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医的传入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1.1西医的传入：在困境中发展

中国近代化的医院和西医是伴随着西方的入侵和传教士的活动传入中国的。民国时期，中国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中小城市甚至城镇都有教会医院或诊所。后来中国人开设的医院也出现了，1913年上海开设北市医院、南市医院，日常为市民服务，后来中国人自办的新式医疗机构逐渐增多。在1937年中国新的医疗机构分布不均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据调查，1932年全国登记医师共有3026人，医学校27所，医学生3528人，教会医院240所，公立及私立医院共190所，病床2万张。中国卫生经费本就不足，一些医院勉为维持，但有时还会遭到停办的命运。如1933年浙江省政府委员会以省库支绌为辞，议决省立传染病医院停办，曾招致了杭州市医药师公会的抗议。

西医大都集中在大城市，1932年全国登记医师共计3026名，上海有874人，约占30%，南京占18.6%，广州占6.8%，汉口占4.3%，天津占3.7%，偏僻省份极少。民国时期各种公私医疗机构良莠不齐、好坏不一。以上海地区为例，在量的方面，上海的医疗设施较国内其他各城市多，但以现代城市人口平均分配数，远远不够普及市民医药享受。如医院病床数每1000人口中有0.6床，合格医师数每1000人口中有0.3人，开业助产士数每10000人口中0.1人。以病床计算，“照德国每千人须有三至五张病床，也是不敷多多”。在质的方面，医药业执行业务的最低合法条件尚未具备，医疗人员与公共卫生配合关系欠缺。上海的医院“缺乏专科医院，设备大多简陋，病历记载极不完整，而多数小规模医院人力财力均属不经济，标准殊低。医师联合诊所为数极少，助产士开业尤属少数。开业医师有五分之一为非正式医师，专科医师缺乏，执行业务标准极低。药房多无正式药剂师担任配方，营业标准极低。往往注意于牟利，而不以服务病人为目的。”[1]在比较发达的上海地区，医疗情况尚且如此，更别提较偏远的城市及农村地区了。

在同一个省份各地的医疗设施情况也不尽相同，以福建省为例。莆田城内除了有数家私立医院略具规模，还有基督教会所设立的圣路加医院一所，其“规模尚好、设备较佳”，内有病床150张，院内附设一所助产学校。该县公私医药设备，“足敷社会应用”。泉州的县立医院诊疗用具、化验用具略具规模，并有显微镜一架，“亦堪应用”，然就诊者“为数甚少”。漳州全城有开业医师50多人，并设医师公会一所，“惟领有通字号医师证书者只二三人”。其中闽南医院“设备粗具规模”，约可收容四五十住院病人，有医师3人，院长1人。英籍医师创办的协和医院规模不大、设备也不完善，并且收费较高，但是化验室、割症室、诊察室各科室全齐，是漳州最好的医院。连城城内医药设备极度缺乏，开业医师极少，附近乡村卫生设备情况“当有甚于此者”[2]。

民国时期，我国的卫生事业不发达，也可以说尚在萌芽时代。当时我国城市中的医师根本不能满足民众们的需要，尤其是缺乏优良医师。在一些县城乃至乡村，甚至数百里内，没有一个规模稍完备的医院。在1937年，海南没有卫生行政机构设置，安定县没有医院及西医人员。民众遇到烈性传染病发生流行，只好束手待毙。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国的死亡率比任何国家都要高，据1936年的《医药情报》上记载：各国的死亡率平均起来每年在每千人中约死15人，中国每年在每千人中约死30人，约超出人家一半以上。各国寿命统计起来，每人约活50岁，中国人平均起来每人只能活到30岁。缺乏优良的医师和较完备的医疗设备同样也是人民体格日趋孱弱的原因。

1.2民众对西医态度的转变：从不信任到信任

由于中医的影响根深蒂固，当西医出现时，人们对其持怀疑的态度，直至1931年后这种怀疑和猜忌依然存在。在安徽阜阳，西药“品种很少，而广大群众多不相信”，称为“洋药”。在湖南祁阳，西医传入较晚，群众对西医缺乏信任。邑人黄霖写了一首《赠祁邑中西医学会开幕乐歌》，其中写到“近代欧人精解剖，难于并驾争驰驱，阿好谓迈岐黄上，斯言未免不虞誉……神农本草参造化，中医所祖欧不如”，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在祁阳民众的心中，西医是远远不如中医的。在整个民国时期，祁阳西医无大的发展，群众对西医始终还不够信任[3]。在预防接种方面，一开始人们对西医预防接种治疗疾病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持观望的态度。后来随着卫生宣传工作的不断开展，人们对传染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防治疫病的方法由不信任逐渐到了信任，采取较为科学的手段对疫病进行预防。民众开始信任西医，到西医医院就医的人数也与日俱增。

随着西医的力量逐渐加大，中医的影响力逐渐削弱，人们开始认为西医更科学、更现代。有的知识分子十分信服西医，鲁迅和周作人在北京常去山本医院看病。在《鲁迅日记》里屡见这样的描述，他到山本医院看病、检查、拿药，1926年还有在山本医院住院的记录。经济条件较好的知识分子将医生请到家中就医。曾经邵洵美夫人盛佩玉回忆，他们家人生病都会请曾朴的儿子曾耀仲来家中医治，曾耀仲是位在德国留过学的内科医生。普通民众在患病时也找西医看病。在1947年的《福幼报》上曾经讲述过一个故事，有一家兄妹俩感染了天花，他们的妈妈怕传染给别人，把兄妹俩送到时疫医院，经过治疗痊愈了。兄妹俩通过这次经历，增长了许多科学卫生知识，到处宣传“得了天花一定要去种牛痘”的卫生常识。

在当时的条件下，完全抹杀中医、提倡西医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因为民众的经济条件所限。西医院的医药费用昂贵，不是一般人能承担起的。北京协和医院是当时条件设备比较好的医院之一，关于医院有这样的传言：“在造屋的中间发起了地下的窟金多少万，造成以后，那碧色的屋瓦，朱红的楹柱，错金的彩画，白玉的阶梯，占满了几条胡同的地位，伟大庄严富丽的气象，真足以使寒酸吐舌。”从传言中可以知晓协和医院非常豪华，到协和医院就诊的患者都是有经济实力的[4]。在1934年的《每周评论》报上有一篇文章《中西医论战平议》，文中提到有一名学者翁先生，“覆车受伤”，住了一个半月医院，医药费花费了1500多元，这还不包括在上海请的牛氏弟兄的诊金。在西医院看病花费多，下层民众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何况到西医院看病，这是他们不敢想象的。

2、中医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

2.1中医的重要性

中医中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西医的传入和传播，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日益加大。西医界一部分人认为中医学具有“迷信、安命、保守”的劣性，主张废除旧医学[5]。当时的政府反对中医，重视西医。在1912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取缔中医的主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颁布政令取消中医，后来由于全国各地的中医组成的代表团到南京请愿，最后迫使汪精卫废除了政令，规定中西医可以并行[6]。从此，中医开始了规范化的管理，国民政府设立了国医馆，并且在卫生署内设立中医委员会掌理中医事宜。但中医院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较少，中医仍基本上是分散从医[7]。

民国时期，西医的医疗力量主要集中在城市。在西医还没有得到普及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人民看病主要是依靠中医中药。在四川绵阳农村和城镇，中医生遍布农村和城市，“他们医德高尚，急病人所急，深受老百姓爱戴和敬重。”以绵阳丰谷井场镇为例，在1938年8月政府举行中医生第一届考试，考试合格发给中医士证书的达16人。中医生有的在中药店坐堂，有的居住家中，病人可到中药店的坐堂医生处或到居住家中的医生处诊病，亦可请医生到病人家来诊病[8]。医术高明的年老医生到行程较远的病人家，大多由求医者用轿子或滑竿迎送，一般医生多亲自步行出诊。有的医生用一个两连的蓝布口袋搭在肩上，叫“搭连”，医生带有徒弟的则由徒弟肩背。“搭连”内装有内服急救药和外用膏、丹、丸、散药品，“搭连”也可用来装诊病费的“脉礼”（又叫礼信）。医生坚守为病人解除痛苦的信念，只要病人求医出诊，不论严寒酷暑、白天半夜，都按时前往应诊，如高舜臣名医生因常半夜出诊，群众称赞他为“高半夜”。如遇贫穷病人，医生还不收“脉礼”费，以医术活人为宗旨[9]。

不仅在农村看病主要依靠中医中药，而且在绝大多数城市中医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30年代中期，江苏省的新医总数是当时所有省份中最多的，但是中医的总数远远超过新医的总数。据江苏32县一项医药卫生状况调查显示，32县新医总数为763人，中医总数为7033人，几乎是新医的10倍，其他省份中医的比例当更高。据定县1934年调查，人民在死亡前受旧式医疗者占48.4%，受新式医疗者占27.6%，根本未受任何医疗者占20%，未详者3.5%。在安徽阜阳，长期以来人们生疮害病以中医治疗为主，城东北关设有草药行，城内外有很多中药铺。城内虽然开设了几家西医诊所，人们不习惯请西医看病。

2.2中医的疗效

有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医比西医疗效好。有的人在生病时没有选择到医疗条件较好的西医院诊治，而是选择中医的治疗方式。在大公报医学副刊有篇关于著名学者刘半农的报道[10]：“刘半农先生之死，中医士不能不负些道义的责任。刘先生生活在西医设备完备的北平，没有就诊于协和医院，而是选择中医治疗。刘先生是有文化的人，却在怀疑西医。”刘半农笃信中医，怀疑西医的治疗效果。1923年，社会上有传言说西医看不好胡适的病，被中医陆仲安用黄芪治好了。有的人不相信，当面去问胡适，胡适肯定了这一传言，并且有中医开的药方作为凭证[11]。

在有些患者中，中医的治疗效果优于西医。有这样一个病例：“前京汉路局长，现任北平军分会委员，其公子生下四十日，因开汤饼会，亲朋瞻仰而受风寒，即患喘嗽多痰之症，每发则二三小时气闭痰阻神昏，一日数次”，经多名西医诊治后症状丝毫没有改善[12]。后来请中医诊治，“投以坠痰清热之散剂”，即用硼砂、辰砂、牛黄、轻粉、雄黄、金箔等药，“又以汤剂定喘止嗽，痰减而复起，复投夺命散（金礞石末）而痰始下，而嗽不止，乃外邪不净。”中医嘱咐实行温浴法，并且嘱咐换乳，但都被西医所阻，西医给注射针剂并且劝服西药，导致病者“痰闭气厥，有似惊风状”，后来又请了多名西医来诊治，均束手无策。又请中医来诊治，“当施针药而复原状”，中医再次提出换乳，自从换乳后，又吃了一剂治咳嗽的药而痊愈[13,14]。

民国时期，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医因“不合科学”而险遭政府废止。由于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和投入不够，西医也没有得到普及，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主要依靠中医中药，有的患者认为中医的疗效胜于西医。近代以来，中西医并存和冲突是基本的状态，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出台了“团结中西医”的卫生方针，自此中西医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民众的医疗卫生状况才有了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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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2017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TJJXQN17-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8JJD77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