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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族志与史前考古的意义

2020-02-22 40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至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史前考古，无历史文献资料是当时建立之初的窘境。基于此，文章尝试分析了民族志与考古材料的优点和区别，并结合实际探求史前考古文献理论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史前考古
民族志
考古学
考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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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考古学自1921年仰韶村遗址发掘以来，至今已有80余年。特别是在建国以来这半个多世纪里，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一套基本完整的学科体系。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快速发展，及国外考古学理论的传入，学者的研究中心已逐渐开始从考古材料的积累，转入到对材料进行分析。在这里我所谈的仅限于史前考古，即没有文字的史前时期。虽然在早期的考古工作中，已经有不少前辈学者，通过收集考古出土资料分析史前社会概况，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考古出土材料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少之又少，且这些材料充满了偶然性，甚至不乏戏剧性。这些材料多为史前时期人类留下的遗物和遗迹，其中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居住遗迹、宗教活动遗迹等等。但这些都是物质方面的遗留物，其包含的信息十分有限，特别是关于人类精神生活方面的信息更是有限。所以利用民族志研究考古学问题应运而生，自然就成为我们实现考古学目的的比较可行的方式。

1、民族志在史前考古中运用的几点说明

笔者认为应是引用美国学者布里恩•M•费根的话：“考古学家们接着开始使用一种新方法与近期的社会作类比研究。他们从已经知道的往回推，从现在的人们推回到古老的时代。他们开始发掘有历史文献记载的印第安人的遗址，并深入研究它们的内涵，运用充分的历史文献来阐述他们的发现。因此，于1890年拍摄的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房屋照片将会用来与发掘出来的公元1500年的相对近代的房屋作一番比较。如果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那么就可以根据后者来解释史前的房屋。这样就可以将房屋追踪到比历史时期的居址早许多个世纪的史前遗址中去。”在这一段话中布里恩•M•费根提出，由已知的人类活动，去推断许多个世纪以前未知的人类社会的活动。通过这些材料，现在人根本无法准确认识史前人类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涉及到精神生活领域。因此我们只有以民族志为中介，然后把考古材料和民族志进行类比，最后通过这些已知的民族志资料去推测未知的人类社会活动。即通过对近代的，仍处于原始社会的人们的研究去探索史前人类的生活。

2、民族志运用到史前考古的实例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刘莉教授在《中国史前的碾磨石器、坚果采集、定居及农业起源》一文中，用民族志研究考古发现的石制磨盘磨棒，然后提出下面几个结论“第一、中国碾磨石器的主要功能是加工坚果、而不是谷物；第二、采集、加工和食用坚果（尤其是橡子）是全新世早期促进定居生计形态产生的主要动力之一；第三、在新石器中晚期谷物农业发展之前的很多地区，橡子可能是淀粉食物的主要来源；而栽培稻和粟的生产在很长时期内居次要地位”。在文中作者为了说明橡子可能是中国谷物农业发展之前的主要淀粉来源，大量引用民族志，包括北美印第安人的民族志、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民族志等等；同时也大量使用考古出土的证据，包括加利福尼亚的考古材料（7000BP）、日本绳文文化草创期（15,600－11,200cal.BP）的遗址出土材料等等。然后作者提出新颖的观点－中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碾磨石器（石磨盘、石磨棒）的主要功能，可能是用来加工坚果，而不是加工谷物。而其所用的论据，就是作者对世界各地民族志和考古出土的遗物的综合分析与运用。

汪宁生先生在《几种原始技术的探索》中：人类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有穿孔骨针。新石器时代的穿孔骨针者更多。前人对其制作具体过程都未曾复原清楚，一个关键问题是当时人们挖孔、钻孔或磨槽切割成孔时，如何才能避免使纤细脆弱的骨针折断。先以铁刀将动物肢骨切下一长条，大于寻常骨针数倍，作为骨料；再以刀尖在一端挖出孔来，然后在磨石上反复研磨，直到磨成骨针形状为止，只有先挖孔后磨才能成功。

否则，若先将骨料磨细再行挖孔，非折断不可。另外，汪宁生先生在谈史前时期肩胛骨器的运用时，根据民族志把肩胛骨分为五类，其用途、用法均不相同：

1）刀：以肩胛骨的一侧边缘磨薄成刃，以骨臼为柄，便可用于切割。澳大利亚阿纳姆兰地区即用袋鼠肩胛骨制成这种“骨刀”，专供薯类切片之用。2）刮：利用肩胛骨宽薄一端略加修正而成。因纽特人有鹿肩胛骨做得刮子，用以刮净已剥下的兽皮。3）炊器：笔者在西盟佤族亲见这一民族利用猪肩胛骨做成“锅铲”，将骨臼和骨脊部分稍加修整，以便手握。烹煮食物时用以搅拌或铲清锅底，有时也可以用来“炒菜”。4）锄：以竹木棒为柄，一端凿孔或剖开插入骨臼，缚以绳索。北美东部森林及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即有用牛或鹿肩胛骨做成的这类工具，用以平整地面，壅土或点种。5）铲：即以肩胛骨安上一个竹木直柄而成。云南景颇族即有牛肩胛骨做的铲子，称为“申边”，用以刮土、铲草或清除牛粪。

在研究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肩胛骨器的功能时，经过研究汪宁生认为这些肩胛骨做的工具“只能用于土壤表面工作，不能用于挖土”。同时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之肩胛骨器“与景颇族的‘申边’形同”。汪宁生在研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肩胛骨器时，采用了景颇族的民族志，其得出的结论很是具有说服力。

3、民族志运用的利弊

使用民族志可以为我们解释史前人类的社会活动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给予人们以启发，打开人们的眼界，从而帮助建立一种假说或推测。”也许得出的结论能够证明我们最初的判断；也许得出的结论恰和我们早已熟知的结论完全相左，如其关于史前时期碾磨石器的功能的讨论。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民族志在史前考古中的运用也不例外。在这里我拜读过刘莉的文章。我想说的是，北美的印第安人在几万年前就已经和亚洲大陆史前人类脱离了联系，走向文化独自发展的道路；日本的阿伊努人也在末次冰期结束后基本和中国大陆居民脱离接触，亦走向文化独自发展的道路。是否能采用这些和中国史前文化几无交流的民族志，来旁证中国史前的人类也食用坚果这一观点呢？本人尚存疑问。

我并不否认在面对同样恶劣环境的时候，处于同样生产条件下的史前人类可能会做出相同的反应。但同时也应看到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他们的日常生活、劳动方式也有所差异，如现在的欧美人和中国人就存在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等，具体来说，他们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方法、宗教活动、仪式等皆存在不同。因此这些民族志在带给我们启示的同时，可能会给我们一种错误的导向，在利用民族志时要慎之又慎。

参考文献：

[1]布里恩·M·费根(美),曹楠译:《考古学的目的》,《考古学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3-106页.

[2]汪宁生:《也谈民族考古学》,《汪宁生论著粹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1-28.

[4]布里恩·M·费根(美),刘国详译:《考古学的“中程理论”》,《考古学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7-119页.

[5]刘莉:《中国史前的碾磨石器､坚果采集､定居及农业起源》,《纪念何炳棣先生90岁华诞论文集》,2007年.

[6]陈星灿:《民族考古学之我见》,《考古随笔》,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94—199页.

杜开立,赵茜.民族志与史前考古研究[J].卷宗,2019,9(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