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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适治学的态度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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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适治学思想的核心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直以来被视为以“方法”见长的胡适的治学思想，其实质已将治学态度融入到治学方法之中。胡适的治学态度无论是从这十字箴言的字面上,还是落实到具体的方法步骤中均可表现出来。系统地来说,胡适治学强调历史和语言双重逻辑的建构,重视资料的收集,对于疑难和新材料会持续不断地跟进，讲求确凿的证据、关注后续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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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学术领域,胡适无疑是得风气之先的领军人物。而“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没有人比胡适更喜欢‘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了。少年得志,万众瞩目,再加上身处社会(知识)转型期”,“从一九一九年撰写《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到一九五二年在台湾大学作题为《治学方法》的连续演讲。”(《导言》),胡适一以贯之他治学的科学方法“假设与求证”。1917年夏胡适回国到北大任教。此时的中国,已然卷入仁人志士寻求救国的运动中。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1号,发表了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文章开头“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个字,既阐明了胡适的救国主张,也指明了胡适大体的治学方向。
一、胡适治学思想的来源
胡适治学的思想来源兼采中西,“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1]150。其有两条主要支流,一是(清儒的)“朴学”(又称为“汉学”),一是胡适反复提及到的其师杜威的“实验主义”。
“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1]154—155胡适归纳“朴学”的特点,即“(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1]170胡适在去上海求学之前接受的都是传统文化的教育,并且在校期间学业成绩名列前茅。旧学根底扎实的胡适,对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有过较深程度的学习和了解。诚然,胡适从宋儒和清儒学理的比较中,窥见中国传统的治学是缺乏方法论的。因此,他“拿来”杜威的“实验主义”和赫胥黎的“拿证据来”,作为他治学思想的一种补充。“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1]2其中,胡适对老师杜威思想方面的基本观念颇为推崇。按照词源学,实验主义的根源在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后赫胥黎将进化论引向社会学领域,直到杜威那里演变成一种主义。而一向宣称“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还是抓住“主义”牢牢不放,达尔文主义、实验主义成为他毕生信奉的主义。这位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兴趣”的胡适,一直以来站在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派的队伍中,因此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不以为然,甚至妄加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实验主义,说到底是一种人本主义,它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性质,决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唯物科学。胡适对上述问题的搁置,自是同他抱定的“主义”息息相关。
二、方法与态度:“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周策纵问过胡适,他的十字箴言是否把态度视为同方法类似重要的位置。胡适坦言,“我是有这种想法的,我认为一个人的态度怎么样,很可能影响到他怎么样运用方法,有时候甚至可能决定他怎么样运用方法,甚至于影响或决定他研究和思想的效果。所以我把态度和方法连在一起来说,才提出那‘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来。”[2]胡适历来被塑造成资深的“方法”痴迷者,这同他对“方法”孜孜不倦的反复提倡脱不开关系。事实上,胡适的治学态度已自觉融入到其治学方法中,它不曾遭到任何外力的强加干涉。这有赖于胡适自身的个性修养和学识涵养,尤其是他所接受的教育。
(一)重视“收书”,重视资料的收集
对胡适治学思想的梳理,恐是要先从其对“读书”一事的想法入手。这一点恰是经常被研究者忽略的。他们习惯从最直接的治学文章着手研究。
“读书”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始终处于被追问的状态。越是司空见惯的问题,越是难以回答。复杂的时代格局,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爱国志士们试图在这其中找寻一条适合中国的救国道路。那时人们对读书的追问意义,远胜于知识本身。胡适认为读书要精要博,要对外国知识有所涉猎,“一个受过训练的头脑,就是对于易陷入于偏见、武断和盲目接受传统与权威的陷阱,存有戒心和疑惧。”[3]22做好智识上的准备,以便今后在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胡适对于读书的方法和习惯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强调。在《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一文中,胡适认为,“读书的习惯可分为三点: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谦。”[3]19此外还强调买书习惯的重要性,尤其重视找书,这一点对于一头钻进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胡适而言至关重要。在《找书的快乐》中,胡适自称是个用书家,而不是藏书家。其研究涉及的领域广泛,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因此材料往往是难遇难求,真伪难辨。倘要做好后续的整理研究工作,第一步就要打好扎实的材料基础,“真正收书的态度,是无所不收的。”[3]88胡适主张“杂货店”式的收书法,广开生路,破铜烂铁皆可收,“材料不在乎好坏,只要肯收集,总是有用处的”,“再从博而专门”[3]232—238。
(二)注重历史和语言双重逻辑
统观胡适的治学文章,不难发现,它们都和历史有关联,都是“今人”考据“古人”文本的学术研究,或是为他人做年谱。胡适向来自恨“春秋笔法”,但他“不幸有点历史癖,故我无论研究什么东西,总喜欢研究他的历史。”[4]6胡适历史意识的介入是自觉的。从搜集材料,到甄别真伪,再到行文中观点的论证,全部有赖于历史意识的把控。历史意识,作为一种具体化的逻辑思维,它能有效避免逻辑上的一些困难。胡适认为,收集图书“必须要有这种历史的眼光,个人的眼光有限,所有的意见,也许是错误的,人家看为有价值的,我以为无价值;人家看为无价值的,我以为有价值,这种事情很多,我们收书,不能不顾到。”[3]237又如校勘、考据。善本、底本是校勘考据最可靠的依据。而要找出善本、底本,又必然要按历史逻辑,依次查找,直至追到源头。即便最终找不到善本、底本,依旧要按着历史的逻辑,找出相关联的各种版本。诸如考证《水浒传》,“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懂得宋元之际的时代,便不懂得水浒故事何以发达变化……不懂得嘉庆、道光间的遍地匪乱,便不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这叫做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4]28历史总是层层相因,环环相扣,中间发生的若干个断层,一般都是有迹可循。不同时代对同一件事或物,都有不同的理解,这些我们都不应当遗漏。
历史逻辑之外,还要注重语言逻辑。一个论据乃至一个论断成立与否,都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逻辑结构上。逻辑结构则是通过语言层面呈现。一旦逻辑结构松散崩塌,则组成逻辑结构的语言必然无效。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从逻辑层面上,逐个批驳冯友兰、钱穆、梁启超、顾颉刚的考据,称他们的论证是“丐辞”,而不是证据。“丐辞”,“在伦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在此,胡适大胆承认“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这个方法是很有危险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5]《〈红楼梦〉考证》。胡适仍是以逻辑来拆解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证明其不可靠性,是“附会”之作。胡适指出,蔡文“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4]48胡适认为,“索隐”有如猜谜般,有生搬硬套之嫌,是牵强附会的行为。治学的严谨,一在于缜密的逻辑,二仰赖于确凿的证据。
(三)讲求确凿的证据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字箴言,无论是假设,还是求证,胡适都要凭证据说话。“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1]15没有证据,胡适宁愿搁置不谈。与此同时,对于最亲近的师友,又或是不熟悉的人,胡适一旦发现有人发表缺乏足够证据的学术言论,他会选择“站出来”,用书信、撰文的方式来回应,以期他人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学术问题,符合他的治学抱负。
胡适治学思想兼采中西,清儒的朴学,外加杜威的实验主义、赫胥黎的证据说,由此达到东西合璧的效果。这足以证明西方现代科学同中国古老的考证学在精神内核上的相通,在全民族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时代,却依然有复古的声音,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规避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格局,胡适的治学思想才得以逐步确立。世俗眼中的留学生,所谈也多为西学内容。而胡适,可以说是少有的归国后一心只致力于“国故”的留学生。至于对西学的使用,一并注入他整理国故的事业中来。陈平原指出到了后来“以哲学为职业的胡适”那里,已“逐渐丧失提出‘假设’的能力和愿望,陶醉于真能‘拿证据来’的考据之学”,还指出:“胡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仍以早年的‘大胆假设’为主。”[1]7这一论断,诚然略失偏颇。历史证实胡适后来的考证趋于停滞,有些书只出了上卷,没有下卷。考证《水经注》,胡适花了整整20年。不得不承认,胡适在学术上的大胆,随着他学术领袖的形象深入人心,悄然被逐渐磨平,变得愈加小心谨慎。这是胡适的不幸,也是学界的不幸。然而,前文的论断割裂了假设和证据之间的关系,使得其中任何一个个体都无一例外被单独抽离出来。
首先,我们要明确“假设不是玄谈,也不是主义,更非迷信。有的人士将假设与玄谈或主义、迷信混为一谈。这是完全没有做过科学工作的表现”,“‘科学的预测’则是以既有的史实和盖然理论及盖然演算为根据的。”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假设里面固然也含藏着‘不确定的’成分”,但我们要警惕“不能倒过头来说含藏着‘不确定’成分的东西就是假设”的说法[6]。胡适大胆的假设,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的。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以戴震考证“光,充也”(《尚书·尧典》“光被四表”)为例作结。戴震是在发现《说文》《唐韵》《礼记》里“光”有“充”的意思,遂大胆做出假设,一反前人考订的意思,证明“充,光也”。而胡适毁誉参半的《说儒》,最终得出老子是正统派老儒的结论。这无疑颠覆了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家流派的划分,弃道家思想体系而不顾。
万事起于怀疑,立于证据,进而假设,忠于旁证,成于评判。这一点和前文提到的杜威思想观念的五步法有异曲同工之处。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主张旦凡假设、求证都要讲求确凿的证据。而“大胆的假设”,亦充分说明了怀疑精神的可贵。
(四)关注后续的延展,持续不断地跟进
不难发现,胡适对于悬而未决的问题,或是新的材料,他都会持续关注跟进,绝不草草了事。《〈红楼梦〉考证》,1921年3月27日初稿完成;1921年5月收入曹雪芹著,汪原放标点的《红楼梦》一书中,由亚东图书馆出版;1921年11月12日修改后定稿;1928年3月10日《新月》第1卷第1期,发表了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对脂本与其他版本做了长篇幅的比较。时隔七年,胡适能对庞杂的“红学”投入持续不断的关注,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正因为此,胡适的努力使他成为“红学”研究的一大奠基者。
再者,胡适以其个性魅力和学识风采,在学术领域好友云集。从其书信、日记中可见一斑。胡适同好友间往来的书信,以切磋和探讨学术问题为主,这有利于胡适治学思想体系的建构。
三、结束语
一直以来,中国学术界认定胡适的治学思想是以“方法”见长。然而,我们集中精力关注胡适的治学方法的同时,亦不能抛弃他的治学态度。“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治学思想的核心表达。无论是从这十字箴言的字面上,还是落实到具体的方法步骤中,我们随处可见胡适的治学态度,旦凡存疑之处,都要讲求证据,用证据说话。解决不了的问题宁肯搁置,暂缓研究。其对学术负责任的态度,往往被人们视为理所应当,从而被忽略掉,转而一头扎进胡适治学方法的研究中来。胡适的治学,不应当仅从他的治学文章入手。治学,应从学入手,其论读书的文章何尝不是他治学思想的体现。时至今日,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仍有不可抹灭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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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适,著.叶君,主编.胡适文选·假设与求证[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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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永涓.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态度——“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0,39(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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