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数字化的迅猛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基础设施、收入分配、生态环境等问题上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城乡关系的重构也已成为国家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在政府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宏观条件下，被认为是现代经济中枢的金融行业必须以更高的站位，从上到下更好地发挥渗透作用。但是，从目前的真实情况来看，拥有巨额资金的金融行业始终难以将自身触角延伸至广袤的乡村中去。基于乡村对金融支持的庞大需求，新型金融模式正逐渐在乡村扎根生长，而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发展，凭借其优异的普惠性质以及易于获取的特点，在金融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传统金融的发展困境，破除了乡村地区金融资源匮乏和金融服务获得性差的痼疾。

1、文献综述

大多数研究者集中于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关系：第一，梳理城乡融合演进规律和发展机理。自我国成立70多年来，城乡关系的演进路径从二元对立发展逐渐走向统筹协调发展再过渡至一体融合发展[1-2]。随着生产要素、公共服务、文化观念、高素质人才等因素在城乡之间加速流动，城市和乡村之间资源实现良性循环，推动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格局重构，助力稳步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目标[3-4]。第二，建立衡量城乡融合水平的评价体系。有部分研究者选择从城乡融合的前提、动力和结果三方面衡量城乡融合发展[5-6]；但绝大多数研究者评价城乡融合的主要维度是从经济、生态、社会和空间四个方面的融合来展开[7-9]，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上述评价指标体系渐渐难以体现新时代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特征。因此，基础设施融合、基本公共服务融合、人口融合、产业融合、文化融合等各类更加细分的维度被不同的研究者纳入了城乡融合评价体系[10-11]，有效丰富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全面性。

数字金融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背景，依托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逐渐成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坚力量。研究者们多是基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从城乡收入差距角度来看，在省、市、县级层面上数字金融都能够切实缩小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12]，且通过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之间存在着某种非线性的影响[13]，而优化收入结构和信贷配置是这种影响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影响渠道[14]。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角度来看，有研究发现我国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改善城乡消费市场，从而缓解城乡消费结构的异化[15-16]，而且相较于城镇居民，这种作用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会更加显著。

与现有的文献相比，这篇文章的可能的边际贡献有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从金融资源配置水平的角度出发，验证数字金融发展推动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为既有理论对数字金融和城乡融合的研究提供新的补充与认识；其二，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使用2011年至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在加入疫情期间相关数据信息后，数字金融仍能够显著地推动城市和乡村共同进步，丰富了城乡融合领域的经验证据。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数字金融对城乡融合的直接影响

数字金融兼具普惠性和便捷性，能够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从而缓解城乡地区要素流通不畅的难题，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第一，数字金融能够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数字金融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弥合部分农村创业者在积极创业时面临的信贷缺口、改善农民的人力资本，以达到间接增加他们收入的目的，为缓解城乡居民贫富不均做出贡献[17]。第二，数字金融能够均衡城乡公共服务。数字金融作为一种包容性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模式可以降低融资门槛，拓宽融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乡村基本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难题，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及供给质量，推进公共服务领域的变革，有效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18-19]。第三，数字金融能够带动城乡产业结构转变。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积累资本、技术创新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有力破除城乡之间的产业壁垒，为乡村的优质产业培育发展新动能，从而辐射带动城乡产业结构转变[20]。提出研究假说1：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2.2 数字金融对城乡融合的间接影响

数字金融根植于传统金融模式，并依托于数字平台的建立不断发展壮大，与传统模式一道为城乡居民提供金融支持。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完善金融体制，缓解乡村居民在信贷市场上由于缺乏抵押财产和征信数据导致的贷款难问题，推动金融资本下乡，促使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为农业生产者获取产业发展资金提供了更加便捷可行的渠道。合理配置后的金融资源让更多资金向乡村倾斜，这势必会引起技术、管理及高素养劳动人才等生产要素快速向乡村地区流动，从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另一方面，依托于互联网的强大功能，数字金融几乎可以无限扩大各类金融机构的服务覆盖面积，以更低成本从市场上吸取城乡居民手中的资金，有效降低金融交易费用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水平[21]。金融资源配置水平的上升能够增强城乡居民的金融服务可得性，提高金融业务推广能力，开发创新多种类似“保险+期货”的个性化金融产品来推动农业农村蓬勃发展，为乡村居民过上富裕生活提供重要保障，助力城乡深度融合[22]。提出研究假说2：数字金融能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水平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3、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

3.1.1 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Urei)

在指标构建方面，参考了有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官方文件，借鉴了李红锦[23]及崔建军[24]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这些融合视角出发，设计构造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结果。详细指标见表1所列。

表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3.1.2 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Difi)

目前，北大测量得到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代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文章选取2011-2021年的该指数作为解释变量。为便于比较，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分维度皆除以100进行处理。

3.1.3 控制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除了受到数字金融发展的直接影响，可能还会被其他因素所左右，为减少遗漏变量的影响，根据既有文献选取以下变量做控制变量：交通水平（Tra），采用公路客运量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基础设施水平（Infra），用城市道路面积与常住人口之比来表示；教育发展水平（Edu），使用当年财政教育支出与当年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计算；人力资本结构（Human），采用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就业人数与劳动力总数的比值来测度；政府调控行为（Gov），采用当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当年地方生产总值之比来计算。

3.1.4 中介变量

金融资源配置水平（Fin）是中介变量。文章参考蔡则祥和武学强[25]对金融资源的理解和界定，从四个维度六个指标设立如下指标体系，具体见表2所列，使用熵值法计算得出结果。

表2 金融资源配置水平

3.2 模型设定

3.2.1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

为验证数字金融发展是否会对城乡融合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参考李红锦等[23]学者使用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具体可见模型（1):

模型中的i和t所指代的含义为不同的省区市和年度；Controli,t为选取的控制变量组合；μi,t和ηi,t则分别指代了构成双向固定效应中的时间和个体；εi,t为误差项。

3.2.2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为探讨数字金融推动城乡融合过程中存在的影响机理，主要研究了金融资源配置是否在其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为此建立的具体中介模型为：

其中，Mediumi,t为中介变量，即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其他变量含义同上。其中公式（2）为基准回归模型，旨在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否显著；公式（3）旨在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是否显著；公式（4）则验证了在控制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后，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是否显著。

3.3 数据来源

选取了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观测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和城乡融合发展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表3所呈现的为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而各个变量所使用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等。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各类统计年鉴中偶然出现的遗漏值将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

4、实证结果与稳健性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上文设定的基准回归方程，选择2011年至2021年这11年的面板数据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验证数字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是否产生影响，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等问题。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4 数字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

由表4的结果可知，不论是单控制个体效应还是两种效应共同控制，以及是否考虑控制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都较好，数字金融指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金融的发展的确显著的促进了城乡融合。这一结论得以证实假说1成立。

4.2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稳健，选择三类方法测试模型的稳健性。一是增加控制变量。采用商品进出口总额①与地区GDP的比值进行衡量的对外开放水平（Open）作为一项新的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检验；二是双向缩尾后进行回归。为消除变量极端值导致回归结果受到偶然性影响，将所有变量的数据低于1%和高于99%的部分做极端值处理；三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三个一级维度，即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再次检验数字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5所列。

表5 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

由表5结果所示，在加入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一项新的控制变量之后，并未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参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产生明显的变化，且对外开放水平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购买进出口商品的消费者更多来自城市，而非农村居民。城市居民能从对外开放中获取的收益要远高于农村居民。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替换成它的三项一级子维度后进行回归，可以发现在三个新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参数符号和显著程度也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说明数字金融无论是从总体方面来看还是从分维度来看，均能较为显著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最后，将所有变量双向缩尾后再次回归也并未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参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以上检验结果能够进一步佐证了数字金融对城乡融合的正向影响。

4.3 异质性检验

基于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不同，资源禀赋各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城乡融合程度均在不同地域展现出异质性的特点。因此，可以合理推断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也存在区域异质性。为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是否真实存在地域上的差异，将研究的30个省区市根据地理位置的差异分割为东、中、西三大板块，并探讨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①，具体结果见表6。

表6 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

表6中第（1）列、第（3）列、第（5）列呈现的结果没有考虑控制变量，第（2）列、第（4）列、第（6）列则是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呈现的结果。从表格中能够得到以下结论：其一，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在东部、中部和西部数字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均为正向显著。在考虑控制变量后我国三个部分都显著为正，但相较于东部和中部，西部的影响系数显著性水平较低。其二，我国东部影响系数达到0.116，在各区域中为最高水平，西部影响系数为0.049，在各区域中处于最低水平，由此可以证实数字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切实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数字金融相对发达的地域，其对城乡融合的促进效应就更显著。这是由于在经济发展领先的地区往往数字化接受程度较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较强，资源配置能力也更优秀，各项生产要素能在城乡之间得以畅通流动。在这样的情境下，数字金融能够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5、机制分析

文章探讨了数字金融在促进城乡融合过程中，金融资源配置起到了关键作用，故选取中介效应模型对该机制进行验证。表7展示了金融资源配置水平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表7 金融资源配置中介效应分析

在表7呈现的结果中可知，首先，模型1为基准回归模型，未加入中介变量，回归系数β1为0.095，并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金融切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总效应存在。其次，模型2表示当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字金融水平作为解释变量时回归系数α1为0.287也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促使金融资源合理配置。而通过模型1中数字金融回归系数β1与模型3中数字金融回归系数ω1对比可以得知，当纳入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后，数字金融的回归系数从0.095降低至0.086，可以得知这一过程中还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可能是数字金融推进城乡共同繁荣，融合发展的重要渠道。这一结论得以证实假说2成立。

6、研究结论和建议

使用熵值法测度了2011-2021年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该成果验证数字金融是否能够切实推动城市和乡村共同繁荣、融合发展，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数字金融和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联系，数字金融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第二，数字金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对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第三，通过作用机制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水平间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助推数字金融高效发展，缓解城乡差异，增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要继续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的深度结合。数字金融发展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持，基础设施的广泛覆盖和功能升级有助于更多的城乡居民平等地享受数字金融带来的便捷金融服务。因此，要格外关注人口密度较高但相对缺乏数字基础设施的乡村，在这样的区域推广数字技术的应用，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显著缩小城乡间的数字鸿沟。

其次，推进数字金融在各区域差异化发展。数字金融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程度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不能在中西部地区一味的复制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的成功模式，除了在中西部地区投入数字金融发展所必需的数字技术，资金支持和对口人才外，还要充分尊重不同地区自身的地域特色和发展现状，实施差别化的发展模式，促进地区间数字金融协调发展。

最后，金融机构应顺应时代发展，积极推动自我改革。政府应制定合理的金融资源转移政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水平。推动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国家大力发展数字金融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要顺应数字化发展潮流，将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传递给原本难以获得该服务的需求者。面临我国城市和乡村之间金融资源配置水平的显著差异，政府部门可以制定各种合理可行的优惠政策，引导城市地区过度集中的金融资源向相对匮乏的乡村地区转移，从而加强对乡村地区的金融支持，使金融资源配置对城乡融合的推动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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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期货市场服务乡村振兴的模式创新研究”(SK2019A0131);

文章来源:穆雅丽,廖宜静,惠璐瑶,等.数字金融赋能城乡融合——基于金融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J].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24,36(04):11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