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基督教传入罗斯后,罗斯摆脱了以前的“野蛮”状态,进入欧洲国家认可的“文明”国家行列,如不再实行抢婚和人祭等。基督教确实促进了罗斯早期国家的稳固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同时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罗斯史学的出现与史学的繁荣就是其成就之一。

一、东正教会操控下的俄国史学

中世纪时期,俄国史学处于东正教会的操控之下,呈现三大特征,即修道院是编史中心、编撰体例以编年史为主、史观以基督教史观为主。

(一)编史以修道院为主

修道院不仅与城市、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还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其原因是修道院具有成为文化、教育中心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一,修道院有发展文化的强大经济后盾,即拥有庞大的地产,并从事商业贸易、高利贷等业务,经济实力雄厚。生活在修道院中的僧侣可以衣食无忧地从事文化活动;第二,修道院院规有教僧侣识字和自由时间阅读的规定,因此,僧侣的识字比例较高;第三,修道院具有办学建校的场所,僧侣在群众中具有较高威望和号召力;第四,修道院承担教化王公贵族的功能。王公贵族为表现对东正教信仰的虔诚,送年幼的孩童到修道院修行并接受教育。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大公年轻时就曾在修道院修行。

由此,宗教人士常常夸赞修道院的文化教育作用,如都主教菲拉列特曾说过:“俄罗斯修道院不仅是重要的宗教中心,还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在这里完成了把希腊神学、历史、艺术作品翻译成斯拉夫语的工作。”[1]53М.索罗金说,俄罗斯修道院是“文化的中心,启蒙思想的温床,文字的推广者”[2]45。虽然充满溢美之词,但也切实地指出了修道院的文化作用。

修道士是罗斯社会最早的识字阶层之一。当时,修道院的修道士是最有文化和最有修养的人。他们把异域的文学作品、罗斯的古老神话、传说和赞美诗传授给王公贵族,他们管理大公的档案。

修道士的日常生活由祈祷、劳动和学习等三部分构成。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宗教典籍和赞美诗等。有的修道士专门负责抄写宗教书籍、记录修道院发生的事件等工作。都主教马卡里在圣书的前言曾经写道:“当我成为大司祭后,我在大诺夫哥罗德抄写这些圣书,一共抄写了12年。”[3]48

教会垄断文化,在修道院内存在教授文字、神学的学校。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的女儿雅卡在基辅安德烈修道院创办了富人女子学校。“召集不多的女孩,教她们写字、手工、唱歌和其他有意义的活动”[4]209。虽然保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可以确定“修道院是接受教育,培养劳动技能、信仰、道德的地方”。

修道士在修道院内创作、抄写手稿,并在信徒中传播。有资料显示,11世纪下半叶,基辅—佩彻拉修道院的修道士伊拉里昂“抄写书籍,在禁室中白天、黑夜记录费奥多西的言论”[5]49。修道士叶弗罗西尼亚来到波洛茨克的圣索非亚教堂“接受教育,按要求自己写书”[6]209。这说明修道院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抄写书籍。这适应了基督教在罗斯推广的需要,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修道院不仅创作、抄写宗教作品,还有保存这些书籍的图书馆。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的资料提到尤里耶夫修道院有自己的图书馆[7]44。

在基辅,除了佩彻拉修道院以外,扎鲁博修道院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编年史提供了这个修道院的培养人,“这年夏天伊兹雅斯拉夫确定来自扎鲁博修道院的克里姆·斯莫良基奇为都主教,他是读书人、思想家……”[8]340杜洛夫是西部罗斯的教育中心。这里受教育者的杰出代表是杜洛夫主教克里尔。他是训诫、祈祷文的作者。杜洛夫主教克里尔的创作是12世纪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他的文章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深刻的象征意义。他的作品中贯穿着罗斯统一的思想,成为古罗斯编年史和其他作品的基本思想。

基辅索菲亚大教堂、胡登修道院和尤里修道院是编写编年史和书籍的中心。许多修道院长主持、参与编年史的编纂工作,对俄国史料的保存和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往年纪事》的问世,辛勤工作的修道士功不可没。该书是在10世纪末11世纪初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分别编写的编年史基础上,由基辅洞窟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尔修改润色而成的。

令人遗憾的是,涅斯托尔修改的编年史原稿已失传,目前所能看到的《往年纪事》是由基辅维杜比茨基修道院长修改、增补而成的。《往年纪事》的内容涉及罗斯历史、宗教、文字起源以及语言艺术、地理、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是一部基辅罗斯时期的百科全书。

著名的修道士编年史学家还有尼康和盖尔曼。尼康于1078—1088年任基辅—佩彻拉修道院院长。1073年,他编纂了《基辅古代史汇编》,是俄罗斯最早的编年史文集。盖尔曼是诺夫哥罗德雅科夫教堂的执事,他于1136—1157年编写了《诺夫哥罗德编年史》。

《索菲亚编年史》被看作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时期少有的史料。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它是1675年之前诺夫哥罗德教会史的真正资料。《索菲亚编年史》充分地描述了民众和波雅尔阶层之间的冲突,还有诺夫哥罗德人对于莫斯科统一行动的顽强反抗。

像其他地方的编年史一样,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大部分是由修道士和教士汇编而成。19世纪,索洛维约夫就已经注意到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们的简洁、有条理的风格,但缺乏诗意和戏剧性。

由此可见,修道院是罗斯编年史编撰的中心,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宗教人士是编撰编年史的主力军。

(二)体裁以编年史为主

俄国史学深受拜占庭史学的影响,采取编年史的形式解释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例如,罗斯第一部编年史《往年纪事》以《圣经》为纪年的开端,由此论证了上帝存在、上帝创世的合理性。“本纪事就是从此开始的。洪水过后,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瓜分了土地……北方和西方地区分给了雅弗……斯拉夫人居住地区。在雅弗国土上居住的有罗斯人、楚德人以及其他部族”[9]3-4。用《旧约》中的传说来开始叙述,叙述洪水以后挪亚诸子之间的土地分配,随后叙述斯拉夫人定居在多瑙河流域,以及他们从这里又迁往别地的情况。

准确纪年的开始是在852年。于6360年(852年)。“印吉克特”1纪年15年。当米哈伊尔开始执政时,罗斯国的名称开始出现。我们得知此事是由于在这个皇帝执政时,罗斯发兵到达帝都,在希腊编年史中对此事有所记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此开始推定出日期。从亚当到洪水灭世为2242年,从洪水灭世到亚伯拉罕为1082年,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出走为430年,从摩西出走到大卫为601年,从大卫和所罗门登基称王到耶路撒冷沦陷为448年,从耶路撒冷沦陷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为318年。从亚历山大到基督降生为333年,从基督降生到君士坦丁为318年,从君士坦丁到前已提及的米哈伊尔为542年。从米哈伊尔统治第一年到罗斯王公奥列格执政第一年为29年,从奥列格执政的第一年(因为他在基辅当政)到伊戈尔执政第一年为31年,从伊戈尔执政第一年到斯维亚托斯拉夫第一年为33年,从斯维亚托斯拉夫执政的第一年到雅罗波尔克第一年为28年;而雅罗波尔克执政了8年,弗拉基米尔执政了37年,雅罗斯拉夫执政了40年。因此自斯维亚托斯拉夫去世到雅罗斯拉夫去世为85年;而从雅罗斯拉夫去世到斯维亚托波尔克去世为60年[9]13。

关于罗斯历史起点问题。几乎所有较早的作者都将俄国历史的开始定于公元860年(6368年)。一些作者会以“洪水、诺亚的儿子以及地球在此中间的分离”开始他们的叙述。大多数的编年史家认为862年是一个合理的日期,这一年瓦兰吉人被“邀请”到这片“伟大的土地”,尽管这里毫无秩序;因此他们“开始建立秩序并且统治我们”。

《往年纪事》从米哈伊尔执政元年开始,按年代顺序依次说来:

“6361年(853年)。

6362年(854年)。

6363年(855年)。

6364年(856年)。

6365年(857年)。

6366年(858年)。米哈伊尔皇帝率领军队从陆海两路进击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知此举难以抵抗,就去请求洗礼,答应降服希腊人。皇帝为保加利亚的王公和全体大臣洗礼,并和保加利亚人缔结了和约。

6367年(859年)。

6368年(860年)。

6369年(861年)。

6370年(862年)。瓦兰人被逐出海外,不再向他们纳贡,开始管理自己的政务。然而当时他们没有一部法典,这个氏族开始反对那个氏族,他们内讧不已,互相攻伐。于是他们彼此商议:‘咱们还是给自己物色一位能秉公办事、管理我们的王公吧。’他们就去找海外的瓦兰人、找罗斯人。”[9]13-15

(三)史观以基督教史观为主

基督教史学是以基督教神学观点解释历史的神本主义史学。基督教史学排除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史学家致力于在历史本身之外寻求历史的本质动因。基督教史学家以上帝永恒和上帝为万物之源为历史前提,引入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观念,强调时空贯通性,以久远宽广的宗教视野审视一切事物。基督教史学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并且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阿非利卡努斯(约180—250年)是基督教史学家的早期代表。他将前人所写的历史和《圣经》中的神话、传说融会贯通,编撰了一部《编年史》。据他推断,《圣经》中所描绘的“创世纪”发生在耶稣基督诞生前5499年。他的《编年史》以此为历史的开端。他按照《圣经》中的年代顺序记载了古代东方各地区、希腊、罗马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和神话传说。他首次明确地运用线性的历史时间框架安排和编纂历史,初步确立了历史时间坐标的观念,奠定了基督教年代学的基础。他的这种从上帝创世开始计算历史年代的方法,实际上是基督教创世纪年的开端。攸西比乌斯(约260—340年)被誉为基督教史学的真正奠基人。他用希腊语撰写了五部历史著作——《编年史》(《大事年表》)、《教会史》、《君士坦丁大帝传》、《巴勒斯坦殉道者行传》和《古代殉教者传集》等。

罗斯人记述历史从《旧约》的诺亚方舟故事说起,即洪水灭世后,诺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分领了大地。雅弗获得的是北方地区和西方地区,其中,有第聂伯河、伏尔加河等。雅弗的子孙后裔有瓦良格人、罗斯人等。与《圣经》中的《创世记》一脉相承。

《往年纪事》详细记述了988年的“罗斯洗礼”,认为罗斯人接受基督教告别了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期,颂扬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的功绩。

这一传统为后世的编年史所继承。如《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这样阐述记述蒙古人入侵的原因:“这一年,由于我们的罪恶,来了素不相识的多神教徒。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从哪里来,说何种语言,属于哪个部落,信仰什么。我们把他们称为鞑靼人,有的人把他们称为塔兀儿蛮,还有的人把他们称为……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给罗斯诸王公带来了灾难,为了罗斯诸王公,为了他们带来的灾难,我们才记述他们,听说他们侵占了许多国家,屠杀了很多不信神的阿速人、斡别思人、卡索格人及波洛伏齐人。”[10]216

弗拉基米尔死后,《往年纪事》颂扬了他的功绩。“弗拉基米尔像罗马新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样,自己接受了洗礼,又为他的臣民举行了洗礼。如果以前弗拉基米尔追求邪恶的情欲,那么后来他已真诚地忏悔,就像圣徒所说的:‘罪孽增多的地方也是积善最好的地方。’值得惊奇的是弗拉基米尔为罗斯施洗以后,他为罗斯国家做了多少善事。而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没有给予弗拉基米尔能与其事业相称的荣誉。因为假若不是他为我们施洗,我们现在仍会像我们的祖辈那样仍置身于魔鬼的迷惑之中……用所罗门的话说:‘信守教规者死了,但希望不灭。’这就是为什么罗斯人想起神圣的洗礼,就敬重追念他”[9]105-106。

在《人的灵魂寓言》(12世纪末)中,土拉城的主教基里尔根据基督教观点,对人生活的意义给予自己的解释,讨论了灵魂和肉体的必然联系。当时他在《寓言》中提到了教会和世俗政权相互关系的现实问题,捍卫罗斯统一的民族观点。这在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王公开始实施中央集权政策、蒙古—鞑靼入侵前夕是非常重要的。

二、俄国教会史学的影响

东正教会对俄国史学的影响具有积极、消极两个方面,既有利于史料和史书的保存,也造成了史书内容以教会和王公为主体、史学体裁以编年史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等消极影响。

(一)积极影响

基督教的传入,促进了俄国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史料和史书的保存。有资料记载:“经过翻译的拜占庭非宗教书籍,首先是历史著作,早在11世纪就开始在罗斯传播。其中有:约翰·马拉拉和乔治·阿马尔托尔的大事记,这些著作是在作者们从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了解到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阐述拜占庭的历史的。”[11]21

俄国的第一批宗教作品受到拜占庭风格的影响。例如,诺夫哥罗德主教路加(1016—1060年)所著的《善训》,但是后来俄国作者不再简单地模仿拜占庭的体裁和风格。“俄国的书籍制作者既保持了每种体裁的基本传统和共同特点,同时又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了取自俄国现实的新内容,如撰写第一批俄国圣者鲍里斯和格列勃(11世纪上半期)生平事迹的作者很了解拜占庭纪事作品,所以就利用了这种体裁常用的写作手法。不过,拜占庭的那种写作手法是公式化的,总把某些圣徒生活中的传记特征纳入既定的写作模式,俄国作者则与此不同,他把鲍里斯王公和格列勃王公生活中的现实事件作为自己写作的基础……在这部作品中有许多叙述得可信的场面和现实生活细节,还有描述得生动的对话和独白”[11]22。

尽管拜占庭圣徒传的影响在不断加强,但此后传记的写作仍然保持了罗斯传记写作所特有的与现实的联系,并有关于实际发生事件的详细叙述,以及对生活细节的大量描写。基辅—佩彻拉修道院编撰的圣徒传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例如,关于修道院的一位奠基人费奥多西的生平记述中,除了采用拜占庭圣徒传的主题外,还记述了一些生活情节——对费奥多西童年的描写,对他母亲的栩栩如生的描绘,以及对佩彻拉修道院建立之初的许多生活真实事件的叙述,其中包括同修道院在11世纪下半期参加基辅政治斗争有关的事件”[11]22-23。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在《俄国史教程》中指出:“编纂历史是我国古代典籍家喜爱的工作。他们开始是刻板地摹仿拜占庭年代记的表面形式,不久就掌握了它的精神和概念,并自己创立了历史叙述的某些特点,制定了自己的体裁,确立了坚强而严整的历史世界观。编纂历史在当时被认为是大有教益的善事。”[12]68

11—12世纪,编年史编纂在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时期,编年史的形式和内容已有很大变化。这时撰写的已经不是简略的年代记,而是详尽叙述各种事件的完整而浩繁的卷帙,在一个日期下记述的不是一两个事实,而是许多事件的综合。在年代中已经没有疏漏删略的现象,出现了一些连续不断按年记载的历史细节,已经不是三言两语地叙述事实,而是采用了编年小说体裁,文笔富有艺术技巧,作品的结构错综复杂,内容丰富多彩”[11]25。编年史家关注具体细节,力求描述历史人物的外貌,甚至他的性格的心理特征。当时的修道士—编年史学家已经不满足于编写一两本史书,而是力图反映尽可能多的史料。

《往年纪事》就是最好的例证,涅斯托尔极尽所能地多方面搜集资料,资料包括“王公们的档案、拜占庭和斯拉夫人的历史著述、民间传说、咏史诗、所有以前的罗斯编年史和编年史汇编、贵族世传的年代记、当代目击者的口述,以及作者本人的民族学观察”[13]62。在编纂过程中,涅斯托尔又对资料进行了甄别和挑选等工作。“按照一定方法的加工,甚至经过批判性的挑选,并且用有指导性的历史思想加以说明”[12]90。

12—13世纪编纂编年史工作继续发展。编年史除了以宗教内容为主的教会编年史以外,还出现了国家编年史和家族编年史,内容涉及王公内战、政治斗争、外交谈判、军队战功、家族纠纷等。参与编年史编纂工作的阶层也在发生变化,除了大量修道士以外,王公贵族也参与其中。史学思想也得到发展,公国独立性的增强促进了地方编年史的发展,各地王公宫廷开始修史。“这些史料的共同特征有封建思想和宗教思想、人格主义(编年史编纂者往往把各种事件同主人公的个人特征联系起来),还有在叙述事件时采取主观态度。与此同时,每个公国的编年史又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这表现为独特的政治倾向、文笔的风格和用词等方面……参加修纂这些编年史料的不仅是一些修道士,还有领主以及王公身边的亲兵,甚至王公本人”[11]32-33。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除了叙述王公贵族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以外,还反映了工商业中心城市的内部生活。编者提到了城市的市场价格、自然灾害和政治生活。编年史家在叙述过程中关注全罗斯的事件时始终执行“大诺夫哥罗德王爷”的基本政治路线:保持内政和外交独立,维护自己的“自治”,不让别的王公染指。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阐述言简意赅,确切鲜明。罗斯各地出现不同的修史中心:南部有佩列亚斯拉夫和切尔尼戈夫;西部有加利奇;东北部有弗拉基米尔、罗斯托夫、苏兹达里、佩列亚斯拉夫尔—苏兹达里斯基、梁赞;西北部有波洛维茨。编年史包含各种各样的历史信息,诸如弗拉基米尔·摩诺马赫的遗嘱、马迈战役的记述、亚拿尼亚·尼基丁的跨越三个大海的旅行等许多记载。

蒙古人的入侵给罗斯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尤其对于南方和基辅的编年史写作,它们直到14世纪早期才复苏。编年史的写作在其他公国诸如普斯科夫、特维尔、罗斯托夫和莫斯科也得以复苏。这些史书通常记载王公的生活和死亡以及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高级地方官吏的选用;它们记载频繁爆发的战争、周期性的传染病、粮食歉收导致的饥荒。《特律斯基编年史》是当时编年史的主要代表。15世纪早期记载的复本在1812年的莫斯科大火中毁坏。每年度的记录显示某些时期只被单调地介绍,仅仅标记事关地方利益的事件。虽然风格和内容单一,但有的内容展示出作者的诗歌天赋。正因为如此,某些编年史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而且成为文学中的瑰宝。

蒙古人入侵的显著标志就是罗斯国家向中央集权转变。集权的威力在特维尔和梁赞公国得以见证,它们最终处于莫斯科公国的统治之下。动荡的政治境况以及莫斯科公国地位的逐渐巩固引发了深刻的政治变动。这在编年史的事件叙述中得到反映。莫斯科在国家领导权中的支配地位在诸如尼康编年史中得到最好的展现。因此,编年史可以被划分为三种类型:早期编年史、地方编年史和莫斯科编年史。

在莫斯科编年史中,最主要的主题是对蒙古统治的共同反抗,对喧嚣的地方幼主的反抗所驱动的国家统一。在漫长和频繁往复的对地方事件的讨论中隐藏着莫斯科的偏见和争论。编年史经常被莫斯科作为政治武器来捍卫国君以及提供巨大价值的政治辅助。在大多数情况下,编年史家不仅是有意识的虔诚献身的隐士,还是为政治理念和世俗利益所驱使的普通人。

14世纪是罗斯编年史蓬勃发展的时期。罗斯各公国如梁赞、特维尔和斯摩棱斯克、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共和国都开始编纂本国的编年史。编年史工作不仅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而且编年史在思想政治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苏兹达里—尼热戈罗德王公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曾为争取大公之位进行斗争。为了加强自己的威望,他下令编纂专门的编年史。这部由修道士拉夫连季于1377年编写的编年史,被称为拉夫连季编年史。拉夫连季编年史收纳了《往年纪事》,1281年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编年史以及1305年的特维尔编年史。这是保留下来最古的罗斯编年史”[11]74。

15世纪,莫斯科公国在国家领导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凸显,编年史也取得一系列成就。1409年,都主教基普里安主持编撰的大型编年史在莫斯科完成。这部编年史在《往年纪事》的基础上,继续收录了诺夫哥罗德、梁赞、特维尔等地区的编年史料,可称为全罗斯的编年史。由于该书贯穿了罗斯历史过程统一的思想,因而又被视为罗斯编年史的里程碑。编纂者对莫斯科王公极尽夸赞之能,特别夸赞了伊凡·卡利达。因为他取得了内部和平,为最后反抗蒙古积蓄了力量。该编年史使用资料丰富、内容浩繁,被称为第一部全罗斯编年史[11]74-75。

1418年,都主教福季在莫斯科主持编撰了另一部新编年史。该书对基普里安编年史进行了修订,删去了罗斯各地区相互攻讦的内容,缓和了莫斯科公国同其他地区的矛盾,较为全面地叙述了罗斯各地区统一于莫斯科大公政权的过程,表现出实现全罗斯联合的倾向。因此,福季编年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成为15—16世纪编纂编年史的蓝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罗斯史学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功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对促进罗斯的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4]5。

莫斯科编年史在14世纪处于主导地位。编纂工作由莫斯科都主教主持,他们与罗斯各地有着密切的联系。14世纪初,莫斯科公国的编年史工作开始启动,主要得益于罗斯东正教会都主教的组织和协调。之所以由教会组织编撰编年史工作,主要原因在于:“在俄国,最初的国家政权不是从世俗化和与神权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而是产生于东正教信仰内部……接受登基涂油礼的天子,在民众的意识中,是宗教真理的社会经验存在的唯一体现者和最高层次,是把宗教信仰和历史构建联结起来的唯一纽带。”[15]302相反,在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编年史中表现出封建割据思想,出现攻击莫斯科人的材料。1455年,特维尔编纂了一部编年史,介绍13世纪末的世界史和全俄罗斯史。在此背景下阐述特维尔的历史,力图说明特维尔公国的历史是世界史和全俄罗斯史的延续。同样,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叶夫菲米二世(1429—1458年)明显表现出与莫斯科的对抗。1432年,他主持编写了大型编年史——索菲亚编年史。编年史的主体思想是把大诺夫哥罗德的历史置于罗斯历史的中心地位,但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不能和莫斯科编年史抗衡。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着手编纂一部新的编年史,力求具有全俄罗斯的性质。

14—15世纪是修道士编纂编年史的极盛时期。14世纪初,国家和教会领导层联合组织编年史的编纂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在莫斯科都主教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其中,以都主教基里安主持编纂的编年史在罗斯编年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书不仅史料丰富、卷帙浩繁,收录了大量地方史料,而且符合罗斯国家统一的时代潮流,被称为全罗斯编年史。

16—17世纪,编年史编纂依然成就斐然。著名编年史《尼康编年史》不仅涵盖了从罗斯建国以来到16世纪50年代末的大量史料,还收录了某些传说和纪事。难能可贵的是,编年史始终贯穿着罗斯民族、政治和宗教统一的总体思想。1561—1563年,大司祭安德烈(后来为都主教阿法纳西)接受都主教马卡里的指令,编纂了《皇室谱系》。该书是记述从开国王公到伊凡雷帝俄国皇室整体历史的著作。该书不仅在体例上做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而且贯穿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思想。1630年,在牧首菲拉烈特的建议下编纂了《新编年史》,记录16世纪末至17世纪的重要事件。17世纪70年代,莫斯科出现了第一部印刷形式的史书——《史纲》,作者是基辅洞窟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吉泽尔。同时,修道士进行编年史的抄写和管理工作,对编年史的保存和流传做了大量工作。

(二)消极影响

在教会的影响下,编年史内容以教会和王公为主体。以《往年纪事》为例,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记述基督教在罗斯的传播、发展。在6494年(986年)用大量篇幅记载希腊人向弗拉基米尔述说基督教是什么的宗教,上帝是怎样创世的等内容。6559年(1051年)详细记载了安东尼怎样在基辅建佩彻拉修道院,狄奥多西怎样指定管理修道院的教规等内容2。二是记述王公的活动。如6492年(984年),弗拉基米尔出兵讨伐拉迪米奇人。他手下有一名将领,名叫沃尔奇·赫沃斯特;弗拉基米尔派他为先锋,他在皮尚河畔与拉迪米奇遭遇并战胜了他们。6493年(985年),弗拉基米尔与舅舅多勃雷尼亚一起驾船讨伐保加尔人……最终打败了保加尔人3。三是记述王公与基督教的关系。例如在6463年(955年)详细记载了奥尔加接受基督教的过程。6496年(988年)记载了弗拉基米尔怎样接受洗礼的过程。6497年(989年)记载了弗拉基米尔建造圣母教堂。6545年(1037年),雅罗斯拉夫为圣索菲亚教堂奠基,修建报喜圣母教堂,又修建了圣格奥尔基和圣伊丽娜修道院4。

体裁相对单一,以编年史为主。如出现了《往年纪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著名编年史。编年史著作在俄国盛行了七个世纪,一直持续到18世纪。莫斯科国君频繁的领土争端经常基于摘自编年史的证据。众多公国对周边区域提出的领地要求也是参考编年史而来。相互争斗者必须将这些文本牢记于心,评判者也需要频繁地参考它们。国家处于和平还是战争状态,无休止的争论和各自的权利主张,都需要参照编年史得到充足的证据。例如,一些边界纠纷,尤其是在莫斯科公国与波兰或是莫斯科公国与立陶宛之间,持续了数个世纪,必须引用来自编年史的相关证据。因此,莫斯科国君招募当时的饱学之士,汇集能为未来君主所用的资料,编纂编年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编年史著作的有用之处不仅在于它是历史信息的储备库,还是外交和政治抱负的辅助手段。编年史文本不仅有助于使国家意识具体化,而且有时也充当外交工具。正因为如此,中世纪时期的俄国历史若是没有编年史作为参考,将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参考文献：

[9][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1]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俄国文化史纲(从远古至1917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2][苏]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3][苏]Б.А.雷巴可夫.古罗斯国家的形成[C]//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4]刘爽.苏联解体的史学阐释——兼论俄罗斯史学的功能与特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5][俄]С.Л.弗兰克.俄国革命的宗教历史意义[C]//[俄]B.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注释:

1.“印吉克特——印吉克特纪年法,或15年为一时期的计算法,由拜占庭传入古罗斯｡该年在当时15年为一期的年代中所处顺序的位置称印吉克特,并且拜占庭纪元——世界的创立——为这一周期纪年法的起点｡而每周期印吉克特的更替结束于拜占庭新年的日子——9月1日｡‘印吉克特’一字的来源如同其纪年法本身的来源一样,不甚了解｡看来印吉克特计算法开始于罗马帝国和拜占庭那种每15年进行一次居民登记的制度｡拜占庭采用印吉克特计年法是在313年｡(Л.В.切列普宁《罗斯年表》,莫斯科1944年版,第33页;书中还详细告诉如何找出某年的印吉克特)｡”见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第300页｡

杨翠红.东正教会对俄国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J].北方论丛,2020(03):126-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