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史学名家赵翼(1727～1814)对近现代史学名家陈垣(1880～1971)有重要学术影响已成学界共识。由于陈垣的学术成就大多取得于中晚年,故而“陈垣学”的学术增长点和争议点集中于此期,学界探讨赵翼与陈垣之间的学脉传承关系也多着眼于此期。作为自然人,学者的学术生命必定受自然生命的制约,阅历、学养、识见通常在晚年才可臻于至善,故而才有“悔其少作”或“少作无悔”之说。任何卓越的学术建树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许多深邃的思想和精到的见解往往孕育于青少年时代。早期学术活动是一位学者由稚嫩走向成熟的重要环节。探讨赵翼对陈垣早期治学的影响,有助于揭示陈垣如何通过自学而成为一位“动国际而垂久远”的史学大师,也有助于审视其史学思想和治史风格的“多变”特点,进而重新对其学术生涯进行阶段性划分。本文采前贤详人所略、重人所轻、异人所同而忽人所谨之意,选取能够体现陈垣民族和民主思想的两个具体例证阐明主旨。

虽然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坛“南北二陈”,但二人成长轨迹有较大差异。与世代书香门第的陈寅恪不同,陈垣出身于药商家庭,没有家学渊源和师承源流,后来取得巨大的史学成就主要靠自学。陈垣早年对医学颇感兴趣且用力甚勤,并不专门研治史学。赵翼是引导陈垣步入史学门径的“第一人”1,被陈垣视为“启蒙业师并推服至古稀之年”2。

陈垣最早于13岁时(1893年)从张之洞《书目答问》中知悉赵翼及《廿二史札记》(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札记》),并对之萌生兴趣。他真正研读的第一部史学著作就是《札记》,23岁时(1903年)撰写的《题赵翼〈廿二史札记〉》一文,连同引文虽不过120余字,却可视为他研究赵翼史学的起点。他注意到《札记》先考史法、后考史事的特点,并将之按照“史法之属”和“史事之属”分类剪缀,每有新知新见便随手批注。他早年书法作品多取《札记》为题材,现存最早的墨迹就是1903年以行书写成的《在赵翼〈廿二史札记〉上的识语》3。

陈垣以《札记》为史学入门读物,并非偶然。“二十四史”是史学大宗,卷帙浩繁,殊难通读。将《札记》视作读史入门之阶,以求简约、便捷之利,是近代学人的共识。李慈铭以该书“殊便读史者之记诵”为由将之视为“案头之一助”4。张之洞称:“考史之书约之以读赵翼《廿二史札记》。”5其《书目答问》将此书置于史学入门书之列,并赞之为“读正史之资粮”6。梁启超也曾推荐该书:“学者读正史之前,吾劝一浏览此书。”7不同历史时代和治学风格的学者不约而同地视该书为自学者、初学者绝佳的入门读物,自然有其道理,必与《札记》本身的特点和优点有关。《札记》遍考历代正史,对史法、史事、史意皆有考述,尤重风会递变、治乱兴衰,便于自学者、初学者迅速了解中国历史和史学之概貌。吕思勉称《札记》是他少年时代最爱阅读的著作之一,是“治史学的好模范”8,自己后来的治史习惯深受其影响9。此外,赵翼擅长于考据之中阐发义理,颇拘哲思,发人深省,其著作少了几分艰涩、枯燥而显得兴味盎然,对青少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梁启超称该书可为近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10。金毓黻盛赞该书“本末洞然,富有逸趣,读其书者,乃至不忍释手”11。钱穆认识到:“赵著确有其精彩处。余之欣赏此书,以其人极有智慧,颇富哲学味。”12由是观之,正值愤悱之际的陈垣,通过研读《札记》初窥史学堂奥,有一定的必然性。

陈垣从研读赵翼著作中受益良多,对其思想、方法和具体成果进行了全方位、深入性的借鉴和吸收。他通过注史源、释晦语、辨异同、纠谬误、表己意等方式汲取赵翼著作的养分,“是创立史源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13。《通鉴胡注表微》前篇考论史法、后篇考论史事的体式极有可能模仿《札记》,该书表现出的经世致用理念无疑受《札记》影响14。《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等著作也都借鉴了赵翼的考论成果。陈垣还多次诫勉家族子弟和学生研读《札记》,并示以具体方法。他于晚年竭力纠正一些将赵翼视为农民革命对立面的左倾论调,认为旧考据也有值得继承的遗产15。终其一生,不同阶段均受到赵翼影响,恰如许冠三所言:“就史学义例说,引导他入门并影响他最久的,其实是赵翼。”16

陈垣敬重赵翼,却不迷信其考论成果。他指出赵翼治学有不严谨之弊,对其偏颇之见多有批驳,对其讹误之处多有校正,数十年间耕耘不息,集腋成裘,撰成《廿二史札记批注》和《廿二史札记考正》。他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程最早选取《札记》为教材,并针对该书讹误亲自撰写了13篇史源学札记予以校正。

一些人以陈垣曾指摘赵翼著作的诸多讹误为由,认为他轻鄙赵翼。这个观点并不准确,逻辑上也不能成立。事实上,他十分推崇赵翼,曾吟“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17之联句表达敬意,对赵翼著作在日本备受追捧的现象津津乐道18。素以求真、求是著称的陈垣,校正过众多前贤作品中的讹误,包括令他敬仰的顾炎武、全祖望、钱大昕及四库馆臣的著作,但这并不能说明他轻鄙前贤。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任何人都有权利探求真理,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全无爽失,更无法垄断学术话语权。钱大昕曾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19陈垣对赵翼著作辨伪去妄、补漏订讹,彰显祛疑坚信、指瑕见美之旨,体现出他敬重前贤、守先待后的学术品格,恰恰反映出他对赵翼著作的通透理解,对其思想、方法的全面贯彻和对其具体成果的批判性继承。

陈垣是广东新会人,其著作和书信经常题“新会陈垣”。直到33岁(1913年)入京前,其青少年时代基本上在岭南度过(此间曾短期游历日本)。因而,考察当时岭南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对通透地理解陈垣早年成长状况有所助益。陈智超指出:“要重视研究岭南特殊的文化背景对陈垣早期思想的影响。”20此言得之。

清季,岭南是仁人志士掀起反帝、反专制运动的重要区域。陈垣早年排满兴汉思想比较激进,与所处地域不无关联。《陈垣全集》第一册《早年文》收录了他青少年时代撰写的文字,其中不少内容是借历史题材发挥的反帝、反专制言论。1905年,他与友人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刊发了一系列鞭辟入里的针砭时弊之文。他称:“报中文字多倾向民族主义,当是在内地讲民族主义,不如港澳放言之便,故广州《时事画报》,系在内地发行的唯一革命报。”21这份报刊的创办初衷就是激起国人的民族和民主斗争意识。

20世纪初,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民族和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置身于时代洪流的陈垣,热切关注社会现实,以爱国主义、反专制思想贯穿其史学活动始终。他的笔名之一“钱罂”,在广东方言俗语中别称“扑满”,即取排满反清之意。加入同盟会后,他更加猛烈地批判民族压迫、君主专制,积极宣扬革命思想。

1907年,陈垣以“谦益”为笔名在《时事画报》第23期发表《释奴才》一文。这是他第一次运用史源学方法取得的成果。该文部分内容在选题命意、论点提炼、论据选取、论证思路及文字表述上,显著地借鉴了赵翼著作中相关内容(见表1)。

表1“奴才”称谓源流

赵翼所立条目名称是《奴才》,陈垣的文章题目是《释奴才》,选题旨趣均为考证“奴才”称谓之源流。二人均以该称谓起源于郭子仪“诸子皆奴才”之说为标靶,结论都是晋代已有该称谓,出处最早的文献是《晋书》。二人均选取刘渊、田嵩、王猛、尔朱荣、姚洪、李存勖等人的斥骂之语作为论据。二人均运用了枚举法、归纳法,论证逻辑和方法相似,例证排列顺序一致。赵翼称“奴或作驽”与陈垣称“奴亦作驽”这一细节表述也十分近似。对照文献,二者之间的因袭关系一目了然。

赵翼的考证时域止于五代,而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的陈垣在继承之中又有发展,将考证时域下延至清末,《释奴才》引文省略部分就是对该称谓在五代以后尤其是清代发展、嬗变状况的考述。此外,陈垣还补充了《水经注》《稗勺》等典籍的记载作为论据,使得论证更为精详、有力。从篇幅上也能看出陈垣对赵翼考论成果的发展。《释奴才》共约2500字,与《奴才》重合或相似部分有300余字,其余内容是对赵翼考论成果的补充、拓展和深化。

赵翼的考辨基本停留在考实性认识上,而陈垣将之上升至批判民族压迫和君主专制的高度。《释奴才》原题为《汉人欲为奴才不可得》,反满兴汉之意呼之欲出。清初满官才有资格自称“奴才”,表明与皇帝关系亲近,而汉官只能称“臣”,表明与皇帝关系疏远。乾隆帝倡议“消融满汉”,在谕令中反复强调从未歧视汉官,辩称臣仆一体,不分贵贱亲疏,但实际上对满、汉官员是区别对待的,对两种称谓的使用规则三令五申,对违例者严加申饬。清廷为何在“奴才”与“臣”的称谓问题上如此煞费苦心?陈垣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分公私,非分文武也,分满汉也。”他以其矛陷其盾,举出乾隆、道光等朝若干例证揭露清朝民族政策的伪诈,谴责清帝费尽心机严满、汉之防,喟叹道:“操纵臣下之术亦神哉!”又哀叹汉人地位卑微:“汉人求为奴才且不可得乎!”22

陈垣反清意志坚决,却不是狭隘的排满主义者。他在此文之前和之后发表过一些类似主题的文章,如原题为《汉官之无足轻重》的《说满汉之界》(1907年)、《荆州驻防满兵与汉城居民恶感之历史》(1908年)、《调和满汉》(1908年)等,还广泛搜集各种满清迫害汉人的材料,编成《柱下备忘录》,立意均是揭露清朝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主张消除满汉界线、民族平等,而非尽将满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这与辛亥革命前后开明的革命党人的民族主张是一致的。

1907年,陈垣以“钱”为笔名接连在《时事画报》第31期和第32期发表《秦桧害岳飞辨》《更论宋高宗忌岳飞之原因》两文,摒弃历代史论成见,通过细致稽核史事提出了新见解:两宋之交北方将帅纷纷南迁,搜刮民膏、中饱私囊之恶习成风,唯独岳飞不爱财;君臣上下多怀偏安苟且之心,唯独岳飞不惜死;岳飞之死绝非仅由秦桧谗害所致,根源在于他力主抗金复国,违背了宋高宗的政治意图。

此只眼独具之论出自一位27岁的青年之口,着实令人击节称叹。不过,细绎之,就能看出此论明显借鉴了赵翼的考论成果。赵翼赋诗《岳忠武墓》表达过这种见解:

……邪正由来冰炭异,奸臣逞毒何足计。独怪思陵非甚暗,曾写精忠鉴素志。是时权相日尚浅,未至靴刀严戒备。言官诬劾韩良臣,犹能力持格群议。胡独于公任罗织,自坏长城檀道济。千载人思赎百身,当年狱竟成三字。乃知风旨本朝廷,为梗和戎亟拔钉……23

同为忠臣良将,韩世忠虽受到诬陷却得以全身,而岳飞终因莫须有的罪名见杀,何也?历代论者多将之归咎于秦桧奸邪,而赵翼认为当时秦桧在朝中并不能一手遮天,决策权掌握在高宗手里;韩世忠虽遭奸佞诬陷,且确有敛财置业之举,却没有偏离高宗的大政方针;而岳飞坚决抗金,违背了朝廷弃战主和的政略,因而遭到高宗“拔钉”。

此诗所持见解与下述引文若合符节。

赵翼与陈垣都认为,岳飞光复中原之志与南宋君臣残喘苟安之心的冲突是岳飞被害的根本原因,且在论据选取、论证思路、文字表述上十分相似(见表2):

表2岳飞被害之因

宋高宗之所以默许、鼓励臣子贪恋子女玉帛,而防范、忌恨臣子廉洁自守,是因为贪腐者无不臣之心,而清廉者有忤逆之意。手握兵权之将帅多为私家计,消除了高宗的猜忌,唯独岳飞志在光复而不治产业,终致忌杀。高宗的“阴鸷之术”才是岳飞不得不死的症结所在,秦桧不过是帮凶而已,小说家的演义和短识史家的成见不足凭信。赵翼与陈垣以“接力”的方式深入剖析时局和人心,将岳飞的孤介、高宗的伪诈、奸臣的狡黠展现得淋漓尽致。

引文省略部分是二人选取的例证,多有重合或近似之处。陈垣注意到南宋将帅豪富的现象,并逐一考述了张俊、杨存中、韩世忠等人如何巧取豪夺,且明确标注是据赵翼征引《玉照新志》《夷狄志》《驾幸张府纪略》等文献而来。这些内容与《陔余丛考》卷十八“宋南渡世家多从行”条、“南宋将帅之豪富”条及《札记》卷二十五“南宋取民无艺”条、卷二十六“宋南渡诸将皆北人”条所述内容近似。

赵翼史论有重时势而参以义理的倾向,善于以时势为准则绳人论事,不赞同秦桧“反颜事仇”说,也不认为秦桧是岳飞被害的罪魁祸首。陈垣在其基础上选取了更多材料,论证得更加透彻,观点更加明确。尤为可贵的是,他还在考辨史事之后以如椽之笔对君主专制大张挞伐。与赵翼一样,陈垣也未将岳飞之死全然归咎于秦桧。他考辨岳飞被杀之因的旨趣并非为秦桧辨诬,而是揭露高宗如何处心积虑地杀害“以一身系种族之存亡”的国士,宣称:“宋高宗诚中国罪人哉”,“不正高宗之罪,则无以表示专制君主之宁贡其国于父母之仇而不任国人窥伺之志”24。他将斗争的矛头直指皇帝,这是处于清中期的赵翼难以做到的。陈垣进一步论述道:“夫秦汉以来,天下久以此国为天子一家之物矣。以此国为天子一家之物,则得失,天子家事也。食其禄者尽其力,尽其力非为一国,为天子一家耳,为己一人之功名富贵耳。”25这些认识立意高远,直击要害,振聋发聩,可与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见解相接续。在“保皇”“尊帝”之论甚嚣尘上的清末,此论颇有些风雨鸡鸣的意味,由此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位进步青年对民族败类的愤慨和对国家命运的忧思。

四

陈垣早年的学术气质与赵翼有几分相似。相对于由经入史的钱大昕、王鸣盛而言,由文入史的赵翼身上的诗人气质浓郁,少了几分学究气,考据功夫较弱。不过,他视野开阔,器局宏大,思维发散,善于由大处着眼而不牵累于细枝末叶,行文大开大合,善于在考史、论史之中烛照历史和史学发展之大势。青少年时代的陈垣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社会责任感强烈,感愤于内忧外患之时局,希冀以文字唤醒民众。此时,他学力尚不甚强,也未有老吏断狱般的考据技能,不擅长也不屑于从事饾饤之学,而对以经世致用、主通明变为特色的赵翼史学颇感兴趣。

陈垣借鉴赵翼提供的素材和见解,并结合新时代的新要求,将问题推向深入,体现出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通过本个案研究可知,探究近代史家如何从古代史学中汲取养分进而实现近代转化,对发掘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并借以建构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话语体系,或为有益尝试。

本文的探讨还可为重新审视陈垣学术生涯的阶段性提供一个参考。

人生阅历会对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产生一定影响。陈垣一生经历了许多转折,其史学思想和治史风格也呈现出“多变”的特点。他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曾自述:1931年前,注重实证,服膺钱大昕的考证之学;“九·一八事变”后,注重事功,服膺顾炎武的经世之学;1937年北平沦陷后,倡导“有意义之史学”,服膺斥降人、振士气的全祖望之学26。许冠三将陈垣的学术生涯划分为两个阶段性:前期重文化,坚持民族本位;后期重政治,表彰民族气节27。周少川老师以“三变”概括陈垣治史的三个阶段:1917-1937年,重钱大昕之学,努力建设具有取材广博、综合分析和形成专家等特点的近代意义上的历史考证学;1937-1945年,重顾炎武、全祖望经世致用之学,以史学彰显爱国情操;1949年后,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历史研究28。这些评断具有启发意义,大体勾勒出陈垣史学演变的轨迹。

不过,关于陈垣史学的“第一变”,无论是以1917年还是以1931年为节点,都缺少了青少年时代这一环节。一般认为,1917年《元也里可温教考》发表标志着他正式进入史学研究领域。而此时,他已经37岁。倘以他自述的1931年发生“第一变”,此时他已51岁。众所周知,重大史学成果往往需要长时期培育,优秀史学人才通常需要长时期锻造。没有必要的知识积累和时间沉淀,纵使天资聪颖,也难以取得多大成就,何况是对陈垣这样一位既无家学渊源、又无师承源流的人呢。他本人也认识到:“史学家尤难成名。书太多,三十岁以前难成史学家。”29由此推断,他在1917年名动一时之前,必定已经有了较为深厚的学术积淀,否则不会中年暴得大名,而在此过程中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前辈史家就是赵翼。

诚然,钱大昕与陈垣分别是乾嘉历史考证学派与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两座高峰,二人之间的学术关联早已为学界公认。但是,钱著艰深古奥,并非自学者、初学者所能轻易登堂入室、窥其涯涘。赵翼著作虽不如钱著博雅、精深,却可在思想性和趣味性上取胜,自学者、初学者尚能勉力为之。职此之故,陈垣受赵翼的影响应置于受钱大昕的影响之前,处于第一阶段。

与梁启超的“多变”特点相似,陈垣的“多变”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迁的自觉适应,是持续性的“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30,体现出他勇于自我批判和不断攀登新高峰的学术品格,也反映出他治学并非闭门造车而不顾社会现实,而是始终紧扣时代脉搏,与国家兴亡同进退,与民族荣辱共沉浮。陈垣的史学思想和治史风格虽然多变,但于形变之中亦有不变,即无论社会形势如何变迁,其经世之志、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始终未变31。

注释：

1.周少川:《陈垣:20世纪的历史考据大师》,《历史教学》2000年第1期｡

2.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第103页｡

3.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汪荣祖:《陈垣史学风格》,《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5.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79页｡

7.陈志超､曾庆瑛编:《陈垣先生遗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8.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史部·史评类》,上海书店2015年版,第610页｡

9.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27页｡

10.张之洞撰,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1.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指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12.吕思勉:《吕思勉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页｡

13.吕思勉:《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载俞振基编《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32页｡

14.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48页｡

15.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45页｡

16.钱穆口述,叶龙记录整理:《讲学札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8页｡

17.罗炳良:《陈垣与<廿二史札记>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8.牛润珍:《陈垣对清史研究的贡献》,《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罗炳良:《陈垣与<廿二史札记>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周少川:《陈垣史学思想的风格与情怀》,《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1期｡

19.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1-472页｡

2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119-120页｡

21.陈垣著,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9页｡

22.陈垣著,陈智超编注:《陈垣史源学杂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1-122页｡

2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4.陈智超编:《陈垣教授诞生110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25.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06页｡

26.赵翼撰,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卷38,《奴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53页｡

27.陈垣:《释奴才》,载《陈垣全集》第1册《早年文》,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9页｡

28.陈垣:《释奴才》,载《陈垣全集》第1册《早年文》,第39-42页｡

29.赵翼著,曹光甫校点:《瓯北集》卷13,《岳忠武墓》,载《赵翼全集》第5册,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209页｡

30.赵翼:《陔余丛考》卷41,《岳忠武之死》,第827-828页｡

31.陈垣:《秦桧害岳飞辨》,载《陈垣全集》第1册《早年文》,第108-109页｡

32.陈垣:《更论宋高宗忌岳飞之原因》,载《陈垣全集》第1册《早年文》,第110-112页｡

33.陈垣:《更论宋高宗忌岳飞之原因》,载《陈垣全集》第1册《早年文》,第110页｡

34.陈垣:《秦桧害岳飞辨》,载《陈垣全集》第1册《早年文》,第108-109页｡

35.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02页｡

3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144页｡

单磊.赵翼对陈垣早期治学的影响[J].史学史研究,2020(02):40-46.

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资助项目“赵翼史学在20世纪上半期的传播与接受研究”(项目编号:2018M64124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