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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格律诗中汉语十四行诗的探究

2020-10-20 29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汉语十四行诗自五四时期开始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许多的诗人作家都关注这种诗歌体式的发展。伴随着现代格律诗的演进发展，汉语十四行诗也大致经历了相同的发展阶段。进入新的世纪，曾经雅化谨严的十四行诗在大众化的变迁中，呈现出开放而又模糊混杂的面貌。

关键词：
中西方文化
汉语十四行诗
演进
现代格律诗
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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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格律诗中，汉语十四行诗是一种特殊的体裁存在。自1920年郑伯齐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赠台湾的朋友》一诗后，五四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留洋学者开始了十四行诗的译介工作，开始了十四行诗体本土化的进程，一大批喜好十四行诗的作家比如梁宗岱、穆木天、卞芝琳、孙大雨、冯至、屠岸等开始用汉语创作十四行诗。伴随着现代格律诗的演进发展，汉语十四行诗也大致经历了相同的发展阶段。进入新的世纪，诗歌从创作到传播，正在经历迅速大众化的变迁，曾经雅化谨严的十四行诗在诸多的在线诗歌网站中，呈现出开放而又模糊混杂的面貌。

一、现代格律诗的建立与发展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由体新诗开创之初，诗人们在古代长律、排列律、节奏诗和四行诗的基础上，探索新诗的风格。基本的规则就是“不限制规则”。每节或四行，或五行，或六行，押韵大致相同或相似。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刻意追求新诗的格律，提出《诗的格律》核心理论，形成“新月诗派”，新格律诗几乎成为这一时期的诗歌主流。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诗集导论》中说：“若要强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到了1950年代何其芳又将这类新诗称为“现代格律诗”，予以倡导，再经过雅园诗派、东方诗潮，以及台港海外几代诗人和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探求，大致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邹绛、万龙生先生提出“整齐式、对称式、复合式”三分法，以“整齐、对称、韵律”美学原则为宗旨，追求“定型诗体”。较为系统整理的有《中国现代格律诗选（1919———1984）》（邹绛主编，重庆出版社，1985）、《中国格律体新诗选粹（1914———2005）》（黄淮、周仲器、思宇编选，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雅园诗歌丛书》等汇编。进入新时代，对现代格律诗的关注与整理取得了新的成就。学术界发表了两部比较系统的历史著作：《中国新格律诗探索简史》（周仲奇、周渡，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现代格律诗发展史》（赵青山，雅苑出版社，2016年12月版）。2019年吕进教授主编，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东方韵文与当代格律新诗集》丛书，整理了六位当代诗人的创作，这些诗作短小隽永，语言优美，传承了古典诗词的美学神韵，是东方诗风新格律诗人群的力作，代表了新世纪新诗格律化的主要方向。

二、汉语十四行诗演进与发展

十四行诗，又译“商籁体”，源出意大利语sonetto的音译，从文艺复兴开始兴盛于西欧各国，经久不衰。1920年，郑伯奇的《送给台湾朋友的礼物》发表在1920年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最早的汉语十四行诗记录。1931年1月，新月社在其第一期《诗刊》上发表了孙大雨等人的六首十四行诗。后来，徐志摩、梁宗岱等人在《新月》和《诗刊》上大力宣传这种诗体。在他们的介绍下，《现代》、《文学杂志》、《文学》、《青年圈》、《宣言自由谈话》、《晨报文学周刊》等一批当时有影响的报刊开始刊载中国十四行诗。1933年，李维健的《祈祷》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十四行诗集。抗日战争时期，卞之琳、何其芳等人写了许多关于根据地军民抗日的十四行诗，出版了《慰问信集》和《十年诗草》，并翻译了上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作家奥登创作的一部关于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十四行诗集：闻一多和冯至在西南联大教授奥地利诗人德里克的十四行诗。到1942年冯至《十四行诗集》出版时，中国十四行诗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中国十四行诗创作最明显的特点是“尝试”。实验者故意模仿意大利或英国的十四行诗，追求形式的整洁。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左倾，冯至删除了《诗选》中所有的十四行诗，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十四行诗。王力在重印《汉语诗律学》时删去了“商籁体”的三个章节；卞之琳、孙敬轩、公刘、蔡其娇等诗人创作的十四行诗都成为抽屉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四行诗被称为“资本主义”。然而仍然有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热爱十四行诗，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中秘密写作，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些后来都成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重要篇章。

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大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十四行诗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1980年1月，《诗刊》出版了林子的十四行诗。随后，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12月出版了唐诗《海陵王》；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5年8月出版了林子的《给他》；花城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了屠岸的《十四行诗》。许多老一辈的诗人，如艾青、屠岸、唐祈、郑敏等；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诗人，如雁翼、郑铮、孙静轩、肖开、白桦、陈明远、林子等；年轻一代的诗人，如杨树、江弱水、武兆强等都致力于翻译工作，十四行诗的引进与创作。他们发表了许多诗歌，连续出版了许多诗集，在汉语十四行诗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20世纪80年代思想大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到来，中文十四行诗创作进入了繁荣时期。1980年1月,《诗刊》发表林子的十四行组诗。随后,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12月出版了唐湜的《海陵王》;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5年8月出版了林子的《给他》;花城出版社1986年出版了屠岸的《屠岸十四行诗》。许多老一代诗人如艾青、屠岸、唐祈、郑敏等,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如雁翼、郑铮、孙静轩、肖开、白桦、陈明远、林子等、还有年轻一代的诗人如杨树、江弱水、武兆强等都投入到十四行诗的译介和创作之中，他们发表许多诗作，连续出版多部诗集，中文十四行诗体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钱光培挑选五四以来中国十四行诗58家共270首汇编成的《中国十四行诗选1920-1987》，许霆、鲁德俊在此基础上再行整理集成《中国十四行体诗选》。在前言中他们写道：20世纪90年代的70多年里，“中国至少有100位诗人用欧罗巴笛子抒情，留下了近2000首中国十四行诗。”

20世纪以后，汉语十四行诗的创作非常活跃。围绕中国格律体新诗网等网站和《格律体新诗》、《东方诗风》等民间诗刊，大量的诗人创作十四行诗或花环体组诗。比如在2019年吕进教授主编的《东方之韵·当代格律体新诗集》丛书中，六位诗人创作的十四行诗就占据半壁江山，十四行诗达到116首，花环体组诗有7首，而同期选录的四行诗仅有98首，八行诗18首。

与此同时，对于汉语十四行诗创作的理性思考与批评文章也纷纷涌现，如黄泽佩《评郭沫若对十四行体的认识与实践》；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春林、臧恩钰《辉耀中西文化的“三星”—评唐湜、岑琦、骆寒超的汉式十四行诗集<三星草>》；李晓玲、蒋登科《唐湜十四行诗的多样化实验》等。2017年许霆教授的《中国十四行诗史稿》出版，他以十四行体中国化为基本线索，分早期输入、创格规范、探索变体和多元繁荣四个时期，用翔实的材料、系统的梳理和精要的论析，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诗人移植十四行诗的历史进程，肯定了中国诗人为推动十四行诗在世界上的发展所作的历史贡献。

三、汉语十四行诗的多元文体

汉语十四行体作为格律体新诗的一种独特文体纳入格律体新诗体系之后，十四行诗是中国已经不再是仅仅照搬原式，而是已经中国化了。在格律体新诗“三分法”体系基础上，大致有整齐式、参差式、复合式。在写四韵、五韵、六韵、七韵的十四行时，有的严格遵守意大利和英国的规则，有的前八行都严格遵守欧式风格，后六行则随意变化或创作，以更符合中国传统诗歌审美观念和欣赏习惯。如冯至在《深夜又是深山》中采用ABBA,CDDC,EEF,GGF和波特莱尔的《赛运》、《替人们》一致，在《别离》中，ABBA,CDDC,E-FG,EFG后六行和弥尔敦式相同。白马1997年出版十四行诗集《爱的纪念碑》采用自行改造的三段式，押韵格式为：ABBA,ABBA,CDC,DCD。甚至有些作家直接创作无韵诗的十四行诗，如卞之琳的《音尘》、《影子》等，在声调和音节上，也有较多的不一致之处，有的符合欧式风格所定的音节，有的是自己定的，像雁翼创作的作品，自称为十四行诗，但自由度非常大，以致学界对于这类创作是否纳入十四行诗还有争议。

花环体是一种特殊而严谨的十四行诗体。前14首诗全部为十四行诗，每一首的末行都是下一首的首行。第15首则由前面14首的首句组合形成一首完整的十四行诗。这种诗歌形式借鉴了中国传统诗歌顶真的手法和辘轳体的样式，如绵绵青山起伏不定，又如滔滔江河回环往复，谋篇布局篇篇相扣，引人入胜，呈现出起承转合之美，使得花环体十四行诗具有前所未有的叙事与抒情功能。最为成功的代表是陈明远的《花环》和《圆光》，以及金波的《献给母亲的花环》、王端诚的《秋菊之歌》等。近年来围绕在《东方诗风》刊物的东方诗人群在创作十四行花环体新诗的同时，依据花环体格律规则，创新了四行花环体、六行花环体、八行花环体、九行花环体，丰富了花环体新诗的诗体种类。学者赵青山曾跟踪搜集花环体新诗，编辑出版《十四行花环体新诗选》《向律而歌·八行花环体新诗》等作品集。

四、汉语十四行诗发展面临的挑战

尽管近年来汉语十四行诗的创作与研究较之前都有较大程度的提升，但事实上汉语十四行诗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外部环境的挑战和自身理论体系建设薄弱的局限。一方面十四行诗是外来文化的舶来品，与本土诗人创作间仍然存在或多或少的隔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国本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诗人们用传统格律诗的理论与技巧对十四行诗的音步、句式、韵律等进行了诸多的改造与尝试，问现代题形式变化多样。汉语十四行诗的基本范式有哪些特点，这是现代格律诗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对诸多诗人创作实践的研究评判上，要全方位、多维度梳理和提炼明确汉语十四行诗的规律特点，表面上看是一条清晰的路径，实际上却异常艰辛复杂。创作实践者们可能来自各行各业，文化教育、知识背景、词韵偏好、思想认识等各不相同，创作面貌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除了大致的分类法外，从形式到内核上都难以实现统一的诗歌体系架构。

同样，汉语十四行诗的发展面临着其他类型文学类似的尴尬。网络化时代每一个终端的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创作者和接受者，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及时反馈的力度越来越迅速，大众化参与的热情容易激发，也容易消退，汉语十四行诗的受众和参与者可以说得到了大大的扩展，本来曲高和寡的专业创作门槛降低，诗歌容易在普通大众和现实生活中找到土壤，但同时也鱼龙混杂，潮涌的喧嚣褪去，经典的产生难以实现，貌似的自由实际上大大损害了汉语十四行诗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许霆.中国十四行诗体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2]许霆.十四行体中国化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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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兰志丰.十四行诗在中国译介的文化语境[J].电影评介,2008(3).

[5]覃志峰.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6).

袁甲.现代格律诗中汉语十四行诗的演进[J].文学教育(上),2020(10):120-122.

基金: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现代格律诗中十四行诗移植与创作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4SB029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