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印刷业兴盛，大量书籍刊印流布，由此催生了官私书目的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私修书目，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略胜官修书目一筹。据范凤书的《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明代的藏书家多达897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但多以南方江浙一带为主。这些私家书目著录内容广泛，体例灵活多样，多有突破传统制式、颇具特点者，高儒的《百川书志》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然而，《百川书志》在其成书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有少数人关注，如王士祯的《居易录》、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等有所记述，加上清代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总目》时未将其列入，使其长时间淹没在中国古代浩瀚的目录学著作中，尤其是其相对系统、相对完整的编辑体例和编辑著录思想，长期被雪藏，有失公允。本文主要从编辑学视角对《百川书志》的内容特点及编辑体例、方法等进行考察研究，以期对其价值进行阐述及还原。

一、《百川书志》的内容、作者及编撰背景

《百川书志》是明代武将高儒撰写的一部私人藏书目录，是一部解题式的综合性分类目录，收录的图书上至先秦下至当时，可谓“启先世之藏，发数年之积，不下万卷”1。《书志》以“经史子集”四部统帅(一至三卷为经部，四至六卷为史部，七至十一卷为子部，十二至二十卷为集部),下细列二级类目共93种，总共收书2113种，10 000多卷。“各以类从，少著大意，条目昭明”2,不但著录书名、卷数，还撰有提要，较为详尽地著录了作者的年代、名号、官职、谥号等，著录书籍内容的同时也穿插有高儒个人的阅读体会，在我国目录学、编辑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百川书志》作者高儒，字子醇，号百川子，涿州人。儒父荣，伯父得林，祖父英，叔祖凤。高凤为当朝颇有权势的宦官，因而家族众人皆得蒙荫。高得林官至后军都督府右都督，正一品。高荣官至锦衣卫指挥同知，从三品。可见高儒的身世颇为优渥。《高荣墓志铭》云：“(高荣)以故，儒虽荫武，而能博极群书，旁通诗赋，且深究诸兵家方略……”3高儒虽然身为武将，却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本人喜爱藏书，并将其整理成目录，因其号命名为《百川书志》。高儒编撰《百川书志》用功颇深，根据《百川书志·序》称，该书“六年考索”,嘉靖十四年(1535)始纂，“大明庚子岁嘉靖”,即嘉靖十九年(1540)方得以编就。

高儒《百川书志》的编成，一方面得益于其丰富的藏书，另一方面得益于明代出版业的繁荣。

高儒家族有藏书的传统，高儒藏书来源之一为家族累世收藏，《百川书志·序》称：“闲居启先世之藏、发数年之积，不啻万卷。”4高儒叔祖高凤任职司礼监太监，司礼监之下的一个下属机构是经厂，专掌内府刻书之事，这就为高氏一族藏书提供了便利。高氏家族的藏书数量极有可能自高凤掌司礼监开始有所飞跃。《百川书志·序》曰：“追思先人昔训之言曰：读书三世，经籍难于大备，亦无大阙。尔勉成世业，勿自取面墙之叹。予对曰：小子谨书绅。”5高儒继承了家族的大量藏书，十分重视家族子嗣读书。除了先辈所藏书籍外，其本人也主动搜求大量的书籍。一方面，高儒经常于坊肆购买书籍，如《百川书志》中载录的数量众多的小说、戏曲等，基本购于坊间，反映了高儒个人的阅读旨趣，也成就了他极具个人特色的藏书结构。另一方面，其藏书的一部分来源于官宦之间的流通，如卷之五“状元记事三卷，皇明扬州卫指挥使玩浙野桥宾馆张干山编述”6,卷之六“花影集四卷，致仕应天卫指挥事夕川老人陶辅廷弼著”7,等等。这些文集多为武官著作，文学价值不高，极有可能是与高儒同朝官员的赠予。此外，《百川书志》也收录了大量藩府著作，如目录全面载录了周宪王朱有燉所作杂剧31种，并且载录时间早于其他目录。高儒是较早见到这批著作的人之一，也可侧见其与藩府交往的密切程度。

《百川书志》的编纂也离不开明代出版业的繁荣。明代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坊刻的数量、规模、内容较之前代更为丰富，是我国古代商业性出版活动最发达、最活跃的时期。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城市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创作繁荣，出版业也因之获得了巨大的上升空间，专门经营图书的坊肆大量出现，形成了以金陵、建阳为龙头，北京、苏州、杭州、湖州南北辉映的格局。明代坊刻与宋、元时期相比，刻书的门类增多，既刊印传统的四部典籍，如由元入明的建安刘氏日新堂、郑氏宗文书堂以及金台汪谅、刘氏安正堂、刘氏慎独斋等；又着力出版通俗文学，尤以金陵、建阳两地闻名，如刊印戏曲剧本的金陵唐氏富春堂、金陵唐氏文林阁，印行通俗小说的建阳余氏三台馆、建阳熊氏忠正堂等。明代形成了以金陵为中心的吴地、以杭州为中心的越地、以建阳为中心的闽地三个刻书中心。大量富有名望的家族也投入了刊印图书的事业中，如锡山华氏的会通馆、兰雪堂，安氏桂坡馆；吴兴闵氏、凌氏；金陵胡氏十竹斋、汪氏环翠堂；常熟毛氏汲古阁等。我国雕版印刷的新技术——金属活字版、套版印刷、饾版拱花印刷、影抄等，都是在他们的积极投入和实验下成功推广的，从而创造出许多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的印本新品，极大地丰富了明代的书业市场。刻书业的发达，丰富了读书人的购书渠道。高儒撰写《百川书志》之时，其藏书数量已经达到了“连床插架，经籍充藏，难以检阅”的程度。其藏书丰富和广博，不但有经史文献，也有大量明人文集和当时流行的小说，有别于当时的主流书目。

二、《百川书志》的版本及编辑体例

《百川书志》成书之后，时人有所关注。叶德辉的《校刻百川书志序》曰：“新城王文简士祯居易录尝称引之，黄虞稷周在浚等徵刻唐宋秘本书目亦列其名，可知此书久。”8但该书目却传本较少，经过历代学者的搜集和整理，《百川书志》主要有6个版本：其一，朱彝尊曝书亭写本，又称“朱抄本”;其二，缪荃孙、叶德辉、吴昌绶所藏“传抄本”;其三，瞿凤起所藏“旧抄本”;其四，肖山王氏手抄本，丁丙所藏，先藏于南京市图书馆；其五，嘉庆丙子精抄本，为吴门赵光照手抄；其六，罗锦泉抄本。9

《百川书志》最初是以钞本流传的，流传范围基本限于藏书家之间，并未在社会上得以广泛传播。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第一，明代藏书家辈出，苏州杨循吉卧读斋、宁波范钦天一阁、山阴祁承火業澹生堂、南京黄居中千顷堂、常熟毛晋汲古阁，皆藏书颇巨，并且多有精本、善本。高儒藏书虽丰，但在当时并不突出。第二，《百川书志》所收录的书籍带有高儒浓厚的个人阅读倾向，以明代人著作为多，包括明人文集和当时流行的小说等。小说在古代属于末流，《汉书艺文志》亦言：“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也。”10正是明代人的这种观念，使得《百川书志》在很长时间内淹没在浩瀚的目录学著作中，不被人重视。

《百川书志》得以保存，有赖于叶德辉的一系列整理工作。叶德辉根据吴昌硕所藏缪氏艺风堂传抄本，与另一旧抄本对校，补缪本之脱误，又对校家藏“朱校本”,终得叶氏“校抄本”,并收入“观古堂书目丛刻本”付梓印行，使得《百川书志》得以流传。11现存最精审的版本为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其将“观古堂书目丛刻本”加句读，并结合瞿凤起“旧抄本”的校勘记编成，是迄今最完善的版本，成为今人研究的主要参考。

《百川书志》作为一部私人藏书目录，“大分四部，细列九十三门，裁订二十卷”12,皇皇巨制，洋洋万卷，彰显了对前代诸多著名目录著作的学习和借鉴。其上承《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法，下接《宋史艺文志》对各个小类的厘定，很好地做到了对历代官修书目的继承，类目和内容更为细密和周详，同时代的公私书目在类目数量上未有超过《百川书志》者。如《百川书志》“史部目录类”《宋史艺文志》八卷，其下注释云：“宋史内抄出者，以备参考。”仔细品酌，《百川书志》四部下的小类很大程度上沿袭《宋志》的分类，如史钞类为《宋志》首创，书志沿袭之，集部亦仿照《宋志》列文史一类。同时，《百川书志》也对各种私家目录的分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借鉴。如《百川书志》列“经总”一类，而其为尤袤《遂初堂书目》初创，高儒将其引入。又如《郡斋读书志》首次于史部列“史评”类，《百川书志》中也列出了此项分类。再如对《直斋书录解题》的借鉴，《直斋书录解题》将法令、时令两类目并列，为历代书目之所未有，高儒编修《百川书志》亦沿袭此分类。

《百川书志》编辑体例在继承前代目录基础上也多有创新性的发挥。如“仪注”一类。查历代目录，自《隋书·经籍志》以至《宋史艺文志》皆编入“史部”13,而《百川书志》却将其列入经部，其下著录典籍，诸如《蔡邕独断》二卷、《家礼节要》一卷、《白鹿洞书院揭示》一卷等，凡29种，根据所著录图书及书下解题可知其分类下图书或为国家制度，或为礼节文辞。《百川书志》于经部另设“道学”类41种以及“蒙求”类16种。前者多数著录者为宋明理学家著作，如《龟山先生全书》一卷、《豫章先生书》一卷、《象山语录》二卷、《程氏遗书分类》三十一卷等。亦有受宋明理学家推崇的诸子著作，如《颜子》二卷、《曾子》二卷、《子思子》二卷等；“蒙求”类所录凡16种，为启蒙教化之书，如《童蒙须知》一卷、《程董二先生学则》一卷等。前代公私目录并不曾列“蒙求”一类，而《书志》将其与“道学”类“仪注”类同入“经部”,使得其弘扬教化、宣讲礼教的作用相得。

另外，《百川书志》丰富了史部的类例。《晋中经》中史部类例只有4类，在阮孝绪的《七录》中增至12类，《隋书经籍志》中则增至13类，《直斋书录解题》中达到了16种之多。《百川书志》的史部在它们的基础上新增了御记、史诗、文史、野史、外史、小史等，史部分类达到21种之多。史部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史部在不断地系统化、完善化。此外，子部也创设德行家、崇正家、政教家、隐家几类，凡此不胜枚举。

三、《百川书志》的编辑方法及特色

高儒撰写《百川书志》除了统计自身的藏书情况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著录及分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编辑方法。

(一)颇具特色的编辑方法

一是别裁法和互著法的使用。别裁法和互著法皆为独具特色的目录编辑方法，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对它们均有解释。所谓别裁法就是指将同一本著作中的一些重要的篇章著录在与其相关的其他类目中(一般在两种或两种类目以上),也就是分析著录。高儒对别裁法的创立，使得《百川书志》的工具书性大大提高，为后代目录学家所推崇和借鉴，如祁承煠、章学诚皆对此种方法有过评介，并加以推重，可谓影响深远。所谓互著法，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在不同的位置兼收并载，载于不同部次，使其“但加互注，以便稽检”14,将同一本书著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类目中，也就是互见著录。高儒首次将互著法运用到了目录文献的编辑中。例如：“集志，唐类，《韩昌黎文集》四十卷外集六卷，《顺宗实录》,详见史志。”“史志，起居注类，《唐顺宗实录》五卷，唐韩愈撰。”15将《韩昌黎文集》中的《顺宗实录》单独列出，这大大方便了后人的查阅。高儒在《百川书志》中对别裁法和互著法的运用对目录文献检阅者提供了便利，并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重视文献检索。明代由于图书数量激增，无法达到对每本书加以详细提要，因此明人私家目录更多采取的是对各部书进行简单的注释，大多情况下甚至仅著录书名。高儒在《百川书志·自序》中曾说“于疑晦处则释之”,这个“释”很大程度上受到南宋目录学家郑樵的影响。郑樵提出“泛释无义论”,反对繁琐庞杂的注释，这在《百川书志》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书名下作以简单注释，解决了前人目录学著作“兵无统驭”的弊端，便于后人查阅。而对于少数一些重要书目，高儒做出了较为详尽的注释，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书目文献的重要程度，让读者予以甄别，从而在阅读检索过程中有所侧重。

(二)鲜明的编辑特色

《百川书志》并未因循当时风行的书目编辑思路，而是根据自身的喜好从体例到方法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因而该书具有了较为鲜明的编辑特色。

一是著录有所倚重。《百川书志》侧重介绍一书的朝代、作者和卷数几个方面。例如：“卷三，道学，《颜子》二卷，元儒吴郡徐达左编次内外十篇。”“卷四，史抄，《史通》二十卷，唐刘知几撰。”16“《颜子》二卷”和“《史通》二十卷”说的是卷数，“元”和“唐”说的是朝代，作者则在其后。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一些重要的条目作者进行了详细记述。例如：“卷四，史评，《尚论编》一卷，皇明翰林学士锡山天游子王达善撰，论周秦以下五十三事。”“卷四，史评，《读史续谈》四卷，皇明南山遗老郑宣著。”17尤其是对于当时流行的重要著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如野史类中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及《忠义水浒传》,皆为明代风行的历史演义小说，介绍颇为详细。“卷六，史，野史，《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旧传诙谐之气，陈述百年概括万事。”“卷六，史，野史，《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18这种介绍兼具工具书性质，使得后人查阅相当方便。

二是提要编写有选择，重正史不被认可之文献收集。首先，《百川书志》有选择性地编写提要。一些重要的书目下有提要，例如：“卷十五，宋诗，《东坡编类歌诗》十九卷，文忠公眉山苏轼子瞻撰，此后人摘去文赋，取诗以古近体类之，凡两千一百有奇。”19有人曾就此做过统计，《百川书志》中2112种书有提要者为964篇，占总数的45.7%20。虽然没有过半，但没有照抄照搬前人的认识、观点，几乎都是高儒自己阅读后的感受，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其次，《百川书志》详细著录了大量作者的谥号、别号、官职、籍贯等信息。例如：“卷三，道学，《延平答问补录》一卷，皇明南京行人司副琴川周木编。”“卷五，职官，《翰林志》一卷，唐翰林学士左补阙李肇撰。”“卷十一，杂艺，《多能鄙事》十二卷，大明括苍诚意伯刘基类编十类四十五门。”21根据上述3例，可知“皇明”“唐”“大明”为朝代，“南京”为地区，“行人司副”“翰林学士”为官职，“诚意伯”为别号，“李肇”“刘基”则为姓名。纵观《百川书志》全书，作者虽未做到每本书皆有著录，但其着力考证标注作者信息，使之尽可能全面，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学术资料。再次，《百川书志》保存了大量文学文献。例如，“传记类”列出了大量的唐宋传奇，较有影响的作品如“《虬髯客传》一卷，唐杜光庭撰，又为张说，未详孰是”“《周秦行纪》一卷，唐牛僧孺撰”“李娃传一卷”“白猿传一卷”“南柯记一卷”“离魂记一卷”等。

此外，《百川书志》更是保存了众多创作于元明两朝、不被当朝所认可的演义、唱本、小说、戏曲等文献。这主要反映在“野史、外史、小史”三类目之下。例如：“卷六野史类载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外史类载有《西厢记》五卷。”“小史类载有《剪灯新话》四卷，附录一卷、《剪灯余话》四卷。”22这些文献都是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文学作品，当时却难登大雅之堂。高儒不流于世俗，将其列于史部文献，使得如此多的文学文献得以保存，今天也能从侧面了解明代小说戏曲类文献的兴盛与蓬勃。在这些文学作品的编辑著录中，《书志》中“传记类”集中保存了唐宋传奇，“野史类”则著录了众多演义话本小说，“外史类”主要辑录的是戏曲类文献，“小史类”则著录了大量的明代笔记，而在子部中又有“小说类”,其集中保存了明代以前的笔记。这种著录方式层次分明，便于查阅。

四、《百川书志》的编辑著录思想及错讹

高儒所编选的书目不局限于经史文献，而是根据他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的结果。他和当时的众多藏书家不同，并不过分佞于宋元珍本，而是注重从书籍内容出发进行取舍和评价。他在编纂《百川书志》的过程中展现了自己独特的编辑著录思想。

第一，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著述成果的载录，尤重集部。《百川书志》的收书数量巨大，并做到了古今并重。《百川书志》共收录图书2112种，其中明代以前的图书共1268种，占总数的60%;明代人著作844种，占40%(《百川书志》中的书目共2136种，由于互著法的使用，使其书目产生了重复，除去重复的书目，一共收书2112种)。明人著作在《百川书志》中占的比例很大，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就是明代图书生产量很大(著作多、印刷多),其二就是作者对当代(明代)著作的喜爱。《百川书志》四部图书各自著录的数量中，经部共载图书250种、史部338种、子部569种，而集部975种，独占所录书籍总数的46%。由此观之，高儒对集部图书的收集可谓是不遗余力。高儒并非儒家正统文人，所以收书偏重个人爱好。同时集部数量的巨大也反映了当时文学著作的蓬勃。高儒还创造性地为集部文献设立了独立类目，如书目中增设了“小说”类，收藏了《谢小娥传》《霍小玉传》等短篇小说以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两部长篇小说。此外，还增设“外史”类，这一类目主要收录的是传奇。传奇是明代独具特色的一种戏曲形式，高儒将这些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收录其中，汇集了《西厢记》《醉思乡王粲等楼杂剧》《东华仙三度十长生传奇》等戏曲，这些作品成为研究明代世俗文化的重要资料。

《百川书志》无论是在集部文献收录上的包容性方面，还是在类目设置上的创新性方面，都反映了高儒敢于突破传统、重视集部文献的编辑理念。在明代市民文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也是遵循社会潮流的变革的表现。

第二，重视宣扬道德教化，通过书目进行醒世劝诫。明代统治阶级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并颁布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如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教育，曾谕御史大夫曰：“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23明成祖朱棣也在《永乐大典·序》中说道：“修礼乐而明教化，阐至理而宣人文……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齐政治而同风俗，序育王之传，总历代之典。”24在这种文化政策影响下，道德教化的推广、宣传成了当时众多读书人著书的主要目标之一。《百川书志》作为私人藏书目录，作者在编目过程中渗透着醒世劝诫和道德教化的思想。

首先，作者在多处题跋中从伦理道德角度对书籍进行评定。例如：“外史类：《五伦全备记》三卷，国朝赤玉峰人琼台邱濬撰，凡二十八段，所述皆名言，借为世劝，天下大伦大理，尽寓于是，言带诙谐，不失其正，盖假此以诱人之观听，苟存人心，比入其善化也。”25丘濬的《五伦全备忠孝记·副末开场》中云：“今世南北歌曲，虽是街市弟子，田里农夫，人人都晓得唱念。其在今日亦如古诗在古时，其言语既易知，其感人尤易入。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用人搬演，虽非古礼，然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也，使人手舞足蹈，亦不自觉。”26高儒对该书的评价与作者的意图不谋而合，反映了撰写该书寓教于情、寓教于讽、寓教于乐的目的。又如，“小史类：《效颦集》三卷，汉阳教谕南平赵弼撰述，凡二十五篇，言寓劝诫，事关明教，有严正之风，无淫放之失，更兼诸子所长，文华让瞿，大意迥高一步。”27作者高儒甚至将其醒世劝诫作为评定书籍的一个方面，如子部小说家《草木子》四卷叙录中更有“大概高于小说次于道统之书也”28之类的论断。

其次，高儒还将书籍编辑分类独成体系，强化道德劝诫。例如，在经部设“仪注”“道学”“蒙求”三类，三者相得益彰，裨益教化；在子志卷九有“德行”“崇正”“政教”三类。此三类为高儒独创，如“德行”集中著录了贤人君子的言行语录，或有关教化的诗文；“崇正”或为祛疑，或为辩惑，皆以理学为正宗，以匡扶正道为主旨；“政教”则载善恶之报的故事及劝诫忠告。此三类相辅相成，达到趋善迁恶、教化民心的目的。高儒收藏载录这类文献也契合了明代当时的社会环境。明代教化书籍大量盛行，万历年间甚至还掀起了一场善书运动。《百川书志》收录的《太上感应篇》等善书被广泛刊刻传抄，李贽、高樊龙、俞樾等著名文士还为之作序。高儒某种程度上通过书目的记录侧面还原了明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潮流。

当然，作为一部私家书目，《百川书志》的编纂虽有创新，但在编纂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定的错讹及疏漏。

第一，缺少各部类前的序。小序目的在于方便读者对这一部类的演变历史、学术流派及其特点的了解，达到“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但是在《百川书志》各部类前没有小序，读者很难透过书目对其有全面系统的认识。

第二，“文史”内容迥异，却用同一名称。《百川书志》的工具书性虽强，但仍存在着“有目无书”和“有书无目”的情况，增加了许多名不副实的类目。如《百川书志》中两次出现“文史”类：其一现于卷六“史志”类，其二现于卷十八“集志”类。前者之“文史”仅录《游文小史》十三卷，后者著录包括《文心雕龙》十卷、《诗品》三卷、《本事诗》一卷等，皆为古代文学批评类著作，包括诗话、诗法、诗谱、文谱等作品。

第三，个别书籍归类不当。例如“卷三，经，道学，《孟子二卷》”,这明显应该是属于“儒家”一门，而非“道学”一门。又如，“传记”类收录了众多传奇故事，如《红线传》《李娃传》《白猿传》等，其皆为虚构故事，却列入“传记”一目。再如，“小史”类收录的多为小说，而子部也设有“小说家”一类，同为小说却在两个类目下，分类不严谨。

综上所述，《百川书志》是我国古代一部颇具特色的目录书，表现了高儒个人化的阅读偏好及编辑方法、编辑特色、编辑著录思想。其编辑体例及方法虽然不能直接应用于我国当代图书的编辑实践，其编辑著录理念却有颇多可取之处。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评价中国现代图书分类法说：“现代目录学，粗视之，若大反古代；细察之，则古代之缺点未及尽祛，而其优点且已丧失矣……严格论之，现代目录之稍进于古录者，惟在索书号码之便利与专科目录之分途发展耳。”①29现代图书分类体系虽然更为方便检索，但却不能通过目录对图书展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高儒在编纂《百川书志》的过程中虽有一定的错讹和缺失，但他秉承创新的理念，通过互著、别裁等著录方法，展现了其个人藏书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也从侧面折射了明代世俗文学发展及道德教化情况。透过此书目，可对明代的图书出版情况有所认识，便于研究明代社会文化。

注释: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6页｡

[2]高儒:《百川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高儒:《百川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页｡

[4]胡丹辑考:《明代宦官史料长编(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1077页｡

[5]高儒:《百川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页｡

[6]高儒:《百川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页｡

[7]高儒:《百川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6页｡

[8)高儒:《百川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文章来源:郑红翠,管仲乐.论高儒《百川书志》的编辑著录思想[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05):14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