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屡禁不止的庙会苦行

苦行行为在江南各地的庙会中屡见不鲜,表现形式也大同小异。这种情况在近代尤其狂热。在苏州吴县迎神赛会上,有所谓“臂香者”:袒胸露臂,以铜丝穿过臂肉,悬铜锡香炉,烧旃檀其中,或悬巨铜钲,“皆重数十斤”,数十人振臂而行,“历远而弗坠”;湖州桐乡瘟元帅庙会上的吊臂香,用一只锋利的铁钩挂在左臂的皮肉上,底下挂一只廿几斤重的锡香炉,皮肉居然不断;另有一种挂肉身灯的人,赤膊,腰间前后左右插七八根竹子,每根竹子上挂一盏油灯,竹子的一端用钩子钉在人的身体上。上海赛会上的吊臂香,多以妇女和幼童装扮成罪犯,在锣鼓喧天中行进。其他江南各地庙会上的苦行行为,基本也是这些类型。

庙会活动现场往往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极易滋生祸端。1893年上海城隍庙会上,吊肉香的少年行至县东地方,臂上之皮忽然破裂,炉堕于地,血流不止,该少年亦昏晕不醒。不仅吊肉香者会受皮肉之苦,参会者的狂热也极易引发踩踏事件。据1933年《申报》称,在常熟三月三日祖师山庙会上,在西门城洞内,发生了踏毙十数人之惨剧。更有好事者出于好奇,拉扯参加者手臂上挂着的香炉,以致发生意外。在清末上海的一次赛会上,就发生这样的事:一西人的鲁莽行为致苦行表演者皮开肉绽,鲜血横流,会中人打抱不平,各奋老拳,对西人痛加殴击。这些由吊肉香等苦行行为引发的社会问题,超出了统治者所能控制的范围,对当时的社会秩序造成潜在威胁。

鉴于此,自清末开始,每当赛会之际,江南多地政府大张告示,禁止苦行表演之俗。上海城隍庙每逢三元令节,官府便“将臂香、逍遥拳、十景牌、阴皂隶、万民宝盖、解饷车等六项示禁。”有时官府更以“耗费钱财、伤风败俗”之名,直接禁止举办赛会。上海浦东各乡的“好事之徒”,每以赛会为名妆扮高跷抬阁及女犯、臂香诸名目,争奇斗胜。1905年,有人提议地方政府:庙会“不惟耗费钱财,而且引诱男女结队争观,败俗伤风,莫此为甚。合亟出示严禁,如敢故违,提究不贷。”

一些有识之士也对这种苦行行为大加挞伐。他们引《孝经》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话,批评道:“乡愚不读书,纷纷然为之,其志可谅也,其事不可训也。”但庙会上的各种苦行活动却屡禁不止,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

2、道德和信仰的支撑

吊肉香者愿意忍受极大肉体痛苦的背后,必然有着重要的精神支撑。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和宗教信仰与民间习俗逐渐熔于一炉,深刻影响了江南民间社会和民众行为。

吊过了肉香就算报答了娘亲的恩情,这种观念在近代江南地区广为流传。因此,有时候,人们就将吊肉香径称为“报娘恩”。从报娘恩这个名称上,人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意义了”,如何报答呢?在浙江湖州的东皇庙会和朱天庙会上,就是用一只沉甸甸的锡香炉上的七只小钩穿透皮肉吊在胳膊上。在上海的城隍爷出巡或是乡下赛会上,那些“扮报娘恩的”人在偶像出巡的午前都喝足了酒,用一连串的铜钩穿过他们的皮肤,再在铜钩下绑缚着重重的物件,如香炉,蜡台,甚至是放一架留声机。“据说吊过肉香,娘的养育深恩就算报答了。”江南其他地区基本上也是这样的逻辑。

儒家文化十分重视孝顺父母。孟子云:“事亲为大”,“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事亲和尊亲是孝顺的最高道德表现。因此吊肉香作为孝顺的象征,吸引了许多孝子参与其中。相较于端茶接水等日常的报答父母的方式,吊肉香明显带有强烈的排解负罪感的意味。母亲饱受怀胎十月之苦和养育之艰辛,人们生来似乎就带着对母亲的歉疚,形成了社会心理层面的负罪感,以最痛苦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对母亲恩情的感谢,能最大程度地寻求解脱和纾解这种负罪感。这样的思想在民间确有其社会基础。当时,一般做母亲的,对于这种报答方法也是认同的,当儿子参加过“报娘恩”仪式回家,她们认为是“无上的光荣”,因为这样“可以使全镇人知道她的儿子是个孝子”,这样一来,吊肉香不仅是参加者自己的事情,也可使母亲面上有光。为家族争光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民间社会,也为吊臂香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吊肉香还有向神佛祈求平安、忏悔罪业之意,这显然与佛教的善恶因果思想密切相关。佛教称,众生在世所造下的种种善业和恶业,便形成业因,感引众生在六道中轮回,佛语有云:假使百千劫,所做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若人造了恶业而不想遭报应,则要通过忏悔来等行为消除恶业。在江阴澄江镇庙场附近各村,常有为杀生造孽者而忏悔的仪式,称为“游渡”。游渡者,是地方上平时一些以杀生为业的人,比如杀猪、杀羊、杀牛、杀狗、杀鸡鸭、打鱼的,甚至也包括了剃头的。届时,在8人抬着的一尊菩萨后面,两至四名彪形大汉吊着“肉香”鸣锣开道,紧接着就是肩扛八角旗、戴着纸糊的黑色高帽子、低头行走的杀生者,祈求菩萨普度众生,化解杀生者的罪孽。因此,参与者都明白,这种行为“实际带有劝人为善的目的。”

人们还将病痛与灾难也归结为前世或现世造的恶业来报,因此向神佛许愿以求解脱和平安,事后愿望实现时,再到神明面前酬神答谢并还愿。因此吴地每逢瘟疫流行,便会接二连三地举办盛大的迎神赛会,十来岁的幼童以钢针密刺于手臂上,垂以红绳,以重约二三百斤的全副蜡烛台缚在上面,使臂肉拖下来以祈求平安。重病痊愈、大祸得免的人也会吊臂香酬神还愿。常熟虞山赛会热闹非凡,其中不乏肉身灯者,用纸灯数百盏,以钩钩住满身,向会中游行,远望之几疑为一座灯山。时人询问这样做的原因,他们回答道:“我辈缘前患重症,曾向神前请愿,故待赛会时,用以酬神保佑也”。吊肉香的同时,往往还有一队男男女女伴随,名曰“烧苦香”。他们披头散发,身穿罪衣罪裙,匍匐而行,装扮犯人赎罪祈求平安。那些都是遭遇了大不幸的,来恳求神灵开恩保佑的。

“赎罪”“许愿”“还愿”本都可以采取供奉神灵、祭祀酬神等积极膜拜的方式进行,但社会学人类学家指出,神圣与世俗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自虐”性的消极膜拜,可以使自己从凡俗生活中脱离出来,接近神圣世界,从而提高个体的宗教品质。规模盛大、全民参与的江南庙会营造了一种特有的群众性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以苦行示众,不仅避免了民众对这种非理性行为的惊惧不解,更可获得特殊的神圣性和崇高感。

3、英雄主义

江南庙会中的苦行有些是为了炫耀逞强,获得个人精神上的满足。在吴江县黎里镇的中秋赛会上,有穿红衣插犯条者,有手带铐链者,其中有人,伸其右臂,臂上挂香炉钩入皮肤,似乎“不知痛楚”,此人身后还挂着一对十余斤重的锣鼓,他们击锣“泰然”而行。1946年一位在上海做佣人的男子欣然要去“玩”一回“臂香”,别人劝他别去“作践自己的皮肉”,他一定要去,就是为了当一回“英雄好汉”。连他一个十二岁的儿子,也闹着去吊了一盆花,走了好一段路,“才得意洋洋地回家”。一连几天,父子俩用白布裹着右臂。有人问他痛不痛养伤,他们说,初吊上去只像被许多蚊子刺着,走了些路就不觉得什么,不过臂上总须搭一条湿毛巾,干了就有些作痛的。他们说明年赛会时,还要去参加;要是明年不去,那就算不得英雄好汉!时人认为,这“不过是英雄主义在作祟罢了。”这样的心理在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镇江庙会中的苦行者自诩“男儿好身手者”,用铁钩将巨锣悬于自己腹部,行为骇人;在江阴,参加者用钩子钩住自己手上的皮肉,并且互相攀比,以“吊得重的为胜者”;在苏州,官府逮捕了四名无业游民,因其“专以参加臂锣臂香为能事”。相比之下,庙会中的拜香,因为平和,一些人反而觉得没什么意思:“一步一拜,不过磕头虫罢了,倒不如手臂上一个洞一个洞,挂起锣来,杀杀剥剥地畅快一下!”。这不过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心态。

从庙会参与者渴望成为“英雄好汉”的心态可以看出,他们以此为荣,希望借此获得民众的认可,提高在地方社会中的声望。值得注意的是,本着炫耀为目的庙会参加者多为农民与无业游民,这些人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地位卑下,在此场合炫耀所谓的“英雄形象”,不过体现了他们的盲目崇拜。

在江南庙会上,一些苦行者常自称“英雄好汉”“胜者”“好身手者”,皆体现时人对“英雄”的崇拜与渴望。中国有“英雄主义”教育的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四书五经》里面就有大量关于英雄主义内容,如《三字经》中的“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等文字,脍炙人口。在集中体现官方思想的“四书五经”中,也有“杀身以成仁”的呼吁,英雄主义由此蔓延。但事实上,在古代中国,真正的英雄主义指的是“替天行道,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往往表现为敢于克服超出一般程度的困难,主动承担比通常情况下更大的责任。但庙会中的这些苦行者对“英雄主义”一知半解,从而盲目参与苦行活动,而江南庙会的群众性氛围更刺激了苦行活动的发生。

对于庙会中的苦行行为,也有人做出了另一番解释,在1934年的一篇《申报》报道中,作者认为,“这算是民族思想的表现”。为什么呢?据传说:

明朝崇祯皇帝吊杀煤山后,汉人就做了满清的奴隶。他们屈服在统治者威权之下,只得忍气吞声;有牢骚,只得借题发挥。这“报娘恩”,就是他们做出忍痛的样态,表示不甘屈服的英勇的。因此,他们举行的时期,是每年三月崇祯吊杀的月份。他们所崇拜的,都是关、岳、五虎将等民族英雄。

既为传说,可信度当然值得怀疑,但这样的解释,不在于解释内容的真实性,而更在于,在19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东北、虎视华北和江南之际,人们希望以此唤起一场“深入民间的民族运动”。在这一意义上,江南庙会的苦行炫耀,实际上是反映了要求抵抗侵略的积极情绪。

4、狂欢精神的刺激

苦行活动多受“宗教信仰”与英雄主义心态影响,但盛行于江南庙会的苦行行为,离不开庙会本身特有的狂欢精神的刺激。所谓狂欢精神,是指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表现出的突破一般社会规范的非理性精神,它一般体现在传统的节日或其它庆典活动中,常常表现为纵欲的、粗放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的庙会中得到充分表现,在信鬼神、重淫祀的江南地区更是鲜明。

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表现了全民性和反规范性的特征。庙会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少有的全民性活动,即不同阶级、阶层、性别、职业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而不受限制。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社会中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一种反映。从更广泛的集体心理来说,人们都愿意制造一种规模盛大的、自己也参与其中的群众性氛围,使自己亢奋起来,一反平日那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而同时又不被人们认为是出格离谱。

其中,社会上层的参与程度毕竟有限,庙会的参与主体依然是平民大众。在鱼米之乡的江南,更以农民、商人、妇女为多。作为庙会参与的主体,江南普通民众平日里过着朴素单调的生活,或因生计而奔忙,或因礼俗而难以迈出家门,娱乐活动是极度缺乏的。而庙会,应和着一地的乡土岁时节律,在农闲时给人们提供了休闲、放松的机会。不论是商人、妇女还是农民,都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到这样的狂欢之中,享受由庙会带来的闲暇时光。因此,江南庙会上往往人流如织,营造出一种规模盛大、全民参与的群众性氛围。苦行表演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现的。无锡有诗云:“连朝香会接香塍,大德桥头月未升。无数佳人争上岸,夜来要看肉身灯。”在这样热闹嘈杂的环境中,那些非理性非常规的活动便不再显得离谱,而是能够调动普通民众掩藏在枯燥单调的生活下的猎奇心理。在江阴三月廿八的东岳大帝诞辰上,大街两旁挤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挤着,等着看拜香会的队伍,看“吊肉香”的盛况,旁观者“也以虔诚的心情观看”人们非但不排斥这样带有血腥暴力意味的活动,反而心生向往。在聚集的人群中,人们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安全感,不再压抑天性,反而满怀兴奋,敢于甚至乐于去观看或者体验平时无法得见的活动场景。苦行表演虽说违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圣训,画面可怖,却算不得什么异类,依然能够博得人们的眼球并长久流传。

作为庙会一部分的“吊肉香”这样的狂欢活动,一方面慰藉了民众日常耕作的辛苦,同时也释放了人们被传统礼教长久压抑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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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江苏省教育厅2018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810285078X);“江南地区庙会的演变”项目的结项成果;“苏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