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文学复古思潮在明代文坛中是重要的贯穿线索,本文主要论述明代重要的文学复古流派及其特点,明代文学发展的复古潮流及其原因、发展概况、对后世文学发展造成的影响。
任何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产生、发展都源于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与各种社会因素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哲学、审美等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明代,通俗文学应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兴盛,白话小说、杂剧戏曲都继承了前代的优秀遗产而取得长足的发展。明代是一个文学思想非常活跃,文体发展多样交融的时代。明代的正统文学主要以“复古”为主要基调,“拟古”在明代成为文学追求的一种风尚。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禅、道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和走向。文学抒情性在明代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明代后期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代表着个性的解放。本文主要以介绍明代文坛的复古流派为主,从而探讨贯穿明代文学的复古思潮。
从“茶陵派”至“前后七子”,再到“吴中四杰”、“唐宋派”、复社和几社,复古思潮在明代文坛上活跃了百年之久。首先,文学的发展具有时代继承性,明代文坛的复古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宋代延续下来的“理学”文风的反动。宋代科举制度的空前完备造就了宋代文人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参政意识。宋代的文学作品好议论,“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宋代的文人大家用事广博,其文学范畴上至“儒学老庄之奥”,下至“医卜百家之说”,既丰富了文学内容,也使文学的表现力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并且文学形式多种多样,抒情与说理并存。但也不能否认宋代的“理学”风靡文坛,往往过于重视说教,而忽略文学本有的特质。及至元代,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排斥和轻视,元世祖忽必烈认为“汉人惟物课赋吟诗,将何用焉?”因此诗文不但没有从宋代遗留下的流弊中振兴起来,反倒流于空洞。这就导致古典文学到了元代,其创作主流开始由传统的士大夫文人转变为新兴的市民文人,促进了面向广大下层群众的通俗文学的兴旺发展。
明初之际,明太祖朱元璋对思想领域实行严厉管制,文学创作倾向的主流是服从于政教的需要,主要代表人物是宋濂、刘基、高启等人。宋濂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朱元璋招募其为《五经》师,下召命宋濂撰修《元史》,其文风醇厚雍容,但多为歌功颂德,因此他的创作为之后“台阁体”作家提供了范本。成祖迁都北京后,政局渐渐稳定,经历了仁宗、宣宗、英宗三朝,似有“太平盛世”的现象,此时明代文坛上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重臣,他们应酬唱和,点缀升平,其文字雍容典雅,被称为“台阁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明诗综一百卷》提要:“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永乐以迄宏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1]台阁体作为馆阁文臣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诗文内容大多贫乏,多为应制、酬应而作,“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极尽雅丽平正。台阁体单一贫乏的内容和呆板的形式确实丧失了文学发展的活力,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文学萎靡不振的事实。成化、弘治年间,台阁体创作逐渐走向衰退。针对弥漫于文坛中的粉饰太平、歌颂功德的“台阁”文风,李东阳为主的“茶陵派”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以为“汉唐及宋,格与代殊。逮乎元季,则俞杂矣。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在明代文学理论和创作上对台阁体文学发起了一次冲击,李东阳的复古主张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因其自身馆阁四十年,诗风平正典丽,虽未完全脱离台阁体的余风,也为后来的复古思潮奠定了基础。
台阁体的诗风流行了近五十余年,这之后,真正开创诗坛新局面的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在诗歌师古上吸取了李东阳“轶宋窥唐”的主张,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思潮为旗帜,对当时萎靡卑冗的文学局面起到了变革的作用,极文坛一时之盛。但“前七子”的复古主张最终走向了盲目尊古、拟古的道路。如李梦阳所说:“文必有法武,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地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2]他强调拟古重在法度和格调,导致文学创作没有了其独特性,而是一味地摹拟古人。“前七子”的复古旗帜虽然扫荡了文坛的台阁气象,但最终受到了“公安派”与“竟陵派”的批判,两个流派之间理论对立,呈现的是不同的文学价值取向。“前七子”之后,嘉靖年间,明代文坛出现了以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唐宋派”,其标榜唐宋八大家,从一定程度上反对前七子“文必秦汉”的主张,他们强调唐宋古文“载道”的传统,认为“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认为“道其中之所欲言”。虽然“唐宋派”是对“前七子”复古思潮偏向拟古的反叛,但其标榜唐文载道的传统也是明代文坛复古潮流的一种。唐诗和宋诗作为我国诗歌史的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的诗歌创作,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唐诗主抒情,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都在唐代发展到了高峰,盛唐诗的最高成就是无拘无束的创作形态和审美魅力。而宋代诗歌重说理,崇尚议论,其多靠才学来抒发情怀,诗歌与唐代诗歌相比较则韵味更淡。所以“前七子”的诗文主张较艰涩,而“唐宋派”的主张更重性情,他们反对“前七子”单从形式上模仿古人,认为文要“直抒胸臆,信手写出”。但唐宋派所主张的“文道合一”,在一定程度上把道看作是文章的源泉。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这也限制了文学的创作,所以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台阁体主持文坛风气百年之久,而唐宋派虽然指出了复古派的弊端,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
在“前七子”之后,“唐宋派”之间的嘉靖、隆庆年间,又出现了提倡复古的文学流派“后七子”,代表人物有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受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影响,继续提倡复古,与“前七子”的文学主张相互呼应,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后七子”在明代文坛上活跃的时间较长,但与“前七子”比起来,他们的拟古主张更为严重,对于创作的法规规定得更加具体细密,认为散文自西汉以后、诗歌从盛唐以后,都不值一读,因此把复古运动引到了极端。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在当时的文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同时也给后世文坛带来了直接与间接的种种影响。如康熙至乾隆年间的诗人沈德潜就指出:“弘、正之间,献吉(李梦阳)、仲默(何景明)、力追雅音,庭实(边贡)、昌(徐祯卿),左右骖靳,古风未坠”。[3]他论诗主张从前后七子的文学论点中吸取内容,重新举起复古旗帜,认为“诗不学古,谓之野体”,沈德潜着眼于格调,直接继承了“前后七子”复古的衣钵。[4]从前后七子文学的积极意义上来看,首先,他们在复古的旗帜下,努力扫荡了粉饰太平的创作风气为文学寻求了一席独特地位;其次,在重视文学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前后七子增强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因此对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定的冲击。但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提倡复古的过程中却又陷入了新的文学误区—在拟古的圈子中徘徊,求真写实的观念并没有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5]就在明代文坛第二次复古思潮的的鼎盛时期,万历初年,开始出现一批文人反对复古,他们张扬个性,抒发性情,展现性灵。从李贽的“童心说”到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反对封建理学的虚伪和拟古的文风,这之后,前后七子的影响逐渐被“公安派”、“竟陵派”所取代,汤显祖的出现以及明代戏曲和白话小说的发展,让明代开启了文学思潮中的抒情命题。
明末崇祯二年,由云间几社、香山同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了一个明末文社——复社,其领袖人物是张溥、张采。复社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但其政治色彩更为浓重。明代以八股文取士,复社的主要任务在于揣摩八股,切磋学问,但万历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到天启年间更出现了阉党擅权局面,复社的文人在政治上以东林党人继承者自居,坚持与阉宦党人斗争。在文学思想上,复社受前后七子的影响颇深,“志于尊经复古”,他们虽推崇前后七子,但并不同于他们的拟古,作品更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并且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复社领袖张溥以“务为有用”相号召,[6]他认为公安派、竟陵派抒写性情是逃避现实,其文风幽深孤峭,其文风质朴,《五人墓碑记》强调“匹夫之有重于社稷”,又与前后七子追求形式,摹拟古人有很大的区别。
明代是我国文学思想发展较为成熟的时期,文坛上不仅涉及复古思潮一个命题,还包括文学与政局发展的联系,性灵说的抒情观,通俗小说以及戏曲的发展,市民题材与市民的审美趣味进入文学传统等方方面面的文学现象。本文仅是论述了明代复古思潮的走向,文学复古在弘治后期与嘉靖后期先后两次形成思潮,第一次的复古思潮主要是改变其时的“台阁”文风,第二次的复古思潮主要探究“宗唐”还是“宗宋”。复古虽然不是明代文学发展的主线,盲目尊古的弊端也决定了复古诗文没有在明代走向大势,但复古流派所提倡的诗文主张依旧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能简单的归因于明代文人“嗜古”,而是要从文学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探索,才具有其合理性以及文学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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