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玉舞人是一种较为独特的玉器造型,其形象为舞蹈人物形象,舞蹈的动作形态鲜明,与其他类型的玉器有着较大区别,其发展至汉代达到兴盛,数量骤增。关于汉代玉舞人,多年来学界针对其造型、文化寓意以及功能用途有着诸多观点,而笔者认为,汉代玉舞人的造型特征、文化寓意和功能用途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逐层递进的关系,造型特征与文化寓意应是服务于功能用途,所以关于汉代玉舞人功能用途的考究,对深入理解玉舞人背后所承载的汉代文化、社会等信息有着重要作用,对当下的文化与工艺物品之间结合创作,有重要借鉴意义。
玉舞人在战国就已出现,而汉代数量大增,汉墓中多出土有随葬的玉舞人,在汉代“视死如视生”的丧葬观念下,可见玉舞人在汉代被贵族们极为推崇和喜爱,进而作为随葬品出现。
一、玉舞人造型制式
玉舞人造型大都为“翘袖折腰”,此动态源于汉代兴盛的一种舞蹈即长袖舞。
“汉代乐舞的典型代表为礼仪乐舞(雅乐)、俗乐(杂舞)、‘角抵百戏’、‘中外各民族乐舞’等”,汉代长袖舞属“杂舞”,从皇室贵族到民间百姓均可表演观赏,同时男女皆可,场地亦无要求,在汉代社会中长袖舞被广泛的喜爱和推崇。“翘袖折腰”作为汉代长袖舞中的代表性动作出现于汉代玉舞人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袖舞的流行,其具体的流行原因,或与舞蹈的文化寓意有关。
在制式方面,汉代时期玉舞人主要为平片和圆雕两类,平片类多为阴线刻画,部分采用透雕手法,上下一端或两端作圆形小孔,风格质朴且简单,整体近似扁平的玉牌,年代由西汉初期至东汉时期均有发现。同时,片雕类型里出现有一定数量的连体玉舞人,此类或与长袖舞“既可单人独舞、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的情况有关,所选用动态同样均为“翘袖折腰”,左右对称。
圆雕类玉舞人出现数量不多,集中于汉代前期至中期,玉舞人的面部和服饰及人物动态刻画较为细致自然,多在顶玉舞人顶部至底部作贯穿的圆形小孔,应是作穿绳佩戴之用。
不论是片雕,还是圆雕玉舞人,汉代出土的玉舞人通过其穿孔的样式大致可判断为均是穿绳佩戴的玉佩。在尺寸方面,目前所发现的玉舞人尺寸主要集中在5厘米至3厘米左右,应属于小型佩饰。
二、玉舞人中的文化寓意
中国自古用玉,自史前时期,玉石未完全脱离石质即被人类用于制作自然崇拜中巫术活动的器物,《山海经》中记有:“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之服以御不详”,《周礼》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之准则,而其后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征伐时期礼制崩坏,仍存有一些关于玉制礼器使用的规范,足见“玉”有极高的文化地位和文化属性。
而至汉代,以玉为材质,以舞人为形象,作玉舞人。舞人作为一种职业,在汉代之际,其身份往往极为低下,“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多是作为一种皇室贵族的玩物而存在,因而与“玉”这种材质本身的文化地位是无法匹配的,因而玉舞人的出现多有争议。
一类观点认为,玉舞人的动作特征是表现了的汉代长袖舞蹈,而长袖舞则是楚国的一种巫术祭祀舞蹈。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为楚国旧地,据《汉书·高帝纪》,项羽令刘邦封地于蜀,其从属之中即有大量楚地子弟,其后,刘邦围杀项羽于垓下,以“汉军四面皆楚”败之,可知汉军中多为楚人,李泽厚亦曾提出楚汉文化是一种继承和延续的关系。
因而推论,“长袖舞”作为一种舞蹈本身带有祭祀祈福的文化寓意,玉舞人即有祈福之意,故舞蹈姿态和玉质在文化地位上相互等同且在文化寓意上有所叠加,因此玉舞人在汉代有着辟邪祈福的文化寓意。
而另有观点提出,玉舞人在文化寓意上延续了战国时期的民间风俗,《韩非子·五蠹》言:“鄙谚曰‘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长袖舞即有旺财聚财之意,而以玉作玉舞人即延续有旺财聚财的美好寓意。
然而,关于玉舞人所表现人物对象的身份亦应有所分析,假设以玉舞人表现的人物对象并非职业中的“舞人”,而为佩者的亲近之人,则“舞人身份”与玉石文化地位不对等的情况将改变。《汉书·礼乐志》记:“高祖乐楚舞。”又有《西京杂记·戚夫人歌舞》载,“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可知汉代长袖舞的表演者并非局限于职业舞人,长袖舞的表演存在亲近之人的互动活动之中。
汉代文化延续自楚文化,《楚辞》之中即充满着逍遥自在、浪漫天真的文化精神倾向,进而玉佩的造型或有以玉舞人指代亲近之人的可能,基于浪漫自由的文化氛围,将睹物思人、亲人祝愿的美好寓意置于玉舞人之中作为佩玉随身携带。
然而,玉舞人的出现亦是或与“玉”的文化地位跌落现象有关。自周代之后,礼制崩坏,玉石的文化地位存在随礼制而下降的趋势,汉代画像石中出现有“悬璧图”,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明器中亦有西汉板屏,其上以玉璧为装饰。而玉璧最初即是一种高级别礼器,秦末汉初之际却已出现装饰和馈赠等用途,《汉书·高祖纪》记,高祖于鸿门宴上献项羽白玉璧,汉初南越王朝见上贡白玉璧,由“玉璧”的用途变化可见,玉器的文化地位跌落趋势已然明显,进而可知,至汉代玉的使用或已没有严格的等级束缚。但玉的文化地位下降程度,仍需实证,仅以玉的文化地位跌落趋势推论“舞人”形象应用在玉石上的合理性,论据略单薄,仍需有所辅证讨论汉代玉石地位具体的下降程度。
三、玉舞人的功能用途分析
汉代玉舞人在承载有深厚文化寓意的基础之上,进而必然有其直接的功能用途,其种类大致即可分为两类,一为“事佩”,二为“德佩”。
“事佩”多是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汉代玉舞人中部分形象可见明显的发髻,发髻样式即是女性的表征。汉代的女官制度,延续前代而更加繁盛,各级女官等级明确,而高祖宠幸戚夫人,其尤善长袖舞。
在出土的汉代玉舞人中,所采用玉质多为青白,如徐州石桥山汉墓、西安三桥镇汉墓等,西汉“尚白”观念基于阴阳五行说和儒家思想的昌盛不断发展,崇尚白玉成为汉代社会风尚。故可由其玉质推论,汉代玉舞人或为规格极高的器物,属于汉代社会高层。而在形制上,圆雕与片雕两种制作技法的玉舞人多出现于同期,表明非工艺的限制,或因用途不同,片雕玉舞人基本均为青白玉质,呈玉牌状,应有特殊用途。
结合汉代女官制度的兴盛及长袖舞在皇室中的昌盛,汉代片雕类玉舞人或为女官“事佩”,与《礼记·大宗伯》中“六瑞形制大小各异,以示爵位等级之差别”互为对应,为女官等级身份象征之“事佩”。
“德佩”为象征君子品行的装饰,而汉代之际,由“六瑞”用途变化可知,“德佩”的文化寓意远不仅限于品行。舞人形象本身就带有祭祀祈福、辟邪消灾、聚财招宝等象征寓意,进而使玉舞人的用途中带有心理安慰和信仰寄托的精神层面功能。
同时,由于玉舞人多被认为是装饰玉佩,具有彰显审美意趣的功能。而由玉舞人刻画对象的推论出发,汉代玉舞人亦有可能具有信物之用,用以睹物思人。
四、总结
汉代玉舞人的用途分析在思路上无法脱离其材质本身,进而关于对汉代玉舞人的具体用途讨论应建立在其承载的文化寓意之上,这是由“玉”,这类材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特殊文化属性所决定的,故而用途即是更多的建立在精神方面的功能,如祈福、旺财、辟邪、思人等等。所以分析思路基本围绕着汉代文化的源流发展、社会制度展开。
汉代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革新的时代,其在思想文化及治国思路上与前代截然不同,故而玉文化也伴随着文化的革新和变迁有所改变。基于以上思路,本文从造型制式到文化寓意逐层递进分析,进而对玉舞人的功能用途做出分析,部分观点引自他人而略加判断。通过对于汉代玉舞人的功能用途,能够让今人深刻感受到汉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维逻辑以及审美趋向,更好的理解汉代的艺术创造,进而更好的继承其中文化与工艺事物结合的方法和思路,在理解的前提上,将之应用于当下,或借鉴或改进,实现当今中国的文化繁荣,建立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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