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多种“五帝”说，而唯独司马迁提出的“五帝”说，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不仅在学界，而且在社会上还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研究司马迁的“五帝观”，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五帝”与司马迁的“五帝观”

关于“五帝”的称谓，在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孔子家语·五帝》中，孔子提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但在同部书的另一篇《五帝德》里，孔子又提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为五帝（实为六帝）。可见此时，五帝还没有明确的说法。《金楼子·兴王篇》虽未具体指出五帝是谁，但从列举的三皇五帝的顺序看，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将少昊列为五帝之首。《白虎通·号》以“皇，君也，美也，大也”和“帝者，禘也，象可承也”为理论依据，在确认“三皇”之后提出：“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不过，班固在《五行》篇中，也赞成以五行为基础的天神大帝性质的五帝说，即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之说。这种被神化了的五帝，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里也有反映。《风俗通义》认为《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均提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并对其加以论述。说明《风俗通义》的作者是认可此种说法的。《拾遗记》虽未直接点名三皇五帝，但从排列的顺序看，也是将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为五帝的。而最早关于五帝记载的是《国语·鲁语》，其篇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提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虽未明确指出这是五帝，但为以后确认五帝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在综合《世本》《大戴礼记》等书的基础上，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确认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为五帝的说法。其后的《夏本纪》《殷本纪》《商本纪》《秦本纪》等等，都是以《五帝本纪》的顺序进行安排。尽管五帝有多种说法，但在历史上还是以司马迁提出的“五帝”说影响最大。

司马迁的功绩不仅在于提出上面所说的五帝，而且重要的是他通过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实际考察，站在国家一统、民族一统的历史高度，“整齐百家杂语”，在《五帝本纪》里建立起自己一套完整而系统的“五帝观”，也可称为民族观和中国观。他将其他四帝即颛顼、帝喾、尧、舜，置于一个世系内，将他们均说成是黄帝的后裔，具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系体系，即把颛顼说成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尧为黄帝的玄孙，舜为黄帝的八代孙。即使夏商周三代，也被纳入黄帝一系。使黄帝与炎帝一起，成为华夏族的始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始祖。这显示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独到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

二、司马迁“五帝观”的历史评价

司马迁所建立的“五帝观”，尽管受到后世人的不断质疑，甚至予以否定。但是，从国家统一、民族凝聚这一角度去认识，无疑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我们说，司马迁的“五帝观”，是司马迁在深入考察了春秋战国以来各自为政、攻伐频仍、华夷互斗的社会态势下，是为适应秦汉王朝中央集权制而建立的“大一统”之国家的时代要求而提出来的。国家一统，民族和谐，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人民之期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五帝观”，其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血缘意义。他从“血缘认同”的角度不仅为秦汉王朝建立的大一统国家体制确立了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其后两千多年的国家一统、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论历史上的华夏族和周边之“四夷”，还是今天的汉族、少数民族；不论是汉人执掌政权，还是夷人执掌政权，都将黄帝以及炎帝和其他四帝，作为国家之象征，民族之始祖，视为文化之根、文明之源、民族之魂。这也就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五千多年或更长时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瓜瓞绵绵、生生不息，即使遭到重大自然灾害，或面对列强入侵，或内部纷争，裂而不散，散而不灭，由五六千年前的炎黄联盟集团到华夏族/汉族，再到构成今天56个民族的共同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延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发挥着积极而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成、发展道路。按照民族学的观点，追溯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不仅是指生活在同一地域内，而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部族再到华夏族/汉族和中华民族，就象滚雪球一样，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漫长、曲折地形成、发展中，血缘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凝聚作用。实际上夏商就是一个血缘性的国家，是以夏人和商人为主体而建立的国家。不仅如此，西周和东周是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从文献记载看，炎黄二帝是由少典氏和有蟜氏派生出来的且具有血缘关系的“双胞族”。1在其后二者的共同发展中，两族始终相伴而行，互为婚姻。而这种姻亲一直延续至春秋战国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人是姬姜二族结合的结果，也就是说周人是炎黄二族之共同后裔。所以周人姓姬，称黄帝为其始祖，又将姜炎族称为“外家国”。因有此姻亲关系，所以，在西周及其东周时期，周人与羌（姜）人结成政治联盟，而周人的统治就是以这种政治联盟为基础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西周的灭亡就是因这种政治联盟的破裂而导致的。

这种血缘关系，致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产生了“慎终追远”、“认祖归宗”的心理和意识。司马迁的“五帝观”也正是这种心理和意识的反映。所以说，司马迁的“五帝观”不仅符合于当时人们的“大一统”观念，也符合于人们“认祖归宗”的心理。在这种观念和心理影响下，自秦汉以降，不管是汉族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都尊炎黄二帝为始祖，自称为炎黄之后裔2。即使有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虽未明确称炎帝、黄帝为始祖，或自称为“炎黄子孙”，但对黄帝还是十分推崇的。如金朝视黄帝与历代帝王一样，立制对炎帝、黄帝每三年一祭，表示对其崇敬。这种从“血缘认同”到“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虽是为了达到巩固其统治之目的。但客观上，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凝聚作用。

司马迁的“五帝观”，不仅得到统治者的推崇，而且也为古代有识之士所认可。比如宋人学者欧阳修在《新唐书·高祖本纪》中说：“考之世本，夏商周皆出于黄帝……。”另一位宋人学者郑樵在《通志·三皇纪》中说：“黄帝在位百年，五帝三王，皆黄帝之裔也。”元代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帝系考·皇族》一书中说八恺、八元“皆黄帝之裔也。……盖古之仁者世禄，而五帝三代之世系，未有不出自黄帝者也”。虽未明确说是对司马迁“五帝观”的肯定，但从其表述看，实为司马迁“五帝观”的沿袭。

不仅古代学者多有认同司马迁“五帝观”的，就是在近现代学者中也多有赞同司马迁“五帝观”的。梁启超曾说：从司马迁开始，“认识历史为整齐浑一的，为永久相继的非至秦汉以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3梁先生所说司马迁“五帝观”的产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的结果，即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实践的产物。顾颉刚虽认为司马迁的“五帝观”是“谎言”，但又认为司马迁“五帝观”有“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4顾颉刚所说“这是谎言”是指血缘方面，但从国家“大一统”政治观念上，顾颉刚还是肯定了司马迁“五帝观”，对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同气连枝”的作用。费孝通曾指出：“虚构三皇五帝的系统，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各族的群众。如果我们同意中华民族统一体的不断扩大正说明了我们民族的强盛和文化的发展，那么为什么不肯认可这种认同象征的联宗的？”5显然，费先生也不是从血缘方面去评价司马迁的“联宗”，而是从国家一统出发，指出司马迁这种“联宗”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是国家一统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永续长存。杨向奎曾对司马迁的“五帝观”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司马迁的法后王主张和他的歌颂大一统可以结合起来，这是司马迁历史哲学中的精华所在。”6说明“五帝观”是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史观的体现。

总之，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司马迁的“五帝观”，其政治和文化意义要远远的大于其血缘意义，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国家一统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炎黄热”，尤其是在民族危亡，或国家盛世时期，炎黄热的兴起和对炎黄二帝的祭拜，与司马迁的“五帝观”不能不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司马迁“五帝观”的现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发展，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历史性命题。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基于中华民族起源、形成的历史原因，而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芽和形成，可追溯至炎黄时代。炎黄蚩通过战争相融合而建立的华夏联盟集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之渊源。在其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种以炎黄二帝和炎黄文化为核心的共同体意识，如同由“自在”到“自为”的中华民族形成一样，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无意识到有意识。而司马迁的“五帝观”，正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反映。所以，今天，我们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对我国由多民族构成的现状，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去认识、理解司马迁的“五帝观”，而不是仅仅从血缘关系的角度，那么，司马迁的“五帝观”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司马迁的“五帝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血缘认同的基础。中华民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核心是以炎黄二帝为首的华夏联盟集团。所以，我们称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当然，这里所说的始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人文始祖，一是指血缘始祖。尽管今天，我们更多强调的是人文始祖，但不可否认，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血缘关系。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的血缘关系，使中华民族由“一元多支”再到“众支融合”，形成今天包含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绝大部分成员，自古能逐渐凝聚在一起，不能不说是与血缘有一定的关系，而且愈在早期这种血缘愈浓。这种中华民族的“一元”，已被近年出现的体纹学和肤纹学研究所证明。通过科学家对人体肤纹的比较研究，“发现我们56个民族自古就是一家人，是一元的，一个族系祖先遗传下来的。”9另有科学家获得两组人类生态学和血型学研究的成果，表明现代美洲原住民迁徙到美洲之前，还有一批黄种人群体经过西伯利亚迁移到美洲。科学家通过对这群人基因组合序列的分析，推断出4000年前的这些古人类是具有亚洲人中常见的A型血、褐色眼睛和浓密的黑发等体质特征，通过这些特征可以复原出他们的真实形象（古代亚洲人体形态）。美国考古学家威力教授通过研究发现，冰河后期，亚洲人移居美洲共有三次，有的是从陆桥通过的，其中主要是东亚蒙古人种，即中国系的民族。

再说，历经数千年的中华姓氏，虽不能作为追溯血缘的唯一线索，但是，从数千年不变的古老姓氏源流中，我们还能找到这种一脉相承的“基因”。关于姓氏，早期是分开的，各有不同的含义和特点。大概战国以后，“氏”逐渐失去其本义，与“姓”合二为一。据《说文解字·女部》解释：“姓，人所生也。”早于《说文》的《白虎通·姓名》说：“姓，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此许慎所本，其义为所生之子。因而，姓氏则成为血缘之标识。据有关资料显示，2010年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辞典》（袁义达、邱家儒）收录的汉字姓氏23813个，2014年出版的《中华姓氏源流大辞典》（徐铁生）收录的汉字姓氏31684个。而据有关居民证信息统计，当今仍在继续使用的汉字姓氏有7327个，以常用的100个姓氏统计，约占总人口的85%。11据张新斌统计：在历代谱书中，所展示的姓氏来源一般来自炎帝、黄帝和东夷（太昊、少昊）三个系统。根据《世本》（秦嘉谟本）的统计，在所收145个姓氏里，出自黄帝者110个，占比75.9%。《元和姓纂》收录1714个姓氏，出自黄帝者占比86%，黄帝族系仍为主流族系。若在当今100个大姓中，出自黄帝者86个，占比86%，实际人口数量达9.74亿，占人口总数的76%。若在当今300个大姓中，出自黄帝者270余个，占比90%，实际人口达10.6亿，占人口总数的82%。若再按2007年公布的100个大姓排序计算，出自黄帝者70个，兼属黄帝、炎帝者10个，兼属黄帝、东夷者8个。总的来说黄帝族系仍占据着主体地位。由此可知，从姓氏的角度追溯，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是与黄帝有关系的，也就说有血缘关系。这与前面肤纹学的研究结论大体是吻合的。

虽则这些研究还不能成为绝对结论，但起码从一个侧面说明，司马迁所建立的以黄帝为始祖、其他四帝为后裔的“五帝观”是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依据的，而不是一种完全的臆测，也完全不是什么“谎言”。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侯氏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可见，在司马迁等古人的眼中，从黄帝到尧、舜、禹及至商周，都是一脉想承，“血浓于水”。所以说，司马迁的“五帝观”为中华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血缘认同奠定了基础。

二是司马迁的“五帝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文化认同的基础。随着历史的演进，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司马迁所建立的“五帝观”，不是仅指一种血缘关系的认同，而同时具有文化认同的意义。所以，称炎黄是中华民族之始祖，也是更多的从“人文”的角度来认识。在自称“炎黄子孙”的时候，也不是仅指血缘的一种关系，而更多的是指“徒子徒孙”，不是仅指真正意义上的子子孙孙。因而，这也是司马迁“五帝观”至今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血缘的亲近感和内在情愫的存在”，更容易产生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融合。

司马迁在《史记》开篇《五帝本纪》中，在他所建立的“五帝观”学说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即对黄帝及其他四帝为人类所作贡献的记载。这也是构成司马迁“五帝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帝本纪》云：

（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在这里，司马迁为我们塑造了一位英雄始祖的形象。说黄帝不仅通过阪泉、涿鹿之战，与炎帝族和蚩尤族融合，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华夏联盟集团，“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始创华夏民族共同体，而且带领族民，为人类在衣食住行等多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发明创造，开创了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之先河。黄帝所创造的一系列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之祖根文化、源头文化，所以被称为中华“人文始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不能没有文化的认同。也就是说，文化认同不仅是构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同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所以，司马迁的“五帝观”不仅是一种“血缘观”，更是一种“人文观”、“文化观”，对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是司马迁的“五帝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政治认同的基础。这里所说的“政治认同”，不是仅指对某种政权和政治制度的认同，而是指对“国家”的一种认同。前面所说的血缘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民族认同。对于单一民族的国家来说，民族认同也就是国家认同。但对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只有把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才能保障这个国家长治久安，永不分裂或灭亡。反之，这个国家不是动乱不止，就是被外族入侵或自行消亡。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所以从某意义上说，国家认同比起民族认同更深刻、更重要。

我们说，司马迁的“五帝观”虽然适应的是秦汉“大一统”，是王朝认同的理论基础。古代“王朝”就是国家的象征，所以，实际上也是为国家认同所建立的理论基础。因此，认同王朝，就是认同国家。今天，我们面对56个民族，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要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世代永续，国家认同就显得至关重要。所以，司马迁的“五帝观”无疑为我们今天从民族认同走向政治认同即国家认同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因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在过去、在今天、在未来都是中华民族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特别重视慎终追远、认祖归宗的民族，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群体；不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天涯海角，中华民族都不失其这一优良的民族品格。所以，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未来，司马迁所建立的“五帝观”，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仍为国人所认同，其根源就在这里，因而我们不能轻易地予以抛弃或否定。尤其今天，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上，更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霍彦儒:《炎帝故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2]《辽史·世表》.

[3]粱启超:《要解题及其读法籍》,岳麓书社,2010年版.

[4]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读书》,1993年第1期.

[6]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7]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光明日版》,2019年9月28日第2版.

[8]石兴邦:《羌文化与凤县·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9]石兴邦:《羌文化与凤县·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0]石兴邦:《羌文化与凤县·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11]张新斌:《略论中华姓氏中的“黄帝主体”文化现象》,张庚富､武敬东主编:《全国炎黄文化论坛暨第五届中部六省炎黄文化论坛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页.

[12]参见张新斌:《略论中华姓氏中的“黄帝主体”文化现象》,张庚富､武敬东主编:《全国炎黄文化论坛暨第五届中部六省炎黄文化论坛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6-48页.

[13]石兴邦:《羌文化与凤县·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霍彦儒.司马迁“五帝观”的历史评价和现代意义[J].宝鸡社会科学,2020(02):4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