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经传”“经说”“经解”三种解经文体均宗经而出,是先秦最为重要的三大解经文体。但是目前学界对三种先秦解经文体并没有足够重视,对于三种解经文体的差异也没有清晰认识,常出现“经说”“经解”“经传”文体名称混用、误用的现象。文章从文字学和文体学两个角度论述“经说”“经解”与“经传”三种解经文体在阐释目的与文体特点上的不同,以此区分三种不同的解经文体。
中国古代文体纷繁复杂,蔚为大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藏,值得人们去探索与继承。在庞大的中国古代文体系统中,“经”在其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本源地位。文体学中有“文体源于五经说”,从刘勰开始,就有许多学者将文体的源头追溯于五经之上,如北宋的颜之推、清代的章学诚都有此论述。章学诚作《文史通义》说“至战国而文体备,诸子百家皆本於六经。”(原文为六艺其实应为六经)在这些“宗经而出”的文本中,属“解经文本”与“经”的联系最为密切。经文简洁和古奥难懂的特点催生了解释经文的阐释文体产生,解经文本和经典的之间是较为规范的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由于它们均是“宗经而出”的,因此人们在这里统一将其称为“解经文体”。
解经文体自先秦早已有之,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的解经之书,大致有“传”“记”“说”“解”“训”“故”“章句”等多种体式[1]。其中,“传”“记”“说”“解”早在汉以前就已产生。“记”就是杂录,是后学对先师讲授内容的记录,内容往往颇为总杂,并不具备限定性的文体特征。因此现今学界在论及先秦解经文体时,主要是指“经说”“经解”“经传”三种。但是学界目前对于三种文体之间的内部差异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经常以某种解经的子文体来通称其他解经子文体,还常常出现各种解经子文体名称混用滥用的现象,因此对于三者的区分是很有必要的。
一、“经传体”的文字学和文体学意义
(一)“经传体”的文字学意义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传”作如下解释:“传,遐也。从人,专声[2]。”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注曰:“辵部日。遽,传也。与此为互训,此二篆之本义也。”通过互训,人们明白“传”的“本义”大体是指古代传递公文所用的车马。如段玉裁所言:“按传者如今之驿马。驿必有舍。故曰传舍。又文书亦谓之传[3]。后其又引司关注云:传,如今移过所文书是也。引伸传遽之义。则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而传注流传皆是也注1。”这即“传”的第一个文字学意义——辗转、转换。刘熙《释名·释典艺》亦曰:“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4]。”这一意义上的“传”与经学“传授”之“传”极为切近。《释名》中所解释“传”的意义,即传的第二个文字学释义——传递、流传。
(二)“经传体”的文体学意义
在文体方面上,作为解经文体的“经传体”重视“转受经旨,以授于后[5]”,即重视通过阐释使经文可以流传后世的传递性。“传”相对于“说”“解”来说更具叙事性和文学性,在解释经典时往往通过叙述历史事实来解释经文大义。《春秋三传》均通过记载具体的历史事实去解释《春秋》的经文大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左传》对《春秋》的解释。如《春秋》成公元年经文:“秋,王师败绩于茅戎。”只是简单记叙了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结果。而在《左传》中,传文:“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不听,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秋,王人来告败。”《左传》解经时重在交代“王师败绩于茅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叙事详细,是典型的“以事解经”。
但“传”在通过史实来解释经典的过程中,由于阐释方式与侧重点的不同,又会呈现出不同的语体特征。“传”的阐释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在借助史实解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义,立足经文阐释经典,以《公羊传》《谷梁传》为例;二是更加注重史事的详细记载,通过对针对性历史背景的解释,对经文作有效转换,以《左传》为例。以《春秋三传》为参考,“经传体”的文体特征发主要有如下三点:一是在阐释目的上,以解说经文为主,并注重《春秋》经文的“春秋笔法”;二是在阐释形式上,传文中经常出现“书曰”来称引原文;三是在阐释特点上,均借助记载史实来解读经文大义,因此“经传体”往往属于史传文献。
二、“经说体”的文字学和文体学意义
(一)“经说体”的文字学意义
《说文解字》中对说的解释如下:“说,说释也。从言兑声。一曰谈说[6]。”段玉裁注“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也。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采部曰释,解也。儿部曰兑,说也。本《周易》,此从言兑会意,兑亦声[3]。”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五认为“说乃兑之后起字,从音兑声,喜而发音也。故说次訢后[7]。”从上面的内容来看,“说”的含义有解释(说释)、谈说、喜悦。
“说”产生于先秦人们的言说之中,主体一般先提出言说的命题,然后列举言说的纲要,再对纲要进行说明解释。言说中的命题与纲要就等同于“经”,而对命题与纲要进行解释的部分则为“说”。早期因书写条件的局限,臣下在向王上上书言事之时,往往习惯于先在书写材料上写下言说的提纲,即“经”的部分。在言事时,再依“经”而言说。如《尚书·洪范》中记载商遗民箕子向周武王的言说。箕子先提出“洪范九畴”,然后对“洪范九畴”分别说明。这一结构,与《墨子·经说》和《韩非子》《内储说》上下、《外储说左》《外储说右》上下中所体现的“经说”结构大体上是一致的。
(二)“经说体”的文体学意义
“说”这一解经文体相比“传”“解”来说更具有“论说性”,更加注重对经文义理方面的阐释说明,是对观点的申述。在先秦诸子文献中,以“说”为题的文献仅存《墨子·经说》《韩非子·内外储说》两种。以此两种文本为参考,人们发现“经说”的主要文体特征有如下三点:一是在阐释目的上,以贴近经文,阐释经文大义为主;二是在阐释形式上,经文中多有“说在”之语,提醒读者“说文”的内容或关键;三是阐释特点上,重议论说明,具有论说性。
三、“经解体”的文字学和文体学意义
(一)“经解体”的文字学意义
“解”是一个会意字,在先秦有剖解、解释、明白等义项。《说文解字》言:“解,判也。从刀判牛角[2]。”就是用刀将牛角剖开。所以就有了分解、分析的意思,解释、注解这样的词汇亦由此而来。三国《广雅》对“解”作如下解释:“解,说也。”张揖在这里将“解”与“说”等同,这是因为在作为解经文体时“解”与“说”均注重对经文义理的论述说明,因此都具有“论说”“阐释”的特点。如《管子解》虽主要是解释经言的政治言说,但因是对政治方式、条例的详细解说,故基本上采用了议论的话语,而很少以历史故事进行言说,和《墨子·经说》体现出的“论说”特点基本相同。
(二)“经解体”的文体学意义
“解”这一阐释文体在产生之初相对于其他两种更加注重解释,是出于“因恐人有疑而解释之”的阐释目的产生的。《文心雕龙·书记》释“解”这种文体时说:“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谍,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8]。”即解释凝结积滞的问题,并验证事实加以核对,刘勰点明了“解”这一文体的“解释疑难使明白”的文体特点。而在后世“解”这种文体受社会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影响,其特点也在不断变化发展。战国晚期开始,“经解体”已不再像产生之初那般注重每字每句的确切意思,而是在解释经典之时颇多引申发挥,走自身学术思想。因此,很多学者都通过“经解体”的文体形式,凭借所解经典的权威性来宣扬自身的学说思想,如韩非子的《解老》《喻老》等。张舜徽在《广校雠略·注书流别论二篇》中说到:“解者判也,判析旨义使易明也。肇端于《管子》诸解,《韩非》亦有《解老》,盖周末已有斯体[9]。”如张舜徽先生所说,在先秦诸子文献中,以“解”为题且以解释经文为主的文献比较值得依靠的应该只有《管子解》和《韩非子·解老》两种。依据以上两种文本,人们可以发现“经解”这种文体的文体特点也十分明显,如下:一是在阐释目的上,颇多引申发挥,超越文本,树己立说;二是在阐释形式上,往往在一段解经文字之末以“故曰”引出所解经文;三是在阐释特点上,重义理阐发,轻字词训诂。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说”“经解”“经传”三种解经文体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首先在文体范围上,“经说”与“经解”均属于“诸子文献”,而“经传”则属于“史学文献”;其次在阐释目的上,“经说”与“经传”最主要的阐释目的是使读者借助“说”或“传”读懂经文,其目的是阐释经文大义来服务于经文的;“经解”的阐释目的则是借助经文权威来宣扬自身的学术思想。最后在文体特征上“经传体”重视利用史事阐释经文义理;“经说体”则注重对经文义理的论说;“经解体”则在战国之前注重解诂,是对经文逐句逐字的解说。在战国以及汉代,“经解体”开始注重经文义理的引申发挥,甚至出现过度利用而歪曲经文原意的现象,阐释重点在于凭借经典权威宣扬自身学术思想。
参考文献:
[1][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陈国庆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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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揖撰.广雅[M].商务印书馆,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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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蓥.基于古代文学对——“经传”“经说”“经解”的探析[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0,36(06):16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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