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政治、经济和文化重要起源地的松江，曾经孕育出影响全国的书画流派“云间书派”“松江画派”，可谓是声名烜赫。而文人墨客更是聚居于此，在九峰三泖间泼墨唱和，留下许多珍贵的作品，除了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云间邦彦画像”汇集了历代名人画像外，鲜有书画名人的画像出现，但在松江区博物馆中就藏有这么一帧清代书法帝师沈荃的肖像画。

一、沈荃画像

这是一幅纸质的肖像画，纵27厘米、横26厘米。图中有两位人物，在画像居中位置有一位身着清代朝服的男子正立，他手捻珠串，神情凝重。面部勾染细腻，以墨骨法为之，淡墨微染，复以设色罩染。人物头戴一顶黑色毛皮作为檐边的圆形暖帽，帽子最高处的顶珠为蓝色的青金石，身着四爪行蟒补服，颈项中佩戴一串红色珊瑚朝珠，右手轻捻朝珠，脚蹬方头黑色朝靴。恭敬端庄，衣饰线条较为简练，颇具表现力。左侧侍童双手捧着各色文绮五匹，其上覆有貂皮一袭，右肩斜挎一笔袋，里面装有各种型号的毛笔，侧望着朝服男子而企足欲行。通过这些简单的人物和物品即将主人公的身份表露无遗。在画面的右下方钤有两印，上方一枚为朱文篆书“张远”印，其下为白文篆书“子游”印。

据此可知，作画者正是曾于曾鲸门下学习肖像画，“波臣派”写真画家——张远。张远（1620—1720）,字子游，江苏无锡人。朱彝尊曾有：“谢彬、沈韶、徐易、张远学曾鲸氏而有得焉者也”的评价。现在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张远绘《槐荫抱膝图卷》，中国美术馆藏有张远绘《水邮图》。[1]

清张远《沈文恪公赐貂图》轴（松江区博物馆藏）

闵瓛行书扇面（松江区博物馆藏）

在画面上方附有蜡笺书堂，书堂以盘龙作底纹，以隶书题“清沈文恪公赐貂图”辅以“公以顺治帝壬辰年及第受康熙帝知遇尤隆是貂系康熙帝赐”款题“民国六年乡后学闵瓛敬题”。并钤盖了白文的“闵瓛”印章。由此得知，画中的人物是清康熙年间的“书法帝师”沈荃。书堂题字者闵瓛，是清末民国时的松江人，字瑞之，号冷禅，擅长诗文书画。在松江区博物馆里也收藏着一幅闵瓛的行书扇面作品，绢本的团扇上题有行书七言绝句，落款为“破浪先生，冷禅”，其后的钤印为朱文的“闵瓛”。

综合题款文字和作画者张远生活的时代，可知此画作于清康熙年间。此画绘制细腻，人物生动传神，是目前为止沈荃唯一的一幅画像，也是反映松江书法艺术成就的重要历史题材作品。

二、沈荃的书法渊源

（一）家族传承

“书法帝师”沈荃，因擅书而受宠，若回溯其学书历程，底蕴深厚的家传和地域文风对其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沈荃出身诗书名门，为松江府沈氏家族后人，其十世祖为明代书法家沈粲。沈粲，字民望，号简庵，年少时因家贫无纸，在墙壁上悬腕练字，其书法飘逸遒劲，名重一时。尤工草书，学宋克而参以钟繇情旨，行笔圆熟，意趣遒逸。沈粲及其兄沈度，人称“大小沈学士”，书法家。《沈荃传》记有“沈氏于华亭，远有代序。明初，有兄弟同官学士者，长讳度，次讳粲，并以文章书法名于时，人称大、小学士。公盖小学士十世孙也。”[2]

而其十世伯祖，则是被誉为“大学士”的沈度。“沈度，字民则。弟粲，字民望，松江华亭人。兄弟皆善书，度以婉丽胜，粲以遒逸胜。成祖初即位，诏简能书者入翰林，给廪禄，度与吴县滕用亨、长乐陈登同与选。是时解缙、胡广、梁潜、王琏皆工书，度最为帝所赏，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3]官至侍讲学士，官位显赫。经常被明成祖称为“我朝王羲之。”[4]

沈度以楷书闻名于世，因其平时多为皇家制诰，故其书作多显谄媚之气。当时在翰林院供职官吏及内阁官僚、科举之士大多效法其楷书，借此取悦帝王，逐渐形成“台阁体”。以至于受命在被誉为钟王的永乐大钟上，留下了22.7万字楷书经文。有人如此评价“上有华严十万字，松江沈度挥霜毫。刻画远胜云雷迹，雕几不屑鱼龙跳。一波一撇露锋颖，笔势轩翥如鸿翺。”[5]可见其楷书之盛行，以至于明代宣德炉和官窑瓷器的主要款识“大明宣德年制”的楷书款，多采用了沈度体，这在故宫博物馆藏的清宫旧藏文物中得到了印证。

清宫旧藏文物上的大明宣德款识（故宫博物院藏）

同为松江书法家的杰出代表之一的董其昌，认为沈度、沈粲的书法是高于“吴门书派”的文徵明、祝允明的。曾言“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而。文、祝一时之标，然欲突过二沈，未能也，以空虚无实际故。”[6]

沈荃的九世伯祖沈度的儿子沈藻，也有善书之名。七世伯祖沈世隆，也因善书而得到明孝宗帝的重用。沈荃的父亲沈绍曾博览书史，操行端悫。“小学士之后讳庆者，公高祖也。庆生愚。愚生伟麟。伟麟通经史百家之言，以数奇不遂，初居上海，后徙青浦之湖田，以公贵，赠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礼部侍郎。伟麟生公考绍曾，谨厚有重德，娶康氏，生公及公弟芷，赠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礼部侍郎，崇祀乡贤。”[7]父亲早亡，沈荃投靠在精于小楷的族叔沈士栋家中。“族父，沈士栋，御史沈时来子、沈荃族叔，字梁叔，诸生，精小楷。沈荃幼孤，依族叔士栋于东郊。”[8]沈荃其弟沈芷，皆是饱学之士。从元末沈易到清初沈荃，家中博学览闻，诗书传家，沈荃身处翰墨留香的家庭底蕴之中。

（二）地区文风的熏陶

而沈氏家族这种诗书传家之风的情况，与松江地区的经济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被誉为“墨皇”的《平复帖》就出自西晋时期松江名人陆机之手。唐代设立华亭县始，松江开始显现其深厚的发展潜力，经济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从上海最古老的地面文物之一的唐代陀罗尼经石幢上，可以看到大量颇具唐人书风的文字。而在20世纪末老城改造中华亭城外墓葬群中发现的《唐李夫人姚氏墓志铭》上，法度严谨的楷书，体现出唐人尚楷的时代格局。到了宋代，随着对外贸易港口青龙镇的兴盛，松江地区呈现出海内外商船来泊，富商云集，人口激增的繁荣景象，伴随而来的则是文化的大发展，苏轼和米芾都曾来松江做官、访友，在今松江境内的小昆山上仍有苏轼题写的摩崖石刻“夕阳在山”。这一阶段也孕育出松江地区第一个状元卫泾，这位状元在书法上也有一定的造诣。由此，可以看出松江地区唐宋时期的书法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到明清时期，松江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一跃成为朝廷财赋收入的重要地区之一，这也促进了文化的兴盛，据统计，明清两代，松江地区进士总数达到700人左右，是宋元时期的进士总人数的6倍以上，足见此时松江地区文化的繁荣。明朝时期松江地区的书风也极为盛行，传世章草《急就章》最早最足本，就在松江补全，并摹刻于石，置于松江府学，清代移于华亭县文庙，现藏于松江区博物馆艺术碑廊。

陆机草隶书平复帖卷（故宫博物院藏）

在家庭以及松江地区文风的熏陶下，沈荃在幼年时就遵孝守悌，发愤读书，勤练书法。作为明代“台阁体”的嫡传后人，沈荃对于“乌、光、方”的台阁体，自是深谙其道，助其顺利通过科举考试，高中探花。沈荃的书法是清代“馆阁体”书法的代表，体现出雍容、平和、中庸、大度的气质。但在当时的松江地区，董其昌典雅飘逸、清和秀美的书风比之“馆阁体”更受到本地区书家的认同和青睐。松江书家沈辑，沈荃族兄弟，在论董其昌书法时云：“余尝受知于董文敏公，虽未得亲承函丈，而入微之语，流溢听闻。”这也证明了董其昌书风对当时一些书香门第的影响之大。有些书家从幼年时便开始习董书，在沈荃的存世作品中有多件临米芾、仿米芾之作，还有临颜真卿、蔡襄、杨凝式等的作品。不难看出，沈荃正是沿着董其昌的学书足迹而行，一直到晚年都未停止对董其昌书法的学习，并且对董其昌书法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王熙曾在《沈荃墓志铭》中言：“公书法最工……晚年于米海岳、董文敏至深，然终不自满，每书成，旁人指其瑕处，辄喜动颜色。”“在明末清初的影响甚大，尤其是江浙一带，地近同乡，风气沾溉，学书者大率以董为师，即使不是亲得传授亦难脱其氛围熏陶。”[9]“董其昌传执笔法于其邑沈公荃。”[10]在《圣祖皇帝庭训格言》曾记载：“有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又有《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康熙跋董其昌》中记载：“詹事沈荃亦华亭人，素学其昌笔法。”沈荃深得董书之精华也得到康熙帝的认可。转而欣赏沈荃存世的书法墨迹，从中亦可窥得董书的意韵。沈荃存的楷书，笔法温润；行书，纵逸丰姿；草书，以小行草书为主，皆体现出董其昌书法的典型风貌。虽然从书法角度看，沈荃的书法过于温厚圆钝，秀雅之余缺少了董书的空灵生动。但其书法风格受董其昌影响极重，从用笔以及气韵，无不是向董其昌靠拢，是董氏书风和技法的继承者。以其秀美精致的书法风格，轻盈飘逸的用笔，优雅匀称的结体，在同僚中脱颖而出，享有善书的声望，因此才得到了康熙帝的赏识和重用。

唐故李夫人姚氏墓志铭（松江区博物馆藏）

急就章碑（松江区博物馆藏）

三、沈荃的书法成就

（一）沈荃与康熙

据肖像画上方书堂所题，可知画中着官服者就是清代松江名人沈荃，在清人钱仪吉编撰的《清朝碑传全集》中，收录了清初重臣王熙撰写的“通奉大夫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谥文恪沈公荃墓志铭”，王熙作为顺治九年会试时慧眼识珍选拔沈荃的考官，又与他同朝为官三十余年，相交甚厚，既为师又为友，对沈荃的生平十分了解，在沈荃的儿子宗叙、宗敬的请求下撰写铭文对沈荃的生平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据《沈荃墓志铭》可知沈荃讳荃，字贞蕤，号绎堂，别号充斋，行一，汉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生于明天启甲子（1624）九月二十四日，卒于清康熙甲子（1684）十一月初七日，寿六十有一。其家族甲于松江，是明代大小学士中小学士沈桀的后裔。幼时便聪颖过人，书读过一二遍，即能背诵。十二岁时，其父亲捐馆舍，家中贫苦，母亲苦心培养他，他也十分孝顺母亲，发愤苦读，能通读五经，执笔立成。十九岁补松江府生员，科试和岁试中总能拔得头筹。清顺治九年（1652）中进士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后出任大梁道。丁忧，受特旨召见，以四品顶戴仍入翰林院，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于民生利弊、时政得失剀切建言，得康熙帝赞赏。主修《河南通志》，诏书谓“天下郡县修志，一以河南为法”。擅书法，工诗文。著有《充斋集》《一研斋诗稿》《探花文稿》1《南帆咏》等。被誉为“国朝八大家”之一，是康熙帝名副其实的“书法帝师”。

清康熙皇帝像（故宫博物院藏）

沈荃之所以能被“千古一帝”康熙帝选中，成为“书法帝师”，有其深刻的政治需要和时代背景。

清政权以武力入主中原后，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康熙帝需要赢得汉人对自己及满洲贵族统治的认可，遂立志成为精通汉文化的人，而学习身份“正统”的汉字书法成为康熙帝融入中原汉文化的重要契机。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康熙帝给自己选择书法老师很是审慎。据邵长蘅《沈荃神道碑》载：九年，沈荃“以他事诖误，议夺二官……具疏辩。上雅闻公名，召见”。由此得知，康熙帝虽然知道沈荃的书法传袭可谓是正统，其家学一脉，自明代因精妙的书法而得到重视的沈度、沈粲兄弟始，书法家学绵延不绝，又因擅长仿董其昌的行书而成为“云间书派”的领袖人物，却没有贸然召见，而是反复“质询”。清代朱岩在沈荃的《一研斋诗集·序》说：“皇上留心书法，遍询朝士谁可为当代钟、王者，左右以公名对。”可见康熙帝在阅批奏疏时，先是留心观察沈荃的书法、文字，更是广泛征询朝臣们对书法优秀者的看法，在众人的推荐下才下决心“特旨召见”，对沈荃进行严格的考察。据大学士王熙撰写的《沈荃墓志铭》可知，康熙帝对沈荃的相关考察先后进行了三次。通过三次现场考核，沈荃得到康熙帝“既擅三长，尤工八法。沈思则霞变云蒸，落纸则露垂泉涌”的评价，借此得以在丁忧之后重返官场，顺利进入翰林院成为御用的“词臣”。这与他的先祖“大小学士”沈度、沈粲兄弟因书法而得以重用如出一辙。自此以后，“朝廷有大文，若御制碑、御屏箴铭，《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升平宴诗，皆嘱公书以进。上辄称善，赏赐甚多。”

据《康熙起居注》的记载，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至沈荃去世的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其间有详细记载康熙帝和沈荃的交集，共11年6天，见面次数236，其中，关于书法学习的记录只有8次。但是康熙帝对沈荃十分敬重，在康熙的家训《庭训格言》中有“联少年好学如此。更耽好笔墨，在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曾教我书法。……故联之书法，有异于寻常人者，以此。”沈荃也曾这样记录应召教书情形：“前赋经筵诗时，偶感寒疾。是日至乾清门祗候，内侍传旨垂问：‘臣沈荃病体愈否？’及召入，又蒙天语亲问：‘身子好未？’”据王熙《通奉大夫日讲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谥文恪沈公荃墓志铭》记曰：“尝于御前临米海岳帖，上见其笔秃，取凤管一亲吮毫以授。公尝小疾，遣内侍至京邸问，及入见亲问安否。赐以酒，公微醉，命内侍扶之出，其宠眷如此。”[11]据现有的史料记载，还未发现有沈荃之外的侍书大臣能得到康熙帝如此的眷顾。康熙帝还曾取出晋、唐墨迹让沈荃鉴定。据《石渠宝笈》记载：“素笺本楷书欤，识云：‘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御笔上钤康熙宸翰玺一卷。’后有沈荃书柏梁体联句诗欤，识云：‘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臣沈荃奉敕书，卷高七寸八分，广四尺八分。’”记录的正是康熙帝御书大字后，请沈荃在字后题跋之事。在与康熙帝的相处中，沈荃虽是因书法精妙而得到康熙帝的重视，但不忘建功立业的初心，通过主动迎合康熙帝，以书法之道助力清初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沈荃的同僚孙在丰即说：“论者徒见公操翰入侍至尊……遂以公获受知者惟在于此。不知其吏治之精勤，敷陈之明确，实有以深彻圣听者。故特假游戏翰墨之事，以通君臣款治之情耳。”[12]邵长蘅在《沈荃神道碑》中说：“予惧后世徒知重公书名。”综上结合康熙帝一生的学书经历，真正名副其实的“书法帝师”恐只有沈荃一人。

沈荃在指导康熙帝的书法时，能及时指出其不似之处，使康熙帝的书法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对其书法风格的成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松江府志》记载，康熙帝后来在使内侍传谕安溪李公曰：“联初学书，宗敬之父荃实侍，屡指陈得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沈荃去世后，康熙帝特旨给沈荃加谥号“文恪”，开清代词臣以三品赐谥的先例。

（二）康熙帝多次赏赐

在康熙帝考察沈荃期间，曾有一次“复召至弘德殿，命说《论语》及书汉诏、唐赋。”考察的结果是：“上称善久之，特赐貂裘一袭，宫缎五端。”[11]对于康熙帝这次的召见和考察，沈荃自己也曾赋纪恩诗并作序：“康熙庚戌九月十二日十五日作诗应制毕，蒙皇上面谕：‘将汉唐古文缮写进来。’敬录汉诏二十四条，唐赋一十五首，装成二卷，并恭赋五言四十韵，于二十五日进呈……是日，捧进卷册，又蒙召入，温语褒嘉。命讲‘为政以德’‘道之以政’两章。书‘诚正’二大字，及颜、米、怀素并董文敏诸体。上亲赐奶酪、果茶。谢恩辞出。随蒙颁赐貂裘一袭，锦缎五端……”[13]在沈荃《一砚斋诗集》中也有“是日捧进卷册又蒙召入，温语褒嘉，命讲‘为政以德’‘道之以政’两章，书‘诚正’二大字及颜米怀素并董文敏诸体。上亲赐乳酪果茶，谢恩辞出随蒙，颁赐貂裘一袭，锦缎五端……”[13]这一段记载与松江博物馆馆藏“清沈文恪公赐貂图”中，小斯手捧之物完全相符。

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前，上出尚方笺楮，命国子监祭酒沈荃，撰屏风铭楷书以进。是日呈御，上赏其书，赐表里各三匹，命于乾清门赐茶。”

康熙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詹事沈荃进呈奉旨草书《千字文》《百家姓》，学士喇沙里率同启奏。上览毕，将御书汉字二幅赐荃。令喇沙里传谕曰：‘……今将朕所书之字赐汝，非以为佳，但以摹仿尔字，故赐汝观之，果相似否。’”

康熙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复命荃写行书一幅、大字二幅。上又亲书‘存诚’‘忠恕’二匾，同以前御笔‘龙飞’‘凤舞’二大轴及内府法帖六本赐荃。”

到了清代康熙十七年（1678），沉醉于董其昌书法之中的清圣祖御书“清慎勤”“格物”赐给时任詹事府詹事的沈荃。[7]286并称：“联万机之暇，留心翰墨。汝书联所最喜，时时玩视。今书此示汝，且以五字励勉职业，汝宜念之。”

康熙十九年（1680）赐御书行书“御书心经”卷轴，沈荃在后作恭跋并受赐。[14]康熙二十一年（1682）又赐“乾清宫筵宴赋柏梁体诗”。康熙二十二年（1683）“赐缎纱各一匹。”[15]

“康熙朝士有官僚雅集杯，盖其时十人各制酒器十事，互相招邀。杯以白金为之，分别大小，如沓杯式，白质黑章，外界乌丝花草，内镌诸人姓字里居，旁镌‘官僚雅集’四字，以量之大小为次。首汤斌，字潜庵，河南睢州人。次沈荃，字绎堂，江苏华亭人。次郭棻，字快圃，直隶清苑人。次王泽宏，字昊庐，湖北黄冈人。次耿介，字逸庵，河南登封人。次田喜，字子湄，山西代州人。次张英，字敦复，安徽桐城人。次李录予，字山公，顺天大兴人。次朱阜，字即山，浙江山阴人。次王士祯，字阮亭，山东新城人。皆当时同官坊局讲读者也。”2可知当时康熙帝共铸造了十个“官僚雅集杯”，里面还镌刻姓名和籍贯，而沈荃以第一次第占据第二位，可见康熙帝对他的青睐和重用。

对沈荃的宠眷，使得康熙帝对沈荃的儿子沈宗敬，也很关心和照顾。据《清代起居注册》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时在苏州行宫时，还召见了沈宗敬，对其赏赐就有两次：第一次“三月十九日……御书字二幅，原任庶吉士沈宗敬《孝经》、墨刻《千字文》、御书‘清风兰雪’四大字，又字一幅。”[16]7008同年，这幅字被沈宗敬刻碑立于松江沈宅，此碑外栏刻有九条龙，故又称九龙碑，现藏于松江区博物馆。在碑文的题跋中有“皇上南巡于吴阊（今苏州）行宫，恩赐翰林院庶吉士臣沈宗敬，书康熙三十八年春三月十九日。”据《清实录》记载“传谕尔等既再三诚请，再三日于十九日起程”。[17]可见康熙帝原定三月十六日离开苏州府，因苏州府属官兵士民的跪留才定下三月十九日再起程。这与之前起居注的记载和碑文题跋的时间相符。第二次，又进“琴辨”“画品”二说，赐“烟岚高旷”额。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三十八年，沈荃第四子沈宗敬将内府所存沈荃文精意佳作，进行收集整理，呈与康熙帝。“落纸云烟帖四卷，清沈荃书，康熙四十四年奉旨摹勒。帖名隶书，冠以御题二字。卷一：沈荃《周元公太极图说》《仿圣教序》《仿颜真卿告身帖》《仿李邕大照禅师碑》《仿米芾书院帖》；卷二：‘大内南书房对联副本’大禹谟、卷阿诗、‘升平晏仿柏梁体诗’、《屏风铭》；卷三：《兰亭叙》《伊川四箴》《张子西铭》《朱文公敬恕斋铭》《张南轩主一箴》《真西山思诚斋箴》；卷四：《草书千字文》《唐人五律七首七律五首》。”[18]四月“二十二日辛酉，上驻跸扬州府……书‘落纸云烟’四大字，赐沈荃子、原任庶吉士沈宗敬”。[16]7121,7122足见康熙帝对沈荃教授书法的认可与感念。康熙四十六年（1708），沈宗敬奉旨将其摹勒刻石，藏于沈文恪公祠中。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有“华亭沈氏有《落纸云烟帖》，又《赐金堂帖》”的记录。该帖石版后来被散落在民间。1975年修方塔园时发现一部分，1985年又征集了一批，目前尚有26块存放于松江区博物馆艺术碑廊。或楷、或行、或草，基本能够反映沈荃的书法艺术。康熙四十四年（1705）秋，“赐编修沈宗敬诗扇。宗敬字恪亭。江南华亭人。戊辰沈廷文榜进士。告假于家者二十余年。素善画。每称旨。即于所进扇亲洒宸翰赐之。”[19]其中提到的扇面已裱装为立轴，现藏于松江区博物馆，上方的是一幅略有些掉色的金笺扇面，字迹略显模糊，钤首为白文篆书“□文斋”，根据与松江博物馆碑廊中的“清圣祖仿董其昌书碑”上的钤首阳文印比对，可以得知是清康熙御用宝玺之一的“佩文斋”，扇面上有行书“昼夜彷徨利禄间，奚如鄙里野人闲。诗书不解穷通事，名姓无闻士宦班。孔颜乐处箪瓢在，孝弟真情稚子关。可笑文章少实据，莫求典故纡青纶。”落款为“瀑布书”。据《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三十四记载，这首诗正是康熙帝撰写。诗后钤印了白文的“康熙宸翰”和朱文“保合太和”。下方的是一幅纸本的山水画扇面，石径之上，重峦叠嶂，山石层叠，展现出险峻磅礴的气势。落款为楷书“臣沈□□□”，落款虽有模糊，但据《石渠宝笈》为楷书“臣沈宗敬恭画”，由此可见这幅山水图扇面是敬献给皇帝的作品。据清代萧奭的记载，正是在沈宗敬进献了自己的画扇后，康熙帝再在反面题诗盖印赐给沈宗敬。

清圣祖仿董其昌书碑（松江区博物馆藏）

沈荃《落纸云烟帖》石刻（松江区博物馆藏）

清圣祖行书扇面沈宗敬山水图扇面合轴（松江区博物馆藏）

（三）“云间书派”第二次兴起的推动者沈荃

云间是今天上海的古称，明代设松江府，下辖华亭，故云间书派又称松江书派、华亭书派。

云间书派，最初是由明中期云间籍重要书家陆深（1477—1544）用理论方式勾勒出来的，陆深所处的时代正是吴门书派的鼎盛时期，他作为云间籍书家，针对明初和当时的书坛状况，内心颇有感慨，曾言“国初书法，吾松尝甲天下。”[20]但此时的云间书派尚未形成一个理性且有着共同目标的实质性群体，直至董其昌的书法享誉朝野、名动海外，并将自己的授业恩师莫如忠及好友莫是龙，比作王羲之、王献之再出，说道：“吾师人地高华，知希自贵，晋人之外，一步不窥，故当时知廷韩者，有大令过父之目。然吾师以骨，廷韩以态；吾师自能结构，廷韩结构多出前人名迹。此为甲乙，真如羲、献耳。”[21]莫氏父子也因艺术思想的传承，审美倾向和奋斗目标的一致性，具备了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文人书法流派的条件。董其昌在营建云间书派实体后，除“山中宰相”著名的学者陈继儒（1558—1639）外，其他成员的书法成就远不及董其昌，因此董其昌理所当然地成为云间书派的领袖。董其昌去世后，云间书派后继无人，到了明末几乎销声匿迹，直至清康熙年间，“书法帝师”沈荃，重又成为这一时期云间书派的中流砥柱。通过引导学欧、颜体的康熙帝改学董书，借康熙帝将董书的技法和风格一一嫡传入清朝。由于康熙帝对董书的推崇与偏爱，清代前期的书风偏重董书，有“圣祖则酷爱董其昌书，海内真迹搜访殆尽，玉牒金题，汇登秘阁。”[22]在康熙朝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君臣们皆以董书为尊，可谓是学董风气遍布全国，这与沈荃对康熙帝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康熙帝的审美标准主导着科举考试的书法风格。此时书学董其昌者在科举考试中往往得利，在仕途上也更为顺畅。作为朝廷近侍内臣，沈荃曾典试文风兴盛的浙江，也对董书的推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清初以来，江浙一带仍旧保持着人文芬芳的地域特点。松江地区又有着政治与文化上的资源优势，在京为官的沈荃同乡也不在少数，沈荃作为松江籍人，因擅仿“云间书派”的领袖董其昌的书法，得到康熙帝的宠眷，自然也乐意提携同为松江人士的善书者。地域性审美趣味的十分接近，促使他们产生共振式的艺术传播效果。沈荃的同乡王鸿绪（1645—1723）、张照（1691—1745）同样皆以擅长董其昌的书风见称于宫廷。而沈荃与后两者的传承关系则在于：董其昌传执笔法于沈荃，沈荃传王鸿绪，王鸿绪传张照。其中沈荃与王鸿绪的关系非常密切，论年龄，王鸿绪算是沈荃晚辈。因其书法取法董其昌，同为松江人士，且二者同朝为官，所以有颇多交流。王鸿绪在任翰林院编修期间，曾多次以晚辈身份求教于沈荃，沈荃对其极为照顾，二者关系密切。而王鸿绪的侄子张照也受到沈荃董书的影响，得到清三代帝王的钟爱，以至于宫廷楹柱多处悬挂张照书迹，更是被乾隆帝推崇为：“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由此不难看出地域优势与董书在宫廷大行其道的联系，同时更看出沈荃对清初“云间书派”传承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沈荃是继董其昌后，“云间书派”最突出的领军人物。

在康熙帝的推崇下，以沈荃、王鸿绪、张照为代表的“云间书派”才又再次兴起。在这种风潮的带动下，松江地区，也出现了一大批崇董的书家，在他们的推动下，使得朝野内外均以董书为尊，将“云间书派”推上了第二个发展高峰。

四、结语

“书在松江”，松江书法独领华夏数百年风骚。从西晋被誉为“太康之英”的“二陆”始，又有元代第一书法家的赵孟頫，杨维桢的“铁崖体”，再到明代“大小学士”沈氏兄弟的“台阁体”和引领“云间书派”的董其昌“董体”，直至清前期“书法帝师”沈荃引领全国学董书的风潮，将以董书为代表的“云间书派”推上了第二个发展高峰。使松江地区的“云间书派”得以延续着明代书法的余韵，推动着民间书法的热潮，这一强劲势头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之后，产生了巨大的凝聚作用，使“云间书派”法乳有继，对中国书法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宏理:《明清书画作家补考》,《美术研究》2004年第3期,第79页｡

[2](清)王昶:《沈荃传》,载(清)钱仪吉《碑传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74页｡

[3](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39页｡

[4](明)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载(清)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学林类26,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373页｡

[5](清)张英撰《文端集》卷十二,载(清)永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0402C页｡

[6](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7](清)王熙:《郎谥文沈公荃墓志铭》,载(清)钱仪吉:《碑传集》,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85页｡

[8]徐侠:《清代松江府家述考》,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9页｡

[9]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10]梁巘:《评书帖》,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574页｡

[11](清)钱仪吉:《碑传集》,台湾明文书局印行1985年版,第2册,第107-266页｡

[12]张万兴:《康熙帝学书沈荃考议》,载中国历史档案馆编:《历史档案》,2018年第2期,第112页｡

[13]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66､62､67页｡

[14](清)刘墉:《皇朝通志》卷一百十九,鸿宝书局1902年版｡

[15](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第90卷,100卷,110卷,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版｡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代起居注册》,中华书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3册｡

[17](清)《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38页｡

[18]容庚著,莞城图书馆编:《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第二十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91､1292页｡

[19](清)萧奭:《永宪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页｡

[20](明)陆起龙:《陆文裕公行远集》卷十二,《题所书后赤壁赋》,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59册,第319页｡

[21](明)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三《崇兰帖题词》,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71册,第339页｡

[22]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注释

1､引自馆藏扇面立轴中六世孙女婿冯世辉记录“著《探花文稿》藏于家”｡

2､清《清稗类钞》“物品类”,目前现世有六件｡

朱臻.清张远《沈文恪公赐貂图》及沈荃事迹考略[J].都会遗踪,2020(03):79-95.