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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古文理论中的文笔问题探析

2020-09-09 50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本文以刘师培判断的古今文笔概念分期为基础,分别从历代文体起源、文体分类、文体变迁的相关理论为出发点,探讨刘师培古文理论中的文笔问题。刘师培作为扬州学派的汉学家代表,认识到厘清文笔无疑是推翻桐城派“古文为正统”主张的重要途径。在探究刘师培“宗骈”的文体观基础上,笔者认为他并没有否认俗语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普及作用,他的观点是即使在这种社会形势下,骈文也有存在的必要,表现他客观理性的文体研究态度。

关键词：
文体分类
文体变迁
文体起源
文笔之辨
语言文学
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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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章学历史悠久,文笔问题也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经历了曲折融合的过程,有其独特的范围界限和发展阶段。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一个重要的分支,在清朝骈文复兴声音的背景下,刘师培作为扬州学派的汉学家代表,认识到厘清文笔无疑是推翻桐城派“古文为正统”主张的重要途径。对此他上承刘勰的文笔观,下接阮元的文笔论,在此基础上又发挥其创新性,对文笔的内涵及外延都做了更深层次的解读。

一、古今文笔之辨与文体起源

刘师培主张研究文体之前应先弄清各类文体起源。文体出现的时间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但当时尚处于对文体概念认识模糊的阶段。正如章学诚所说“文体备于战国”,刘氏在此观点上进一步提出“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的观点。其实在先秦《尚书》中就已经出现了六种政治性文体:典、谟、训、诰、誓、命。而此时处在文体意识的萌芽阶段,即泛文体阶段。刘氏师承阮元的理论,以骈文为文章之正宗,而阮元又以孔子的《易文言》为推举骈文的主要理论武器,把孔子的用韵比偶当做“为文”正统。刘氏也就理所当然地把《易大传》中“物相杂故曰文”引用出来,当做自己“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的有力证据,并把描摹外形的原始“文”的修辞学角度也加入“文”当中,试图把为文标准回溯到更遥远的时期,以期产生更强的说服力。如果就此以刘氏“是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谓之笔”[1]为标准,先秦的很多文章都不能称作是“文”,如语录体、论说体文章都要排除在外。但他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曾提到:“周代之时,文与语分,故言语文学,区于孔门如《国语》《国策》所载是也。在当时虽谓之语,自后世观之,则语而无异于文矣”[2]。将国别体著作列入文中,显然有悖于他此前以韵偶作为标准的理论,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对文笔界限做出的一定让步,而产生“笔不该文,文可该笔”的结论。

相较之下,更适用于此时文笔观念的论述应该是南朝颜延之。他认为文章应该按照文采的高低程度分为“言、笔、文”三种,分别为经典、传记、师赋之类的文章。此种观点相比于后世研究虽然略显粗糙,但对于先秦经典的判定是合理的,“笔之为体,言之为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3]。在区分文笔的同时,并没有磨灭“言”在此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口书以为言,笔书以为文”[4]。此时期虽没有出现文笔之辨,但已具备文体多样形态。笔者认为,古文笔辨体在此时期尚未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时期属于各类文体确立阶段,大都伴随实用功能划分,从而出现抒情性、政治性、实用性等类别,没有根据文章特点及形制划分,这是文笔观念在此时没有形成的重要原因。

二、古今文笔之辨的确立与文体分类

(一)古今文笔之辨的确立

“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1]。如果对刘师培的文笔之辨观点进行研究,首要做的就是对古今文笔分期判定。“文笔”中的古今分期问题学界早有讨论,也有不同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认为古今文笔之辨的问题从先秦以后出现,第二种则认为出现在魏晋时期,第三种主张在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在刘师培看来,文笔之辨应发生在刘宋时期。文笔之辨的观念和“文”的存在是两个层面。在文笔之辨没有提出之前,人们并不能否认文笔存在的事实,“文笔”对举在刘宋时期开始出现。笔者认为,这还要从现有史料出发去研究判定分期问题。从现有史料看,东汉王充《论衡·超奇篇》中最早出现文笔的连缀成词。“文笔不足类也。长生之才,非徒锐于牒牍也”[5]。但此处并未具备相对完善的文体意义,此时仍旧为宽泛的文章体系。当时大文学观念的背景下,人们并不拘泥于分类,对文章辨体只是停留在认识层面。也就是说,东汉以前的文笔观念为“古文笔”,因为此时已经出现文笔对举的史料。关于明确区分文笔的情况,在《南史·颜延之传》中有所体现:“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6]。此时文与笔出现较为明确的区分。基于以上记载,并且综合刘师培相关理论,就是刘氏所提倡的“今文笔”观念。

“集部”的出现为现今文章辨体确立了重要的存在形态,是文体分类的重要依据。“集部包含的知识要素分为文笔两类,文和笔构成的体系划定‘文学封域’并界划出文学范围”[7]。“文学”一词出现较早,但概念却与现代截然不同。先秦主要指一切文献典籍之学,直至东汉,才开始有专以诗赋文章自明一家的现象,即单篇作品开始出现。东汉班固所著的《汉志》中将诗赋正式确立为独立类别,被认为抒发情志之体而与先秦经典加以区别。经、史、子部先于集部而存在。“集部文字的谱系则建立较晚,其建立之初,就以述文体为纲,故又称文体谱系”[8]。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也有关于总集的描述。“是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故古人不立文名,亦不立集名”[9]。

(二)文体分类

真正的文笔区分是在这些集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六朝之后,集部名称出现,南朝宋代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分别有“文翰志”“文集录”的名称。“集部”之名就是由“文集录”演变而来。刘师培对此也评价道:“而‘文集录’中,又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为四部,此亦文学别为一部之证也”[1]。这同时也说明文体分类进一步走向成熟。此时集部中所囊括的文章,以别集数量居多,即收集个人诗文而成的集子。集部中收集的大多都是诗文各体,多俪词韵语的文章特点使其区别于经、史、子部。随着“集部”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文笔界限越来越明晰,在萧统所编选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中,他甚至认为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都可以收录到此书中,而对经、史、子敬而远之,因为此类文章符合他“综辑辞采,措比文华”的选文标准。他认为“艺术的发展必然是‘蹱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厉’的”[10]。虽然此后隋代的《隋志》在集部分类法上有所变更,但是其保留楚辞、别集、总集而删去杂文的做法并不为刘师培所赞同。“杂文”中的箴、颂等文体反而是他颇为看重的部分,也因为这些文体起源较早而对后世文体产生了重要影响。

至此可以看出,刘师培今文笔观的独特构成来源于六朝以后逐渐成熟完整的文体观,即以萧统的《文选》为标准,追溯到孔子的《易文言》,这与阮元的主张如出一辙。

三、文笔问题发展与文体变迁

(一)文笔问题发展

刘师培论述文体变迁主要从文章体裁角度入手,并且认为其“本有公式,不能变化”。各类文章体裁在写作时都要有相应的要求和范围。文章中的句法可以变化,但其界说和特点不能改变。笔者认为刘师培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述文体迁变。一是从文章外部,即文章篇幅角度切入,探讨文体流变。二是从内部文辞句法出发,以有韵无韵来说明文体变革。

第一,他认为三代文章尚文,由于传播媒介的限制,很多文章有蕴藉、奥曲的特征,篇幅短小,有待后人加以诠释。秦汉之后则出现由简至繁的变化,到了南宋更甚。显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刘氏看来是文体逐渐混淆,弊病逐渐暴露。由于骈文在唐宋时期渐衰颓,说理之文愈盛,出现唐代“以古文为文之正统”的现象,崇尚浅质之文的风气浓厚。文笔问题随着唐代古文运动的开始受到全面“修正”,在六朝确立相对完善的“文”的系统会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遭受一定程度的变形和歪曲。“唯陈言之务去”的倡导使文笔分类等问题又逐渐模糊。

第二,刘氏又从韵偶角度说明文笔之辨在六朝之后的变化。西汉文章虽然属于韵文,但对偶方法并不严谨。东汉与西汉相比,往往用单行语言来运用排偶之词,奇偶相生,渐尚对偶。西汉两字成言,言辞简短直白,形容事物,不爽锱铢。东汉出现四字成一语,句法较长,到魏代又有合二语成一意的文章。韵偶问题只是刘师培所追求的理想文章“形象”。当时许多创作中并没有全部符合韵偶的情况,但也收入到文集中,比如萧统的《文选》。韵偶问题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而文章的音乐美、节奏铿锵却是刘氏所追求的。他之所以提出严格把控文章形式的意图在于保持各类文体的完整性和独特性,这是他认为经典之中应该保留的方面。文章写作并不是随意创作,只有符合体制才能向理想文章更近一步。刘师培所认为文体变迁中如果出现文体混淆,其结果势必造成唐宋文不文、笔不笔的乱象。刘氏看到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巨大影响,以至后世以此为古代之经典,显然有“乱体”趋向。他的这种文体观无疑是对文章标准在当今的又一次重新阐释。

(二)文体变迁

“文”自古以来就有美饰性内涵,外部形态美在很早就已存在,“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特别是“文章”连用,含义很多,但同样有色彩、配合之意。文笔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正如文体变化一样,与社会改变不无关系,文笔也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变更。但是直到明清时期各家才开始重视此问题。显然,刘氏今文笔的观念是意在更正自唐以后逐渐丢失的文章本质,为反对桐城派所主张的“义法”而做出的必要举动,同时也是对现代广泛使用俗语的无奈与疑惑,但是这也是时代发生巨大变革的产物。文体在此时显得并没有多少用处,这也是刘氏在论著中并没有论及现代文笔发展的原因。刘氏并没有否认俗语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普及作用,但对白话文运动碾压式的统领不屑一顾。他认为即使在这种社会形势下,骈文也有存在的必要,不能一味抹杀,因此重新回到文体,找到文体发展源流及演变是必要的。不足的是刘氏在理论中强调更多地是技法、审美,并没有强调情感因素。“情”这一因素在诗赋中已有所表现,但此后的文体分类却并没有把情感因素作为文的重要部分而加以强调,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情感因素在写作中没有被强调,不论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还是晋代陆机的《文赋》等,此时文章的最佳标准都要“宗经”,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汉代发展至巅峰。随着汉魏时期有所缓和,直到唐宋之后才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抛弃,把情感当做写作重要标准,主要原因就在于要对各类文体的特性和写作方式加以区分。在刘勰等人看来,情感是所有文章写作的重要前提,包括有韵之文、无韵只笔,即使是奏启、章表、诏策等文类文体,也要向帝王表现自己作为人臣的情感。这一因素并未作为文笔区别因素而加以强调,直到晋代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开创了总集这一体系。由于此书内容大部分已经遗失,但从残存资料来看,“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仍不难看出此书力求探讨各种文体的性质及分类。如果以他所推崇的刘勰理论来看,“为情而造文”,情感确是刘勰更加强调的。这里的“文”虽然可以理解为一切写作的文章,但作为骈文这种极具审美性质的文体。其情感性也不应该被疏忽。而正因为刘氏对此问题的忽略,造成骈文写作的刻板,这一要素被宋学家巧妙利用,从而转化为散文写作的重要标准。

四、结语

随着时代理念的变化、文章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文笔问题仍旧具有探讨的必要,仍旧不失为规范文章体制的有效手段。文笔观念在当今时代的阐释仍有待探索,更是关乎对文章语言、结构的一次改革。由于社会进程的变化,文章写作在五四运动后,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在重拾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骈文作为极具审美性质的文体,其用典、修辞等运用方法和写作技巧应该得到重视,文体学更不失为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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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妙根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M].上海:中西书局,2012.

[3][汉]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汉]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汉]王充.论衡[M].黄晖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6]李延寿.南史·颜延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王炜,戚学英.“集部”源流辨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119-122.

[8]胡大雷.古代文体谱系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9.

[9]刘师培.论文杂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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