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抽样调查数据,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对我国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互动能为居民提供获取商业医疗保险知识的渠道,有助于提高居民对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观满意度,并产生明显的“跟进”效应,从而对居民商业医疗保险产生显著影响;社会信任有利于促进不同群体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提高居民对商业医疗保险回报的期望值,对居民商业医疗保险产生显著影响。应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的作用,提高医疗保障事业的效率,实现更高层次的医疗水平。
一、引言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提出,把商业保险建设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商业保险要逐步成为个人和家庭商业保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发起的养老健康保障计划的重要提供者、社会保险市场化运作的积极参与者……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部分:一方面,满足了社会多样化的保障需求,提升了社会保障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商业保险也是金融市场重要的融资工具,发展商业保险有利于形成多样化的社会融资渠道,对完善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不高,了解影响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能更好地发挥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的重要补充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状况、人口特征、居民对商业保险的主观态度、社会互动等是影响商业保险参保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经济状况越好,收入越高,购买商业保险的可能性越大[1]。在人口特征方面,教育水平越高,人们越容易自主地获取和处理信息,购买商业保险[2];家庭结构也对购买商业保险产生影响,家庭65岁及以上老年人或就业者占比越高、家庭规模越大,购买商业人身保险的需求越低[3];保险需求同户主年龄正相关[4]。在居民对商业保险的主观态度方面,风险偏好、社会信任等会影响商业保险的参与和决策。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因素推动了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产生[5]。此外,金融知识的缺乏是制约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一个重要因素[6]。学者对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低的原因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制约了保险公司和医院的耐心和理性,导致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7]。除医疗行为信息不对称外,疾病的客观性、复杂性、多样性和严重性使医疗保险具有最难规避的道德风险[8]。可见,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存在的道德风险,是居民信任度不高的重要因素,并最终导致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低。
同时,学界提出“社会互动论”以探讨社会互动对居民金融决策行为的影响。社会互动是个体投资选择受到其参考群体成员的行为或特征影响的外部性。参考群体成员的行为或特征对个体投资决策的影响不是通过价格机制(市场)或合同机制(非市场)进行协调,而是直接通过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来实现的[9]。Durlurf提出,社会互动主要通过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影响居民的金融决策行为[10]。Manski认为除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外,还存在相关效应[11]。内生互动强调居民的决策受其他居民同期行为的影响,同时反作用于其他居民,产生一种“跟进行为”,例如居民通过内生互动学习和了解更多的商业保险知识,降低商业保险成本,出现“别人买,我也买”的“跟进行为”[5]。社会互动在金融决策中具有信息效应[13],通过交流和了解更多信息可引导居民做出同样的投资行为,此外,Becker还发现投资者通过和周围人群交流获得的愉悦感会促进其做出相似的金融决策[14]。Beiseitov认为,社会互动显著影响老年人对医疗险种的选择,经常与朋友、邻居互动的家庭,由于情景互动的负效应大于内生互动的正效应,老年人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更低[15]。国内研究方面,李涛以居民对自己交往广泛的自评程度为指标测量社会互动对居民参股的影响,发现社会互动对低学历居民参股的推动作用更明显[9]。邓淑芬等认为,如果个人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社会互动会更多,其参保的意愿更强[17]。许燕利用“信息-认知-意愿”模型分析发现,社会互动对农民的感知风险、感知价值产生影响。强关系主体在社会互动中提供的信息,能显著提高农民的感知价值和信任程度,降低感知风险,提高满意程度,从而促进农民的购买意愿[18]。
社会信任也是影响居民参与商业保险的重要变量。简单来说,社会信任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程度。Guiso等通过研究意大利社会资本对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从理论上解释了信任对金融参与的作用机制,他认为信任可以弥补金融契约和外部法律环境效力不足的缺陷,同时发现信任度较高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19]。Atim认为信任能显著改善社区医疗保险参与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而有利于提高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20]。国内研究方面,李涛发现,基于认可和信任参考群体,居民才会在金融投资上做出跟随行为[9]。何兴强等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水平的主要测量指标,研究发现较高的社会资本(即信任)有利于促进居民购买商业保险[5]。宋涛认为,对于农民来说信任能够降低搜寻信息的成本和增加对金融投资的期望,因此,农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参保的可能性越大[23]。阮荣平认为,农民对政府信任度越高,对政府政策的信任水平就越高,参保的可能性也越大[24]。
已有学者从社会互动和信任角度对我国居民参保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认为社会互动和社会信任对农民参保的正向效应是独立存在的,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对农民参保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25]。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非医疗保险的商业保险领域,缺乏利用全国性数据,从宏观视角分析现阶段我国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具体分析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对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本文认为,一方面居民可以通过朋友、邻居等途径了解商业医疗保险知识,另一方面受社会信任的影响,居民商业医疗保险的购买行为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一是社会互动能够提高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的可能性;二是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越大。
二、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合作执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2013年,该项目在全国28个省(市)中抽取100个县(区),共调查480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调查25个家庭,各家庭随机调查1名家庭成员,总样本量约为12000个,调查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本文从中选取相关变量,剔除缺失值后,采用的样本量为4995个,其中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比例为8.17%。选取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下:(1)性别方面,男性占51.11%,女性占48.89%;(2)婚姻状况方面,已婚(同居)占80.96%,其他占19.04%;(3)健康状况方面,健康占65.59%,不健康占34.41%;(4)户籍方面,农村占55.04%,其他占44.96%;(5)地区分布方面,东部占35.64%,中部占38.92%,西部占25.45%;(6)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占34.91%,初中占29.61%,高中占19.46%,大学及以上占16.02%;(7)社会医疗保险实际分布方面,购买者占90.39%,未购买者占9.61%;(8)社会养老保险实际分布方面,购买者占69.09%,未购买者占30.91%。
(二)变量设计
本文重要的解释变量是社会互动和社会信任。首先,基于社会互动理论,构建以“同朋友互动频率”为主的社会互动测量指标,采用的问题为“请问您与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将回答选项设定为1~6的连续变量,“几乎每天”“一周1~2次”“一月几次”“一季度几次”“一年一次或几年一次”“从来不”依次赋值为1、2、3、4、5、6,数值越高,互动频率越低。其次,构建以“普遍信任”为主的社会信任测量指标,采用问题“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来反映居民的普遍信任程度,回答选项设定为1~5的连续变量,“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赋值为1、2、3、4、5,数值越高,普遍信任度越高。
本文以“是否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问题“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商业性医疗保险项目”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测量,设定选项为“购买=1,未购买=0”。
此外,根据已有的研究设计,本文选取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户籍、上年个人收入、地区、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购买情况作为控制变量。上述各变量赋值见表1。
表1变量及赋值
(三)模型构建
本文以“是否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三个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1作为基准模型仅纳入控制变量;模型2和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纳入社会互动变量、社会信任变量,分别考察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对我国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我国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特征的描述统计
目前,我国居民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不高,本研究4995个样本中,仅8.17%的居民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本文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居民情况进行梳理,从表2展示的调查结果来看,我国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的特征主要为:(1)性别差异明显,男性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高于女性;(2)婚姻状况是影响参保率的重要因素,有配偶(同居)的居民商业医疗参保率高于无配偶者;(3)受教育程度高,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也更高;(4)户籍差异明显,非农户口的参保率明显高于农业户口的参保率;(5)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参保率最高,然后依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6)健康状况越好,参保率越高;(7)同已购买社会养老保险的居民相比,已购买医疗保险再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比例更高。
表2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特征描述
说明:本表反映的是4995个样本中已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样本(占比8.17%)的数据特征。
(二)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对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分析
模型1作为基准模型仅体现控制变量的影响,模型2体现社会互动变量对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3体现社会信任变量对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模型1、模型2、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社会互动、社会信任与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与的Logistic回归结果(OR)
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中,除性别变量外,其他控制变量对我国居民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1)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降低。(2)婚姻。有配偶的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更大,回归结果不具有显著性。(3)受教育程度。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增加。(4)户籍。同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更大。(5)健康状况。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降低。一般而言,医疗保险主要作用在于为居民提供生病时的保障,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居民参与积极性应当较高。但在商业保险领域,保险公司需要投保居民提供身体健康证明,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居民便被排斥在外,相反,身体健康状况好的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比例较高。(6)经济状况。收入状况越好,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的可能性越大。(7)地区分布。同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更低,而西部地区结果不显著。(8)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一方面,商业医疗保险对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体现不明显,同未购买社会医疗保险的居民相比,已经购买社会医疗保险的居民选择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显著降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居民虽然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增强了保障意识,但受收入状况和对商业保险的了解程度限制,其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的积极性不高;此外,社会医疗保险对商业医疗保险存在挤出效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医疗保障制度逐渐完善,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尤其是城乡医疗救助和大额医疗保险的推行,不仅能够使居民获得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险,还能为其超过社会医疗保险支付限额的医疗费用找到支付渠道,因此居民对商业医疗保险的需求大大降低,进而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的可能性降低。另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险对商业医疗保险存在挤出效应,回归结果不具有显著性。
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互动变量(同朋友的互动频率)对我国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即随着同朋友互动频率的降低,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显著降低。社会互动对个体进行投资选择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内生互动与情景互动两个方面,内生互动是指个体与参考群体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个体抉择既受到参考群体的影响,又影响参考群体成员的抉择,在不断交流过程中,投资项目的认可度提高,从而影响个体做出与参考群体相似的投资行为;情景互动则关注参考群体对个体产生的单向影响,即“示范效应”,既有可能是正面案例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案例的影响,正面案例可能促进个体采用相似行为,而负面案例可能阻碍个体做出类似决策,因此,个体投资行为将视情况而定。内生互动对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机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同朋友互动能够为居民提供获取商业医疗保险知识的渠道,居民通过同朋友互动可以进行观察性学习,比如了解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购买条件等信息,并且通过口头交流获取商业医疗保险的信息能够明显缩短居民获取信息的时间;(2)内生互动能够提高居民对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观效应,即如果居民的朋友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那么在互动过程中,居民通过交流商业医疗保险话题能够获取愉悦感,其对商业医疗保险的主观效应得到提升,从而推动了商业医疗保险的购买;(3)社会特征相似的人群容易出现“跟进”心理,做出一致的行为,居民愿意同自身经济社会条件相似的朋友做出相同的选择,从而产生一种“跟进行为”,即“朋友买,我也买”,同朋友互动频率越高,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的可能性越容易提高。从情景互动对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机制看,若朋友选择参保商业医疗保险,居民同朋友互动时间越长,越容易了解商业医疗保险整体的运作过程和保障水平。居民认为保障水平高时会产生明显的正向“结果示范”效应,反之则是负向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居民对损失的担心远远大于对规模收益的期待,因此,同商业医疗保险购买成功者的正向示范效应相比,未成功者的负向示范效应可能更为突出。现有数据并不包括准确的朋友实际享受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因此,无法准确测度情景互动。
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变量对我国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居民普遍信任度越高,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的可能性越大。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是一种金融投资行为,居民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期望未来获得较高的未来经济回报。一方面,信任感较强的居民,具有“困难时能够得到他人帮助”的预期,这种预期使得居民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愿意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社会信任度越高,居民越相信商业机构将来会提供约定数额的回报,提高自身的医疗保障水平。(2)社会信任有利于提高群体间可信度。居民个体的投资行为建立在掌握和认可相关知识的基础之上,社会信任度较高的居民主观上更容易相信和认可他人传递的信息,更愿意接受别人给予自己的建议,所以居民通过了解和信任他人传递的医疗保险知识,更容易发生购买行为。(3)社会信任能够促进合作,形成社会资本。居民基于社会信任,愿意分享知识,建立社会关系,形成社会网络,而社会关系的建立、社会网络互动的增加也会进一步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感,有利于产生较高的社会资本,从而提高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
四、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对我国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1)社会互动变量对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同朋友互动的“跟进”效应、正向“结果示范”效应明显意味着,同朋友互动越频繁,居民越容易产生“跟进”行为,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的可能性越高。(2)社会信任变量对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普遍信任能够促进居民之间的信息交流,普遍信任度越高,越愿意接受别人给予自己的信息和建议;另一方面,普遍信任能够提高居民对商业医疗保险回报的期望值,普遍信任度越高,居民越相信商业机构将来会提供约定数额的回报,从而提高自身的医疗保障水平。(3)控制变量方面,年龄、户籍、健康状况同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成负相关关系,低龄、城镇户籍、健康状况良好的居民参保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更大;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同居民商业医疗保险参保行为成正相关关系,有配偶、受教育程度高、收入状况好的居民参保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更大;社会保障项目方面,商业医疗保险对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从回归结果看,社会医疗保险变量同商业医疗保险变量成负向关关系,前者对后者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购买社会医疗保险的居民再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较低。
(二)讨论
目前我国居民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低,商业医疗保险还未有效发挥对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并且社会医疗保险对商业医疗保险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构建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分散风险,包括分散政府财政风险、行政管理风险,个人医疗健康损失风险。分散这些风险仅依赖单一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无法完成的,因此,需要在保证基本社会医疗保险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层次、不同需求、不同职业的居民设计更符合多层次需求的医疗保险产品。现阶段,应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的作用,提高医疗保障事业的效率,实现更高层次的医疗水平。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参与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政府可以从税收优惠、加强对商业保险公司的监管、重视特殊群体的覆盖面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商业医疗保险机构也需要提高核心竞争力,在为参保人提供产品和服务时,注重专业水平的发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同时,政府和商业医疗保险机构应加强对商业医疗保险知识的宣传,提高居民对商业医疗保险的认识水平,进而提升居民参保商业医疗保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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