的平衡；竞争从存量禀赋竞争转向流量网络外部性竞争；理论从破解囚徒困境转向规避套牢风险。盛教授最后还特别分析了当前数字规则的竞争与博弈，他认为其背后体现的是不同国家数字监管模式的差异，未来与数字贸易有关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取决于不同国家实施国内监管的成熟度，以及在国际层面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较量与平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张幼文研究员在评论中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特点是：像产业革命这样的中期因素、中观因素都直接影响着短期增长，从更深层次来讲，长期宏观因素和制度因素也在影响着经济增长。相对于以前中国被动地受世界经济影响，今天的中国反过来也在影响世界。此外，当前的国际政治因素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的更多是破坏作用。作为秩序重构的一部分，区域化和诸边化实际上都具有某种排他性，其导致的生产高成本也不利于世界经济增长。在构建稳定的全球产业链过程中，如何平衡效率和安全是亟待研究的课题。张幼文研究员同时认为，发展数字经济对GDP增长存在正负两方面效应，既包括新型数字产品如手机对GDP的积极正效应，也有电子商务对传统流通费用的替代效应，即对GDP的负面效应。

二、新形势下聚焦自贸试验区(港)战略，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的理论研究与创新实践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21家自贸试验区(港)实现进出口总额7.5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占全国的17.8%。实际使用外资2225.2亿元，同比增长4.5%,占全国的18.1%。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863.4亿元，同比增长53.2%。21个自贸试验区(港)占国土面积不到千分之四，贡献了占全国六分之一以上的进出口总值和吸收外资总量。为中国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巩固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强大的助力。不止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各自贸试验区(港)还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为中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潜力。截至2022年底，中国各自贸试验区(港)累计推出了改革举措3400多项，向全国或特定区域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超过200项，充分发挥了自贸试验区(港)的窗口、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积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在自贸试验区建设迎来十周年之际，学者们总结已有的成功经验，提供了不少建议。

1.各自贸试验区都充分结合本地具体实际情况，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制度创新工作，形成了一些可推广和可复制的经验。

正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教授指出的，在制度创新的成果复制上，部分发挥了自贸试验区集聚和扩散的经济效应，既有国家层面的集中推广，也有地方层面自主的推广。各自贸试验区进行了差异化的探索，形成了梯度化的制度供给，同时也推行了渐进式的改革探索。

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张二震教授主要介绍了实施江苏自贸试验区的提升战略，并为江苏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了对策思路。他认为，江苏的特点就是聚焦打造开放型经济发展先行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形成一些高含金量、受企业欢迎的制度创新成果。在营商环境营造方面，江苏自贸试验区的三个片区开展差异化的探索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各有优势的发展格局。

安徽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冯德连教授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从全国层面来讲，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了排头兵、里程碑和试验田的功能。从安徽省级层面来讲，自贸试验区发挥了对外开放高地和高级要素集聚地的功能。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田素华教授将自贸试验区在制度创新上的成绩归纳为三点：外资准入前负面清单管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及事中事后监管。

上海海关学院工商管理与关务学院匡增杰院长分享了他理解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与制度型开放之间的内在逻辑，主要从两个角度解读：第一，制度型开放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内涵；第二，制度型开放引领了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关于这一议题，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李世杰教授结合海南自贸港的制度型开放介绍了基本情况，即海南自贸港的基本制度设计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制度框架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点，保障资金流、人流、物流和数据流四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

2.众多参会学者都指出了目前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碎片化问题，各地虽然都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的创新做法，但离真正的制度型开放还有较大的距离。

桑百川教授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导致制度创新碎片化：第一是制度创新的体系性和协同性不够，往往存在支离破碎的状况；第二是跨部门协调存在障碍，很多创新制度并不是在一个单一的部门就能够完成，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和配合，但是在部门之间协同上存在许多障碍；第三是各自贸试验区更看重制度创新数量的考核思维导致相互之间的无序竞争。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葛顺奇教授也认为，目前各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措施有支离破碎的感觉，离系统化的制度型开放仍有距离。如果仅停留在一些具体便利化措施的改革，那与以前的经济开发区差别不大，也就承担不了国家赋予的制度型开放的任务。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徐明棋研究员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所有自贸试验区这些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总结起来还是围绕着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效率提升、放管服方面在推进。这些相对来说呈现碎片化特征的制度创新距离制度型开放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很多改革旨在提升政府工作效率，而不是对标最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往前推。针对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仍然有较大空间，徐明棋研究员表示赞同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关注支出的结构效应和支出的乘数效应在当前尤其重要。

3.如何理解自贸试验区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好推进制度型开放，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视角各抒己见，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黄鹏研究员认为，贸易自由化进程是国际经贸规则构建和深化的主要推动力，多边停滞和区域双边成为主要形式，贸易自由化已经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大大扩展到服务和投资领域。可以说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构建带来的外部压力是促成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式成立的一个关键外部因素。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基本逻辑是对标两个层次的国际规则：一个是对标中国参与的FTA(包括已经达成的和正在谈判的);另一个是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比如CPTPP(这已经成为自贸试验区主流的对标试验来源)。

桑百川教授也认为目前自贸试验区在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还有差距：一是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偏低；二是自贸试验区总体上和新一代国际经贸新规则对接不足；三是创新和引领的作用不足。在未来的自贸试验区发展过程中，一是要加强制度创新的系统继承性，推进改革协同发展；二是要完善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提升制度创新的深度；三是要放宽自贸试验区自主改革权限，畅通管理体制机制；四是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方面应该加大开放的压力测试。

田素华教授指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紧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结合新发展阶段特点，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制度型开放，构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并不断带动国内经济深化改革，重点是加强国内国际市场联动，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与此同时，从宏观层面统筹21个自贸试验区(自由港)的发展建设，在巩固优先开放区域已有建设成果的同时，有序推进全国范围内的制度型开放。在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自贸试验区(港)要着力清理与高质量国际经贸规则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并同步提高政府行政服务效率，特别是提高政府服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效率，进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缓和紧张的逆全球化压力。此外，要坚持以自身的改革示范推进全球经贸规则更加完善，确保中国经济高效安全的双循环发展。我们要加强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在整个自贸区建设过程，需要全面分析自贸试验区(港)建设的经济影响，既要从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动态均衡角度思考问题，还要综合考虑微观效应和宏观效应，要充分考虑自贸试验区(港)建设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和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

匡增杰以临港新片区海关监管改革为例建议如何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可以按照“负面清单+非违规不干预”的总体原则，进一步提高一线通关效率。建议在洋山特殊综保区内探索实施凭舱单核销通行的国际做法，进一步提高一线通关的效率。另外，希望构建更加全面系统的海关监管大数据池，增强洋山特殊综保区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功能。第二，在现在临港新片区建设总体方案的政策法律框架之下率先进行制度创新集成，开展高水平的压力测试，探索形成国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第三，针对当前数字贸易的发展，海关应探索如何进行数字贸易的监管，希望以临港新片区为试点，探索构建与数字贸易相适应的海关信息化、智能化的监管机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沈玉良研究员的发言聚焦自贸试验区如何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推进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他指出，中国参与的国际投资规则与贸易规则相比相对滞后，例如在投资自由化领域，中国在RCEP服务投资市场准入上仍采用正面清单模式；从条款约束性来看，CPTPP中更多为“硬性”约束性条款，而RCEP则纳入较多“软性”非约束性条款。由于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运行产生重大影响，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要更体现互联性，更需要数据隐私和安全以及数字支付、数字知识产权等数字市场规则，为此需加快完善《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教授认为要直面协同开放的短板，破局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机制问题，为此他提出四点建议：一要实现投资贸易的协同，稳外资、稳外贸；二要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加快商品和市场要素的流动；三要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与稳慎高效的金融开放；四要对接最先进的国际经贸标准，可以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改善营商环境的有力抓手。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孙立行研究员明确地界定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更宽领域的内容包括具有多元化的市场机构、多样化的市场业务、多层次的市场体系以及足够的市场韧性；更深层次的结构是指从制造业开放向服务业开放，从投资功能到融资功能，从便利化到自由化；更高水平的质量是指内外衔接的制度型开放，高质量的法治营商环境，实现“五自由一便利”。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要依靠四大平台(要素市场平台、总部经济平台、跨境电商平台、专业服务平台),坚持四个尺度(集聚深度、链接强度、辐射广度、支配力度),加强四重能力(集聚力、竞争力、引领力、影响力)。

4.几乎所有的参会学者都强调，既要坚定不移地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同时要兼顾安全，保持两者的平衡。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兼前海分院院长曲建研究员聚焦的主题是“打造适应新形势的中国版全球供应链”。他认为西方有一种思潮正在改变传统的以效率优先为目标的全球供应链底层逻辑，提出兼顾就业优先和安全优先，甚至是政治优先。在此背景下，中国无论是建设自贸试验区还是新开放体制，目标都要考虑构建起确保中国供应链安全运营的全球网络体系，为此需要从上中下游和配套各方面延伸以加强中国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度。

葛顺奇教授也特意提到关于统筹开放与安全的问题。他认为，开放与安全从国家层面上来看没有问题，但要厘清“安全”的内涵。例如，什么是投资安全的标准、内涵和界限?模糊的概念可能会导致被滥用，如果总担心外资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那就不利于招商引资。此外还有数据安全、粮食安全以及供应链安全等问题。葛教授强调，中国的安全不是与开放有关，而是与封闭有关。制度型开放新体制的建立，既要以外推内，用国际规制来推动，也要以全方位的载体，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主动开放过程中要防止以各种模糊的安全为借口来影响中国未来制度型开放新体制的建立。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余振教授也聚焦了产业链安全问题，他同意葛顺奇教授应该通过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来保证安全的观点，这不但有利于巩固中国的供应链资源供给，也有利于供应链的技术创新和技术优势。当然，在此过程中必然对风险管控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中小企业可能风险更大，需要制订差异化的供应链治理策略。最后他针对如何平衡开放与安全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在自贸试验区中可以采取联合孵化、跨界经营和共同治理的方式；其次，要促进中国产业链在国家、产业和企业这些不同的层面对接国际标准；最后，通过制度型供给，增强中国产业链区域合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黄烨菁研究员指出，面对美国的“脱钩”和制造业“回流”,中国需要积极发挥“超大市场+丰富场景”的优势，提升跨国供应链的相互支撑力度。中国企业需要重视与海外合作伙伴和国际性技术标准组织等行业有影响力功能性平台的合作，充分发挥自身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和应用场景的大国优势，依托中国制造业区域集群的配套能力，拓宽与国际市场的合作通道，优化创新资源共享模式，同时在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间以数字化与绿色化升级为导向的跨国供应链建设上积极扩大不同国家的利益共赢空间。

黄鹏研究员指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后，研究世界经济增长还要考虑地缘政治，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问题。近几年，美国关注供应链安全和韧性的政策变化，美日韩提出的构建供应链的预警机制，就是在处理发展与安全的问题。这也对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出了挑战，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尚待破题。要实现真正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要先绕开披着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外衣的地缘政治陷阱，重新思考、定义和设计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然后再考虑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苏宁副研究员也指出，开放创新与开放安全的平衡问题是临港新片区升级转型面临的核心制约因素。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区及特殊综合保税区的推进需要在“五自由一便利”领域实施更大力度的开放与制度创新，但是当前的国际开放形势与环境，资本、数据跨境流动受限及近年疫情风险，使得“开放安全”高于“开放创新”,由此带来开放政策落地实施预期效果存在落差等问题。

徐明棋研究员在会议总结中也特意提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在统筹开放发展与安全的平衡问题上，中国要避免被美国的安全泛化陷阱所牵引，面对美国小院高墙的制度遏制，我们需要反其道而行之，要坚持依靠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的道路来实现高质量发展，越是困难时期越要坚持改革开放。

此外，关于自贸区建设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王莹研究员指出，过去十年世界经济进入了新平庸时代，同时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十年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未来自贸试验区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充满艰辛和挑战：一方面，需要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需要继续练好内功，着力理顺创新突破的激励机制，继续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同频共振。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系主任金洪飞教授则结合当前国际市场汇率的走势分析了如何更好地稳定人民币汇率。他认为，稳定人民币汇率，除了利率以外，关键是稳定大家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一要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二要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三要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四要通过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调节以及促进消费、投资和生产的长期协调以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此外，可以适度地干预市场，通过市场传递官方对汇率预期的看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科研处处长闫海洲教授进一步探讨了高水平开放背景下跨境私募资本的实践和挑战问题。他认为，QFLP和QDLP是高标准开放下资本流动的3.0版本，近年来在几个自贸区都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但是仍然存在着规模小、不活跃、渗透低等问题，这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服务贸易升级，也和资本激活、金融风险防范、金融监管升级有密切关系。另外，在试点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境，如政策差异、政策协同、不同主管部门的分工协作等。基于高标准开放环境推动私募资本跨境流动，虽然存在着诸多挑战，但是代表了国际投资的趋向，也提供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动能，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何能够让创新资本通过QFLP和QDLP有效安全地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双向流动，重要的是发挥自贸试验区开放创新的功能，这是未来研究和探索的重要命题。

文章来源:何曜.聚焦自贸区(港)战略提升,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J].世界经济研究,2023(09):127-133.DOI:10.13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